第一节 辽宁满族的区域生境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生物基础、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特定族群以及文化心理等基础上共同建构的民俗文化空间，既有纵向时间因素与横向空间概念的外显表现，也有大量显性民俗及更多隐性民俗的内在制约。这个民俗文化空间可以打破行政区域上的划分，直接统称为同一个文化圈。辽宁地区的满族民众主要居住在辽宁东部山区，因为辽宁东部山区有大致相同的地理、生活及文化环境，民众拥有大体相似的生产生活习俗及信仰观念。可以说，辽宁地区的满族大多生活在辽东文化圈内，辽宁满族即是辽东满族。

一 辽东的概念及其沿革

“辽东”这一地域概念古已有之，据《辽东志》记载：“辽东，秦名，韵书辽远也，以其远在九州岛之东故名。又兼辽西，而言其分辽东，辽西者以其界乎辽河之东西也。”可见辽的原意为“遥远”，因其远在九州之东，故名辽东。“辽东”这一地理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既有地理方位的标识，还有行政区划的含义。

早在秦汉时期，辽东就被纳入“九州”的体系之内，当时称为“辽东郡”，是中原王朝首次在东北地区建制。公元前3世纪，秦开却东胡后，始置辽东郡。辽东郡主要包括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开原市以南，朝鲜清川江下游以北地区。后来，辽东作为地域名称，其包含范围越来越大，范围最大时全部古朝鲜地即大同江流域都冠以辽东。魏晋以后，虽然辽东郡不再管辖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但将这些地区称为辽东的观念还是沿袭下来。此后，“辽东”一直作为行政建制而存在，并一度成为东北的代名词。

隋朝，为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三次出兵辽东，征讨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

唐代，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大军征讨高句丽，贞观十九年（645）始克辽东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军又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676年，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城。

明代，东北的行政建制划分为南、北两大行政区。南部行政区辖境北自开原，南达旅顺，西起山海关，东抵鸭绿江畔，明王朝将此地区谓之辽东。明在辽东废州县，立军卫制，修边墙，实行军垦，先后设置辽东卫指挥司、辽东指挥使司、辽东都司，治所设在今辽阳市，辖有二十五卫二州，辖区相当今辽宁省大部。曾设一军镇名为“辽东镇”，被明朝列为“九边”重镇之首，镇守总兵官驻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为防止蒙古人入侵中原，明确开始修改辽东长城，其初始目的即是“拒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地区逐渐被一新强大起来的族群——建州女真的势力所控制和影响，建州女真对明朝在辽东的统治利益构成新的威胁，因此也迫使明朝不断修补完善辽东长城的防御系统。辽东镇遂成为明朝晚期投入财力、物力与兵力最多的一镇，直至建州女真建立的后金政权越过鸦鹘关、清河堡，攻入辽东镇腹地与明军共据辽东时，辽东长城才逐渐失去它的军事屏障作用。明隆庆元年（1567）辽东镇移驻辽阳，明末废此建制。

明中后期，“辽东”一词又常出现在明朝修建的“辽东边墙”的表述当中。“辽东边墙”始建于明永乐年间（1402—1424），西起山海关，东迄辽宁宽甸县鸭绿江边，与此地明长城连接，全长约980千米，由辽东镇管辖沿线防务。辽东边墙分为三部分，即辽河流域边墙、辽西边墙、辽东东部边墙。辽东东部边墙修筑于明成化至万历年间，从开原镇北关起到丹东鸭绿江畔宽甸江沿台（今宽甸县南境虎山）。东部边墙外有今抚顺市及新宾、清原、宽甸等县区，边墙内有今本溪市及本溪满族自治县、凤城、岫岩等县区。

清代，因辽东系满族发祥重地，被划归盛京特别行政区管辖。为保护“龙兴之地”的风水与资源，清政府在明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筑盛京柳条边。将明代不规则的钟形辽东边墙改筑成“人”字形的柳条边。由此，又衍生出“辽东边外”或曰“东边外”这一地域称谓。“辽东边外”，是指盛京柳条边凤凰城、叆阳、碱厂、旺清四边门以东，鸭绿江西岸的南北千余里之地（即今辽宁省东港市鸭绿江口上溯至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整个鸭绿江西岸地区）。这里原是满族聚居地，随着满族入关，清王朝对东北实施封禁政策，这一地区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状态。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营口开港，大量汉族农民冲破封禁，促使清政府在当地解除封禁建立设治，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有清一代，由于辽东这一地域称谓与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密切关联，因而“辽东”一词经常出现在清朝社会生活及典籍文献之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设辽东、辽西两省，辽东省省会在安东市（今丹东市）。1954年，撤销辽东、辽西两省建制，合并为今辽宁省。这些称谓以“辽东”冠名，是对久已有之的这一地域称谓的继承，其不仅相对清晰地反映出辽东地理范畴的演化变迁，也折射出中国历代社会对“辽东”地域概念的认知与认同。

二 辽东文化圈的历史溯源

辽宁文化历史积淀浓厚，具有辽东“一方水土”独有的文化韵味。与同处辽宁境内的辽西、辽南、辽北相比较，辽东的地理风貌及其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事象等文化蕴含，仍凸显着别具一格的特色与魅力。

首先，辽东文化圈有着悠久的历史发源。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辽水出卫皋东，东南注渤海，入辽阳。”辽水，意为辽地之水，为我国古代六川之一，是今辽河的古称。在远古时期，广袤的辽河流域曾是中国北方文明的中心。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辽河流域都有重要的文化遗存发现，诸如本溪的庙后山遗址、营口的金牛山遗址、海城的仙人洞等。而距今6000—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更是以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遗址群，以及彩陶和成组出土的玉礼器为标志，昭示了中华民族祖先从氏族到古国的历程，彰显出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如何在辽河流域冉冉升起。正是辽河流域这些远古文明的绵延迁化，生发成后世辽东文化乃至东北区域文化的原始积层。

其次，辽东文化圈的发展脉络复杂又不平衡。自商周进入文明社会后，辽东文化的主体便集中于以今辽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从燕国在此设置直至清代，辽东始终是中国历代社会统治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东行政区划的设置及其沿革演变，使这一区域形成政治统一体，也为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辽东文化的发展却并不连贯，几度出现间歇与停滞，这也是辽东与其他区域文化发展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诸如唐代高句丽灭亡，及至其后的金亡、辽亡、明亡，连年的战争都曾使辽东文化出现间歇与停滞。历史上，辽东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战国时期燕国在辽东与东胡争雄开始，辽东区域的战争就非常频繁。各朝各代的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宏大，是当地战事的主要特点。

最后，辽东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状态使当地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错综复杂，对当地文化的摧残与毁弃影响非常之大。历史上，鲜卑、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崛起时，大多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掠夺性极强。辽灭渤海国，毁灭了渤海国盛极一代的文化；元灭金，大肆杀戮，金代百余年的文化积累在战争中不复存在；明清战争，在清入关前即已进行了28年，城镇毁坏，人口减少，物质损失严重，明朝经营的东北乃至辽东区域的物质与文化、文明，多破坏殆尽。此外，历史上中原王朝多次对辽东少数民族进行征伐，如隋唐时期连续对高句丽的讨伐，对辽东文化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每次战后，辽东民众都历尽艰辛，投入生活与文化的重建。然而，即使断壁残垣整饬如初，却终难免毁于下次战争。这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于历朝历代，致使辽东文化发展难以为继，文化积累不能正常进行。

三 辽东文化圈的自然生计及山林文化特色

辽宁省作为山海关以外最南端的东北大省，濒临黄、渤二海，海岸线东起鸭绿江，西到山海关，全长2100多千米。全境介于北纬38°30′—43°26′，东经118°53′—125°46′之间，长宽相差无几，总面积达145700平方千米。[1]辽河、浑河、太子河、鸭绿江和大、小凌河等几大水系直接哺育了辽河流域各民族的形成及辽河文化的发展。辽宁省位于欧亚大陆东岸，属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当地气候经常受西伯利亚—蒙古高气压的控制，寒潮的侵袭及北方西北风天气的影响，从每年的12月起，辽宁省便进入寒冷而干燥的冬季，最低气温可达-40℃以下。

辽东地区主要是山林和丘陵地貌，属于长白山余脉，境内有千山、五女山、平顶山、铁刹山等著名山川，有浑河、太子河、汤河、细河、草河等大小不一的多条河流。在辽东民众的口中，他们亲切地将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称作“东山里”，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因地制宜创造出多种生计方式。

第一，农耕是“东山里”民众近代以来最主要的生计方式。据历史资料记载，轮耕、休田和倒茬三种农作制度都在辽宁地区普遍实施过，并且有时在同一历史时期交叉运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休田农作制普遍改为轮作，而且，在一年一熟变为一年多熟，有一定的技术突破。[2]目前，辽宁东部地区普遍实施轮种，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利用、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还可以防治病虫灾害、消灭杂草，作物产量明显提高。就播种作物品种而言，辽东地区雨水充沛、光照充足、无霜期短，且当地土壤多为残积质或坡积质形成的棕壤土[3]，这既决定当地的农耕生产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区，同时又进一步限定其农作物以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等旱作农作物为主，间或有少量的水田。其中，尤以玉米播种面积及产量为最高。[4]在传统社会，几乎大多数农家都要饲养牛、马、骡子、猪等各种牲畜，以备造粪和农耕之用。通常，农民们要在自家地中抽出几分田地种些谷子、糜子、豆子等单产并不很高的农作物，以便为牲口备些饲料。20世纪60年代以后，作物单打一的局面日渐形成，原本即是当地主要农作物的玉米逐渐在大田作业中显示出适应性强、产量高的优越性能。尤其是80年代生产队解体以后，饲养牲口的农户日渐减少，产量较低的糜子、谷子等也逐渐被淘汰，玉米普遍成为辽东山区农耕种植的首要作物。

第二，柞蚕放养是“东山里”民众的另一个主要生计类型。辽宁东部山区柞林资源丰富，向来以放养柞蚕而闻名。柞蚕放养不仅是当地民众为生存发展而做出的适应生态环境的文化选择，同时也是民众创造性地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柞蚕是我国的特产，最早源于山东。据史料记载，17世纪末18世纪初，山东农民来到东北，把放养柞蚕的方法和茧种带到辽宁。由于他们大多是横渡渤海在辽东半岛登陆，所以，辽东半岛上的盖县、岫岩和金复等周边地区成为辽宁最早放养柞蚕的地区。直到清代咸丰、同治以后，政府彻底废弃禁止在东北开垦的禁令，从而，辽东半岛上的柞蚕业逐渐向辽宁东部的宽甸、凤城、本溪、桓仁等地扩展，并以安东（现今的丹东）为中心。[5]自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始，辽宁南部和东部的柞蚕放养相继发展较快。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辽宁地区的柞林资源最为丰富，其柞蚕放养量和蚕茧产量均居全国及世界首位，例如岫岩、本溪、抚顺、宽甸、桓仁等东部、南部和北部山区皆是柞蚕的重要放养区。

第三，传统的渔猎、采集生计在“东山里”一直有所保留。“东山里”山林资源丰富，尤其是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蕴藏量也非常巨大，如人参、鹿茸、煤、玉石等，人们一直将获取山林中的各种资源视为特色生计方式。

首先是渔猎生计。渔猎是辽东民间久有的传统。清代，辽宁东北部山区曾被划为盛京围场，时称奉天围场或大围场。当年，清朝八旗官兵经常到围场讲武，校猎习兵。每届霜降之后，盛京将军便率领八旗兵丁浩浩荡荡发兵于此，途经西围场头营神树碑庙前（今辽北西丰县松树乡神树村），先杀牲祭拜满族猎神班达玛法（俗称“班达妈妈”），祭毕进行校猎。[6]每到农闲之际，人们常常集体进山，围猎狍子、野兔、狐狸、野猪，早期也有哨鹿、猎虎、捕貂的。历史上，辽东抚顺以及辽北开原等地皆设有马市，辽东山民往往携大量动物皮张赴市，与中原汉人进行各种交易，以换家用。辽东民众还传承了充分利用动物资源的传统工艺，如加工鹿血、鹿胎、鹿鞭、熬制“鹿胶”等。

其次是采集生计。正如史料记载：“清代定制，盛京贡品以鹿为主，其数量之多，及进贡次数之频繁，超过吉林与黑龙江两省。”[7]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东山里的满族民众“咬定青山不放松”，将“吃山”发挥到淋漓尽致。

每年春季和秋季都是采摘山货的重要季节，正所谓“春采山菜，秋摘野果”。辽东山区的山菜品类十分丰富，人们经常食用的就达40多种，如蕨菜、猫爪子、刺嫩芽、大叶芹、小叶芹、柳芹、叉芹、黑瞎芹、水芹菜、枪头菜、黄花菜、龙须菜、辣椒秧、明叶菜、杏叶菜、柳叶菜、小根菜、灰菜、紫花菜、刺拐棒、苦龙芽、婆婆丁、驴蹄菜、苣荬菜、柳蒿、牙爪子、水蕨菜、青毛广、红毛广、猫滑叽、空心菜、鞭梢菜、红花菜、野鸡膀子、燕别咕、桔梗、山糜子、山胡萝卜、山豇豆、山韭菜等。山菜的食法多种多样，可以生食、炒食、凉拌、包馅、熬汤，也可以制成干菜、泡菜、咸菜保存到冬天。蘑菇、木耳也是山区民众重要的采集对象，故当地有“雨后拣木耳，雾后拣蘑菇”的说法。到了秋季，正所谓：“七月榛子，八月梨，九月核桃不用蜕皮。”从农历七月开始，山杏、沙果、李子、榛子、山楂、山里红、山葡萄、山核桃、栗子、松子等野果相继成熟，人们三五成群，上山采摘。不管夏秋，在山里采回的山货，当地人留足自用外，其余都拿去出售，以补贴家用。此外，中草药也是辽东山林的重要资源，如细参、刺五加、地龙骨、白浮子、黄芩、柴胡、防风等，还有一些产自山林的中草药被移到家中人工栽培种植，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在辽东地区，除采山货、挖刨中草药，人们还一直沿袭挖山参的特色生计。辽东山区是我国东北的主要人参产地，多年来，人们通过对山参生长地点的观察，对山参生长习性的掌握，对山参采挖技术的积累，对山参药用价值的总结等，形成了丰富的挖参习俗和信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辽东民众从最开始的对野生人参进行单纯性采集、储存，发展到后来的加工、园林栽培，再到“林下参”的种植和培育，无不显示出当地人对山参生长及培养习俗的充分了解和掌握。

在生活习俗方面，辽东是满族聚居地，满族先民有“以木为栅”的居俗，至今辽东乡村仍保留这一古风，一些人家的院子仍以杂木或树枝围作栅栏，民间俗称“夹杖子”。起脊式民居、苞米楼子、柴火垛、柈子垛、木头栅栏，还有以山材编织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如土篮、抬筐、簸箕、笸箩、盖帘、笊篱等。这些同属“木”科的山林资源，被辽东民众就地取材浑然一体地组织进村落生活空间，无疑构成辽东乡村特有的生活习俗和居街景观。

由上可见，辽东地区特殊的自然生态区域特点决定了辽东地区物产丰富，也决定了辽东区域满族民众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满族的生计方式。他们一方面沿袭传统的渔猎采集生计，另一方面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农耕、放蚕、移栽林下参等劳动上，这些生产经验和生活经历的累积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民众的社会心理成长过程，并全方位地投射到当地民众的口承叙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