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族群的历史沿革与文化传统

满族是在我国东北崛起的少数民族，其源流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肃慎，直至明朝时期的女真，特别是辽、金时期的女真人一直被视为当今满族的直系祖先。与东北其他民族相比，辽宁满族的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尤其是明朝时期女真人的分化与迁徙为辽宁满族的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和渊源。此后，辽东区域开始了满族崛起、建立政权、迁都入关、移民流入、封禁开禁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与其他族群的磨合互动中，辽东满族民众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族群特色与文化传统。

一 辽宁满族的历史脉络

明朝时期，受自然资源及生存环境的压力所迫，满族群体内部分化为三个大的支系，各支系为了谋生存发展逐渐出现较大的变迁。一是海西女真即史料中记载的扈伦四部——叶赫、哈达、辉发、乌拉部，逐渐移居到吉林以南地区；二是野人女真即史料中记载的东海部（窝集或兀窝集），一部分已迁入海西、建州旧地；三是建州女真即满洲部、长白部从黑龙江、吉林地区南迁至古辽东地区，并在此繁衍生息，成为辽东满族的重要渊源。据明嘉靖十六年重纂的《辽东志》记载，当时的开原、辽阳等地均有女真人活动，并且由渔猎不断向农耕进行转变。[8]又据明朝人程开祜所撰《东夷努儿哈赤考》记载：“开原东北，南抵鸭绿江，委蛇八百余里，环东边而居者，则皆女直之遗种，皆辽之属夷也。”可见，至明代，辽东东部边墙内外主要居住的是建州女真。

伴随着建州女真在辽东崛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在辽东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立后金政权；1626年，努尔哈赤殁，皇太极在盛京继任称汗，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族（后通称满族）;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建立大清王朝，满族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开创满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王朝时代。

自清军入关后，盛京地区一直处于“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残破景象[9]。但自顺治、康熙皇帝鼓励开垦东北荒地，并拨丁屯耕以后，辽宁地区逐渐繁盛起来。清政府在盛京柳条边的东部，设置威远堡、英额、兴京、碱厂、叆阳、凤凰城六座边门，对柳条边进行管理。从吉林、黑龙江等地调拨来大批“八旗”兵民来到辽东这六座边门附近居住，看守边门，同时且守且耕，“占山”落户，实行屯垦戍边，使辽东的满族人口大幅增加。

出于对“龙兴之地”的保护，清政府颁行保护条例，“柳条边”数度封禁、开禁，对辽东、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与历史走向构成重要影响。据资料记载：顺治八年（1651），清朝准许出关开垦，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汉人陆续来到辽西、辽东开荒种地。这些汉族人来到辽宁境地，并先后加入满族八旗。随后，清朝政府又连续颁布几道鼓励出关垦荒的官令，如1653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授官的命令，其中规定招民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1655年规定，“凡欲往盛京领地设庄护坟者，若将畿辅分内壮丁地退出，准拨熟地，不愿退出者，以荒地拨给”[10]; 1673年规定，从北京移住官兵当差及安庄人等，退出畿辅地亩，可以拨给盛京旗地中已开垦的余地，或未垦荒地。清朝政府在正式向盛京拨丁垦荒的同时，还派遣大量的八旗兵丁到东北驻防。

直到嘉庆（1796）以后，禁垦令被迫废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居民纷纷涌入，首先渗入辽东半岛和辽河平原，由河北、热河一带迁来的居民，一部分就近定居西部地区，其后北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也都得到开发。新来的居民仍沿用过去的耕作习惯，在平原丘陵地区播种高粱、玉米、大豆、棉花等，山区经营林产、果产和放养柞蚕，沿海地区开展渔业生产，草原上原有蒙古民仍然进行游牧，后来朝鲜族逐渐移入，在东部山区又开展水稻种植，于是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轮廓大致形成。[11]

此后，这股移民的浪潮一直延续，并到20世纪初期又形成另一个高潮。据史料记载，1919年，奉系军阀控制东北政权，东北局势日益稳定后，大量的关内移民移入东北。他们不远千里，独自一人抑或举家全迁来到辽东这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闯关东”一时成为山东百姓寻求活路、实现梦想的一条重要出路。随着关内移民的涌入，他们不仅在人力、物力方面支援东北地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熟稔农耕劳作的山东先民还带来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农耕知识，使东北地区在农耕技术推广、作物品种改良、化肥使用以及农机推广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从而为当地农事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辽宁满族的文化特征

经过不断的发展，辽宁满族在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往中延展出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特色，现将其文化特征归纳如下：

第一，原生满族文化基因保留丰富。长久以来，在清王朝建都200余年的北京，满族文化保留不多，人们普遍认为满族已被汉化。然而，在地处深山腹地的辽东地区，这里既是满族发祥的“龙兴之地”，又有满族民众世代居住，满族文化遗存保留非常丰厚。仅以辽东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这里除了后金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城以外，还有世界文化遗产——清永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保存了大量满族活态文化以及丰富的满族传统民俗，如传统的万字炕、西墙上的祖宗板、用满文书写并绘有祖先古老画像的土布“斡单”（满族家谱谱系图）、会讲满族原始神话故事的民间叙事传承人、满族早期生活特色浓郁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品等。这些满族特色浓郁的文化符号在辽东地区随处可见，满族文化由外及内支撑起辽东区域文化的巨大张力。

第二，多民族文化融合汇通。辽东境内除了满族外，还有汉族、朝鲜族、锡伯族，呈多民族杂居、各民族聚居状态。各族民众和睦相处，在文化上坚守的同时，互相采借与交流。以辽东朝鲜族为例，与境内的其他民族相比，朝鲜族的生存史更为复杂坎坷。东北朝鲜族并非古高句丽之遗民，而是比较晚近时期进入中国谋求生存的朝鲜半岛人口。19世纪中叶，朝鲜半岛连年的灾荒与战乱，大批朝鲜边民越过鸭绿江、图们江到中国的东北私垦边地。其间，清政府屡次交涉并进行驱逐均告无效。这些朝鲜民众出于求生的本能来到东北各地定居下来，后来自愿接受中国王朝的法令与管理，成为东北的少数民族。此外，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残酷的高压殖民统治也促使朝鲜半岛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纷纷外逃中国东北。尤其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为了实现“满洲农业、日本工业”的计划，制定“朝鲜人指导纲要”，强迫大批朝鲜农民移民中国东北，垦荒种地。据辽宁省《新宾朝鲜族志》记载：“1939年，第一批集团开拓民，由朝鲜全罗南道移民200户至新宾红庙子一带地区，开拓民都是普通的贫苦农民，他们拖儿带女从朝鲜荣山浦上火车，经7昼夜直达南杂木，然后用卡车送到红庙子。”[12]移居辽东的朝鲜族民众，在文化上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同处于一个生态区位，辽东的朝鲜族与满族在文化上明显有别，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意识，两个民族都各有独特之处。

辽东朝鲜族民居与满族一样多为起脊式木质结构，但满族民居的屋顶是南北两面坡，朝鲜族却为四面斜坡，且多用稻草苫盖。在火炕型制上，与满族的三面炕、两面炕及今天的一面炕不同，朝鲜族人家整个居室的地面都是火炕，也称“地炕”。进屋就上炕，吃饭、睡觉、室内各项活动都在炕上进行。朝鲜族人家的厨房都砌有大锅台，一条通火道上安有多口小锅，做饭时各有所用。地炕与厨房有门相通，南面开门，进屋须脱鞋，席炕而坐。在饮食方面，辽东朝鲜族不似满族以炖菜、炒菜为主，而是精于制作各种泡菜，善于腌制各种咸菜。近年来，东北朝鲜族的饮食喜好已经风靡北部中国，朝鲜族烧烤已成为各族通吃的美食。朝鲜族素以擅植水稻而名扬域内，辽东朝鲜族民众将这一种植技艺悉数传予境内的满族、汉族民众。辽东朝鲜族还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及服饰、婚丧、寿诞等特色习俗，“朝鲜族农乐舞（乞粒舞）”“朝鲜族花甲礼”已分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辽东区域的锡伯族人口不多，主要居住于凤城等地。尽管与区域内满族、汉族文化长期交融相汇，但辽东锡伯族仍保留一些本民族的文化遗风，在辽东山区至今仍可见到锡伯族特色文化，如“喜利妈妈”祭祀、正月十五“灯倌秧歌”、正月十六“抹黑节”、锡伯族“六碗汤”等。

综上可见，明清以来辽东地区人口的构成主要以满族和汉族为主，朝鲜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为辅。以女真及其后裔满族为主的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在这里反复摩擦、较量，满汉文化逐渐融合，使辽东区域成为北方渔猎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汇的前沿之地。这里既融进了外来的文化因子，又保持了本区域独有的特色，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特点，许多带有区域性、民族性标记的文化传统及其事象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