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研究背景、文献探讨及研究框架
一 研究背景
2016年3月17日，马云宣布阿里巴巴正式启动其“BUY+”计划，成立VR（虚拟现实）实验室，引领未来购物体验。实验室启动的第一个项目是“造物神”计划，联合商家建立世界最大的3D商品库，真正实现足不出户，身临其境购物。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片断：上班途中，穿行于城市，沿途的户外广告似乎是每个城市的第一印象，车载电视或广播传出主持人悦耳的声音，祝你早安，提醒您别忘了喝杯“雀巢”咖啡提神；等电梯时，楼宇电视向你热情推介最新的打折信息，电梯门口，跃入眼帘的是莫文蔚代言新款凯迪拉克SRX，“纵横，忠于自由”，鼓励你适时逃出城市的钢筋水泥，找回真正的自己；回到家，打开电视，漂亮的主持人在你梦寐以求的采光充足的厨房，使用着德国产的全套厨具，向你演示精美健康的菜肴制作；用完晚餐，新闻里播放着拉动内需、调节供给优化消费结构的最新政策，接下来的新闻你也许不感兴趣，拿起手机看看微信朋友圈，发现已被微商占领，大V们正在展示各种商品，顺手翻开下班路上顺路买回的杂志或报纸，寒冷的冬日里，媒介展示的是温暖的旅行度假地图片，搭配有腔调的解说词，让你忽然间幸福指数飙升，心旌神摇，跟随媒介的步伐舒畅地完成了一趟神游，往沙发后背靠靠，又被电视上热闹好看的综艺节目吸引住了，明星云集；忽然想起网上的《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更新的时间到了，英式优雅风尚吸引你急切地打开电脑，Flash蹦出来，是《太阳的后裔》中宋慧乔的同款衬衫广告……
把目光转向传播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中国首次尝试跨媒体平台播出的时尚互动短剧《安与安寻》，2009年5月首播，每周更新，由桦榭集团与宝洁公司联合出品，以顶级时尚杂志《安》的美女编辑安想为故事主角。安想是位时尚小公主，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工作光鲜体面，生活繁花似锦，25岁生日的那个早晨，她的人生突然发生逆转，挫折接踵而至，让她重新审视这个世界，迅速成长，真正地体验并享受生活，在都市丛林里寻找到真爱，追寻到“安”。短片中的安想，生活在上海这座国际都市，是一位干练的时尚杂志编辑，工作疯狂，用度奢华有品位，在意大利餐厅约会，在时装秀场、体面的写字楼工作，在精致明亮的公寓里生活，接触的人群是名模和青年才俊。短剧跨媒体合作平台的伙伴名单，包括：
网络媒体Elle中文网，Youku（优酷）、Baidu（百度）、土豆网、新浪女性频道、网易女人频道等；
户外媒体Tulip（郁金香传媒）；
平面媒体包括国内一线的时尚杂志《安25ans》《Elle世界时装之苑》《嘉人Marie Claire》《名车志》等，杂志纷纷发行随刊单行夹页扩大宣传。
第二季《安与安寻之美丽千寻》，两岸人气偶像加盟，网友可以进行每一集A、B两个结局的自由选择，还可赢取宝洁、多普达、爱马仕、宝马等商家送出的超值大礼。
2016年6月8号在湖南卫视首播的时尚剧集《是！尚先生》，由芒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和力辰光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郭敬明担任总导演。该剧以时尚行业为背景，讲述风尚集团继承人尚铂燃，潜入自家的时尚杂志社，寻找母亲离世真相，在人生的历练中，遭遇了爱情与事业的双重挑战。该剧海报上的“Yes，it's love. Yes，it's fashion”，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该剧的核心内容——时尚与爱情。主演陈学冬一向是时尚界的宠儿，私下里是位时尚爱好者，每次参加各大时装周都会引来大家强烈的关注。此次在电视剧《是！尚先生》中，他自带上百套私服，将自己独特的时尚感，融入尚铂燃这个角色里。另一位主演邬君梅，美籍华人，首位被《人物》杂志评为“亚洲最美50人”的亚洲女星，也自带了60多套私服参加演出。电视剧集以时尚行业为背景展开故事，时尚秀场、高档餐厅、各种品牌展示贯穿剧情，观感有如移动的时尚杂志。
以上情景描述和《安与安寻》案例从具象层面展示了本课题的研究问题缘起，消费信息遍布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传统大众媒介和新兴的网络媒体、社交平台是最主要的消费信息传播渠道。在我们熟知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外，媒介建构起了一个立体的符号环境，弥散于日常生活当中，构成了我们生存空间的一部分。
置入宏观的20世纪初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脉络中来考察，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迈入消费社会。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媒介一直在引导和制造着大众的消费需求，促推着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的形成。新自由主义为推手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消费文化作为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代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腾飞，从商品短缺时代进入大规模消费时代。进入21世纪，“白领”“小资”“中产”等社会阶层，以及各类“精英”群体，迅速成长为中国社会引人瞩目的力量，成为消费文化的重要符号意象和承载群体。罗德公关与精准市场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16中国奢华品报告》显示，在全球经济低迷，奢侈品销售大幅度下滑情况下，中国内地的消费需求依然稳定，42%的内地消费者仍计划增加对各类奢华品的消费支出，且奢侈品的线上购物呈现上升趋势。[1]此外，中国媒介体系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虽然没能在宏观制度上改变媒介格局，但媒介在很多经营性的项目和消费娱乐类的内容上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市场自由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博弈和动态的平衡态追求淡化了经济、文化的政治色彩，给媒介和社会提供了协商空间。中国媒介从意识形态和实际运作层面在依然坚守“喉舌”功能的同时，逐步在市场竞争格局中树立起受众本位意识，媒介在国家意志之外，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社会诉求，中国媒介消费信息传输总量的剧增，正是发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然而，这只是现实中光鲜的一面，离开更多被媒介所呈现的都市场景，一系列数据向我们展示的，是另外一番图景。200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跃升至世界第三位，人均GDP排名却是第104位。[2]2005年，世行大规模收集了国际可比性价格数据，将国际贫困线上调到每人日均1.25美元。当年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仍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1.25美元。2009年4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贫困人口的报告，依照国际标准，中国消费贫困人口的规模，仅次于邻国印度，位列全球第二。[3]依照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农村贫困人口占据了中国贫困人口的九成以上，而只有1%—3%的贫困人口分布于城市，贫困问题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持续上涨，从1981年的0.31上升到 2003年的0.45，收入不平等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即使考虑到城乡差异，做了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基尼系数也在迅速扩大，1990年是0.329，2005年是0.443。报告分析，两方面叠加的结果，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城市、农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报告指出，1994—2006年的12年中，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7300万人，从 1.45亿人下降到 7200 万人。[4]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9年）》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失业率大概是9.4%，其中85%是18—49岁的青壮年人口。[5]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2010年前后，基尼系数略高于0.50，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不平等的一个状态。2012年，以家庭纯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51，2014年为0.50。[6]
2016年，1%金字塔尖的家庭拥有中国30%的财产，而25%的居于社会底端的家庭财产拥有量，仅占社会财富的1%左右。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从教育机会到医疗保障，整体呈现扩大趋势。[7]
归结起来，当前中国现实消费环境的整体拼图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整体飞跃，消费者处于主动地位，买方市场形成，内需存在着庞大的提升空间，商品短缺的卖方市场已成为历史，一个包括“小资”“白领”的中间群体和各类“精英”群体正在迅速成长，并且在消费中寻求新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收入差距逐步转化为社会鸿沟和消费差异，新的社会分层机制显现，城市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农民、城市失业人口、农民工及其他低收入人群收入低微，在生活机会、社会区隔、社会再生产循环圈方面都处于劣势，购买力严重不足。
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媒介消费信息的传播路径为何，其意义建构方式是怎样的？中国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轨迹是怎样的，呈现出怎样的独特图景和构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层次的转型变革，媒介的消费信息传播与怎样的力量存在着互动和链接？媒介消费传播对于社会场域，尤其受众的影响为何，其意涵如何得以呈现？本课题将竭力挣脱方法论民族主义[8]之囹圄，立意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转型与媒介转型背景下，媒介镜像和社会现实相对照的视野下，以中国境内媒介，尤其是包括书报、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及互联网在内的大众传媒的消费信息传播为研究对象，回应新兴媒体在消费信息传播领域的迅速成长，在场域分析架构下，以空间、资本与权力为分析维度，试图回答媒介拟态消费环境的基本型构、空间失衡、社会建构和传播机制四个关键问题。
二 文献探讨
消费文化理论，是当前国内外对于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研究的观察视角和思考进路，关注传媒在社会消费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国内来看，现有文献对于“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概念在使用上界定模糊，有些地方存在争议。以尹世杰和刘江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消费文化与消费社会产生的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是不同的概念范畴，它是人类在消费实践中生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或观念财富，贯穿人类社会历史。[9][10][11]黄平、董天策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消费文化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即消费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黄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12]董天策援引迈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M.）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关于消费文化的界定：“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指出将“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概念互换使用，不仅是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而且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传统。[13]研究者发现，在《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一书中，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也是将消费文化与20世纪以来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进入消费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相提并论，视其作为物质文化的一个特殊形式。[14]2008年9月，《文化研究》（Cutural Studies）杂志刊出一期消费主义研究专辑，2011年单独出版。萨姆·宾克利（Sam Binkley）和乔·里特（Jo Littler）在序言[15]中，对消费主义（Consumerism）概念进行了厘清，提醒我们注意到，在英美社会里，消费主义一词指代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是一种社会名称的内涵，这种意涵面向上的消费主义呈现的是一种理性的、男性主义价值取向，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意义上裹挟大众的消费主义是针锋相对的。这期专辑里收录的文章，承袭费瑟斯通和卢瑞的概念理解，在研究表述中，将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在内涵等同意义上交替使用。本研究在概念使用上沿袭后一种路径，认为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指代的对象是基本一致的，即特定的消费社会阶段的文化，但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在意涵上，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消费文化更具客观表述与价值中立意味，而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的使用有意识形态倾向，包含价值判断的意味。
（一）消费文化研究
国外对于消费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种路径。
第一种研究路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向的，关注宏观社会层面的问题，主要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和卢卡奇（Georg Lukacs）的“物化”理论是主要的理论渊源。研究者从扩张的商品生产和“需求”概念出发，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进行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社会制度和技术革新大幅度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商品生产扩张引起的消费商品等物质文化的大量积累情况，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需求，即通过意识形态操纵，将人类对于劳动的真实需要，异化为对商品无止境的“虚假需求”，使现代人沦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不自由，不自知的，被“异化”的“单向度”的人。媒体的跨国界传播背景下，这种研究思路，发展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视角。在《如何在迪斯尼乐园中成为一名将军》一文中，多夫曼（Ariel Dorfman）与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指出，出于商业目的，迪斯尼通过其媒介产品，在欢乐温暖的故事中不动声色地向第三世界的儿童输出了同质化的美国价值观，这些观念涉及对社会的基本看法，对事物的品味与模板化的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服务于迪斯尼的全球扩张战略，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包含特定价值理念的信息，并且基于这些理念来建设他们的社会和家庭生活。[16]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Sklair）指出，全球消费资本主义体系，不遗余力地向第三世界推销消费主义，诱导超越社会阶段的、虚假的消费冲动，以维持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和持续的利润攫取，从而忽略对于他们自己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生产能力和支付能力的思考。[17]
第二种研究路径是文本取向的，关注意义的产生，分析消费个体层面上的情感快乐和体验、欲望的满足。这种路径将消费世界看成一个个特定的文本，符号学是这种取向的重要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关注消费文化给身体层面带来的刺激与审美层面的快感植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符号学引入消费文化研究领域，在其著作《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流行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中，巴特以“符号体系”的概念视角来看待包括时装、食品、玩具、摄影等在内的日常消费文化，运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意义的“祛魅”分析，揭示文本、符号神话背后真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18][19]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一书中，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概念结构出发，考察了消费文化的符号学形态特征，并从应用维度对其进行了批判。[20]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物的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是对消费文化符号价值最具影响力的思考成果，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的必然结果，是通向对符号的积极操纵。[21]
第三种研究路径来自社会学视角，关注个体和群体的消费方式。文本意义取向看到的商品和消费是一个符号世界的话，社会学视角的消费文化中，商品是一个个个体和群体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区别，是人们的教育背景，收入水平，职业类型等信息，人们通过商品向外界表征这些信息，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积极寻求与同类群体的认同。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伊舍伍德（Baron Isherwood）研究了物的社会意义和仪式意义，指出一切物质商品都具有社会意义，物的秩序直接反映着社会的秩序，人们对商品享用过程在理性范畴内表达自己的过程，这种表达包括将其作为进入理想的社会阶层的标签。对于商品的使用，在于在任何场合泰然处之，并能恰如其分地消费，[22]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区隔》（La Distinction：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1984）一书中，将社会阶级以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的“趣味”为指标进行定义。他指出，消费及生活方式的审美趣味与家庭出身、教育经历、职业类型和社会阶层、群体密切相关，各个社会阶层或群体在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两个层面上，为“获取地位性商品”而展开竞争，“新型文化媒介人”群体——提供符号产品生产与服务的新型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正是产生于这一争斗过程当中。[23]社会学视角的重要研究，还有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西莉亚·卢瑞的《消费文化》。研究者在这两本著作中，探讨了消费的风格化、消费文化的全球传播、消费与生活政治等问题，这些都拓展了研究思路。
最后是消费文化与环境保护问题的视角，这种研究路径伴随着近年来环境保护运动在全球的兴起而出现。美国纽约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资深观察员艾伦·杜宁（Alan Durning）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How Much is Enough：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24]一书，从地球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论证了由更多的小汽车、空调、购物街所构成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努力说服人们转变生活方式，打破无止境消费的恶性循环，建立量入为出的社会。这种研究视角关注公平贸易、血汗工厂、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问题。《文化研究》杂志在2008年9月消费主义研究专辑当中，刊出多篇文章探讨上述议题，反映出这种研究取向的受关注状态。
此外，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奢侈与资本主义》（Luxury and Capitalism）、凡勃伦的（Thorstein Veblen）《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堤清二的《消费社会批判》以及尼古拉·埃尔潘的《消费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Consommation）等著作从资本主义的起源、制度经济学、产业社会学等角度为消费文化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国内有关消费文化的研究主要来自文学批评与社会学领域。
文学或文艺学视角的研究，多探讨符号文化与视觉文化主题。王晓明在《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一书中，以广告、时尚杂志、建筑、电影、酒吧、小说等种种新的消费文化现象为视角，探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及新神话的主角。此外，代表性的研究来自陶东风的《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王一川《中国消费文化中的悖谬》，周宪的《视觉文化的转向》《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从视觉文化观点看时尚》，戴锦华的《书写文化英雄》等。
在上述系列文章和刊物中，研究者主要的理论工具是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资源，从审美、视觉等角度，对新兴的消费文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进行批评。
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有王宁的《消费社会学》《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陈昕的《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姚建平的《消费认同》等。
上述研究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中国语境下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重要理论思考和社会学实证调查的支撑。
（二）消费信息传播与媒介
西方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消费信息传播与媒介的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
遵循经验主义研究传统，采用量化研究方法，针对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效果研究。这方面烁如繁星的成果主要来自广告营销和媒介社会学领域，探讨广告传播对消费者态度、行为变化的影响，或媒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展示对受众个体认同、社会评价的影响等。
遵循批判研究传统，以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沿袭上述消费文化研究当中的批判取向和文本意义分析路径，对传媒与资本、国家话语共谋，使本应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公民沦为沉迷于商品占有的消费者的实践进行批判。这方面衍生出许多重要的研究取向，如比较研究视野下的媒介帝国主义、性别研究视野下的女性主义和传媒消费文化研究、亚文化群体与消费文化研究，等等。
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研究，在研究取向上大多遵循西方的批判研究传统，具体来说，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研究对象上，针对单一媒体或媒体文本进行研究，尤其集中在针对广告、时尚杂志媒体的信息文化意涵上，即消费文化传播内容研究上，鲜少涉及与媒介形式密切相连的“信息方式”[25]的研究。如邰小丽的《白领时尚消费文化——试论时尚杂志的价值经营哲学》、周春玲的《时尚杂志与大众文化》、汪潇的《广告与消费主义文化》、刘柯兰的《时尚杂志与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等。
二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遵循文化研究或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关注微观层次上，个体从媒体消费文化中获得的情感快乐，梦想与欲望的满足，或是在宏观层面上，关注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的对媒介消费主义文化的操纵问题，对其进行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阐释与批判。理论视角上，多从西方消费文化的理论话语中撷取资源，用以剖析传媒现象。研究取向亦多集中于上述消费文化研究路径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和文本意义取向，如肖显静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学解读》、杨魁、董雅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解读》、秦志希的《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蔡骐、刘维红的《论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等研究。
近年来，新生代的学者开始运用大数据、实证分析方法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广告、品牌传播的效果分析上。
从国内外既有文献来看，许多研究者都关注到了现代媒介是当代社会消费信息传播的最重要载体和放大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消费快感的贬抑态度，在媒介与消费信息传播领域延续，研究凸显了消费主义文化的问题。具体到中国的研究现状来看，批判研究的相关理论在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研究中占据着主导的话语权，以单一媒介及其文本内容为研究对象，批评其消费主义倾向。该领域的研究缺乏对中国语境下媒介消费信息型构与传播的细致具体的考量，西方理论话语中的消费主义概念及其对消费主义严苛的批判取向，遮蔽了对于中国传媒消费信息传播与实在的中国经济、政治、技术、社会之间联系的更理性、更切近的思考。本书认为，这种研究路径揭示了当前中国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某些文本内容层面的意涵面向，但媒介化生存是我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对于单一媒介及其文本内容的研究已无法真实、客观、立体地体现当前人们消费信息的接收状态，对于媒介消费信息传播的研究亟需回应现实的新视角。《媒介制造》（Media Making）一书的作者葛罗斯伯格（Grossberg）富有洞见地指出，不同媒体及内容的“区隔”，使我们看不到媒体之间及媒体与社会文化互动所构成的整体性。[26]本书提出“拟态消费环境”概念，为多媒介社会中消费信息的传播研究提供整体性的思考空间。
三 研究思路
格雷厄姆·默多克（Murdock，G.）指出，许许多多文化研究成果在阐释的范畴内徘徊，进行意义建构论述过程分析，缺乏将阐释与制度面、经济面、物质面结合起来观察的视野，另外的一些研究，分析文化工业，却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这个产业真正的运作状况。他认为，我们应“将各种传播过程均涉及的两个部分——具体的物质部分与曲折的符号论述部分，经济的与文化的——打从构思阶段，就要让它们产生关联，而不是一面倒向任何一个部分”。[27]李金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媒分析的架构：第一个最宏观的层次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第二个层次是媒介社会学路径的分析，第三个层次是媒介的文本分析，第四个层次是脉络分析，看解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从媒介获得的意义。[28]
本书沿袭这种思路，提出“拟态消费环境”概念，以场域作为整体分析架构，拟体现出一种社会—传媒—个人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性研究路径，分析国家与市场、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市场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型构与动态链接在传媒消费信息传播领域的形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本书取径诠释学，以演绎理解的方式，同时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汲取学术资源，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探索媒介消费信息的建构、运作和意义生产方法，并以社会学式的切入点分析文本形构后的政治经济脉络，综合考量媒介的文本、机构与受众因素。
研究内容的主体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章 探讨拟态消费环境，社会空间，场域分析等关键性概念，确立概念框架和分析进路，从观念层面上勾勒研究对象。
第二章 分析媒介拟态环境内主要的机构化行动者及其运动轨迹，剖析场域的基本构型及其意义发生建构机制。
第三章 讨论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场域内蕴的冲突、运动，探讨媒介镜像和社会现实交错中所呈现的场域特征。
第四章 以场域的外部分析为进路，探讨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场域建构的外部动力机制。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场域受到全球消费资本主义体系确立的规则影响，国家—市场—社会力量的链接对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场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五章 以场域内部分析为进路，探讨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内部建构的动力机制。探讨作为次场域的当代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场域在将外部动力转译为内在逻辑，并争取场域自主性的过程中，机构和个体行动者的策略和斗争轨迹。
第六章 探讨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场域的传播机制：中介和聚敛。以个案分析形式，探讨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场域对新闻场域、电影生产场域、日常生活场域的影响。
第七章 从消费政治的角度，探讨媒介拟态消费环境中特定知识的生产和割裂的社会现实，从生活政治角度，探讨解放政治后的生活方式选择问题。
[1] 《中国内地奢华品需求依然强劲》，《周末画报Business》2016年3月26日第8期。
[2] 《人大经济论坛》2009年6月18日，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447285&highlight=2008%C4%EA%C8%CB%BE%F9gdp。
[3]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世界银行》2009年6月17日，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EAPCHINAINCHINESE/Resources/3885741-1199439668180/China_PA_Report_March_2009_chn.pdf。
[4]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世界银行》2009年6月17日，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EAPCHINAINCHINESE/Resources/3885741-1199439668180/China_PA_Report_March_2009_chn.pdf。
[5] 《中国社科院发布2009年〈社会蓝皮书〉》（摘要），《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15日）[2009年6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12-15/1488153.shtml。
[6] 谢宇、张晓波：《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4页。
[7] 《诺奖经济学家：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4月11日）[2016年4月15日]，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60411/herald/46324e62664af71955 be40607d2f8134.html。
[8] 指脱离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来讨论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思维定式。详见赵月枝《国家、市场和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来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7年第2期。
[9] 尹世杰：《加强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光明日报》1995年4月30日第7期。
[10] 尹世杰：《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人民日报》1996年8月24日第6期。
[11] 刘江：《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新视野：消费文化》，《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12] 黄平：《面对消费文化，要多一份清醒》，《人民日报》1995年4月3日第11期。
[13] 董天策：《消费文化的学理内涵与研究取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0期。
[14] [英]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3页。
[15] Sam Binkley & Jo Litter，Introduction：Cultural Studies and Anti-consumerism：A Critical Encounter，Sam Binkley & Jo Litter，Cultural Studies and Anti-consumerism，New York：Routledge，2011，pp.1-12.
[16] Ariel Dorfman，Armand Mattelart.Introduction：Instructions on How to Become a General in the Disneyland Club，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Keller.eds.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Key Works，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122-129.
[17] Leslie Sklair，Culture-ideology of consumerism，Ritzer，George. eds.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Wiley Online Library，2018-06-08，https：//on line 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0470670590.wbeog 099.
[18] Roland Barthes，Operation Margarine and Myth Today，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Keller.eds.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Key Works，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99-116.
[19] [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序）》，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20] 傅其林、赵修翠：《论列菲弗尔的消费文化符号学》，《文化研究》2009年第2期。
[21] 参见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22] Mary Douglas，Baron Isherwood，The World of Goods，Hove：Psychology Press，1996.
[2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4] [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 马克·波斯特借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提出了信息方式这一概念，旨在表明，“历史可以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波斯特信息方式关注信息的存取方式及其构型（Configuration）。详见[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20页。
[26] 杨芳枝：《媒体与“真实”世界——评葛罗斯堡等人的“Media Making”》，《传播文化》2002年第9期。
[27] [美]戴维·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冯建三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0—11页。
[28] 李金铨、黄煜：《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他》，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