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由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晚清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等主张，发展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以挽救危局。1872年，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推动下，轮船招商局招募股份，发行了华商第一只股票，由此，中国近代华商股票市场拉开了序幕。轮船招商局的创立，从制度角度看，标志着西方股份制的正式引入，轮船招商局的募股融资方式，不仅直接给清末大批企业提供了范本，[2]而且也惯性地影响了民国一些企业的经营。

相较于欧美西方而言，中国是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中国以轮船招商局为起点，引进西方股票市场制度，经历了从晚清时期的照抄照搬到民国时期援引改造的变化。从制度的起源看，晚清股票融资制度显然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具有典型的移植性、外生性；在制度的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这也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近代企业和华商股市，有别于近代西方企业和西方股票市场的地方。在中国社会进入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背景下，近代华商股票市场的制度是如何演进的，有什么特点？股市制度与实践之间关系如何？这些都是本书尝试回答的问题。

纵观中国历史，“二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3]。百余年来上海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这一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亦是中国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而且上海地区留存下来大量的金融史文献资料，其研究价值之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4]近代华商股票市场中，上海股票市场亦是主体，它产生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也最为典型，在中国近代股票市场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因此，近代华商股市研究必然要以上海为中心。再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的金融史研究，对银行的关注较多，而保险、证券、信托的研究则不足。在证券市场研究中，公债市场的成果最多，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券市场的研究相对薄弱。

有鉴于此，笔者选取了近代上海作为研究的主要区域，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考察1872—1937年华商股票市场的制度与实践。事实上，近代华商股票市场的实践历程亦是中国金融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基于此，希望本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上海史研究的内涵，从一个侧面来揭示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特点，为当下中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本土历史经验。[5]

二 学术史回顾

从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立开始，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止，近代中国的华商股票市场延续了近80载。清末，股票市场已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申报》刊登了不少关于股份制公司、股票市场的评论文章，多数立论公允，反映了当时华商股票市场的基本状况；《申报》在1882年6月9日至1887年4月17日期间，还刊载了大量股票行情信息，这些信息为我们研究晚清华商股票市场，提供了一段翔实的数据资料，十分珍贵。

民国时期，华商股票市场的专门研究开始涌现，其中有关交易所的研究成果丰硕。王恩良、吴叔田等根据上海交易所举办的暑期养成所1921年各科讲义编写了《交易所大全》，阐明了物品及证券交易的方法、技巧、规则与历史；1929年《中国交易所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的财经专家杨荫溥的专著，他介绍了中国各种交易所的交易、组织和监督状况，对1921年信交风潮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他还把中国各地交易所公司章程、营业细则及历次公布之交易所法规条例附于书后，供人查阅。[6]以上著作为我们研究旧上海交易所的形成发展及“信交风潮”的过程及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著作与股票市场高度相关，且多出自名家之手（详见附表1），这些著作是我们了解当时金融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股票市场被取缔。直到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后，中国股票市场研究又重新焕发活力。

（一）近代中国股份制公司的研究

股票源于股份制公司，从根本上说，有什么样的股份制企业，就会有什么样的股市。在中国近代股份制公司研究方面，可谓人才辈出，特色鲜明，成果丰硕。其中，晚清股份制公司研究方面成果最为突出。张国辉、张后铨、张建波、李玉、杨在军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晚清股份制公司进行了探讨，既有个案研究，又有整体研究，涉及晚清股份制公司制度、运作机制、股份筹集、股本构成等，尤其是对轮船招商局的个案研究，细致精深。[7]另外，对于近代中国公司的整体研究颇为深入。张忠民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有一些突破，无论是在近代公司制度方面，还是在近代公司统计方面，均有贡献，他对近代公司的“官利”制度、管理制度及股本的筹集也有独到见解。[8]朱荫贵的专著《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从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几种类型、资金运行特点、经营管理的不同方式等六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发展特色，[9]他还以资金运行为中心，揭示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资金运行中的一些本土特点，[10]切入点新颖，论证独特有力。刘国华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近代中国股份制思想及股票市场思想，包括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股票交易的发展演变脉络及对股票交易的认识。[11]上述著作有助于我们探究近代华商股票之源，以及近代华商股票发行市场的基本特点。

（二）关于近代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的研究

近代中国股市制度方面，“官利”制度的研究比较深入。朱荫贵、邹进文、姚会元、李玉等对官利制度进行了探讨，涉及官利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利弊共生的两面性及股票的债券性等。[12]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官利制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如兰日旭认为官利制度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传统企业中的银股、护本或存款功能制度合二为一的结晶。[13]朱海城考察了官利的长期变化趋势，认为官利及其必付原则保证了近代股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水平不低于传统投资项目，官利的存在使早期的近代华商股票更类似于债券，后随着官利的式微，近代华商股票特性日益加强，整体观之，近代华商股票呈现出债转股的变化特点。[14]

刘志英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著作，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上海证券市场的力作，她对近代上海股票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15]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研究范围由上海证券市场拓展至全国，并增加了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权重。[16]她还系统梳理了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主要证券市场法律，认为近代证券立法普遍存在重交易立法轻发行立法的现象。[17]成九雁、朱武祥对1873—1949年中国近代股票市场监管作了详细描述，深入剖析了这一阶段股市监管的结构与特征，认为这一阶段股市监管弱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披露制度没有建立，监管机构由于能力缺乏和人员配备等种种原因而没能有效执行法律。[18]王志华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证券法律制度研究》，对近代证券市场的主要法律制度进行了梳理，既包含股票发行制度，又有股票交易制度，并对这些制度的沿革、运行路径作了述评。[19]江眺对清末民初公司法中，关于股票发行条款做了较为全面的解读。[20]赵琦的研究结论是近代中国股票市场法律制度多在股市危机爆发后，政府才会进行法律的修订。[21]这些论著是我们研究近代华商股票市场法律规范、发行与交易制度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对近代中国股票市场状况的研究

从研究时段看，对近代中国股票市场状况的研究多集中在近代早期和抗战时期，近代其他时段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对近代早期股票市场状况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也较为深入。如叶世昌对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的倒闭时间及其原因作出新的分析，并在总结当时人们对股市危机成因的认识基础上，提出股市投机是上海发生第一次股市危机的根本原因。[22]田永秀对中国晚清和北洋时期的股票市场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晚清股民研究等，[23]她挖掘《申报》中的史料，阐述了1862—1883年近代中国早期股市基本状况、行情变化及其深远影响。[24]李玉、彭厚文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1882年的上海股票市场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1882年上海股票市场发展过快过猛。[25]研究时段在抗战时期的成果也不少，如宋士云、张晓阳对抗战时期我国的股票市场做了专题研究，认为当时股票市场的极度繁荣，是一种畸形发展。[26]

除此之外，朱荫贵对近代股票市场进行了纵向分析，认为出现了三次股票交易高潮，并依次对三次高潮做了评析，指出三次高潮同时反映了中国社会固有的某些特点，[27]丁晓中对“信交风潮”进行了专题研究。[28]江金彦从经济学的视角，对近代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做了系统研究，他的研究有不少突破，如研究范围既包含华商股票市场，也包括外商股票市场，对近代股市的市场有效性进行了检验，根据《申报》数据编制了近代股市综合价格指数表等。[29]综观以上论文，我们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多聚焦于股市交易高潮和股市危机时段，对近代股票市场的一般常态仍缺乏准确描述。

部分论文以“证券市场”为题，内容涉及股票市场。[30]这些论文对我国近代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特点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为我们全面准确认识近代中国股票市场提供了基础。

（四）对近代股票交易组织的研究

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组织及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近代股票市场研究中，交易组织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朱荫贵考察了“孤岛”时期上海众业公所的“繁荣”和令人“瞩目”的畸形状况，对外商企业利用狂热投机吸纳中国资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31]他还对抗战时期上海中国股票推进会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民间社团引导和推动社会资源重组的作用。[32]朱彤芳的著作介绍了旧中国交易所、其他各国交易所的简况，以及我国的股票交易的实际状况。[33]彭厚文对上海各类证券交易所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全面研究，[34]他还对战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市场特点及管理做了述评。[35]刘逖对民国以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数据资料。[36]林榕杰对1948年的天津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专门研究。[37]观察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外商众业公所和上海交易所等组织的历史沿革、发展状况关注较多，而对交易组织内部的章程及规则的逻辑演进，缺乏深入分析。对重庆、青岛、汉口、宁波等地的交易所研究较少。

（五）对近代股东（民）的研究

一些大型股份制企业，资料相对完整，对股东的研究也较为深入，比如对轮船招商局股东的研究，不仅涉及股东人数、持股数量，甚至股东之间的关系亦有考察。[38]在近代股东（民）研究方面，田永秀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她探究了晚清股市高潮时，股市涨落给股民心理带来的重大影响。总体来看，因资料所限，对近代股东（民）的研究仍较为薄弱。

此外，与近代华商股票市场相关的主要研究著作还有10余部。[39]近代华商股市是近代上海金融、中国金融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著作虽然不是研究近代中国股市的专著，但必然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宏观的指导和有益的启示。

国外及港台方面，对近代中国股市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滨田峰太郎所著的《支那の交易所：附邦人关系企业》是日本人对中国近代证券市场最早、最详细的研究报告，内容包括中外近代交易所、证券市场交易状况、交易所理论，以及大量的数据资料，其间“信交风潮”资料最为丰富。[40]托马斯的《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历史》，成书于2001年，该书从经济史的视角，阐释了中国近代以来证券市场发展的状况，包含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证券市场的新发展，涉及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产生的背景、证券供求状况及市场波动状况，该书采用了《北华捷报》等原始资料，有微观层面的分析内容，也有长时段的历史总结分析，方法新颖。[41]Wenzhong Fan编制了1870—1940年上海股票交易指数，[42]对于我们研究外商股市运行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William N.Goetzmann、Andrey D.Ukhov、Ning Zhu、小科布尔等学者的研究著述中对近代华商股票市场亦有所涉及。[43]

概观近代华商股票市场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三个特点：

首先，近代华商股市研究呈现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总体趋势。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近代华商股票市场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中以交易组织为主线的窠臼，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从近代股份制公司到股票市场、资金运作，从交易组织到股市管理，从股市危机到股民心态，各方面均有专文或论著涉猎。

其次，总体来看，既有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性成果，又有爬梳史料缜密论证的描述性成果，但描述性成果明显居多。从研究方法看，传统史料研究依然占主导地位；受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一些研究开始引入多学科方法，尝试对近代中国华商股市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最后，研究成果显示，细化的微观分析与整体的宏观把握是目前近代华商股市研究中的两个主要趋向。如对轮船招商局的研究已经深入细化到招股章程、股票认购、股价涨跌、投资人等极为微观的问题；而有些研究则采用宏观性的分析方法，如对近代华商股市制度变迁、股市发展特点等时间跨度较大的问题。

近代华商股票市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毋庸讳言，其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在史料的运用上，一是对档案资料、当时报刊的利用不够充分。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仅局限在个别的点面上，对近代华商股票市场，尤其是最为典型的上海股票市场缺乏完整、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论证。二是在理论上，缺乏理论的深度。就时段而言，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1910年前后（橡胶股票风潮）、1921年左右（信交风潮）等时段，对于其他时间段的股市关注不够。从地区来看，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上海的股票市场和股市风潮，对于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股市的研究显得单薄。[44]

有鉴于此，笔者力求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近代华商股票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借鉴历史学、新制度经济学、金融学的理论与方法，期望能为近代华商股票市场研究做一些探索性工作。

三 概念界定及研究说明

（一）四个概念

1.制度。马克思对制度的定义，是从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制度这个历史任务出发的，他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45]。显然，马克思把制度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其实质是经济制度；一类属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关于制度的分类是与其研究相契合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并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对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极为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诺思认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46]。诺思还指出：“马克思最早阐述生产力（它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常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47]诺思本人对制度也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48]。在这里，制度有两个层面，一是非正式的制度，如社会规范、道德约束、惯例、禁忌、风俗文化等；二是正式制度，包括宪法、法令、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49]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把前人对制度的定义总结为三类[50]：一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参与者，尤其是组织；二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规则；三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的均衡解。他本人把制度定义为“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类似于第三类。

本书中的制度，借鉴的是诺思和青木昌彦等新制度经济学派定义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且更侧重于正式制度的研究。具体来说，包括近代华商股市的法律规章制度、交易所规则、民间交易机构的行业规制及股票发行交易的惯例等，当然亦非面面俱到，而是选取当时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意义的股票市场制度，目的在于厘清近代华商股市制度演化的基本脉络与轨迹；同时在制度演化过程中的民众、组织、政府间的博弈，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博弈，以及这些博弈对华商股票市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是本书将会探讨的内容。

2.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属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随着实践向深度与广度拓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实践是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是人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活动，现实的具体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全部人类历史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51]本书的实践既包括股票市场制度的落实与被扭曲，又涵盖股市发展的基本状况及股市重大事件。笔者认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和诺思关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同时基于文献研读及生活经验，笔者认为探讨近代华商股市制度的实践问题，亦具有重要意义。直至当今，中国股票市场依然存在制度落实不到位，或被曲解，甚至变通执行的问题，而这些股市制度实践问题亦是不少股市顽疾的根源。

3.股票。股票，[52]是股份证书的简称，是股份公司发行的股东持有该公司股份的证书，股东据此享受股份权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欺诈，它们（股票）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53]股票持有者即是股东，每股股票都代表股东对企业拥有一个基本单位的所有权。股票投资具有不可返还性特点，[54]但股东可以在股票交易市场将股票转让给其他投资者。近代中国股票，亦称股份票。1872年轮船招商局开始发行股票，近代的第一只华商股票诞生了。[55]

4.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与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主要包括股票发行市场与股票交易市场两部分。[56]发行市场是股份制公司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场所，亦是股票购买者投资的场所。交易市场是股票持有者将所持有的股票转让给其他投资者的场所。在现代社会中，股票发行市场与股票交易市场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交易市场流通的股票源于发行市场；而交易市场的股票流转的状况，也会最终影响到发行市场的股票供应量。

（二）两点说明

关于起止时间。中国近代的华商股市是从1872年以后才有的，要比中国近代历史开端晚30余年，本研究主体在1872—1937年之间，即从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至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包括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前十年。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华商股市一度停滞，后几经反复，呈现出多样的变化，留待以后探究。

关于研究范围：以近代上海的华商股市为中心。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的侵入，有地利之便的上海备受各方瞩目，华洋杂处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的典型特征。近代上海的股票市场也不例外，既有华商股票市场，又有外商股票市场。并且，外商股票市场先于华商股票市场建立，在外商股票市场的示范与洋务派的推动下，华商股票市场最终诞生。在上海的外商股票市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商众业公所，另一个是日商上海取引所。

上海的外商“上海股票公所”开办于1891年，1904年在香港正式注册，改名为“上海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采用会员制。其主营业务为：中国特别是上海及远东各地外商股票；南洋的橡皮股票等。[57]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该所停业，至12月初，曾短暂复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变成沦陷区，众业公所被迫再度停业，自此再未恢复。

日商上海取引所于1918年6月1日成立，12月2日正式营业。与众业公所不同的是，日商取引所为股份有限公司，属于综合性交易所，标的物中既有有价证券，又有生丝、面粉、棉纱、棉花等。多处于亏折状态，到1927年即宣告停业。此外，日商还在天津、汉口、哈尔滨、青岛等地设立过取引所。

中国人自己发行股票，始于1872年。这一年，轮船招商局创立于上海，它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发行股票集资的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业绩优良，股东“获利无算”，于是“风气大开，群情若鹜，斯年之内，效法者十数起”[58],1882年达到一个高点。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风潮，股票惨跌，无人问津，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出现投资设厂热潮，股票市场才开始复苏。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成为华商股票交易的中心，直到1920年。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上海股市步入交易所时代，然而好景不长，1921年“信交风潮”来袭，股市又趋冷清，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上海股市投机渐热，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延续至1945年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黑市一度猖獗，整顿后不久，股价又随物价飞涨，股市一直处于动荡飘摇之中，于1949年5月5日不得不宣告停业。

上海外商股票市场交易的全是外国股票，而买卖股票的则多为中国人，通过这一市场，许多外商企业争取到了不少中国股民的投资，使本来资金缺乏的中国华商资本市场更为困难了。因此，近代上海外商股市是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途径，是任何主权国家不能容忍的，它的出现，表明当时中国主权已遭到破坏。

从概念上讲，外商股票市场与华商股票市场是近代中国股票市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个股票市场的体制不同，加之外商股票市场资料的匮乏，所以本书将华商股票市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外商股票市场的论述则较为简单，留待以后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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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李鸿章的奏折中，曾两次出现这类语句：第一次是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认为欧洲诸国，闯入中国腹地，前史所未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第二次是在《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李鸿章上书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2]到1887年，曾在《申报》登载过股票价格的企业已达36家。

[3]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总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4]复旦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中国金融史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创刊词。

[5]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进入“快车道”，因而对股票市场的研究和探讨也逐渐热起来，近些年更是如火如荼，但是，这些研究和探讨，多侧重于从国外的股票市场中寻找理论依据和体制借鉴，这种中外横向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借鉴国外成熟的股票市场经验，少走弯路，无疑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基于中国股票市场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也必将有助于我们汲取本土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

[6]杨荫溥：《中国交易所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7]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张后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张建波：《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在军：《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8]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9]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1]刘国华：《近代中国股份制与股票市场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2年。

[12]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邹进文、姚会元：《近代股份制的“中国特色”之一——试论清末股份企业的“官利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李玉：《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3]兰日旭：《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官利”制产生原因再探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4]朱海城：《近代中国官利与股票投资者》,《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5]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16]刘志英：《近代中国华商证券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刘志英：《旧中国证券立法研究》,《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

[18]成九雁、朱武祥：《中国近代股市监管的兴起与演变：1873—1949年》,《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

[19]王志华：《中国近代证券法律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

[20]江眺：《公司法：政府权力与商人利益的博弈》，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

[21]赵琦：《近代中国股票市场的立法管理》,《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

[22]叶世昌：《上海股市的第一次高潮和危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3]田永秀：《中国近代股票市场研究——晚清、北洋政府时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4]田永秀：《1862—1883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5]李玉：《1882年的上海股票市场》,《历史档案》2000年第2期；彭厚文：《19世纪80年代上海股票交易的兴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6]宋士云：《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股票市场》,《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张晓阳：《抗战时期的上海股市研究》,《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1期。

[27]朱荫贵：《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8]丁晓中：《“信交风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2年。

[29]江金彦：《近代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年版。

[30]主要有：朱荫贵的《1918—193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张忠民的《近代上海产业证券的演进》（《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周育民的《一·二八事变与上海金融市场》（《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1期）；匡家在的《旧中国证券市场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宋士云的《清朝末年中国的证券市场》[《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及《民国初年中国证券市场初探》（《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龚彦孙的《民国初年上海的证券交易》（《民国春秋》1992年第6期）；胡显中、周晓晶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经济纵横》1992年第8期）；白丽健的《1937—1949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历史考察》（《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孙建国的《论中国近代证券市场信用机制的构建——基于市场与非市场因素的考量》（《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尹振涛的《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产生与初步发展——以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中国近代证券市场监管的历史考察——基于立法与执法视角》（《金融评论》2012年第2期）；林榕杰的《中国近代的证券交易所》（《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周晓的《近代证券交易所法进步性与局限性探析》（《商业时代》2014年第9期）等10余篇。

[31]朱荫贵：《“孤岛”时期的上海众业公所》,《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4期。

[32]朱荫贵：《抗战时期上海中国股票推进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3]朱彤芳：《旧中国交易所介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

[34]彭厚文：《近代上海证券交易所流变考述》,《江南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35]彭厚文：《战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论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6]刘逖：《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1910—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7]林榕杰：《1948年的天津证券交易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8]参见张后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9页。

[39]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杜恂诚：《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吴景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朱镇华：《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郑振龙等主编：《中国证券发展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燕红忠撰：《近代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在这些著述中，特别是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第五章、证券市场”，较为完整地叙述了近代上海证券市场的历史演进过程，论及近代上海股票市场的内容有：第一，西方国家的证券市场一般是先有发达的公债交易，然后才有发达的股票交易，而旧中国，由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证券市场是从股票交易开始的。而抗战以前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仍是政府公债。第二，沦陷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把交易对象从公债转而改为华商企业股票是一次突破性的飞跃”，而抗战后重新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至少在低层次上来说已初步具备了资本市场的性质”。

[40][日]滨田峰太郎：《支那の交易所：附邦人关系企业》，中华经济社，大正十一年版。

[41]W.A.Thomas,“Western Capitalisn in China: A History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1.

[42]Wenzhong Fan,“Construction Methods for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Indexes: 1870-1940”,Working Paper,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Finance,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2005.

[43]William N.Goetzmann,Andrey D.Ukhov and Ning Zhu,“China and the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1870-1939: Modern lessons from histori cal globalization”,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7;[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4]朱海城、蔡金殿：《近代中国华商股市研究的回顾与评析》,《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46][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8页。

[47][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77页。

[48][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5—226页。

[49][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50]包括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芒斯、沃尔顿·哈密尔顿，英国后现代制度主义者霍奇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肖特等人关于制度的定义。

[51]孙云、孙镁耀：《新编哲学大辞典》，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52]“股票”一词，我国在19世纪后半叶即已流行，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5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7页。

[54]中国近代股票市场中，出现过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健在，被要求退股的案例。

[55]华商股票，简称“华股”，最早见于1882年的《申报》。参见《劝华商集股票说》,《申报》1882年6月13日。

[56]也称发行市场与流通市场，或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

[57]章乃器：《上海的两个证券市场》,《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7期（1934年7月）。

[58]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