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参与《地图学史》编写项目（这一想法可追溯至1977年5月）已经20年了。这20年的经验非常像是在不能俯视的情况下为一个多山而森林密布的巨大岛屿绘制地图。项目伊始，我、布莱恩·哈利（Brian Harley）以及一群我们所信任的顾问在西方古典和中世纪地图学的宜人海滩上登陆。随着路程向岛的内陆深入，陆续抵达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其他亚洲地区的地图学，很明显，我们已经进入未知之地。然而，当路线向上爬升、我们在路上很多岔道处不得不做出艰难而重要的抉择之时，周边景观的格局也越来越明朗了。在本册出版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爬到了足够高的地方，很快就能看到岛屿全景。但就在此时，我们却又逐渐意识到一个既令人沮丧又深感欣慰的事实——当我们登上岛屿的顶峰时，可能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脚下的“岛”实际上牢牢连接在一块广袤的大陆上。
我们对判断早期地图的准则做了重新定义和扩展，为的是把之前被忽视或处在研究领域边缘的那些地图纳入地图学史之中。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本套书最初的总体大纲之中，我们本打算用介绍“古代”的只含单独一册的第一卷囊括从世界地图学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中的“基础”开始，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内容。这样规划的第一卷不仅会描述史前、古代、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地图学以及伊斯兰、南亚和东亚地域内的前现代地图学，而且要描述世界许多地方的“原始”人群的地图学。后来，我们决定用第二卷的前两册介绍伊斯兰和亚洲的地图学，这样就剩下了如何处理非西方世界中其他地域的地图学的问题。
布莱恩·哈利的兴趣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我的兴趣明显互补，我们之间的个人工作关系非常真挚热忱。尽管不时会有激烈的讨论，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解决问题的方法产生过根本性分歧。不过，还是有一件与本册的编写计划有关的事情，我只是勉强听从了他的安排。哈利非常坚定地认为讨论非洲、美洲、北极地区、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文化的本土地图学的内容不应单独构成一册。他相信只有在与欧洲人接触的语境之下，这些本土地图学才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举例来说，第三卷包括了欧洲人最早接触美洲的时期，应该按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分成几篇，每篇再划分成“纯粹”本土地图学、遭遇时期和“纯粹”殖民制图等内容。这个总体思路也要用于第四卷和第五卷的编写，应该把本土地图学内容放到介绍与欧洲人接触的时代之中——比如说把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放在第四卷，把非洲与北极和亚北极地区放在第五卷。哈利相信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令人满意地呈现出原住民和殖民者世界观上的冲突和联系。
哈利于1991年12月去世，其时人类马上就要迎来哥伦布时代的五百周年，人们正在激烈地争论有关文化接触的议题。在这个局面下，哈利的安排非常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既然很多保存至今的本土地图学产生于与欧洲人相互交往的社会语境之下，这一安排在今天也仍然颇有意义。然而，我之所以对这种安排心存疑虑，根源在于希望用每种文化自己的用语来阐述其地图学，把这些内容独立出来似乎更合适。同时，这也是出于一种实用的考虑。我们很难找到作者能够撰写哈利建议放在美洲三个地区的篇章之中的那三部分内容。把这些内容安插到几卷之中，也会让这几卷显得冗长。此外，在本项目启动之后，人类学和民族志学者对本土地图学的兴趣有了很大增长，如果把对本土地图学的概述处理成单独一卷，似乎也能为这些蓬勃发展的学术兴趣提供一份基本的学术资源。
因此，在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几位学者的建议下，我决定把这些内容设立为单独的一册。这是用英语描述和阐释传统地图学的首次严肃的全球性尝试。其实，这算是“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Plusça change，plus c'est la même chose），因为我和哈利的最初设想都是把除了一开始就打算包括在第一卷之内的内容之外的所有本土地图学材料都放在一起。毋庸置疑，撰写本册的决定是否睿智，要靠时间来检验，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就必须对参考文献的精确性持续加以注意。芭芭拉·惠伦（Barbara Whalen）和后继的马戈·克莱因费尔德（Margo Kleinfeld）准确地追溯、检查了那些以多种语言写成的少为人知的文献和引文，其中一些出版物已经很难找到。协助她们的是我们学校优秀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由朱迪·托伊（Judy Tuohy）领导的工作高效的纪念图书馆馆际互借部。为本册提供翻译帮助的是：Michael Batek，Valentin Bogorov，Maria Dziemiela，Peyton Engel，Heidi Glaesel，Laurie S.Z.Greenberg，Fernando Gonzales，Mathias Le Bosse，Frank Poulin，Todd Reeve，Gnoumon Yazon。其他在文书、计算机和图书馆工作方面提取了关键帮助的人还有Christian Brannstrom，Charles Dean，Paul Dziemiela，Rich Hirsch，Drew Ross，Daniel Samos，Donna Troestler。在1996年，霍华德·施瓦茨（Howard Schwartz）也为我们做了志愿研究和编辑协助工作，我们对此非常感谢。埃伦·D.戈德勒斯特—金里奇（Ellen D.Goldlust-Gingrich）则继续编制了高水准的索引，一如她为本套书之前出版的卷册所做的工作。
如果没有本册书前面“经费支持”的两页上列出的许多资助机构、基金和个人的经费支持，这部精益求精的著作也不可能撰成。我们要继续特别感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以及安德鲁·W.梅伦基金会对《地图学史》项目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很愿意感谢格拉迪斯·克里布尔·德尔马斯基金会及盖洛德和多罗西·唐纳利基金会的支持。（译注：这些机构的英文名见本册目录之前的“经费支持”一节）
在为《地图学史》捐资的个人中，我们特别要感谢以下这些特别赞助者的慷慨：Roger S.and Julie Baskes，William B.Ginsberg，Arthur and Janet Holzheimer，Arthur L.Kelly，Bernard Lisker，Duane F.Marble，Douglas W.Marshall，Glen McLaughlin，Kenneth and Jossy Nebenzahl，Brian D.Quintenz，David M.Rumsey，Roderick and Madge Webster。我也要感谢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地理学系、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它们为本项目提供了长期的机构和财政支持。
与之前已出版各卷册一样，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几位工作人员。副社长佩内洛普·凯泽利安（Penelope Kaiserlian）继续成为本项目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信任的顾问之一。爱丽斯·本内特（Alice Bennett）从第一卷起到本册都一直担任排印编辑；她的工作极为出色，提高了书中文字的统一性和正确率。设计师罗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再次证明，他为本套书所做的统一设计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在个人方面，马尔科姆想要感谢玛格丽特（Margaret）的宝贵协助和长期鼓励。我个人要感谢的人的名单增长得太快，难以尽列，但在这样一个边界有时似乎超出了可利用精力的项目进行之时，感谢罗斯（Ros）、贾斯汀（Justin）和简尼（Jenny）再次应对了由它带来的麻烦。
戴维·伍德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