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方地域的临床实践促使中医学术改革

宋金南渡后，江南经济文化日益繁盛，在此背景下，学术水平较高的医家渐次增多，突出者为浙江的朱丹溪，他在融前人学术之常的基础上，大力赞扬金代医家的创新，但又明确地指出其不同（刘河间为寒凉派、李东垣为补土派、张从正为攻下派），其立论的基础强调地域区别。由朱丹溪开始，江南名医辈出，使中医学术面貌出现较大变化，及至明末清初，经过5位江南医学家（吴又可、叶桂、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的努力，确立了温病学说。江南医家们在常年接触的大量病例中，积累了诸多与北方医家不一样的实践经验，也经历了二三百年之久的酝酿，创新形成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温病辨证体系。

寒温分立，一直引起许多争论，但持平之论者，多能从地域角度进行讨论。如清代程钟龄说：“东南之地不比西北，隆冬开花，少霜雪，人禀常弱，腠理空疏，凡用汗药，只须对症，不必过重。予尝治伤寒初起，专用香苏散加荆防等药，一剂愈，甚则两服，无有不安。而麻黄峻剂，数十年来，不上两余。可见地土不同，用药迥别。”他针对麻黄汤指出：“此方不宜东南，多宜于西北。西北禀浓，风气刚劲，必须此药开发，乃可疏通，实为冬令正伤寒之剂。若东南则不可轻用，体虚脉弱者受之，恐有汗多亡阳之虑。”

从地域角度来看，这些中医学术的变化是因客观条件而促成，并非某些医家的“标新立异”，参考现代临床科研的概念，可以说地域条件的差异越大，气候条件和病证特征越典型，同时可供观察的病人数量越大，就越有利于理论与治法的发现与创新。而这种创新当然不会否定其他典型地域诞生的理论，它们都可以并存于中医学术框架之中，从而带来中医学认识的深化，这也说明了中医理论的包容性。

同时，基于地理环境、四时气候、人群体质及临床疾病的多样性，虽然各个学说诞生的地域不同，但它们在所有地域都有其应用价值，只是如果从“大数据”来看各地应用的比例有多有少，范围有广有狭而已。这就在总体上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医药特色各异，成为地域医学流派分立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