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南中医学术发展史的研究

医学地域（地理）学是一门学科，近3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迅速地蓬勃发展。独具特色的岭南中医药学源远流长，人才辈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足以奠定它在医学地域的重要地位。

岭南地区有较为复杂的生态环境，把医药学与地域学紧密相连是岭南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优良传统，这种独特优异的主客观条件，使岭南医学对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地域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正是由于岭南中医药工作者掌握并运用地理、天文、气候等相关知识考虑和研究问题，有效地评价地理环境特质对人类生存和健康与疾病的影响，才能取得独特的成效。

地域医学的发展既年轻又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关于医学地域思想的明确认识。《黄帝内经》在要求医者精研医药之术的同时，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对不同环境产生不同的地方病进行了论述。与《内经》同时的《吕氏春秋》也对几种地方病做了较为明确的记载：“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馗与甓人。”公元7世纪，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生物源地方病有着更为详细的专卷论述，这确实是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更大进步。

一方面，岭南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等，呈多元的地势格局。南部临海，近海之域呈犬牙交错的水网形式，向北则“控挹五岭，唇齿湘江”，以山地形态为主，所以南部区域之民主要谋鱼盐之利为生，而北部山地平原则土壤沃饶，耕樵以自适，滨海与山地相结合的二分状态，滨海粤人视野宽阔，“二司技巧，高勘逐末”，喜尚新奇。另一方面，岭南古属百越之地，文明发展较晚，充满蛮俗陋观。然而岭南文化历来并不封闭，从国内而言，吸收了中原文化和楚越文化并改造了南越族的风俗习惯和“刀耕火种”或“水耕火褥”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明清时代广州的对外贸易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岭南中药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由来已久，还喜用中药防病、强身，沿海地区人民喜欢饮药酒，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喜欢用消暑清热祛湿的凉茶，喜用药材烹调药膳，喜用滋补性药材送礼，世俗民风的熏染和岭学啸歌林泉、幽思天际的学风使岭南医学得以长足发展。热带、亚热带地区除炎热之外，另一特点是雨季长、雾湿重，历代医家认真观察研究地理气候条件和人体病变的规律。明清以来，岭南医家多推崇河间、丹溪之学，认为“凡病多火”，充分注意各种火热之象。基于岭南春夏淫雨，潮湿特甚，人多湿病的现象，对冒雨卧湿、岚障熏蒸之各种外感湿病和脾虚而致的内伤湿病，都做了精深的研究。据史料记载，清代南方诸省暴发多次瘟疫大流行。岭南医家对瘟疫的认识和诊治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岭南民间也积累了不少草药治病的良方，不仅能治一般的常见病，而且能治各种风湿痹病和无名肿毒等，尤以治疗跌打、虫蛇咬伤见长，这成为岭南医学主要特色之一。

岭南地域在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和生物因子的作用下，母岩经过不同的成土过程，加之人为因素的作用，形成了红壤、赤红壤、硅红壤、黄壤、山地草甸土、磷质石灰土、紫色土、石灰岩土、滨海沙土、水稻土等多种多样的土壤类型。由于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海洋陆地兼有，适合各种植物生长繁育，因而中药资源不仅品种多、分布广、产量大，而且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道地药材，驰名中外，素有“广药”之称。根据普查，岭南地区中药资源共2645种。以药材为原料的中成药生产在广东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很多中成药品种亦负盛名，其中有不少是以广东地道药材为主要原料的。广东毗连港澳，水陆交通发达，对外交往活跃，因而是一个药材进出口的重要通商口岸，同时也是全国药材的主要集散地。以粤港澳合作为重点将大大有利于发挥三地已有的优势，推动中药生产和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唐宋以来，许多医家结合本地区具体时宜、地宜，写下了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医学专著，诸如唐代李暄的《岭南脚气方》，李继臬的《南行方》等；宋代佚名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明代邦永的《惠济方》；清代有胡天铭的《拣炼五瘟丹方略》，梁国桥的《救疫全生篇》等。宋代《太平圣惠方》的主要编撰人南海陈昭遇，明代《医史》作者琼州丘敦，清代《医碥》作者何梦瑶，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朱沛文等著名医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岭南名医代代相传，他们精勤不倦，著述颇丰，上自中古，下迄民用，有200余种医籍。到了近代，岭南最早建立了中医学术团体——广东医学求益社，1912年创办了广东省广汉中医学校和广汉中医院。现代的岭南中医药事业更是人才济济，他们所取得的成效业绩，为岭南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岭南中医药各类文献资料琳琅满目，这亦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和极为重要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