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普里斯姆小姐：茜茜，你要在我不在的时候把你的《政治经济学》读完。但关于卢比贬值的章节你可以省略不读。它看上去有点耸人听闻。甚至这些金属物本身也会有其戏剧性的一面。
茜茜（拾起了书，又把它扔到了桌子上）。可怕的政治经济学！
——奥斯卡·王尔德《不可儿戏》第二幕
可怕的？经过40多年的大学教学生涯后，我必须承认我理解一些学生认同茜茜小姐的看法，尽管他们表达这一看法时并非那么强烈。但我也了解到也有很多学生在学习中领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也许是通过一些戏剧性的事件——这些也是通过阅读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书籍而发现的。并非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都像货币贬值——无论它是卢比还是其他货币——那样耸人听闻。但是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问题确实充满着戏剧性，并且几乎所有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涉及的是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的。按照英文名称的缩写，这门学科又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本书的内容关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学者普遍关注的一门既有学科领域的创建。按照通常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被用来指这门学科领域本身，并被作为一项知性的探知领域来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告知我们如何超越经济学和政治学各自的研究界限，从而寻求二者间的关联性。抛开单纯的文字，国际政治经济学指的也是现有的物质世界——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经济与政治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
正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戏剧中诙谐的对话表明的那样，一些敏锐的观察者早就认为这样的关联性是确实存在的。作为一项实践领域，政治经济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严格的学科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却只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英语世界中，经济科学与政治科学被认为是两门完全孤立隔绝的学科，彼此有着各自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和主张。同时，也很少有相应的措施来沟通连接这两门学科。但也有一些例外出现，当然也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但主要限于马克思主义及一些“值得敬重的”西方主流学术界之外的领域。推动市场研究与政治分析相结合的学术运动只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出现的事情。这个学科领域在当前被描述为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Lake 2006）。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在于它为既有的学科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并为世界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门学科领域诞生的标志是知识体系得以构建从而能够对探知的相关主体进行界定。公认的标准得以采用，从而用于培训专业人才并保证专家的正确性；在大学及科研机构中有了与该学科领域相关的全职工作机会；拥有专业出版物用来传播新的观点和分析成果。简而言之，就是学者间制度化的学术网络得以生成——也就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研究领域、评价标准和职业使命的专业研究团体。这样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领域产生不到半个世纪。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这门学科提供一项知识性的分析——介绍它是如何产生的，并为何以这种形象出现。
谁在关注这门科学？
但是谁在关注这门学科？为什么有人对它的学科史如此感兴趣？一些研究领域是不是会更加晦涩？或者如茜茜小姐指出的那样，这门学科是否会更加可怕？
实际上，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史的目的所在。首先就是这门学科在实践上的重要性。我们每天都会深深地体会到国际事务中，经济与政治彼此间所发生的关联，如来自沙特和伊朗的石油便可以对世界的汽车市场构成影响。有人会质疑政治因素在决定能源的成本及供求上发挥的关键作用吗？在沃尔玛中可以买到中国生产的衬衫和袜子。美国生产的谷物绝大部分用于卖给欧洲和亚洲。超过一半的美国纸币在本土外流通。在美国最流行的轿车是日本生产的丰田。有人会质疑所有这些市场关系是政治问题的一种扩大吗？每天在我们各自的地方报纸中都能找到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内容。
其次，在于观念的内在吸引力。我们几乎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观念来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学术领域离不开相关的观念。从本质上看，这是一项精神的建构，它教会我们如何思考我们的经验——事情如何运转、如何对事务进行评价。通过进行学科史研究告诉我们这门学科领域的学术观念是从何而来——它是如何产生并如何随时间而发展的，来加深我们对这门学科本身的理解。
进行学科史研究也会提示我们像国际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学科领域的建设并未完成。进行历史研究并不意味着封闭。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反映的是我们居住的现实世界，由于物质世界处于变化之中，我们观察和评价物质世界的方法也应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观念和事实永远是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的。因此，我们的理解也应该随时更新。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就是知识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探索。这一领域也有诸多工作处于进展中。
具有争议性的是学者们称之为本体论和认识论这类深奥的问题。本体论，来自希腊语，原意是“存在的事物”，是指对现实世界的探究：包含事物的本质、关键的性质以及相关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本体论被认为是研究我们现实居住的世界的同义词，也就是人们利益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之间的重要关系是什么？认识论也来自希腊语，原意是“知识”的意思，涉及的是我们在认识上探索知识的方法和方式的问题。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世界？什么样的分析会提升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一门学科领域的建立需要我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都取得一定程度的一致——要对基本要素有着共有的（主体间的）理解。不同的专家可以对基本内容有着独到的见解，但他们必须拥有共同的话语用来沟通与交流。但这一过程并非易事。
最后，这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员质量，这会影响到具体时间段中的具体的人。观念在某种抽象、空虚的意义下不会彼此争论。观念是人类意念的产物，学者间的争论是通过言语的争论或打笔仗。学科史也是个人的学术史。正如后面我们要看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多样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领域试图沟通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中专业上的分裂。这也是这两门学科所普遍公认的现象。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并非一个观念上的整体。因此，这种沟通涉及的范围也是广泛而多种多样的，从而使得观念的交流显得异彩纷呈。而且实际上，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且被一致认可的界定。这门学科甫一诞生，就按照学者们不同的学术分野朝着多样性的学术研究路径发展。一派学者认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就是“一种众所周知的与众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Payne，2005，69）。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这门学科研究如同学术研究中的异端，是一种“神经质式的表现”（Underhill，2000, 806）。但通常，学生们只是从这一领域的一个层面接触了解这门学科。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提醒读者，实际上存在着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多种版本，每一种都力图提供其独到的见解。另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在不同的学术群体中，一些观念能够比其他的主张更有价值，影响更为深远。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观念（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主导话语）主要发端于美国，这里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力图固守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规规则。在“美国学派”中，首先强调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它也被称为纯正的或严格的科学方法。学术分析基于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原则进行，主张客观的观察和系统的检验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用一位美国学派的先行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话说，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深深地内嵌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方法中，也就是要探究内涵，简单地说就是要提出命题并接受相应的检验”（1996，108—109）。
基于美国学派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人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中观理论的建构上。与宏观理论（或元理论）不同，中观理论避开历史或社会研究的宏大视角，而是将工作的中心集中在那些宏大外部结构之外的一些重要关系上，这些结构的特征被认为是给定的或不可变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局部均衡分析，与之相对的是一般均衡分析）。美国学派所追求的是通过理性的、经验的最大限度的自我探究而达到的效果。
尽管存在着批评，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美国学派的主流仍然被视为是这一学科中最正统的。居于学术金字塔的顶端，美国学派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和评判，在最大程度上确立了这门学科的评判标准。因此，客观地说，美国学派的历史也正是我们所熟知的这门学科的核心发展历程。由于他们的主要成就，美国学派也将成为本书关注的重中之重。
但是，美国学派并不是这门学科发展的唯一路径。美国学派的唯一性——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它的特质，是必须要被强调的。在实践中，美国学派所自我强加的局限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和不同的语言世界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在法国，重点是挑战美国学派对世界的规制问题的研究；在德国，强调对制度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各种角度提出的质疑。其他的分析方法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但遗憾的是由于涉及的范围过广，很难在一条历史主线下对其进行详尽梳理。
限于篇幅，本书将重点放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上——尤其是在英国及其以前的所辖地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出现的新研究路径。这些地区的学者相比美国的学者更易于接受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本学科的研究，因此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也更多显示出对伦理或规范性问题的浓厚兴趣。在英国学派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不局限于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议程上也更加随意。它与美国学派的主流研究路径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但这也并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的那种“对微小差别的一种自恋”的表现。事实上，这种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却并不能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英国学派同美国学派是完全对立的。
当然这种区别严格上讲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在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都有人乐于接受美国的研究模式，也正像美国也有很多人在研究的偏好上是倾向并依赖于英国的学术传统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为一个研究共同体中存在的两个学术流派——这两派的追随者碰巧居于大西洋的两岸。用英国学派的保护神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术语讲，这两个群体全都属于一个“无形的学院”，差别只是体现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不同而已。
为了强调这一领域的多样性，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对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差异予以详细的阐释。但我在此要指出一点，每一派都有其优势，但同样存在着缺陷，都不可能具有广泛的洞察力或者说是普遍的真理。为了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仅靠搭建起沟通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的桥梁是不够的，沟通不同学派之间的桥梁也应建立。
知识的生产者
现在的学生可以轻松利用详尽的概念和理论工具来解决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诸多困惑。教科书发挥了这样的功能，而且作用明显。但一些人仍然认为应做进一步的开拓工作，如同雅典娜尚未从宙斯的前额中蹦出而出世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仍然还未到达它的全盛时期。事实上，情况不尽相同。这门学科领域的建构需要时间和并不算琐屑的创造性思想。学术的高塔并未隐藏在迷雾之中，等待人们去找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大厦正在被人们辛勤地搭建，一点一滴，循序渐进。实际上，这座大厦仍处在建设之中。
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呢？像其他学术的建构一样，学术成就的取得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众多观念的集合物，每一种观念都对它的建构作出了贡献。然而诚如参与过集体活动的学者所知晓的，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使一项复杂的计划逐渐步入正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建构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往往都是一些比较突出的个人：他们可以说是先行研究者这一代学人的代表，他们在提高自身学术实力的激励下，能够超越眼前的局限——也就是超越指导他们所受学术训练的那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规则——以一个全新的、更具启示性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因此，我们称这些人为知识的生产者，旨在说明他们渴望承担起开拓新的学术阵地的重任。
强调知识生产者的推动作用不是为了赞同历史上某一个具体的人所阐释的理论。我在这里也并不是对知识是如何建构的这一过程进行讽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经夸张地说，“确切地说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传记”。然而，学术人物确实起作用。每一个学术进步的取得都离不开一些创造性的大师级人物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伟大的牛顿曾经写道，“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更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超越现有的局限，那更是由于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知识生产者属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些人毕生从事学术，一些人则是在其他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投身到大学的科研之中。一些人主动进行科研上的合作，一些人则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一些人从事宏观理论的研究，一些人则从细节下手进行分析和补充。他们很少取得观点上的一致，相反学术上的争鸣却成为一种常态，但他们也并不会坚信他们永远正确。但是通过他们的辩论与争鸣——也就是在激烈的辩论中进行学术思想的互动——一个新的学术领域逐渐地产生了。
时间会流逝，但这又是无法避免的。昔日学术先行者的作用将会逐渐式微。遗憾的是，我的一些老朋友已经作古，另一些人也即将退休。这些健在的人中，我也忝列其中。在最初接受经济学训练后，我于20世纪70年代受纽约的基础图书出版公司邀请，转而涉足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承担编辑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列著作的工作——这是第一次在这方面的尝试。最终，五本著作被收入这套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丛书中，其中包括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那部经典的《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1975），还有两部我的著作，它们是《帝国主义的问题》（1973）以及《重组世界货币》（1977），其余则是历史学的著作。
在超过三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后，我仍然在积极地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我已将其视为我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人曾经形容我是摆脱了学术孤立的为数不多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虽然我的全部研究集中于国际货币与金融领域，但我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属于资深学者的地位。“货币研究的教父”，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在最近一些私人通信中如此形容我。我则将这种说法看做是对我的一种褒扬。
总的来说，我并不是撰写国际政治经济学建构的最合适的人选，但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资格。我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说是从起点做起的；并且在这一领域内同一些著名的先行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合作；并且从我个人角度讲，与绝大多数人都熟知。尤其是我不求对此精雕细琢，只是将我曾经的研究心得在此客观地记述下来。
行动自主性及偶然性
本书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个涉及了个人的作用——这是个人行动所必不可少的。观念也许是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掌握并抓住它却是脚踏实地走出去的决定性的第一步。知识生产者的作用也是必需的。这一领域内的先行者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思想，通过教诲学生，通过与同事争鸣，通过编辑或者单纯通过自身的灵感。没有他们各种各样的努力，沟通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桥梁恐怕到现在也不会搭建起来。
另一个主题则涉及偶然性的问题——也就是运气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一幢新的大厦已经拔地而起，但却丝毫没有关于它外形或特征的描述，针对美国和英国学派进行的对比就充分表明了这种情况。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也发挥着相应作用。源自个性或经验上的不同特征，会造就出不同风格的作品。一个学者往往会受到很多个体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家庭教养、受教育程度、纪律训练、师承关系、工作履历、学术声誉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发挥作用，在一个人面临着同样的外界挑战时，有针对性地产生特有的影响。这些知识的生产者不但受到自身信念的驱使，而且受到外部机遇与约束（或者就是那种善于发掘新事物的天赋）的推动。换一种情况，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其所在的研究机构、指导教师以及其他人际网络发生了改变，那么相关的答案和问题的侧重点也许就会有着全然不同的变化。
同样，其他的历史环境也许会导致对世界变化运转的相应理解。冷战的出现，使得美国对其昔日的盟友和敌人都给予空前慷慨大方的援助，但是如果没有冷战，我们对权力在全球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可能会截然不同。没有像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组织，我们可能不会对国际市场的治理有完善的思考。没有对大萧条时代的回忆，我们对国家间合作或者经济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预期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假设。
显然，这两类主题对于学科史的研究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实际上，由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所开创的知识社会学就认为，植根于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个人行动，对于塑造一个人的世界观会产生核心作用。“现实是通过社会化界定的”，贝格尔和卢克曼写道，“但这种界定通常会体现为具体的个人或个体组成的团体发挥着界定现实的作用……鲜活的个人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定位。脱离了普遍历史中的具体的血与肉的现实，是不会产生‘观念的历史的’”（Berger and Luckmann，107, 117）。以最新的社会学观点来看，我们称之为知识生产者的人都已经被视为“知识专家”（Swidler and Arditi，1994）。
但即使这两类主题不是新鲜的事物，它们也应该受到更多方面的关注，而不只局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中间。这个领域内的许多学者都没能够认识到，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受到过去有影响力的个人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写道：“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1936，383）我想，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没有什么狂人，更没有疯子。但是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一学科领域，一定程度上我们却全都对昔日那些学术平庸之辈们的言论作出了回应。在发展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行动自主性及偶然性这两大因素是应当受到特别重视的。
荣誉殿堂
上面提到的这些知识生产者是些什么人呢？即便是两位熟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观察家也不可能给出一致的答案。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如同是在做“搜集惯犯”一样的工作。彼此之间就谁是惯犯不容易达成一致。在学术领域，一个人天才般的创造性的主张可能会被另一个人认为是思想乏味的体现。一个人视为研究核心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是属于学术的边缘，或者一个人最差的学术成果也许只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不值一提。因此，任何旨在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荣誉殿堂列出一份详尽名单的尝试，都会招致不同的意见。
因此，虽然会存在不少争议，但我在后面的文章中仍然会列出一份我心中的候选人名单。他们是（按照字母顺序）：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以及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我看来，这些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最初的建立作出的工作最有影响——荣誉圣殿的第一支全明星队伍非他们莫属。如果获得了影视机构的认可，我们将称这七人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七贤人”。
把这些人进行分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乍看起来，我所开列的名单有着一些共性。这些人中包括一名英国人（斯特兰奇），一名加拿大人（考克斯），一名非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卡赞斯坦），以及四名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他们有两人接受的是经济学训练（金德尔伯格和斯特兰奇），一名是历史学出身（考克斯）以及四名政治学者。他们中有五人拥有博士学位（吉尔平、卡赞斯坦、基欧汉、金德尔伯格及克拉斯纳），而且其中一人（克拉斯纳）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三人在正规学术研究生涯开始之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事非学术性的工作（考克斯、金德尔伯格、斯特兰奇）。他们的出生年代依次从20世纪10年代（金德尔伯格）一直到1945年之后（卡赞斯坦）。
更进一步看，从个人层面上讲，这些人获取学术成就遵循的是同一种模式。在这些人身上，全都具备三种必不可少的特征。其一是广泛的学术探索欲，这推动着上述七人能够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与知识传统间寻找学术上的关联性。这些学者乐于建立跨学科交往的桥梁，而不是只在自己的学术专长下寻找安身立命的学术机会。其二是敢于突破现有思想观念的束缚，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敢于打破旧有思维的局限，这使得这七名学者都敢于挑战传统的思想。上述七杰都不愿意接受一成不变的现实。其三在于学术上的敏感性，这激励他们敢于质疑相应的观念和理论，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观念和理论已不能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变化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学术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模型的说服力或技术的完备，更在于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有多强。这些人国籍、学历或职业背景固然不同，但他们的个性与观念上可以说属于一类。
最为重要的是，之所以把他们归类在一起是源于他们学术成就的持久影响力。他们早期的著作或许不再被频繁引用，过去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如国际机制或者霸权稳定论，在今天看来也稍显过时。但是如果随意浏览一下当前的学术作品，会发现其中仍然闪耀着这些人的睿智和洞见，这也是后续章节将会详细介绍的内容。七贤人的影响，特别在本体论层面上，影响深远。他们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可以说从根本上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本话语。也正是他们，为我们现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开拓出了研究路径。
一致性
一些读者也许会抱怨我只局限在了这七个人的学术声誉，应该再加进去一到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也有人会质疑为什么这七人会入选。更有人会挑战这七人中的某一个人的学术影响力。这门学科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可能都不会完全认同我在这里的判断。但我的立场是我采取一种比较中立的态度。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史，而不是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应的问题。我从不敢妄断我的这本书是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
但是没有人可以指责这本书过于偏离了主流学术的范畴。从我个人来讲，我的选取毫不夸张地说既非脱离实际，也不是追求标新立异。专家们可能会对少数权威提出异议。然而，纵观这一学科整体，对于哪些人是最耀眼的群星似乎有着很大的共识。如果要问我是如何了解的？那回答很简单，我调查过。
为了本书后面的写作，我曾经私下调查过67人，他们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知名的专家。所有这些人都被要求列出6名他们认为对这门学科的发展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在世界上有45位学者入选，他们包括顶尖级的学界巨擘，也包括刚刚步入这一领域的新生力量，既有美国人，也有非美国人，既有激进主义者及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那些极端正统或保守主义人士。虽然我的不成系统的调查很难说是科学的，但它的结果非常具有启发性。总体上看，其中至少被提到一次的学者有52位。但是，这一调查很明显受到了非常普遍的欢迎。
这些人中得票最高的是基欧汉，他的名字出现在所有的问卷上——可以说是学术成果最显著。其余依次是（括号中是得票数）吉尔平（28票），卡赞斯坦（20票），克拉斯纳（18票），斯特兰奇（13票）以及金德尔伯格（13票），他们全在我的全明星名单上。唯一遗漏的就是考克斯，他在我的问卷调查中只得到4票。他落选的原因可能在于我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美国人，对于他的成果知之甚少。但是考克斯的学术事业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这一代学者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我将他也包含进我的书中。
最近，针对美国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搞了一项正式的调查（Peterson, Tierney, Maliniak, 2005），它的结果可以为我的选取对象提供一个间接支持。受访者包括1084位政治学者，由他们列出对于过去20年国际关系研究最有影响的4名学者（包括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个领域，不仅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得票领先的20名学者中，有5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七贤人——包括基欧汉（得票率再次为最高，为56%）、吉尔平（位居第10名）、卡赞斯坦（第11名）、克拉斯纳（第12名）以及考克斯（第18名）。仅有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和英国学者斯特兰奇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中。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对这七位杰出学者逐一予以介绍。同时为了丰富我们的叙述，我们还会介绍其他大家不甚熟知或更具争议的人物。这些人有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他人也不只是配角的作用。所以，这些人在本书中都会加以提及。但是，具体的选取以及评价则完全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小结
简单说来，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叙述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本书不是一本教科书；这类书籍已经出版了许多。本书也不是对这一学科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分析；这需要比本书这样一本小书更多的篇幅。因此，本书在这里尝试进行一项解释性的分析，在覆盖面和侧重点上均是有选择性的，既提供相应的解释，也作出相应的判断。但是，我在这里进行的讨论并不是为了迎合经验证据的所有标准。
本书的焦点集中在分析理论的贡献上——这些理论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原则、主张以及推测，它们共同决定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共同话语。单纯的经验研究或者应用性的政策研究只是我们要强调的一部分，因为它也是在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它们作为观念建构的一种补充帮助我们思考这个世界。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如下几类观念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些观念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领域内进行理论建构以及理论化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本书最主要的读者应该来自无形的学院自身——那些致力于增进我们对全球事务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解的学者和学生们。这一领域内的所有专家将得益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和发展的清晰理解。初学者们将通过深入研究构建沟通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桥梁而进行的努力和付出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甚至那些经验丰富的专家，也会从陈旧的事务中寻找到新的发现。
除了本学科这一内部圈子，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特别是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这两门学科的学者，可能还有其他的学科领域，也许会对自身学科领域的创建与发展有全新的理解。知识社会学或者学科史的学生应该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案例具有启发性甚至启示意义。如果幸运的话，这本书也许还会有更广泛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对诸如观念、个性以及事件相互影响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考虑到这些受众，本书的风格在设计上尽可能地贴近读者。只要有可能，我们尽量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如果专业语言不可避免地被使用，我们会在书中想办法使其界定或解释得清晰简明。为了确保读者的兴趣，本书避免频繁地对观念和理论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在相关的历史背景下，编织出七贤人的学术人生，甚至随着时间的推进对其人生进行精彩的回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行文上会偶尔植入些幽默的话语以提升本书的可读性，避免让读者感到枯燥乏味。我相信，这本书中即使是最沉重的主题读起来也会感到轻松。
最后，本书旨在提出三点一般性的结论。
第一，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知识生产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像七贤人这样的先驱敢于甚至乐于突破思维的束缚。尽管最终这一学科领域的建立与发展是一项集体智慧的结晶——包含着大批学者的辛劳付出，很多人我们不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先行者毫无疑问发挥着必要的推动作用。我认为这些知识生产者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偶然性因素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上文中也曾指出过。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那么随意的。尽管历史环境和个性特征不尽相同，但这一领域表现出来的外部特征还是会被证明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是说，在既往经验和传统所造成的自然局限内，没有什么是预先决定的。具体的内容和重点可以有着非常大的变化，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因此，偶然性的影响理应受到重视。
第三，就是多样性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对待学术派系，像既有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之间的差别，应该不必过于悲观。对立观念之间的争论往往是知识增长最丰富的资源。但关键在于具体的实践。为了新知识的产生，学术派系应该主动参与那些富有成效的、有意义的争论。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许多方式来充实自身，而且彼此之间很多地方可以取长补短。然而，他们在尝试这么做。本书的结论在最后一章有着最明确的阐述，也就是大西洋两岸的学者间如果构筑一个彼此交流的新的途径，会受益匪浅。
本书的结构安排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七章：用两章介绍美国和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三章阐述与这门学科的建构相关的主题，这部分内容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另外两章用于评价现有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进行展望。纵观全书，本书的主题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阐释，以便使知识的发展能够与现实的世界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本书的内容强调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性的先行者所作出的学术贡献——这些知识的生产者为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这门学科的建立发挥了最有影响的作用。
第一章以介绍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开篇，强调了基欧汉（还有他的同事约瑟夫·奈）和吉尔平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一学科的美国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为什么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里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这成了美国学派学者学术灵感的来源。这两门学科就是经济学与政治学。虽然这一学派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在最初的岁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研究议程很快就被相关政治学家所掌握。如果没有经济学家在起初作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工作，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能会朝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最后，不无讽刺的是，经济学家没能成为这门学科的主人，至少在认识论上是这样。而且美国学派的主流研究方法——事情是怎样被研究的，开始模仿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一趋势被我形容为一种“蔓延的经济主义”。
第二章勾勒出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直追溯到了斯特兰奇在1970年的一篇题为《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个相互忽略的案例》的学术会议论文。她响亮地提出了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代研究”的号召，它实际上影响了英国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学者，导致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的诞生。英国学派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不仅接受政治学和经济学，也与其他学科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时对一系列规范性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些特征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美国学派在研究方法上截然不同，美国学派更多地强调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规则。两个学派之间的这种分歧产生了新的相互忽略的案例，比斯特兰奇于20世纪70年代末所说的情况还严重。
在第三章，我开始关注体系转型的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毫无疑问成为这一新生学科首要关注的问题。在美国，思考体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研究最为流行的议题，特别是当研究的视野根本不受限制时。在金德尔伯格的引领下，争论的焦点是霸权稳定论。但是近些年来，美国学术界对体系变革这类大议题的兴趣开始减弱。毫无疑问，尽管有许多观察家对此存在质疑，我们前所未有地生活在一个历史转型的时期——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时代。但在英国学派中，特别是受考克斯的影响，仍然有很多人对这类重大现实问题有着浓厚兴趣。没有什么比他们对体系转型的不同论点能够代表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差异。从一开始，每一个学派都按照其自身独具特色的方式构筑研究主题。
接下来在第四章，我们开始探讨体系治理的问题——由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导致国家目标与国家能力之间的“调整空间”越来越大。如果民族政府失去了控制能力，那么谁能够为全球体系确定相应的规则，如何来确保这样的规则能够得到遵守和实施？在美国学派看来，答案是国际制度，也就是国家之间合作的一种普遍形式。这个问题首先由克拉斯纳提出，他推广了国际机制这个新的概念，接下来就是基欧汉的贡献，他随后对政府间的制度安排予以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此相对，英国学派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复杂，除了国家的作用外，他们也强调其他的权力行为体所发挥的作用。调整空间这一问题同体系转型的现实重大问题一样，每一个学派都有着自身的研究方法。
在第五章，我们转而探究国家的问题。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诸多的分歧和差异可以归结为他们在下面这一个问题上的立场迥异的态度：在正式的分析中，国家应当置于何处。主权国家是不是最基本的利益单元或者是诸多行为体中的一个代表？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只关注公共政策抑或有更多的关注对象？这两派都承认国家是最根本的行为体。但是国家是不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分析上是不是兴趣的焦点，这是问题的所在。美国学派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视国家及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为首要和根本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传统的现实主义——也就是国家是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如同在一个“黑匣子”中，依照国家利益和实力的推算来追求国家利益。国家是分析的中心，但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行为体。从一开始，特别是像卡赞斯坦这样的学者就尝试着打开这一黑匣子，承认有更多的相关行为体的作用及影响。卡赞斯坦的标志性贡献在于他强调国内行为体的作用，随后又将观念的因素引入分析中。而在英国学派中，对国家作用先入为主式的强调与美国学派中基欧汉、吉尔平以及克拉斯纳这些政治学家早先的主张背道而驰。英国学派中的学者更倾向于斯特兰奇与考克斯的观点，反对任何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国际关系的论点。
在第六章，我们在分析这一学科领域创建的同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经过了这样的努力，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以前欠缺在哪里？如果知识是通过我们作出限定性的界定的能力——也就是在不惧产生争论的背景下进行概括——那这个领域成功的几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从霸权稳定论开始，诸多理论都得到了完善和发展。但是没有一种是被普世接受的，涉及过程和结构的最基本的问题也都处于争议之中。另一方面，如果知识是通过界定研究议程能力衡量的——也就是恰当地提出问题，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解答这些问题——那么，这一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起来仍然存在着分歧。这两个学派的学者被要求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以国家为中心视角的美国学派最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的原因和结果，而视角更广泛的英国学派则将关注的重点也包含了社会层面的问题。这两个学派对于我们理解问题都会有所裨益。但由于他们的议题是不同的，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也会不同。创造出来的知识本身是庞大的，但是很难整齐划一。
在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七章，我们不禁会问，接下来会是什么？这一领域在此基础上会如何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成就。概念和理论的大厦被精心搭筑得非常成功。但是，这一工程几乎没有完结。尽管我们已经有很大收获，我们的理解仍有严重的分歧。可以肯定的是，新的沟通环节需要在如下三个关键领域内搭建：过去与现实之间、理性主义与认知分析之间，还有这一领域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之间，最后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来说，仍然有非常广阔的空间需要新一代的知识生产者遵循七贤人的足迹继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