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学派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
政治决定经济活动的框架。
——罗伯特·吉尔平
正如吉尔平出色的建议那样，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界定为，“国际关系中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这两者彼此作用和动态性相互影响”（1975b, 43）。就追求财富而言，吉尔平设想的是经济学中市场以及物质激励的作用，这两者是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就追求权力而言，吉尔平设想的是政治学中国家和冲突管理的作用，这两者是政治学家关注的核心。国际政治经济学被理解成这两类学科的联姻，把市场研究与政治分析融合进一个单一的探究领域中。很大程度来讲，这一理解就是目前绝大多数专家心目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甚至对于一些试图找到替代定义的批评者而言，这一点仍然是共识。概而言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含义，是关于在国际事务这一层面上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复杂相互关系。
本章探讨代表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意见的美国学派的缘起。这里使用的“学派”一词含义宽泛，并不意味着任何共同目标或者统一议程。和其他地方的学者一样，美国学者在研究主旨和重点上也都差异极大；比如在理论上，就算是最为基础性的因果关系方面也缺乏共识。但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却似乎存在一些共同的理解，可以把美国学者的探究和其他地方的典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区分开来。之所以把美国学者的主流当成是一个学派，主要原因在于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观，即有关事务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应该被如何研究的看法。这一世界观即便是没有被一致地得到承认，也是被广泛接受的。
究竟是什么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诞生，为什么早期的发展呈现出那样一种方式？这一故事至关重要，因为早期的一系列决定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一领域的后续进程。我们已经提及，吉尔平是这一故事的关键之一。但是更为核心的是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吉尔平的同行，政治学家基欧汉和奈（Joseph Nye），一对出类拔萃的知识生产者。基欧汉和奈要比其他任何人在开创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影响今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局面方面更胜一筹。他们并非是这一事业最早的先行者，因为其他人早在他们之前就寻求嫁接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他们也不是孤零零地促成这一领域的诞生，因为其他人也早已认识到这一潜在的新视角和新认识。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像他们那样如此快速、精巧地行动起来，把潜力转化为现实。基欧汉和奈早期孕育这一领域时起到独特的作用，塑造了今天被当做是必然的成长方式。
诞生
尽管我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诞生时间设定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领域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更早。被我称为开拓者的那一代，并非是历史上首次把国际关系中经济和政治因素综合起来考虑的人们。比他们更早的一代人其实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无论怎样影响后来，这些人并没有试图努力把这种考虑融入一种学术主流领域中。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及稍后的开拓者，他们第一次成功地让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得到认可、受到尊重的学术领域。这是他们的成就，他们真正的构想所在。就人类成就的级别而言，这些结果的意义也许不能和取火或者有组织耕作处于同等地位，但它的意义肯定要比简单重复大多了。
聋子的对话
就学术渊源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传承悠久、富有特色，可以追溯至17、18世纪风靡欧洲的自由启蒙运动。在此之前存在独立的经济学科和政治学科，也有政治经济学，一个用以指称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层面进行研究的标签。在一本出版于1671年的著作中，英国行政改革者威廉·配第爵士（William Petty）首次提出“Political Oeconomies”，这一术语从此开始流行。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从法国重农主义者一直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都把他们探索的主题理解成政治经济学，一种接近于道德哲学研究的统一的社会科学。大学里面最早讲授这一主题的系所也都被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那本总括19世纪经济学知识的不朽著作就被冠以《政治经济学原理》。正如我们所知，奥斯卡·王尔德直到20世纪初期仍然在使用这一术语。
穆勒之后不久，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一道裂缝，由此开始了分化进程。就像一只变形虫，古典政治经济学分离了。为了替代早期概括统一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认识，想象了两种独立的领域用以代表两种独特的人类活动范围。一种是“社会”，所谓私人部门，它立足于合约和分散的市场活动，主要关注生产和分配活动。另外一种是“国家”，所谓公共部门，立足于强制性权威，关注权力、集中决策以及冲突解决。大学里的系所也普遍按照这种分离的局面进行重组。
分离之后的即时效应是，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正规化、理论思想日益抽象。在19世纪70年代所谓边际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即首次使用微分学来探讨价格或者质量的微小（“边际”）变化时，“新古典”学派诞生了。这一学派的目的是从日常生活的繁文缛节中脱离出来发展一门纯正的科学。正像现在众所周知的那样，经济学科逐渐与早期驱动实践者的那些实际政策和道德关注区分开来。这样，那些对制度或者治理问题更感兴趣的学者就被吸引到别处，绝大多数流向关注政治系统运作的政治学这一新学科中。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出版，这本书开始替换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成为英语世界关于经济学知识的头号读本。20世纪初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差不多已经完成，留下的只是一些知识上的关联或者说是交流。正如一些文献评述的那样，“两门学科渐行渐远”（Lake，2006, 758）。
当然，鸿沟并非绝对。即便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分离之后，少数勇敢者依然强调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的关联性。尤其是在激进学者那儿更是如此，例如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上层建筑毫无疑问建立在主导的生产模式之上；而右派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或古典自由派强调，必须反对国家的专制权力以保卫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中也不乏例外者，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非常关心市场和政治的关系，而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金融的政治学研究仍然是早期的经典著作（1930年）。这些人还应当包括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对市场的社会基础所作的杰出研究《大转型》（1944年），为后来者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鸿沟随着时间流逝越见加深。政治经济学的引用不久就从优雅的对话中消失了。
到了20世纪中叶，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已经不复存在，两者是一种聋子之间的对话。但激进视角并未完全消失，特别是左派，有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必然关系依然被保留在辩证法中。20世纪早期，受激进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马克思主义者罗莎·罗森堡（Rosa Luxemburg）、鲁道夫·希法亭（Rudolph Hilferding）等人著作的激发，尤其是其集大成者、目前还被广泛引用的列宁（Valdimir Ilyich Lenin）《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阐述，这一问题被称作是“经济帝国主义”。后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去殖民化高潮，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强调经济“欠发展”的政治原因。尽管在细节上还有分歧，依附论的许多分支都被统一到这样一个观点上，即贫穷国家（边缘区）的发展前途受制于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富裕国家（核心区）。在主流学院派领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边界已经非常牢固、不可逾越。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这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工作的学者，已经不再彼此对话。
半个世纪以前我自己作为大学生的经历就很典型。在国际关系的一堂课上，当时我还是一名本科生，重点都放在一个危险的无政府状态世界中有关冲突和国家安全的“高级政治”方面。虽然不能说是压倒性的，但政策议程也是被冷战和核武器威胁抢先占据。对外经济关系被降低到“低政治”领域，并没有真正受到严肃的关注。相反，在我本科生阶段和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上过的一些国际经济学课程上，聚焦点是效率和稳定等问题，公共政策的评估仅在于它对消费者福利的作用上。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不同制度环境或是经济关系的政治基础。唯一被认可的权力特性是市场权力，剥夺了任何与国家间政治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议题相关联的权力。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声名卓著的英国人斯特兰奇，于197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这种二分法作了很好的表述。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有关斯特兰奇的思想。前文已经提及，她给这篇文章起了一个富有煽动性的标题《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个相互忽略的案例》，而煽动正是她想要的。斯特兰奇认为，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两方的著名学者都对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变化视而不见。聋子的对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时需要一种更为现代的方法，一项致力于“桥梁建设”以便在经济和政治分析中聚焦关键的“中间立场”的全新努力。这是第一次就新的研究领域所展开的全面而富有说服力的例子，尖锐、毫不妥协的姿态所表达的那种呼声，成为斯特兰奇的特质。从目的和意图上来看，这篇文章是一份宣言。
某种程度上，斯特兰奇推开了一扇门。横亘于两门学科之间不可逾越的阻遏从来就不乏批评，当中不少来自学院派世界的主流。20世纪40年代，政治学家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1947年）为主流国际关系课程中缺乏经济学而哀叹，他建议要让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了解经济学家使用的主要概念和方法。在斯特兰奇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对聋子间的对话的不满已经开始酝酿。经常可以见及，学者们用他们的方式摸索着重新关联这两个探究的领域，“重新融合某种程度上被武断分离的领域”（Underhill，2000, 808）。
有意思的是，这些学者绝大多数是经济学家而非政治学家。一个早期的例子是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他是诺尔的老师（显然给这位年轻人的思想留下深刻印记）。瓦伊纳在一项历史研究（1948年）中曾探寻过作为对外政策目标“权力”和“富裕”两者之间的关系，他选择的术语成为吉尔平的“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的前兆。瓦伊纳的聚焦点是“重商主义”，这一信条一度主导了欧洲17世纪和18世纪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原则上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需求。但是正如瓦伊纳揭示的，这一关系到底怎样真的变成现实并非易事。权力和富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比较复杂，随时间而变化。
20年后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出版了《相互依赖的经济学》（1968年）一书，突出了民族国家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政治挑战。库珀注意到在一个主权国家构建的体系中，市场自由化将带来不可避免的紧张状况。自那时开始，库珀建立的主题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反复得到回应。1970年，也就是斯特兰奇关于“相互忽略”的文章发表的那一年，金德尔伯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权力和货币》。金德尔伯格的主题也是在一个相互依赖加深的世界中经济和政治活动日渐增长的紧张状况。同一年，基础图书出版社开始出版由我担任总主编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系列丛书。1971年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出版了值得纪念的《主权困境》一书，该书预示着跨国公司作为世界舞台上重要政治行为体的到来。
这一时期同样看到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长期被忽视的《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1945/1969）再版，现在已被恰当地认作是经典。该书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突出了掩藏于国际贸易中的政治。该书表明国际间的支配依附关系将怎样随着对外贸易的不对称性而自然出现，政府怎样有选择地利用进出口政策施加政治压力和发挥政治杠杆效应。自那时开始，赫希曼的主题也一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得到回应。
某种程度上讲，斯特兰奇那时正呼吁的融合方法早已开始出现结合。那么，我们能准确地推定这门学科的诞生吗？不幸的是，学术领域的诞生不存在一个官方的出生证明，登记着时间和诞生地点。文章和专著都已开始出现，比如瓦伊纳和库珀的著作。一开始人数分散，后来贡献者不断增加，直到——发现了——我们都意识到某些新东西已经出现了。仅当我们开始回顾的时候，才注意到分娩已经发生。如今我们能说那一刻是1970年，事实早已明示太阳底下有些新鲜事（尽管《旧约》中《传道书》是悲观主义）。
毫无疑问，斯特兰奇的宣言应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编年史中得到特殊的位置。她战斗的召唤并非是点燃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兴趣的唯一火花；确实，这篇文章出现在一本英国杂志上，当时在大西洋对面的许多美国学者也许并没有读到。但是现在回头看，我们能体会到它的重要性。它的发表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到来。在此之前，专家内部酝酿的不满从未如此有效地结出果实。自此之后，问题有了一个简洁凝练的术语。因此，它至少是标志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的一个候选者。
一个变化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促使斯特兰奇如此有效地抓住了这种不满呢？新领域的诞生不在真空中产生。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发展一般和历史背景紧密关联，旧思维方式在新事物和趋势面前已显不足。国际政治经济学同样如此。根本性变化出现在世界——“真实”的世界之中，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喜欢这样说（很多时候并没有讽刺的意思）。全球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两者都开始突变，呼唤对这些事务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加以研究的新理解。
出乎意料的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性打击后，欧洲和日本经济引人注目地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均衡开始出现决定性的转变。20世纪中叶，美国就像是巨人一样控制着世界经济。但是随着增长率下降以及国际收支陷入赤字，美国看上去已经处在衰落的门槛上。大陆欧洲和日本却呼啸而至，再次迫使我们估算。美国身在经济支配地位——“霸权”的时刻看上去已经是明日黄花（现在知道这是错误的，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同时，战后去殖民化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困境。压力聚集到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上，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治理富裕的“北方”和受贫穷困扰的“南方”之间关系的规则。
就像库珀和金德尔伯格指出的那样，在这些挑战背后是民族经济体之间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伴随着萧条和冲突，民族经济体的联系达到了一个顶点。贸易和资本流动受到严格控制。褊狭成了规则。但是消除壁垒的自由化随之而来，特别是工业化国家之间，受到美国的自由化政策的促进，以及新创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护送。一开始较慢，但速度逐步加快，随着关税下降、货币互换重建，竞争替代了褊狭。年复一年世界贸易增长比产出更快，带来进一步开放和互相依赖。不久，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境外货币市场——所谓欧洲货币市场——的增长，金融流动就开始加速。到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经济网络的扩大很明显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权力似乎正从国家手中悄悄溜走，限制了国家达到关键目的的能力。对政府而言，不管物质收益如何，市场正变成一种确定无疑的威胁。
20世纪30年代的惨痛经验说明，当经济战蔓延时，获胜的同盟国家寻求对国际经济关系“去政治化”。目的是利用贸易或者金融控制促进国家利益而牺牲他者的“重商主义”倾向。就可能的范围而言，保护主义——一些用以保护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中国家利益的干预措施——被严格限制。
但是政治并不能完全消除，当然也不会像冷战那样持续这么久。例如，尽管欧洲共同市场对美国的出口采取歧视性措施，但华盛顿依然支持共同市场的建设，这一点我们能解释吗？但是，希望我们能把政治考虑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GATT和IMF的创立是为了确保国家间的争端主要能围绕技术议题，而不是广泛的安全关注。尽管贸易或者货币谈判艰难，甚至非常痛苦，它们仍然只是细节上的。苏联集团以外，共享的承诺是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的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这样一个愿景。
战后初期，这一战略得到了有效实施。尽管也存在挑战，体系的支撑结构看上去运转良好，甚至永不会改变。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家权力处于威胁之中，经济和平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紧张状况再次上升。到了70年代，它们已经越来越敌对了，1971年发生了石油冲击，随后钉住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低增长、高通膨——“滞胀”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保护主义再次上升。世界经济已不可能再去政治化。
对国家权力的威胁，就像库珀洞若观火地观察那样，事实上存在三个方面。第一，相互依存加深对民族国家经济体造成了数量和程度上的潜在冲击——我们称之为扰乱效应。第二，相互依存妨碍了多种政策目标的实现，包括政治和经济的，这是一种阻碍效应。第三，越来越出现一种民族权威毁灭性竞争的危险，这是一种竞争效应。这类挑战很难归结为技术性问题，特别是涉及国家的关键利益时尤其不能。很清楚，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追求财富不能够再若无其事地被置于低政治领域之中。
相反，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却可以搁置一边。这是因为两个核武器超级大国美苏之间出现了缓和。多年以来冷战一直占据舞台的中心，并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边缘政策中达到顶峰。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尽管越南战争延长带来了不安，但西方和苏联集团的竞争看上去进入了一个紧张局势缓和的新时代。缓和并不意味着战争与和平的高政治突然不再相关，80年代冷战又一度激烈，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宣布与“邪恶帝国”进行搏斗。但是这至少意味着，世界政治的学者们可以安全地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
初期
轮到基欧汉和奈。用他们的老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1989，275）的话说，这两位的“性格和学术天分相匹配”。很少有学者能如此迅速或者说有效地在初创时期孕育一个新领域。通过他们的观念，通过鼓励其他人的工作以及通过《国际组织》杂志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基欧汉和奈以这三种方式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在所有这三类方式中，他们早期的企业家精神所结出的果实已被证明经久耐用，他们的遗产将长存。
协作开始
首先看看他们的观念。基欧汉和奈两人进入政治学领域时都不曾对政治经济学有特殊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他们也并没有组成一个团队，那是迟至1969年才有的事情，而一年后斯特兰奇的宣言才发表。但是随后10年的精诚协作催生了里程碑式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Keohane and Nye，1977），公正地说，这本书是奠基之作。后来尽管他们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偶尔也一起合作，但职业生涯却沿不同轨迹前进了。然而，他们早年合作时确立的总体世界观，曾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探讨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在也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探讨的基础。
奈年长基欧汉四岁，1960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对职业方向尚无确切认识。1958年以优秀毕业生荣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两年在牛津大学做罗兹访问学者，随后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那时奈认为他或许可以在比较政治发展方面做些工作。1964年奈完成了关于东非地区一体化的博士论文。随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一份高级教职，中间除了偶尔到世界各地做访问学者，以及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服务过一段时间之外，奈一直待在哈佛。奈直到在哈佛大学开始教职生涯时才真正研究国际关系。
20世纪80年代，在担任卡特政府时期负责安全、科技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两年之后，奈和基欧汉分道扬镳。奈的兴趣逐渐转向应用性政策，在这一领域奈出版了一些系列让他获得声名的著作，包括《注定领导》（1990）、《美国权力的困境》（2002）以及《软实力》（2004b）。克林顿总统时期奈又回到了华盛顿，先后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奈在这三个职位上都从美国政府手中获得了杰出服务奖。奈头脑冷静，但对权力也怡然自得。在被人问及为什么在首都获得政府高官之后毅然返回学术界时，奈回答说：“因为我想理解政策是如何被制定的。”他曾经写道，政府生活的步调“不允许广泛阅读或者是深入思考”（Nye，1989, 206）。为了足够清晰地看待事物，学者型官员需要时间和远距离观察。
相反，基欧汉1966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却选择了坚守学术阵地。基欧汉的第一份教职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达特茅思学院，该学院以人文艺术教育而闻名，基欧汉在那里一直待到1973年。正是在那里，基欧汉通过和经济学家万·杜恩·乌姆斯（Van Doorn Ooms）合作开课，开始系统探索政治经济学。1973年以后，基欧汉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都获得过教职，包括杜克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基欧汉作为第一流的学者博学多才，赢得了同事的广泛赞誉（我在前言中提及，基欧汉在一项无记名私人投票中获得票数的情况）。他曾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和国际问题研究会主席。在跨越三分之一世纪的职业生涯后，基欧汉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力量。就像下述章节即将提到的，他的贡献是多重的。
基欧汉为了照顾家庭、成全妻子南希·基欧汉（Nannerl Keohane），曾放弃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宝贵的教职。南希·基欧汉先后担任韦尔斯利学院的校长和杜克大学校长。有些人从那份无私中看到基欧汉母亲的影响，就像基欧汉曾经提及的（1989b, 404），他母亲是一所公共学校的教师，是一位“富有道德感召力”的政治活动家，全面持久地影响了基欧汉的价值体系。另外一些人则可以看到政治理论家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的影响。在基欧汉心目中，施克莱是研究生时代最为重要的智识导师（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1）。尽管基欧汉认为施克莱是那个时代哈佛大学政府系最重要的人物，但由于歧视她是女性，很长时间内施克莱在哈佛一直是没有终生教职的讲师。今天，基欧汉以培养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数名极为出色的女性学者而出名，包括莉萨·马丁（Lisa Martin）、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和贝丝·西蒙斯（Beth Simmons），还有其他一些。1997年，基欧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妇女协会获得第一份导师奖。
尽管对他人的感受并非反应迟钝，基欧汉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他并不介意与人分享、甚至坦率相告。有一次，一位同事在一次会议上不假思索地说了一番话，尽管想搞点幽默，却显得有点性别歧视。基欧汉狠狠训斥了一番，让参会者包括我本人哑口无言。另一次，我见证了基欧汉担任一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学生报告论文的讨论者时的情况。基欧汉丝毫不为她的学识所动，相反把她的论文撕得粉碎，质疑她是否懂得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我离开房间时想，这位年轻女性的职业生涯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但这位学生现在非常出名了，她就是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
基欧汉也不乏幽默。但是像他那样的人，不轻易表露、含蓄隐忍。没有一幅图画比他新近出版的文集《部分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与治理》（Keohane 2002）上的封面更能切中要害。该书封面是马克斯·厄恩斯特（Max Ernst）的一座名为摩羯座的雕塑，坐着的是国王和王后，风格是接近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早期深受非洲原始艺术影响时的达达主义。国王是远眺海上神像的摩羯，手握权杖威严地坐在王座上；他的王后，被塑造成美人鱼，神情端庄地依偎在他的身旁。这一奇特的帝王夫妇跟基欧汉对相互依赖和制度的深沉反思有何关系呢？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但这次似乎找到点什么了。摩羯和配偶事实上是依然还未全球化的世界中的权力和治理的化身。基欧汉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一家博物馆里看到了这尊塑像，那时他正考虑文集的事情，当即决定把这尊塑像置于书封面的中心。就像是一幅颇佳的《纽约客》卡通画，内中笑料经过精心计算，却不显露。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
尽管基欧汉和奈在哈佛的研究生岁月重叠过一段时间，但他们直到1967年才相遇。他们之间密切的合作始于两年后，当时正为一次于1970年召开的有关世界政治力量的会议作筹备工作。这次的会议论文集由他俩联合主编，作为1971年《国际组织》杂志的专刊出版，不久之后便以《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为名出版（Keohane and Nye, 1972）。在这部文集的导论、结论部分以及文中一些章节间，基欧汉和奈发展出了一种审视国际经济关系互动性的新概念。此后数年，这项努力就呈现在被当做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奠基之作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在这本书中，基欧汉和奈展现了一幅至今还有影响力的世界景象。他们甚至给这幅景象取了一个名字：“复合相互依赖”（Keohane and Nye, 1977）。
复合相互依赖
复合相互依赖有三种特性：交往的多层次性、议题之间不存在等级性以及军事力量重要性的下降。这幅图景用于挑战世界政治中经典的国家中心范式，该范式曾长期统治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数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生就像国际关系理论本身那样不断被灌输成“现实主义者”。国家被说教成是国际关系中仅有的重要行为体。为了便于分析，国家被构想成是带目的性的、理性的、统一的行为体。而且，国家被假定为主要是受到权力和安全的驱动，占据中心位置的是军事冲突的危险。在美国学术圈，现实主义是统治者。
对基欧汉和奈而言，现实主义过时了。世界政治已经发生变革。他们建议，看看四周的现实。那么，谁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崩溃视而不见呢？1971年随着美国取消美元兑换黄金，布雷森林体系赖以维系的由政府控制的固定汇率制瓦解。1973年石油冲击使能源价格迅速抬高，导致滞胀、不确定性增加。争端和紧张状况随之上升，从关税政策到海洋的管理等一系列问题都有争议，且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对基欧汉和奈而言，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这一成果，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是至关重要的。二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内的稳固与确定性，看上去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
基欧汉和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事务中日渐上升的权力分化和扩散，而这源于民族经济体不断增长的相互联系。正如《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第一行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1977，3）。国家仍然可能是国际事务中的核心行为体，但是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展，国家不再是那种拥有决定结果的权威的唯一来源。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扩大了“跨国”关系的范围，增加了跨边界的合约、联盟和互动，而这些都已经超越政府的对外政策机构所能控制的范围。经济相互依赖催生了一大批跨国行为体，凭借控制资源和掌握通讯渠道的有利条件，个体和一些机构也都参与到跨越国家边界的政治关系中。因此，基欧汉和奈认为需要一项新思维：一种明白无误地承认相关行为体活动场面的新范式。政府不再垄断着分析。如果我们真切地想理解事情是怎么运作的，学术研究应该与时俱进。
当然，世界政治的转型并不普遍。基欧汉和奈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能完全概括世界政治新时代的特征，这一概念最好理解成一种“理想型”，以便与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范式作对比，突出被现实主义忽视的内容。这个观念是分析性的，而非描述性。真实世界的诸多层面仍然展露出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内容。例如，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后紧张局面已经缓和，但安全问题仍然占据两个超级集团的政策议程；即便在缓和时期，直接的经济联系也是微乎其微。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在全球其他许多热点地区并未丧失，特别是中东、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但是至少就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些国家的经济力量占到世界经济比重的大部分——事情早已发生变化。经济关系以指数级方式增长，战争的危险看上去已经越来越远，而政府正受到跨国行为体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正如基欧汉后来提到的，在这里讲述“复合相互依赖的地带”是异常合法的（1989a, 9）。
这对拍档来得正是时候。按照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 1971）的说法，对于一项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新概念的成功传播而言，最重要的是已有的正统理论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现实，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不能应对日渐增多的反常现象。对“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约翰逊而言，他脑海中的正统理论是凯恩斯主义，那时这一理论正遭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他在芝加哥大学同事的猛烈抨击。对政治学家基欧汉和奈而言，正统理论是现实主义。在一个相互依赖日渐加深的世界中，国家中心范式应对挑战时显得相当脆弱，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违背的事例不断增多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间，现实主义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而且正如约翰逊继续指出的，如果一个真正全新的概念能够有效地容纳旧范式中的合理部分（或者至少是不太有争论的成分），那么新概念的作用就更大。这正是基欧汉和奈所做的，他们在指出政府权威消退的同时，也继续强调国家仍然发挥中心作用。
他们的观念从何而来的？基欧汉认为，“就复合相互依赖这一观念的渊源而言，奈理所当然置于首要位置……那个时候（1972—1974），奈不断地参加会议、建立网络关系、获取感想。他对在哈佛大学教授的现实主义和复杂世界中的多种行为体之间的矛盾的体会，以及在这些会议中应对的议题，都促使我们俩深思复合相互依赖”。但是，这显然是他们俩合作的深思，其中许多想法都是在奈位于列克星敦市的家中成型的，他们俩不断对话，把矛盾的部分转化成革命性的新范式。他们俩的协作也因为奈1972年安排基欧汉到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FIA）做访问学者得以加速。感谢奈的努力，设施优良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曾资助了1970年的那次会议，会后出版了《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
按照最近一本文集（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9b, 15）的说法，跨国模式首先受到雷蒙·弗农的启发，那时弗农正为《主权困境》一书的最后完稿而忙碌。弗农是奈在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同事，鼓励这对拍档主办1970年的会议（Nye，1989, 203）。两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组织联系相当关键。“没有那层联系的话”，基欧汉认为，“我并不确信我们能够走向国际政治经济学”。《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导论部分引用的文献超过三分之一都是有关跨国公司的。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 1957）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1958）完成的有关地区一体化的作品。这两位学者受到战后欧洲发展的启示，突出了国家间自愿协议的作用，对世界政治中的多重行为体也给予相当的重视。对奈来说，从一体化研究走向相互依赖概念显得再自然不过。奈1965年出版了研究东非一体化的博士论文。正如奈后来提及的，“我感到地区一体化的许多理论有不少洞见，也可应用于那时变得相当突出的、更为广泛的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1989, 203）。奈和基欧汉感谢多伊奇和哈斯的言语在1975年的一篇论文中表露无遗（Keohane and Nye，1975）。
对经济学家库珀和赫希曼也表达了同样的感谢。追随库珀，基欧汉和奈强调相互依赖对国家政策自主性施加的约束日益明显，国家抱负和国家能力之间的“控制鸿沟”不断扩大。追随赫希曼，基欧汉和奈强调不对称性相互依赖概念是权力资源的基础。
基欧汉和奈（1987年）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对于他们所缔造的事业显得很谦虚。基欧汉和奈声称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为分析目的提供一种可替代的“理想型”。这样做的意图并非是败坏现实主义的名声，而是为了补充现实主义。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认为这两者互为补充……关键点不在于相互依赖使权力过时——远不是那样——而在于在给定的问题领域里，相互依赖的模式和潜在权力资源的模式紧密关联，更确切的是这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728，730）。在基欧汉和奈看来，就连复合相互依赖概念本身也还“没有发展起来”（733）。“我们并没有把复合相互依赖演绎成一种理论，只是当做一种思想实验，如果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倒转过来，政治看上去将如何。因此，我们并没有致力于……也许可以尽力而为的理论”（737）。
但是，基欧汉和奈显然错置了这种谦虚。现实主义的确没有被败坏名声，复合相互依赖最好也被认作是对现实主义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的确，这一新范式也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理论最好是被界定为包含逻辑真理和预测准确度的一系列总体性陈述。逻辑真理指某些陈述（假定或者前提）逻辑上指向另外一些陈述（定理）。预测准确度指一些陈述能以真实世界可证伪的预测来推定。显然，复合相互依赖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它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国家行为或者谈判结果。
但是成绩不可否认。从本体论角度讲，这种观念开创新局面。它全然不同于国际关系领域此前盛行的范式——它是一种有关世界的清新视角，与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受到战争与和平支配的现实主义模式截然不同。这才是价值所在。基欧汉和奈使我们看到了新的世界。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他们加速了新研究领域的诞生。
今天我们认为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可用政治术语分析而不仅仅当做是经济现象已经是理所应当的。同样，我们认为用相互依赖模式分析各个分支领域也是理所应当的。之所以这样做，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分享了基欧汉和奈流传给我们的本体论——一种用复合相互依赖的三重特性界定当前国际体系本质特征的体会。没有这种多数人能理解的认识，对贸易和金融等低政治进行系统研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将困难得多。有了它，我们对事物如何运作就有了新的认识。复合相互依赖这一术语本身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或许不是那么流行。许多学者甚至已经完全忘了它。但是这一术语所代表的世界观，毫无疑问已经成为这一领域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
未来的三种模式
在鼓励其他学者的工作中，基欧汉和奈通过指导组织集体研究项目发挥作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自然，这类事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撰写《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之后在马萨诸塞州和华盛顿召开了两次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我很荣幸以讨论者身份参加），四年以后《国际组织》杂志出版了第二辑专刊。这次专刊随后以书的形式出版，书名为《世界政治与国际经济学》（Bergsten and Krause，1975）。基欧汉和奈帮助说服第二个项目，并且和这一专辑的其他编者一起组成非正式指导小组使之成为现实。这对拍档和其中一位编者合作撰写了项目的导论这一章，为分析构建了基本的框架。即便后来和奈分道扬镳之后，基欧汉仍然在许多合作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一些人（我们即将提到）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这类集体项目的一项优势是他们能为研究而设定计划。20世纪70年代的两个项目就是这样子的，它们为下一代学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路标。第一个项目，即《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后来被描述成“主要是一项尝试，告诉我们许多有趣的活动已经脱离了分析者的注意”（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9b, 16）。第二个项目，正如基欧汉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提上议事日程”（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3）。
这类努力的另一项重要作用是激发了参与者的争论，这反过来有助于界定关键问题、澄清议题。那两个项目都体现了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的连续争论，一方面发生在基欧汉、奈与他们的好友吉尔平之间，另一方面这一争论也进一步提炼了有关相互依赖及其后果的思考。基欧汉和奈促进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新图景。吉尔平成了旧现实主义传统的有力辩护者，就像文献评论的那样，吉尔平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现实主义的泰斗”（Murphy, 2000, 798）。
吉尔平很容易走近现实主义，1960年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学位时，他已经在美国海军服役四年。吉尔平最早发表的学术著作（1962，1968），其中一本涉及核武器政策，关心的完全是冲突和国家安全等高级政治。吉尔平从1962年就开始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直到1998年退休。吉尔平说他自己被看做是“最后的冷战分子”（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368）。但是，他并非是一位崇尚空谈的现实主义者，将替代性视角拒之门外。对吉尔平来说，现实主义代表了一种有关社会和政治的哲学观——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对现实的决定性描绘。他更愿意称自己为“温和现实主义”（361）。尽管吉尔平某种程度上为自己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唯一的共和党人士而自豪，然而他也总是很快补充说自己是一名“佛尔蒙特共和党”，以区别于更为教条的戈尔德沃特—里根类型的共和党人士。
吉尔平开始教职生涯之时，并不比基欧汉和奈起始之时对政治经济学更感兴趣。但就像他的两位朋友一样，吉尔平也不得不注意到经济事务的突破性发展，这种发展已经开始挑战传承已久的假设。对吉尔平而言，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环境的急剧变化。在关于核武器政策的早期作品中，吉尔平已经突出了技术发展和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为他深入新领域提供了方便。
受到好奇心的强烈驱使，吉尔平开始阅读库珀、斯特兰奇和弗农的著作。吉尔平承认，这几位对他的想法产生了重要影响（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367）。为了更好地理解相互依赖的启示，吉尔平开始自学涉及低政治的经济学。在探索过程中，吉尔平展示了一位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素养：开放的心态、全身心投入学习和令人敬佩的积极投身于创作。纵观整个职业生涯，吉尔平淡泊名利，无丝毫兴趣把自己塑造成学术明星，尽管那些都已是囊中之物。温和、谦逊，甚至有些羞涩，吉尔平只是想要去理解而已。
吉尔平热衷于从他同事那儿获取帮助。我和吉尔平一直到1971年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任教。我现在都还记得，好多次他走进我的办公室问一些有关经济分析的细微问题。通常，这些问题潦草地书写在一个小便笺上，他随身携带这个本子以便在原位置记录想法。即便是我后来到别的大学任教，我们的私人讨论会也一直远距离持续，正如吉尔平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一书序言中略带特色的亲切话语提及的（1975b）。他没花多少时间就把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中涉及的问题推向深处。
吉尔平承认跨国主义的涌现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者的理论变得过时，事实上正相反。除了坚持世界政治正处于转型之中，吉尔平认为基欧汉和奈过分夸张了。跨国主义只能在传统的国家体系背景中加以理解，这一体系可以追溯至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这位前海军军官而言，国家仍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而且安全利益也仍然是经济关系的首要决定因素。用吉尔平的话说，“政治决定经济活动的框架，将经济导向服务于政治目标这一方向”。他感到，基欧汉和奈误入歧途，没有认识到跨国行为体和进程从根本上讲最终仍然依赖于国家间关系。“吉尔平指出市场立足于政治决定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位同事写信告诉我对吉尔平的一些评价，“一些人认为这一点只是在国内市场才有，但是吉尔平却说国际经济同样也适用”。
事情牵涉经济和政治活动潜藏的关联性的性质，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引致学者立场不同的古老问题。是经济驱动政治，还是反过来呢？吉尔平认为，存在三类有关这一关系的学派，且都源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每一种都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生提供了独特的“未来模式”。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经济毫无疑问决定政治，虽然它们在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上差异极大。相反，现实主义对政治关系的权力塑造经济体系确信无疑。基欧汉和奈，连同他们的复合相互依赖范式，可理解成是自由主义者的最新继承者；他们的方法被广泛看做是旧主题的新变种，不久以后就贴上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标签。强调这对拍档的哈佛因缘，一项文献简略称之为“自由国际理论中的哈佛学派”（Long, 1995）。在第四章我会多谈一些新自由制度主义。吉尔平自己毫无疑问刚好是重新改造的现实主义者。
在1975年同时出版的《世界政治与国际经济》与《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两书中，吉尔平细致地审视了这三种视角的长短优劣，以便对跨国主义这个新概念作出回应。吉尔平的目的是进一步澄清相互依赖的启示，使之在理论上更为系统与连贯。与此同时，吉尔平也为后继者提供了一种方便省事的框架——我的一位朋友在私人通信中曾说，这是一座“知识殿堂”——或许也是他为这个新生领域所作出的最为持久的贡献。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吉尔平的三种“模式”——也可称作是范式或者视角——即便作出修改或者在许多方面加以重新组合，也仍然是绝大多数严肃探讨的起点。很少一部分资料会费心把这一分类归功于吉尔平。就像复合相互依赖这个概念，这一分类成了每一位专家工具箱中未经权衡的一部分。更少一部分人把促进吉尔平创造性思考的功劳，归之于基欧汉和奈在这些鼓舞人心的项目上所发挥的作用。
《国际组织》
最后，基欧汉和奈的领导力理应获得认可，他们为这一新领域创立了坚实的起飞坪。那就是《国际组织》杂志，它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发表作品的首选之地。如一项文献评述的那样，这一领域的美国版本，“自1971年开始就以《国际组织》为中心”（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9b, 5）。用另一些学者的话说，美国学派也可以称之为“《国际组织》学派”（Murphy and Nelson，2001）。基欧汉和奈在把《国际组织》塑造成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者一代的会场时起了关键性作用。
鉴于决定哪些文章可以发表时同行评议的重要性，在学院派世界中传播创新观念并非易事。编辑委员会本能地倾向于照顾那些属于同一阵线的投稿作品。任何有悖于常规的作品——比如致力于连接传统上相互分离的学科——注定要经受怀疑，如果不是直接遭遇敌视的话。回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并不能确保这一新奇的杂交物正常运作，不管如何包装都能问世。一项出版纲要是必需的，而这正是《国际组织》提供的。没有这份杂志，在美国的这一幼稚领域有可能胎死腹中。
哺育研究的幼稚领域并不是《国际组织》的初衷。这份杂志由世界和平基金会创立于1947年，这家以波士顿为基地的慈善机构的历史则可以追溯至1910年。杂志的工作可以从名字上看出——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新国际组织。这包括了所有联合国系统下的机构，不仅仅是像IMF和GATT这样的经济机构。其理念是促进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探究它们实际上如何运作。创立20多年来这份杂志一直都是这么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强调应用政策分析或者评论；还有大量空间留给各类联合国机构做活动的详细概览。很少有工作是由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塑造的。用一份最近完成的调研报告的话，没有“理论深度……没有概念框架把这些深刻见解贯穿起来”（Martin and Simmons，1999, 92—93）。
但是从那时开始杂志就由基欧汉和奈有效接管了，他俩和其他几位年轻学者受邀于1968年加入编辑委员会。正如奈所言，这是一项“偶然发生的事件”。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转折点。就像基欧汉写道的那样，“委员会的发起人将为他们的决定而沮丧，因为他们的新同事在随后五六年中几乎重组了这个委员会”。1972年，奈担任委员会的主席；1974年，基欧汉担任杂志主编，他在这一职位上待了六年。
就在那时，这对拍档转移了编辑政策的重心。1969年召开的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组织会议，原本是为《国际组织》专刊而设置的（Finkelstein，1969），在这次会议上基欧汉和奈被会议论文的去理论化惊住了，用基欧汉的话说内容“极其陈旧”。他们俩认为杂志的传统方法需加以调整：转向世界政治研究，特别是更为系统地研究政治行为。当得到机会说明他们心中所想时，基欧汉和奈以《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这一集体项目作出了回应，后来还跟进其他一些措施。奈后来解释，他们做第一个专刊的意图，就是避免杂志全神贯注于“枯燥无味”的记名投票，逃脱其他制度性琐事。这一想法“通过首先描述世界政治的互动模式，然后设问国际制度发挥何种作用或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才重归正道”（Nye, 1989, 202）。
基欧汉尤其意识到《国际组织》杂志显现的机会。后来，他在一项访谈中对此作了如下阐述：
做杂志编辑的好处是你处于进程的中心。你看到这个过程，某种程度上能塑造这一过程。我刚接手做主编时，在第一期写了一篇卷首语《〈国际组织〉和相互依赖的危机》。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相互依赖在西方世界正面临减速甚或停止的危机（时间大约是1974年或1975年，正好是石油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人们对重建这一体系存有共识，很清楚在这种时刻我们需要从政治上思考世界经济，因为它并不会自动这样做。我正好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点（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3）。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组织》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持续成长的旗帜。自那以后，它牢牢地占据在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刊物行列中（Crewe and Norris, 1991；Nisonger, 1993；Garand and Giles, 2003）。美国政治学家2003年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国际组织》排在所有政治学刊物中的第十五位，但以巨大的优势名列国际关系类第一名（Garand and Giles，2003）。美国的研究者习惯上仍然在《国际组织》上寻找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监护
以寡敌众，这一新生领域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生根发芽，成了两门学科联姻的健康后代。但是联系是有限的，这还仅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的两个附属专业之间的权宜联姻。从广泛意义上说，这两门母学科依然相互分离，在导向和正式的学院派组织机构中仍旧互相独立。那么，该由谁来监护呢？
原则上，双亲都可能在塑造这门幼稚科学发展上发挥作用。但是，实际上经济学家在婴儿出生以后放弃了监护权，把它留给了政治学家。不顾这一领域早期的很多工作其实是由经济学家——像赫希曼、维纳、库珀以及金德尔伯格——完成的这一点，国际政治经济学直到今天在许多经济系中仍然是次要利益。
尽管是少数，一些经济学家在他们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方向上继续探求，把经济分析的工具应用于公共政策研究。许多人，比如像托马斯·威利特（Thomas Willett，1988；Willett and Vaubel, 1991），追随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1984）的步伐，强调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但是这类作品很少试图努力融入政治学的深刻理解或启发。这一理论的方法是个体主义的，它关注作为基础分析单元的个体，强调形式建模。经济学家的全部努力也仅是把传统的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决策分析，或许可以把它称为国际关系的微观经济学。它很难被形容为不同学科的真正融合。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继续成长，是政治学而非经济学施加了主要影响。在不小的程度上讲，这归功于基欧汉和奈那决定性的进取精神。从一开始，这两位连同吉尔平和其他人就声称拥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权”，把这一新学科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体系中。即便汲取了不少经济理论和方法论内容，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上去也像是国际关系的延伸。正像一位同事私下里跟我说，基欧汉和奈“用国际关系的框架为学者们打开大门去系统思考国际经济关系”。
不久之后，自重的政治学系开始为专家保留一两个教职。政治学课程中开始开设至少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课。这一领域的教科书——过去是涓涓细流，现在则洪水泛滥——直接就是为政治系学生准备的。到了20世纪结束前后，用海伦·米尔纳（2002b, 207）的话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莉萨·马丁（2002，245）对此回应道，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方法和理论是从国际关系而不是从经济学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适合国际关系塑造的模子”。
那么，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起来斗争以获得这一监护权呢？一旦他们做了，这一领域或许将呈现另一种面貌——提出不同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基本原理或许将完全以另一种方式加以界定。但是尽管国际环境出现了剧烈的变化，经济学行当的主流仍然漠视这一切。理由有三条：意识形态、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方面的。
首先，那时有冷战导致的激冷效应。政治经济学不假思索被当做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不被接受的左翼教条。到了20世纪60年代，缓和融化了冷战的寒冰，减少了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状况。即便如此，保卫市场体系的战斗还在继续——这是一场经济学家置身于前线的战斗。政治学家或许也被号召要去保卫民主但不是资本主义的美德。经济学家则不可避免地要在马克思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方面划清界限。那时很少有美国经济学家嗜好那种带有反资本主义情绪的思想和观点。在任何试图重新统一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企图中，业内人士都存有意识形态偏见。
这种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学和经济学自19世纪分家之后，在坚决持续推进政治经济学方面做得最突出的。美国在二战后第一个十年中，几乎所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作品都与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及其出版部门有关系的左翼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许多人集中研究依附论，强调不平衡发展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哈里·麦格夫（Harry Magdoff）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年），这本书声称在美国战后的经济霸权中发现了帝国的新形式；受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利益的驱动，美国成了古老殖民帝国主义的新版本。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1967年），这本书构造了“不发达的发展”这个流行术语，以及阿吉尔·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的《不平等交换》（1972，1969年以法文出版第一版），这本书颠倒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声称发现了原本被认为是彼此获益的资本家剥削。政治经济学的想法似乎被社会主义者的同情玷污了。
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挡一位直言不讳的年轻经济学家于1968年发起成立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RPE）。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狂暴的新左派运动，当时受到强烈反越战的驱使，因为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已被帝国主义者俘获。这一协会的目的是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一种新的跨学科方法，一种看待政治和经济之间关联性的新感受。与基欧汉和奈类似，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甚至提供出版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来展示成员的工作。但是由于该协会的目的是为当时的社会运动提供思路，但它只是强化了意识形态偏见。按照该协会网站的介绍（www.urpe.org），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提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建设性批评分析，支持有关可替代的左派社会主义的论辩和讨论”。那个时候，诸如这样的煽情足以使主流美国经济学家与之保持足够安全的距离。
其次，当时盛行的经济学本体论存在知识近视。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之后这门学科诞生以来，它的关注点偏向于私人领域，主要考虑技术效率和经济福利。经济学家受训的目的不是去思考公共领域——诸如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权威和冲突等问题，遇到有关分配——经济蛋糕如何切割——这样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时，也不会感到不安。
这就带来两个盲点。第一，制度的重要性打了折扣。在一个主流经济家偏爱的“永恒的”分析框中，即便是考虑到政治结构，它也只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约束，而把底下的权力关系或多或少看做是既定的。对于规则或规范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思考兴趣，新古典经济学家不鼓励，对于一段时间以后制度如何支持或削弱经济活动的不同模式这样的思考兴趣，他们也不鼓励。第二，注意力都被指向政策的结果而非政策的输入。理论的目的是评估政策，而不是在一个分配性冲突的妥协中解释它的起源。一则古老的格言抓住了这一点，政治就像是香肠：你不是真想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严肃地对待这一建议。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例如，早期像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提倡的制度研究就在经济学科里享有很高的地位。康芒斯1934年出版《制度经济学》一书时，这种声望达到了高潮。但是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经济学的主流行进在另外一条轨道上，局限于机会和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并未给制度环境的影响留下多少空间。只是到了80年代，特别是随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81）、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84）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85）等人的著作问世，经济学家再次严肃思考组织多样性和路径依赖的历史进程对行为体行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一运动以“新制度经济学”或“新制度主义”出名，强调制度作为一种工具在降低交易成本和保护产权方面所起的作用。
相反，抵制往里面看香肠制作过程的势力总是很强。直到今天，少有主流经济学家有兴趣去严肃探求政策与肮脏的政治游戏之间的联系。约翰·奥德尔（John Odell）担任过《国际组织》1992年至1996年的主编，他告诉我一篇会议论文的故事。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为什么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没有任何重建钉住汇率制的谈判协定。论文结束部分是一些诸如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成这样的协定、它又怎样运作等反事实的推理。奥德尔采取的这种方法遭到了论文讨论者、一位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这位经济学家煞有其事地解释为什么浮动汇率制优于固定汇率制。奥德尔继续讲道：“罗伯特·基欧汉也在房间里，他急切地抱怨这位讨论者没有仔细阅读，因为奥德尔并不想参与那样的论辩，而是试图解释一项政治结果。”当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起步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自然抵抗这种思想模式，因为随着卑鄙的谈判或者肮脏的政治妥协，这有可能玷污纯正的分析。
最后，在认识论立场上也有反对者。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任何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标准工具箱说明的问题，总是不愿意理睬。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在美国，这门科学越来越抽象，越来越依赖于演绎逻辑和嫉妒吝啬的理论模型，把活生生复杂的现实削减至赤裸裸的本质。这种风格是还原主义者。目的是发现核心关系，正如约翰逊说的，“以便以小见大”（1971，9）。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二战结束后建立了这一标准。随着名著《经济分析基础》（1947年）出版，萨缪尔森激发了在经济分析中使用高深数学的潮流。只有极少数孤独的声音坚持认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方法才能更为接近复杂生活。这其中最突出的或许是哈佛大学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强烈反对他界定的那种“故意否认权力和政治利益存在的”想法（引自Economist, 2006）。但是，加尔布雷斯及其同好，却被淹没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更为数学化和抽象化的吵闹声中。
理论家的每一步都面临着如何平衡简约和详细、如何在演绎出理论的一般性和得出外部启示的归纳法之间平衡这样一个难题。主流经济学家偏向于演绎法的明晰，对加尔布雷斯风格的复杂毫无兴趣。加尔布雷斯本人一生出版过40多本书，是经济史上读者最多的学者之一。他也曾担任过不少政府职位，经常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咨询（Parker, 2005）。但是尽管加尔布雷斯取得了如此多的学术成果，二战后出生的经济学家却很少能记住他。用《经济学家》杂志2006年4月在纪念97岁的加尔布雷斯逝世时的话说，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被诸多数学化的圈内人士低估”。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家假定社会现象和自然科学现象一样，经得起科学解释。因此，在物理学中被用于探查因果机制的那些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原则，同样也能在社会关系研究中加以应用。宇宙的真理就在那里，只是需要时间来发现。加尔布雷斯给这些现象贴了一个标签“模仿科学主义”——一种“在经济学领域比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运用得更多的”模仿自然科学家的模式（1970，8）。在加尔布雷斯所谓的“经济学的魅力体系”中位于最高行列的，正是那些最能模仿物理学中还原主义认识论的人。
为了演绎简洁性这一目的，有力的假设必须得到满足，甚至成为推理不可或缺的部分。简洁要求现象的绝大部分都可以用最少的假设进行解释。假设越“夸张”越好。这些可能让经济学家变成开玩笑的对象，比如像开罐头这样的老笑话。笑话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几位海难的幸存者落难荒岛，身旁是一盒罐头。他们正讨论如何才能打开罐头，“没问题，”其中的经济学家说，“假设有一个开瓶器的话。”但是这样做也帮助他们获得了严谨而又一丝不苟的定理和预测，而疏漏则尽可能地从讨论中消除了。
从这一背景来看，政治经济学看上去像是方枘圆凿。正式分析到底如何揭示政治进程的不确定性？理论到底怎样才能模型化战争与和平？既有的经验方法怎样才能妥善应对像权力或者依附这些看上去空洞无物的概念？诸如这样的问题都与经济学的方法论标准格格不入。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责难是可以原谅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刚刚启航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同事曾对我说：“如果我不能把它量化，我就不感兴趣。”他的话半是认真半是玩笑。
反讽
到了最后，谁说哪一个双亲真的要负起监护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责任？这里存有一种很深的反讽。美国学派的认识论越来越标准化了，发展得已经越来越像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落在实证分析、形式模型的坑里，而且尽可能地对数据进行系统的收集和评估。越来越多发表的作品，使用了我们在经济学刊物上看到的大量数学和统计技巧。
为什么会这样？被流行经年的潮流所困惑，经济学家弗农认为对还原主义风格的迷恋肯定有某些好处在。“在社会科学之间行走自由的想法是比较简单、包容一切的想法，如果以简洁和包容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新古典的立场确实有决定性优势”（Vernon，1989, 443），但其中依然还有羡慕的成分。政治学家在涉及经济学时总有一些自卑情结。即便是像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这七贤人中的三位——这样的著名人物也低头，把经济学描述成“社会科学的国王”（1999b, 23）。不管这一头衔是否适当，经济学的“模仿科学主义”确实为美国社会科学家把握专业精神建立了标准。如果今天美国学派中受到很高评价的作品都倾向于模仿经济学家的硬科学模型，那么这只是表明政治进程的不确定丝毫不会减弱这门年轻学科的形式严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家也需要被尊重。
这一趋势很容易观察到。出于说明的目的，我们只要看看自20世纪70年代基欧汉—奈掌管《国际组织》以来，这份杂志的内容出现了多大的变化。1975年至1979年刊登在这份杂志上的170多篇文章，只有不到10%（9.4%）的文章使用了形式模型或者计量模型。在下一个五年，也即1980年至1984年，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只有7.4%。到了90年代的后半期，即1995年至199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6%。到了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即2000年至2004年，几乎达到一半了（47.5%）。一个简易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表明，未来30年这一趋势在1%置信区间内仍是统计上显著相关的，这个结果不能说是毫无来由的。
事实上，这一趋势也反映了编辑的官方政策。1998年，《国际组织》出版了一缉专刊庆祝杂志创刊50周年，稍后以书的形式出版（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1999a）。尽管除了一位之外其余16位作者都是政治学家，文集最后的话语却留给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艾肯格林抓住机会炫耀了一下经济学方法论的优越性。“经济学的优势”，艾肯格林认为（1999, 354），“在于理论和经验工作之间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特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只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才能取得收益。艾肯格林满怀信心地在文集最后说道：“该领域应瞄准构建简约模型和清晰的可证否的零假设这一方向前进，应该发展出一些经验技巧，让经验假设更为直接地获得数据支持。”（372）
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乐观主义自然是可理解的，毕竟它技术先进、知识优雅。谁不愿意以小见大、预测得准确呢？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简化法是以逼真的描述和可靠的操作为代价的。一方面，就像一位批评者认为的，生活的丰富多彩被“数学模型的索然无味”（DeLong，2005, 128）牺牲了，对于公众来说根本就无法理解。另一方面，生活的真实性经常被合乎简洁这一要求然而却难以置信的假设所歪曲。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中不断增加的标准化并不是没有成本的。
从前，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论差异开玩笑是可能的。政治学家，有人嘲讽道，是那种把逸闻趣事当做数据的人。而经济学家，则是那种记不住你的电话号码却能为你估算的人。但是，今天很显然这两门学科间的这类差异正迅速消失。政治学家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属于他们的，因此还可按照既定议程做事。但是就方法论——事情是怎样被研究的——而言，实际上正如艾肯格林提及的，发挥主导作用的一方已经回到经济学了。这一趋势可以被描述成是“蔓延的经济主义”。经济学家或许是那个笑在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