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治理的优势与弱点

“协调”体系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带有与生俱来、且从未被抹去的两大污点，这也是体系的两个重要缺陷，反映了其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第一个缺陷在于排斥，甚至无视社会的存在。在纯粹的强权逻辑以及列强之间势力均衡的逻辑中，社会、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及密度，都（或几乎）没有影响。社会不仅无法以任何方式被整合进寡头治理机制中，而且“联合君主们”（co-princes）维持欧洲秩序的努力本身就旨在遏制或打压社会力量的涌现。这段历史随着1820年震荡了欧洲大陆的后拿破仑革命浪潮而开始：西班牙爆发了支持加的斯（Cadix）起义的自由宪政革命（1820年1月），还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反叛（1820年7月）。所有这些，还有诸多同类性质的事件，促使梅特涅或路易十八强调人民不应掺和这些首要地关系到王朝合法性的事务。

第二个缺陷与寡头治理的性质本身有关：从寡头治理的定义上看，必然创设出被排斥者。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可以说寡头集团之外形成了一批类似“无产阶级”（prolétariat）的国家和民族，它们与寡头俱乐部成员之间的游戏互动构成各种复杂而动荡的局势。19世纪末的巴尔干问题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自欧洲协调打算着手解决这一地区问题时，它不断增加着欧洲协调任务的复杂性。两大强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有利益关切。但是，还有另一个强国为巴尔干诸国提供保护，即奥斯曼帝国，它虽然在巴尔干事务上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却几乎完全被排斥在欧洲协调之外：它极其受轻视，不被赋予国际治理中的任何角色，虽然从道理上说这样的国际治理需要她发挥作用。至于那些在巴尔干半岛逐渐成形的小国，它们越是难以被整合进寡头逻辑中，就越是变得动荡不安：我们还记得塞尔维亚吧，它于1876年7月第一次点爆了火药桶，决定独自对土耳其宣战，1912年10月它联合保加利亚和黑山重燃战火，之后1913年6月又一次走向了战争行动……所有这一切推动各方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的眼睛只知道盯着实力的计量表，其实从来不懂得该如何与“小国”（les petits）打交道：这使它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今天依然如此。

另外，也有两个重要因素构成了寡头政治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在于形成了一种平等与亲近感，把俱乐部的内部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之间彼此相似，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传统，以及很大程度上共同的利益，通常是保守主义的传统和利益。这一平等与亲近感建立在三种形式的相互承认（reconnaissance）之上，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些混杂的承认是当代很多模糊性与歧义性的根源。第一种形式，法律承认，只是承认他者有权拥有主权。与此同时，政治承认，承认的是所谓被接纳者应能够共同管理世界，言下之意显然是说其他国家不能参与管理世界：这就是未来许多紧张冲突的根源。

最后，第三种承认反映了一种道德认同，承认他者符合我们共享且视为根本的价值观。这第三种承认超出了权力政治（realpolitik）的范畴，权力政治仅限于前两种承认：从此以后，重要的在于对他者的道德判断。然而，自从我们接受了的寡头原则与协同治理原则的那一刻开始，这种道德判断除了正向的还能有其他可能吗？我们能够作为俱乐部成员去宣称别人是不道德的吗？于是，“共谋外交”（diplomatie de connivence）就此产生，迫使西方国家对它们的合作伙伴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乔治·W.布什治下的美国。这里出现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道德认同逻辑在19世纪正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氛围下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实施起来也没有多少困难；但是这一逻辑在20世纪却成为一个爆炸性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极权主义政权的出现以及它们后来的变体……在去殖民化进程之后，西方国家面对那些按照与大国协调时代大相径庭的价值观与伦理标准建构的政治体系，它们的自我界定遭遇了更多的困难，也需要更多的犬儒主义。

尽管有一种纽带凝聚着俱乐部的成员们，但它们的治理合法性仍然需要获得他者的认可，而大部分他者处于俱乐部之外。这就提出了政治分析中一个古典，但始终重要的问题：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接受被统治呢？这种“自愿的臣服”（servitude volontaire）原因何在？为什么19世纪的丹麦王国或西班牙王国愿意遵从一个将自己排斥在外的俱乐部制定的治理规则呢？如何解释那些国家间不平等的等次划分的受害者，却自愿接受国家间的不平等呢？这些不确定性在19世纪不断上升，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合法性基础上，如果不是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前提：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本来也不应该参会，只是应该理所当然地接受会上所作的决定吗？基于同样的合法性逻辑，我们赋予了“五常”（P5）——即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存在的效力。当然，冷战的影响使这一等级制文化更加见怪不怪。由核威慑产生的恐惧与由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抗产生的整体性立场导致的后果是，凡是不具备“大国”地位的国家有必要请它们的“大哥”代替自己作决定：它们甚至主动寻求保护者。

今天，国际生活中的这种等级制原则陷入糟糕的境况，到处受到抨击，因为，准确地说，无论是意识形态划界还是核威慑都无力支持等级制原则的合理性。而且，随着等级制原则不断被侵蚀，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一项基本要素也遭到质疑。我们会看到，这一趋势完美地勾画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aité de non-prolifération， TNP）经历运势的高低起落，这项条约从1968年起禁止不属于核俱乐部的成员试图获取这一军事力量：在当时的氛围下，很少有什么抵触，但一旦超脱了两极格局，疑虑抵触情绪就自然而然地释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