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的虚弱与过度军事化

威斯特伐利亚时刻不仅奠定了国际体系的基础，也产生了其他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了，在于产生了一个重大矛盾：我们把主权奉为神话——这样一来，把国际法的重要性降到了最低（a minima）——但我们又同时追求建构一种国际秩序，要求国际制度都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法律秩序，它还是成功地创造出一些逐渐为各种行为体所接受的规范。由此产生了去殖民化进程中的紧张压力与漫不经心，当时我们不得不向新独立的国家解释道，欧洲已经建立好了一整套规则和做法，它们除了毫无怨言地接受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我们没有允许新来者，尽管就数量而言它们是多数，参与重新制定或调整一项强加给它们的法权。它们进入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际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时刻的第二个后果是国际秩序的“过度军事化”（surmilitarisation）。国际游戏从一开始就是主权主义、竞争性并且以实力为基础的。如果把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战争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生活中的铁律。这导致了在数个世纪中，没有人真正关心该如何定义和平，因为和平自威斯特伐利亚时刻以来看似不过是一种“残余物”（résiduelle），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非战争”（non-guerre）。此后，战争不仅占据了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而且还符合逻辑地催生了国家的军事化。这就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描述的“制造战争”（war making）与“建构国家”（state making）的共生效应，两者渐渐地勾勒出现代国家的轮廓。2税收、财务法律、宪法、行政法以及大型公共机构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战争。也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帝国记忆在威斯特伐利亚之后从未真正湮灭：这些现代国家首先是军事国家，就这一点来说会不断向古老的帝国模式靠拢，而帝国在本质上也是需要战争的。

国家的军事化产生了几个方面的后果。首先，在很长时期里，战争使欧洲君主们享有对其臣民的生杀大权。后来，随着军事工具与社会力量的交汇，特别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征兵成为公民身份的特殊基础，因此，公民身份自此以后建立在一种军事性，甚至战争性的国家与祖国观念之上。然而，在以全球化迅猛发展为特征的过去二三十年间，当我们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尽管我们自己也未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却并没有人询问国家的军事化是否仍然能够适应国际游戏中新的社会力量的勃兴。无论是在社会经济融合日益深化的北方世界，还是在属于另一段历史和另一种起源的南方世界。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再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出现了一种悲剧性的脱节，无论军事力量在西方的记忆中有多么切近，它都不再是能够平息，甚至只是简单遏制那些使南方世界血流不止的新冲突的有效手段了。

当我们说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传统上就没有真正思考过和平，大家当然可以举出一些思想家的努力来反驳，比如康德（Kant）。然而，德国哲学家对和平的解读是以首先意识到战争问题为基础的，战争被视为历史的给定现象；康德笔下的和平主要来自某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战争首要性，而不是一种自然地、自发地导向和谐的秩序的定义。这一点在卢梭（Rousseau）或霍布斯（Hobbes）那里也非常明确，他们都认为，一旦进入社会游戏，战争就会成为人类关系的本质内容。我们并不能在所有的历史和文化中都找到这样的假设，而且都以这种形式表达。事实上，建立在与自己高度相似的同类的对立斗争之上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比如，中国的历史经验就反映出不同的建构方式，各式各样的非洲帝国或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

时至今日，自由派仍在颂扬“竞争”（compétition）的概念，不仅在经济领域，它还被视为一个使人性趋于完善的要素。人类行动的高贵性只能在竞争以及相对于他人的自我肯定中建构出来：连马克思主义也无法超脱这一观念。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了对这一思想范畴的更偏重社会学而非哲学的反思：对于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来说，社会的本质不在于冲突，而在于社会融合（intégration）与社会团结（solidarité）。这也许将成为另一种历史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