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旧秩序：从“势力均衡”到寡头俱乐部

首先，如果不能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由何处承袭而来，不能够提纲挈领地描绘出国际关系如何在整个现代性进程中形成，我们就无法理解21世纪初国际体系令人迷惑的演变及其苦楚。

一切肇始于两股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由欧洲扩展至全世界的新动力。首先，在人类历史上，国际秩序第一次以一种集体（collective）的方式被思考。直到中世纪末，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不仅有帝国式建构与传统君主国并存，还有自国际体系产生之时起就不需要关心建构问题的城邦国家，这些政治单元都共存共处着。当时与他者共存的问题从没有真正被思考过，或至多只是在城邦或王国内部提出这一问题。比邻关系、敌对关系或竞争关系当然也存在，但是从政治或法律角度来看只是暗藏在阴影之中。

然而，具体来说，通过两份具有全新性质的法律文件，即1648年终结了三十年战争并建立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平”（paix de Westphalie）的《明斯特和约》与《奥斯纳布吕克和约》（traités de Münster et d'Osnabrück），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集体谈判，共同缔造了一种当时还没有正式名称，但已经类似于一种原始国际体系的秩序。当然，不能犯时空混乱的错误，预先假定建立秩序就是当时的欧洲国家明确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妨碍说，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就是定义了旧大陆未来所有外交原则的基础：努力设想并建构一个可以生存的空间，用领土性国家之间的主权并立取代帝国秩序与普世性的基督教秩序；赫尔维蒂联邦（Confédération helvétique）与联省共和国（les Provinces-Unies）的独立获得了认可，(1)而哈布斯堡帝国本身也变成了350多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它们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其新赋的主权权利。

这一新动力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为实现欧洲共存而开展的协商式建构。这不仅意味着集体地建立一种秩序，而且还明确运用了一些新的原则来建构秩序，并界定了一系列法律概念，使之成为正在形成的国际体系的基石，确保体系长久存续，并让体系中的行为体遵从一套前所未有的新规范。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多边谈判的结果，显示出与过去的截然断裂，也预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当时出现的新规范包含哪些内容呢？首先，主权原则（souveraineté），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被另一个“比自己更大、更小抑或相同”的国家所强迫1，正如让·博丹（Jean Bodin）当时已作出的理论概括。其次，领土性原则（territorialité），其最重要的衍生品就是“边境”（frontière）的概念和现实得到了清晰、单一的定义，而且还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政治只能存在于领土性管辖职能中，因为它勾勒出政治的现实存在。最后，正式的“国际谈判”（négociation internationale）原则开始得以确立。顺道提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国际谈判的艺术、技巧和法律已经开始发展起来，而国家本身还没有完成建构：后者要等到19世纪呢！

这些创新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部分地解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欧洲后裔们的傲慢。对他们来说，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是欧洲人发明了这个原以为能够经久不衰的国际秩序，他们甚至是国际秩序这一概念本身的发明者。通过接下来几个世纪欧洲对世界的主宰，特别是通过19世纪的殖民主义，源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概念已遍及整个世界。后来的任务总的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最初的、非欧洲的合作伙伴们事实上……也是欧洲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从旧大陆的哲学和法律中获得了启发，而拉丁美洲的民族国家则依靠欧洲著名法学家的支持从而实现了独立。至于非洲和亚洲的抵抗者，面对19世纪末的欧洲入侵，他们渐渐地屈服或被边缘化了。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亚非国家基本上都是被迫地，而且经常通过暴力方式被整合进了国际体系，而这恰好确证了从威斯特伐利亚经历中所产生的秩序的持久性。

只不过要指出，殖民主义是一个重大的悖论，因为在这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体系与欧洲各国依然鲜活的帝国记忆交汇在一起，帝国记忆不断搅扰着他们，并通过其海外扩张被重新激活。对欧洲行为体而言，帝国记忆始终是十分切近的，尽管我们明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要求把这种形式的政治体系推向灭亡或边缘化，当时帝国体系的载体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及其数目众多而碎裂的领土单元，还附带着对自主权的否认。然而，“帝国的诱惑”（tentation de l'empire）总是挥之不去，它或以传统的大陆形式呈现，比如法国发起的数次扩张，包括拿破仑的尝试，或表现为构建殖民帝国的外向型版本，法国、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曾是代表者。如果说帝国记忆从未真正离开欧洲舞台，那是因为在威斯特伐利亚精神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当时未能立即理解，今天甚至有时倾向于完全忽视的难题（apor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