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读书生活

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文史专业是大热门，同学中人才济济，许多在“文革”大混乱中，“躲进小楼成一统”，饱读诗书。我踏进校门后，真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感慨。那时是八个人一个寝室，睡上下铺，虽然条件不怎么样，每天课余谈书论道，有了好书好文章，大家互相传阅，不时还买点廉价的“跟斗酒”小酌助兴，晚上饿了用煤油炉煮面甚至煮白菜，11点全楼关电闸以后，就打手电在被窝里读书。就这样，度过了四年难忘的时光。

除了专业书，大学期间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文学，背诵了许多唐宋诗词和《古文观止》里面的名篇。

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当时金庸的书还未在大陆出版，他的《射雕英雄传》在某杂志连载，该杂志只有学生俱乐部有，每天借的人众多，如果不是开门前去排队，休想借到。所幸的是，一个同学在俱乐部服务，便“滥用职权”，晚上俱乐部关门时，把杂志带回来。一次带一本，寝室同学便开始流水作业，大家预先商量好阅读顺序，一个传一个。11点全楼寝室断电后，就到路灯下读。读完了，回来把下一个同学摇醒，就像接力一样，这样传下去读，到早晨便差不多转了一圈。

我还依稀记得，站在昏暗的路灯下，周围漆黑，当读到梅超风在荒山上，在凄冷的月光下，用骷髅头骨练“九阴白骨爪”，一掌下去，便是五个黑洞洞，看得毛骨悚然，出一身冷汗。就这样，记不得熬了多少个夜晚，陆续看完了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说实话，虽然之前中外小说看了不少，但金庸的武侠故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大学阶段一过，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开始进入黄金时期，我便告别了小说，开始沉湎在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人文社科译著之中，再无机会重新光顾金庸。直到2010年代，因为我研究的重点转到了秘密社会，我才读了《鹿鼎记》，因为里面有不少内容讲到天地会，但那已经主要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带有研究的目的了。

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也是在我上大学期间进入校园的。以前曾听别人讲过这部小说，主人公（即后来的基督山伯爵）从伊夫岛的死牢里挖隧道，最后装死脱逃的故事，扣人心弦，所以对这本书特别期待。那时川大图书馆的阅览室购了若干套，每天清晨图书馆开门前，不少学生便在门前排队，以抢先借到。那段时间里，只要不上课，我便赶早到图书馆排队。那时图书馆中午要还书关门，午饭后经常顾不得午睡，便去排队。有时是乘兴而去，但落在别人的后面，书借完了，只好失望而归。

现在的大学生可能很难理解那时好书难找的窘境了。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供需脱节，好书市场上难求，经常需要通过内部关系才能买到。这本书可能以后还出过若干不同版本，我记得当时读的是蒋学模先生的译本。我读过许多翻译书，译者多不记得，但蒋学模则印象深刻，因为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当时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课用的教材，便是他写的。一个经济学家翻译小说，在中国文坛并不多见，自然刮目相看。我仍还隐约记得他在译后记中所讲的该书翻译经过，说在1930年代他看了美国电影《基督山恩仇记》后，引发了对这本书的浓厚兴趣，便想法从某图书馆找到原版小说，然后开始翻译，抗战后在上海出版。1949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就排版准备重印该书，但因种种原因，排好的版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付印。

大学期间，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读禁书《金瓶梅》，本书从帝国时代以来被历届政府都划定为“淫荡小说”，可惜一直无缘一睹“庐山真面目”，只有神往而已。一次听中文系的朋友说，图书馆特藏部有《金瓶梅词话》的线装本，“供研究使用”，学生如果以研究为目的，也可以借阅。不过，怕引起图书馆注意，知道这个秘密的只限于很小的圈子。当时77、78级学生在学校的地位很高，图书馆的老师们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好，服务也很周到，因此我去那里以“研究”的名义读禁书，也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第一次接触那么露骨的性描写，可以说是看得“血脉偾张”。当时具体读的是什么版本已记不得了，但对其故事和细节印象甚深。

看了这书才发现，其实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写“性”的小说，而是城市社会的风俗画，十分欣赏其对市井生活的描写。这也可能于我以后对城市大众文化史的兴趣，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吧。记得大学毕业后不过两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出版了《金瓶梅》的“洁本”，但控制发行。好容易弄了一套，只是文中经常出现“以下删去……字”的说明，读起来真是煞风景，因此也不再重读，反是经常被朋友同事借去一饱眼福，也算是物尽其用吧。不想对《金瓶梅》的那点知识和体会，到美国后还派上了用场。我讲中国古代史时，涉及宋明城市生活，本书是必须提到的，颇能使那些昏昏欲睡的学生们振奋起来。当然关于性的细节描写，就不在我讲授的范围之内了。

在川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经常爱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四川大学图书馆后面的那一片两层的老藏书楼，那里是线装书的书库。那里没有单独的阅览室，只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卿三祥老师（感谢我的大学同学们帮我回忆起他的名字），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他对古籍很熟悉，经常看见他坐在书桌面前读这些线装书。他允许学生进入书库翻书。那个时候任何地方的图书馆都是必须先填书单，然后才是由图书管理人员把书借出来。去那里的学生也并不多，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静心翻书的好去处。

那个地方条件非常简陋，线装书上都蒙上了一层灰。不过，那里放的线装书都不是什么珍本，大多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刻印本。而真正的善本都非常完好地藏在图书馆的大楼里边专门的特藏室里面，借阅都必须经过烦琐的手续。

记得我经常在这里翻的书之一的是《艺文类聚》。这个《艺文类聚》就有点像现在我们在资料库里用关键词搜索，该书把各种不同的书里边出现的知识点或者关键词收录在一起。这应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有上百卷，全书百余万言，征引古籍上千种，分类编目，非常容易检索。而且资料来源，皆注明了出处；所引的诗文，都有时代。其实《艺文类聚》中引用的古籍，有的书已经失传，因此保存了非常珍贵的唐代以前的诗词歌赋。可以想象，过去人们想得到某一个类别的知识，如果要翻阅上千种古籍，那是多么地困难。古人已经为我们想到了，把同类的知识放在一起，便于后人查阅。

还有一个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阅览室，那里的藏书也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史学期刊。不知什么原因，那里的场景，40多年过去了，还是历历在目：那光线不是很好的藏书屋，一排一排的书架，逼仄的空间。阅览室主要是由两个年轻的姑娘管理，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态度非常好，服务也周到。其中一位小黄，就是现在学界大名鼎鼎的罗大师的太太。后来同学们都私下调侃，罗大师毕竟眼光比我们高远，学习恋爱两不误。记得我1997年回成都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那时小黄已经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任职，在搜集资料方面，得到小黄不少帮助。

我在读本科的最初两年，还有一个习惯，每周星期六的下午，从川大骑车到四川省图书馆去翻阅学术杂志，差不多有二三十分钟的骑车的距离。去那里的原因，一是那里的学术杂志是最全的，二是因为四川省图书馆距离我家很近，我周六会回家过周末，星期天晚上再回到学校。那个时候还是6天上课，但是周六的下午，一般都没有安排课程。我会在那里翻阅几个小时杂志以后才回家。当然我并不清楚翻阅那些杂志，到底对我以后的研究有多大的作用，但是我想至少帮助了我对史学界的研究状况的了解。当时没有互联网，要知道一个学科或者某个课题的发展情况，只有靠阅读学术期刊。

读本科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一些报刊投稿，主要是写一些豆腐块文章，或者是杂文，多是一些关于读书的感悟、启发或评述，大概发表了十几篇。这些对我的写作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有了一个想法之后，就会去读书找有关资料，实际上这也奠定了我学术写作的一些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