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庭到国会

16年公诉律师的职业生涯，不仅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律师，也让我更了解我的同胞，知道如何与他们沟通并说服他们，用直接证据引导他们，解构不可靠的证据。法庭就像文化和人类学的培养皿，人性的各方面在此测试、分析和审判。正因如此，法庭上奏效的，也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

如果你把司法制度中的程序搬到客厅或会议室，很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法庭。”伊莱贾·卡明斯生前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后来在国会任职期间也成绩显赫。他在一次国会委员会听证会上揶揄我：“这是法庭吗？我们要在这里使用联邦证据规则吗？”美国国家税务局前局长约翰·科斯基宁私下里与我交情很好，他曾经在回答问题时反问道：“这是审判吗？有人在此受审吗？”不，听证会不是法庭，也不遵守法庭证据、程序规则，但或许应该遵守。我们司法体系中使用的政策、规范、程序、规则，并不因为在法庭上运用过就顺理成章是“正确”的。之所以它们在法庭上使用，是因为已经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我们总体上认为它们是阐明真相的最佳工具。换句话说，并不是在法庭上运用过就正确——之所以在法庭上使用，是因为其本身是正确的，而正确才是首要的。

尽管我热爱正义、公平，追求真理和说服陪审团，但我离开了法庭，原因是我无法回答关于法庭之外的问题。从精神信仰上来说，我无法接受每天的种种见闻。有些人对自己的同胞越来越不人道，无辜的人经受苦难，有人杀死了自己口口声声说爱的人，弱势群体遭受不公，甚至充斥着无端的暴力、堕落和恶意。

在现实世界中，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友好、良善、守法、乐于助人的，但在司法系统中，这并不是你所看到的，甚至最终让你觉得许多人都是坏人。法庭上不应该对好人审判，审判的应是杀人犯、强奸犯和入室盗窃犯等坏人。每天与这些人打交道，很容易对人产生偏见。当你满眼所见皆是邪恶时，你会不自觉地认为生活也是充满邪恶的。

怀疑与日俱增，但我又常常想起基督教的格言（大致引用《圣经》的经训就是）：“万事互相效力，让人得益处。”如果你生活在传统深厚的基督教地区，那么你一定经常听到这句话。

万事，嗯？那些脸被烟头烫伤的孩子们是怎么回事？那些被性侵的孩子呢？那对被锤子打死的无辜夫妇呢？被生父强奸，伤口被缝起来的3个月大的孩子呢？麦亚呢？这就是你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让人得益处”吗？

我在法庭上的表现很出色。几乎在任何时候，只要我想，只要需要，我就能说服面前的12个人放弃合理的怀疑。16年的时间里，我可以让12位完全陌生的人走到一起，达成一致。说服我的同胞或法官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事。最难的是每天晚上下班后，从法院开车回家，问题开始快速在脑海里浮现，却来不及找到答案。

一天结束时，看着白昼输掉了与黑暗的战斗，我挣扎着不去想犯罪现场照片中的画面。家人熟睡，而我毫无困意，努力将外面的风声与试图进入我内心的邪恶和堕落的声音区分开来。我曾经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于我最珍贵的人也如此。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女儿会把枕头和毯子拖进我们的卧室，放在我的那一侧床边的地板上，虽然知道妈妈会让她回房间，但爸爸不会。我甚至试着找上帝解决此问题，小时候每每感到不安或焦虑，我都会向上帝倾诉，但上帝既不听我说话，也不跟我交流。

击败我的不是被告律师或法庭上的陪审团，而是我脑子里的律师和陪审团。

我无法说服自己，怎么会允许一个孩子被烧死、打死，或者被自己的父亲强暴；我无法说服自己，怎么会允许一个脑瘫儿被自己妈妈的男朋友杀死；我无法说服自己，万事最终让人受益，而结局对许多无辜的人来说是死亡，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妥协，也没有说服的死亡。那些幸存者将一生陷入痛苦、恐惧和不信任，他们的问题总好过我的答案。我可以告诉他们是谁，但无法有十足的把握告诉他们原因。

所以我离开了法庭，只剩下最微弱的信仰。我只带着一丝闪烁的光亮愤世嫉俗般地离开了，趁着问题尚未变成愤怒，愤怒还没有变成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我勉强离开了。

这次又是什么？当法庭不再是一种选择时，喜欢说服的人会去哪里呢？也许是更大的陪审团队伍，也许是政界，也许是国会。

也许什么都不是。

奇怪的是，尽管我离开国会时对人类的看法确实比我离开法庭时更积极，但我还是离开了。我离开法庭是因为问题比答案更好；我离开国会是因为这些问题在美国政治上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在华盛顿，几乎每个人都早已下定决心。即使在华盛顿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些问题下定了决心。政治永远存在，每一天都是微型选举日，似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有政治色彩。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比赛被政治化，音乐和电影颁奖典礼受到政治影响，飓风和病毒掺杂了政治因素，甚至在厨房的餐桌上，也潜伏着试图插手的政治。

我不记得在国会的8年时间里，有谁的想法在委员会或大会辩论中被改变过。说服需要开放的心态，你无法打动不愿被打动的人，也无法说服不愿被说服的人。从本质上说，陪审员愿意被说服。国会议员，至少在现代政治环境中，要么不能被说服，要么不承认自己已被说服。

在国会任职8年后，我开始相信这些问题无关紧要，因为除了我自己，几乎没有机会说服任何人。奇怪的是，在国会工作期间，我变得更愿意被说服。原因不是现场的演讲，也不是委员会听证会，而是那些聪明、可信的人，他们以事实为中心，努力被倾听、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愿意听取和理解我的意见。

华盛顿的那段时间让我明白，在谈判桌前，每个人的观点都会受各自经历的影响。我同意与否，并不重要。每个人都应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每个人都为了成功说服，带着同样的工具和知识来到谈判桌前，那么争论就会变成对话，对话就会变成认真的问题，问题就会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力。

正是在国会大厦的大理石地板上，我意识到说服并不是为了赢得辩论——而是可以有效和高效地为你心中的真相进行宣传。说服是一种十分微妙的方法，你向别人提出一组正确的问题，他们就会自发地接受你的观点。说服是理解别人的信念以及背后的原因，并利用这些来批判或肯定他们的立场。说服是微妙、循序渐进和深思熟虑的，它有可能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