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 South Pole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至少可以有两种基调来说这件事，

宏大正义，

或是诙谐嘲讽。

关于南极我一个字都不打算讲。

这么想的时候，我正坐在复活节岛的安加罗阿村主干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吃一份150块的菠萝海虾盖浇饭。大约有50只苍蝇在跟我一起争抢。远远看去我颇像是法力加持的高僧，从神秘的东方远道而来挨宰。这是中午12点，放眼望去，这条主干道上的所有餐饮业独独靠我一人支持。咖啡馆的老板倒不像苍蝇那么急赤白脸，看到我先是吃了一惊，继而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一门煮饭的手艺。也许就是这份异象吸引了从我面前走过的中国人，他先是看了我一眼，走了过去，然后又倒退两步走回来。

“你就是那个刚刚从南极回来的中国人？”

“嗯？”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是我。”

“哎呀！你好你好。我刚听一个美国人说起你。”

我应该怎么说呢？

这就是复活节岛。所有人认识所有人。待了没两天我已经差不多同岛上一半的人打过招呼。第三天的时候你坐在路边就会有不认识的陌生人上前同你结交攀谈。这感觉简直像在玩《金庸群侠传》。武侠小说或是角色扮演游戏。一个意思。你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一个明中暗里勾连紧密的江湖之中行走，一举一动都在引发蝴蝶效应，每场对话都至关重要，只要时间流逝，关键剧情就一定会被触发，转角会遇到命中注定的仇家：“你就是那个打伤了崆峒三老放逐北疆的贼子？”“不错，你们少林的空见大师亦殒命于我手下，你待怎的？”在岛上，我同大多数游客一样，日出而起，白天参加岛上经营的各种观光团打发时间，日落而息，晚上被各种走兽飞鸟穿透墙板的噪声击中，从一场有关于岛上的巨大火山口和神秘石像的噩梦中惊醒。我们这些被各种观光团瓜分的游客，就好像一个个临时组成的社交小团体，谁也不知道今天这趟复活节岛南部之行结束后，会在接下来的哪个观光团里再次相遇。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同一趟线路的不同观光团里又见面了。我和那两个结伴而行的英国老太太就是这么再一次在火山口会了面。她俩看到我，激动地从自己的队伍里逃脱出来，拽着我问：“我们昨晚回去搜索了一下新闻，所以你是哪个中国女孩？Fan Zhang还是Yixin Wang？”

现在回想一下，我并没有在任何一个观光团里结识什么美国人。风声是从哪里走漏的呢？

有可能是我在民宿的第一天认识的那个智利小伙子巴勃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民宿的义工。当我走进这家腐气沉沉，一股子老人味儿，坐落在安加罗阿村次主干道上的家庭式民宿时，第一反应是想赶快逃跑。幸好我住的房间热水器坏了，我和巴勃罗修了一下午热水器，这才让我再没力气逃跑，只想蒙头大睡一场。实际上，当我从降落在复活节岛机场的客机上跳下来时，第一反应也是想转身跳回飞机。

的确，这里气候宜人风景如画。可我不是来度假的呀。

阻止我的是无法改签的机票。如果我想再买一张立刻回到智利大陆的机票，所付出的费用比来回加在一起还要高昂。

“所以，南极怎么样？”登记完我的信息后巴勃罗盯着我问。我先是一惊，大脑中迅速过滤了一遍我们刚刚的谈话，确信我并没有提到半个字有关南极。接着突然明白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正身着南极马拉松比赛的完赛T恤，上面写得可清楚了。“你刚从南极回来？”

“差不多吧。”我含糊其词。

还有可能是那两个来自伦敦的老太太。当时我们在一个一日观光团的午餐桌上相遇，杯酒在手，高朋满座，我们这些花了大价钱不远万里跑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洋小岛的旅客，势必要谈兴大发，各自讲述一下此番旅程的来龙去脉，如何在命运的中继坐在了同一张餐桌上，接下来又要去哪儿。于是我只能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嗫嚅，我刚从南极回来。“哦！南极好玩吗？”大家一下来了精神。“不好玩，我是说……我不知道。”我心想既然开了这个口，就不得不把这件事讲清楚了。“我不是去南极玩的，我是去跑马拉松的。”几乎羞于承认，我跑了倒数十几名，不是从南极回来，是好不容易半死不活地回来的。

这也是很久前的事了。

现在我重新回到了往日那种枯燥平静规律的生活中，每天花主要时间待在游泳池，皮肤皲出一股氯水味儿。在水下观摩人体扭曲成另一类生物，行动迟缓，匍匐浪进。过了冬至，北京很快陷入一种规整的寒冷中，除开雾霾浓重的日子，你不觉得出门是一件困难的事。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养成的习惯所赐，我再次学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翻箱倒柜找出交通卡，每日从地铁里钻进钻出，从外围穿过整个东单公园，路过同仁医院，路上有卖橘子、糖葫芦、专家门诊号的小贩，尿骚味儿扑面而来。我挂着耳机听摇滚，或是非常抒情的感伤小调，走起路来脚下带风，无论在地铁的拥挤人流中，还是白花花的大街上，逆人潮而行，感觉自己是一名偶像。身负艰巨任务的偶像。只是到目前为止煞有介事地无所事事，一旦坐在电脑前写两个字就感到天旋地转。酒精不成瘾，焦虑无处安放。

如果不是再次见到M，我都已经要忘了南极这件事，M是和我一起参加南极比赛的中国选手之一。当时是在簋街一家川菜馆子，一进去，在座几个年岁不大的男男女女整齐朗声喊：“姐——”喊得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帮派老大的大房。事情的由头是M的弟弟痴迷直播，是地方上的大主播，这名不满二十岁的少年想要自己投资拍一部讲述直播故事的电影。“姐我跟你说，除了石头有点困难，天佑啊映客花椒YY上的大V我都能给你找来，总之这事儿吧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就差一剧本了。”少年非常谦逊，学籍挂在上海，忙时在老家指点矿产生意，闲时进京飙车向往二环十三郎。我在车满为患的簋街体验推背感，不断出戏，心想是什么样的社会摇把我和M，以及约莫二十天前的那场比赛重新联结在了一起——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至少可以有两种基调来说这件事，宏大正义，或是诙谐嘲讽。主要取决于是否以局外人的口吻来复盘。或者和心情有关，心情不好时心中满怀慈悲、满是伤痕，必须把这事说成是自我救赎，否则对不起花出去的钱。心情好时就不考虑他人，以寻常两倍的语速攻击世界，他人笑我太疯癫，我说大家猜对了。

当然了，在我抱着向死而生的信念在家门口的银行朝那个陌生的爱尔兰账户汇去一大笔欧元的时候，自是没想到这件事居然可以有第二种基调的讲法。要说这件事就必须提到N，我和另外四个当时还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会想到去报名这个极寒马拉松，都是因为N。我和N不算熟络，是数年网友，在此之前见过一面。就在我刚刚认识他那会儿，他正在完成一个七大洲马拉松计划，听起来酷极了。当我跑完第一个马拉松，他也正好跑完了南极马拉松，成了七大洲马拉松俱乐部的第二个中国人。一个事实是，世界上真真切切有这么一个七大洲马拉松俱乐部，而入会的审核资格就掌握在经营南极马拉松比赛的公司手上，因为南极马拉松是必经之关卡。

无一人支持。亲朋好友的意见主要分两种：第一，你这完全是去送死；第二，你是有钱没地方花。总之大家都觉得我是闲得慌，要么就是作得慌。而且大部分人都觉得花钱这件事比跑步这件事更牛。因此这件事在我真正成行——应该说，踏上智利最南端的土地蓬塔阿瑞纳斯之前，我都被动处在了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个人英雄主义氛围中，本来没有什么，一致的反对倒显得我像在履行什么中二使命，二十好几了抓住青春期的尾巴叛逆一发。总之，如果不能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事儿简直就是荒诞。总不能说，只是因为看起来很酷。也不能说，因为我也想加入七大洲马拉松俱乐部。最后只能说，我去提前拯救一下中年危机。据N说，参加这个比赛的五十个人，每个人感觉都是来挽救中年危机的。因为大家都很失败。也因此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是去收集写作素材的。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在想飞机会不会就此掉下去。也不像我这样，每次飞机平稳落地后，不随着乘客一起鼓掌，而是冷冰冰地坐在座位上，平静地等待嘈嘈切切的乘客站起来、取行李、打开手机收取信息、打电话、汇报行程和平安、陆续走出客舱，等到客舱变得空荡荡的，再站起来。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给出一个积极正面的理由，好让花这么多钱去南极跑步这件事看起来不那么绝望。我给不出。

去蓬塔之前我和N在纽约东村的某家日料店再次碰面了。前一天的早上，我们以在中央公园跑步的方式进行了会晤，一同前来的还有N身患抑郁症的表弟，主要诉求是减轻我的心理压力。“是个人都能跑完。”N斩钉截铁。他的保证很有效，跑着跑着我就跑不动了，心想还临时抱这佛脚干吗。在中央公园跑步通常来说有两条路线，绕大圈是6英里，绕小圈是5英里。早上7点半，跑步者络绎不绝，如过江之鲫。我已经厌倦和人交流跑步这件事，平时也并不与其他跑马拉松的人来往，N是个例外，因为我们并不是通过跑步认识的。一开始我总疑心N也挺抑郁的，他的外在表现的确会给人那种感受：不抑郁谁会满世界去跑马拉松这么折磨自己？也许这就是我不愿意和其他跑步的人来往的原因，这运动太私人了，会走上这条路的人多半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应该交谈的地方是某个匿名互助协会。我们三个都越跑越慢，最后就绕着湖象征性地转了一圈，跑步改观光，路过古根海姆博物馆时，N的表弟指给我看：“你瞧，这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那个湖。”“哪个？”“就是霍尔顿问湖里的鸭子都去哪儿了的那个。”

这样在文章里对他人评头论足挺不好。试着猜测别人的生活也不太好。往常我会把旁观来的人和事写在小说里，以虚构的形式遮盖我这种评头论足的恶习，后来发现自己连这种伪装都懒得再进行了。一旦试着写点什么，就觉得没必要。据说这种感觉叫作虚无。后来在东村的日料馆子，我问N：“你是怎么解决虚无的问题的？”“虚无？”他说，“我都不好意思提到这个词。”他这么一说我也瞬间就不好意思了。生活可能没我想的那么宏大，都是很细碎很麻烦的，不需要带有那么多的心理活动。现代人和古代人的一个区别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情绪太复杂太精细了。以前的人不会有那么微妙的情绪，比如尴尬，或是虚无。至少不会有精力让这种精微的情绪放大到那么大，大到没法继续生活了。我琢磨着我会由着自己这么虚无下去，可能主要还是太闲。而且你看，我也写不出什么小说了。只能写写自己的情绪。“那么，你还会继续写作吗？”我问N。除了跑马拉松之外，N业余还写点东西，我挺爱看。“希望可以吧。不过我太忙了。不是我不想写，是我太忙了。”N现在的业余生活主要被跑马拉松这事儿占据了。我觉得这好像不对，但也没什么理由觉得人家不对，只能说：“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写作。”

我觉得人家不对，可能主要还是觉得我自己不对。主业没做好，才去跑马拉松，巴望用副本的成就值掩盖主线打不下去了这件事。我觉得人家抑郁，主要是我自己挺抑郁的，抑郁者的眼里万事万物皆抑郁。我觉得跑步的人反社会，实际上人家没准跑得可开心了。

从南极回来之后我失语了一段时间。南极像一枚巨大的致幻剂，一个充满了布洛芬的氧舱，在里头无忧无虑，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也做不了。除了比赛的那天，每天就是一日三餐，睡觉休息，大量的时间里我们无所事事。而且理所应当。我带了Kindle和一本纸书，为防止在南极由于气温过低而无法打开Kindle。结果证明操心过度，Kindle、iPhone和所有电子设备都好端端的，南极的状况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恶劣，舒适谈不上，存活还是可以的。我带的纸书是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以前看过一遍，这次在路上又看了一遍。未来我还会看许多遍这本书，不过在南极的那几天，我几乎什么都没看。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等待。

回到北京的那天，我收到南极联合冰川营地的厨师凯撒的邮件。他在信中写：“你们离开以后，这里的风变得很大，这段时间的风速大概在每小时60公里，你还在复活节岛吗？”过了几天之后我才回信——事实上，是才有心力回复每一封我在路上认识的人的来函。第一封回给在百内认识的摄影师朋友，他发了当时拍的照片过来，我称赞了他的摄影，把多数照片删了。第二封回给一位在蓬塔生活的美国女孩，她来自华盛顿，受过良好教育，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在智利待了两年。我们一起去了百内。在路上我问她：“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美国？”“再说吧。你知道，我们刚刚有了一位新的和屎一样的总统。”还有一封应当来自复活节岛的巴勃罗，它还在路上。营地厨师凯撒是蓬塔人，在联合冰川营地工作三个月的收入就抵得过他在蓬塔一年的，我们在营地认识时，他说打算第二年去别的国家旅行工作，也许是北京。我极力劝说他打消这个念头：“你的手艺在北京会找不到工作，而且北京的房价极高，连我都快待不下去了。”我觉得他会相信我，在南极，所有人都穿着在蓬塔的装备公司租赁的衣服和靴子，加上几天没洗澡，大家都很狼狈，这使得我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富有。

巴勃罗呢？

复活节岛实际上只有三种观光模式。一种是全天的，从岛南部沿着海岸线一路往东，最终到达形成复活节岛的第一座火山，在那里有着全岛最著名的十五座石像。另两种皆为半日，分别去往另外两处景点。这三种加起来就可以把整个岛该看的景点看遍。实际上也就是几处石像遗迹、采石场和火山口之类的。所有岛屿的生命形态大概都差不多。我在岛上待了五天，全岛几乎都没有网络这件事给了我当头一棒。按理说这不该是从南极回来的人应有的态度，是，虽说皆为绝境，可复活节岛实在是太不脱俗了。我走过商业氛围浓厚的整座岛屿，目睹破败泥泞的人迹，感到心灰意冷——你感受不到人们在这里生活，他们只是被称为旅游者的你的设施。我以为自己有一个本领，可以很快适应任何一个陌生的地域，褪去游客的身份，进入当地的生活。后来发现这不过是想象：我自认为弄懂了当地的交通、气候、穿着和饮食，学习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就可以短暂地被这个地方留住。这应当并不是真的。前一晚我还在圣地亚哥，从游客蜕变为当地人的那个特殊时刻和场合是，当我往武器广场的方向走去时，被一栋奇怪的建筑吸引，走进去发现原来是一个螺旋形上升的商业楼，每一层楼皆是鳞次栉比的理发、美容、美甲等集合型商铺。我从未见过如此高度统一的密集型商业形态，在任何一个密集型商业区，生态总是丰富多样，形成有竞争亦有互补的良性反馈模式，而这里——你能想象走进了一栋有差不多上百家理发店的大楼？但依然欣欣向荣，每间店铺都有顾客充盈其间，有些甚至要排队等候。这里几乎没人懂英语，我还是随便走进了一间做了个指甲。走出美甲店后得出的结论是，智利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糟糕。为了配这颜色鲜艳的指甲，我又走进了一家服装店把全身行头都换了，并坚持和店里不懂英语的智利小伙搭讪，询问其审美意见。从店里出来后，我终于南美了。这才走入猫途鹰（Trip Advisor）上排名第三的红酒品鉴餐厅喝了个囫囵吞枣，然后成功地被一对从伦敦来的、正在环游世界的夫妇认识，多了一个借宿的地方。我后来把这种本领归结为一种“强奸”异乡生活的能力。可是在整个复活节岛，我找不到这个神奇的时刻，让我能够融入此地，暂时不那么出离。也许是因为这里太孤绝了，也许是因为种种细节又显示出某种入世——我某天的导游用的手机是联想。地理位置上的隔绝并没有阻止它与世界接轨，它的生命特征又不足以与世界各地涌入的符号形成制衡，这也接纳，那也接纳，就失去了它自己。

修完热水器的那天晚上，岛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每小时被惊醒一次，雨声浩大，时间缓慢，我感觉自己被永远地抛弃在了这个太平洋的孤岛上。雨又持续下了一整个白天，我不得不待在房间里，直到下午才决心出门寻找网络，因为必须要处理一些工作琐事，以及购买接下来的航班。等我找到一家网吧，处理完事情又返回房间时，才发现没有把落地窗关上。巴勃罗白天是一名导游，在头天，他不仅把整个岛大致的状况和我介绍了一遍，还告诉我，如果说在这里有一点什么好，那就是你不用担心任何安全问题。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门都不用锁门。出于亚洲人与生俱来的谨慎，我是在发现落地窗没关后才逐渐相信了这件事。复活节岛的一切东西都要从大陆运过来，包括电——他们的用电依靠石油。每四个月船只会把无法燃烧的垃圾运回去，岛上的人们尽可能回收利用一切东西。

“你是怎么忍受待在这里的？”我非常不礼貌地询问我的导游，她是一个有耐心的、慈祥的中年女性，每到一处景点，就把我们放下去，然后像牧羊人一样安静地待在树荫下等我们回来。

“我觉得这里没什么不好的。”她说。

“那么那些年轻人呢？他们总不会耐得住寂寞。”

“我的孙子孙女现在和我待在一起，不过他们的父母都在大陆。还是有年轻人愿意待在岛上的。”

“那么这里的教育呢？”

“教育只到高中，想上大学的话他们得去大陆。”说话时，她盯着远处的小岛莫图努伊岛（Motu Nui），18世纪后期每当春天来临时，一种名叫乌燕鸥的鸟都会在这个距离复活节岛2公里的岛屿上产蛋，各部族会派遣自己部族的鸟人趴在蒲草舟上划行过去窃取鸟蛋，第一个能将鸟蛋完整带回的部族将有权支配这一年岛上的资源。“这里多美呀。”她出神地盯着大海，“他们管这叫太平洋蓝。”

我住的民宿是一个年长的女人独自经营的家庭式旅馆，女主人不懂电脑，需要巴勃罗帮她处理网络订单和充当客服。交换条件是她帮巴勃罗找到岛上的头份工作，并提供他一个庇所。他可以自由出入这里，把这儿当作一个家。他在大陆出生，却跑到这座孤岛来谋生，我管他叫岛漂。头次见面的时候，巴勃罗能够非常迅速地通过我说的话写出对应的中文字，我起先以为这是一个南美人对于神秘东方文字所产生的一点儿小兴趣，类似于我们多少都懂几句日语。等到了最后一天，由于我已经退宿，又不想再顶着太阳出门消耗体力，便百无聊赖地待在客厅看书，那会儿我正好看完何伟的《甲骨文》，转而开始看《江湖丛谈》。人就是这么贱格，只有跑到距离祖国无穷无尽遥远的地方，才会突然慈悲为怀，在文字里回望故乡。

“你看起来很无聊。”穿过客厅的巴勃罗看到我，跟我打招呼，他刚刚结束自己的一个向导工作。这几天我几乎没怎么见着他。

“是的。”我放下Kindle。何止是无聊。

“想聊聊吗？”

“好啊。”

“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

“是的。”

“为什么？”

我无奈地想了一下，然后问他：“你们是怎么忍受没有Wi-Fi这件事的？”

我诅咒复活节岛。我诅咒世界上每一个没有Wi-Fi的地方。

也许除了南极。

从亚洲去南美需经北美或欧洲中转。我从北京飞到纽约，在纽约胡吃海塞了一个星期，每天在街上胡乱地走、看展览、和朋友聚会，试图忘记接下来要去南极这件事，做垂死的挣扎。一年前报完名后，我先是度过了一段每天早上一睁眼大脑就开始自动播放上个年度南极马拉松比赛视频、焦虑地直接从床上蹦起的日子，继而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自我麻痹，除了每月还信用卡的时候（因交完报名费而陷入了经济窘迫），几乎已经忘记了南极这件事。2月，去东京跑东马，膝盖在30公里处受伤，因为没赶上关门时间而未完赛。6月，斯德哥尔摩，头一次跑进了5小时。10月底，上海，把用时又稍微往前拉了一点点。起点太低，每一次比赛都是PB。除此之外的这一年，我过得并不顺利——几乎很难说哪一年是顺利的。除了埋头写东西的时候，都是心灰意冷。好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东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不过这并没有让我开心起来。“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快乐了。”我和一个朋友说。他安慰我：“我在27岁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你发现这是真的。”

除了写过的几篇小说，跑过的几场比赛，认识的几个人，我对这一年发生的事印象模糊。也很难说对哪一年印象深刻。过往如流水，雁过无痕。时常我感觉自己身处一片巨雾，看不见过去，也看不见未来，只能看见现在，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往正确的方向走。你不知道走下去会到哪里，也不能停在原地。五分之一的时间里，我盲目相信，觉得自己重要。五分之四的时间里，我只是等待。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等待11月的到来。每一天在北京的夜里练习跑步。每当雾霾浓重的夜晚戴上口罩出门，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战士。我练习得相当不怎么样，只能算马拉松入门选手，为了完成这场比赛，只能在彻底忘记比赛这件事之后，让训练成为潜意识里日常规训的一部分。现在我可以说了，跑步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之一。

8月之后，我重新想起南极这件事了。于是又陷入早上一睁眼就是孤山雪地的画面的状态。如此受折磨仨月。一开始跑步是为了缓解对主业的焦虑，到后来跑步这件事也成了焦虑的一部分。人类之可笑莫过于此。8月后赛事主办方开始频繁给选手们发邮件，周知比赛事宜，签署文件，杂七杂八各种事情。有一份类似生死状的文件需要除我本人之外的另一个见证人签署，成年人，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找谁帮我签，北京太大了，我和这里任何一位朋友的交情都没有到让其专为签一份文件出门一趟的程度。最后我翻查手机通讯录，找出了一个跟我交情不深但住得离我最近的朋友。

在纽约饯别了朋友后我从利马和圣地亚哥中转至蓬塔。举办比赛的说是一家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人，爱尔兰人理查德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也是灵魂人物。我是从南极回来以后出于好奇检索了他，才知道他是谁的。这是个怪人。他创造并完成了许多类似于四天跑完七大洲马拉松的极限比赛项目。和他通邮件差不多一年之后，我终于在蓬塔见到了他。那是我到达的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脸还没来得及洗，门就被敲响了，理查德和一个摄影师站在门口。他们是来检查选手装备的。“你好，我是理查德。”“你就是理查德？”“我就是。”直至此刻我才有种梦境终于成为现实的感觉，我没戴眼镜，几乎看不太清他的样子。“一切都很好。不过你最好再买一副更厚的手套。”理查德检查完我的装备说。

这之后我频繁需要和理查德打交道。同来的中国选手因语言、时差、保险等各种琐碎事务出现问题，我被委以“队长”的职务，不得不一而再地找他，最后一次在前台打电话请他下来时，我感觉他的耐心已经快用完了，连连道歉，他说：“放心，我们不杀信使。”我很快地觉察到，他身上弥漫着一种顶尖体育运动员的气质，温和、低调、谦逊。这种魅力具有强烈的蛊惑作用，以至于从南极回来后，我一度着魔般地想要再次报名次年的北极马拉松，倒不是为了再获得一枚奖牌，而是为了追随理查德。最后因为更加高昂的报名费而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很显然，我不是唯一一个受此感召的人。南极比赛的不少人都是理查德的老熟人，跟随他参加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赛事，同一场比赛参加过几遍的也不乏其人。

我一度因为这次的比赛一下去了五个中国选手感到失落。在此之前，包括N在内只有三个中国人完成这个比赛，我满以为可以挤进前五，谁知一下子变成了前十。在蓬塔的第二天我陆续见到了其余四个选手，M、W、Z和S。他们彼此倒是早已相识，因为跑马拉松若干年，共同参加过不少比赛。跑马拉松的圈子就那么大，我经常在参加一个比赛认识新朋友后发现交叉的人际联系。在我见到这四人之前，N已给我们拉了一个微信群，彼此加了微信。通过对他们朋友圈的观测，我感觉自己不像去跑步的，更像是参加了一个长江商学院的项目。这种偏见在到达蓬塔的头两天达到了顶峰。几乎没有一个人按照主办方的规定行事。中国选手很快成为这个一共才五十位参赛者的比赛队伍里最鲜明的一小撮。在迟迟见不到另外四位中国选手，也无法检查他们的装备后，理查德发火了。他给中国队发送了一封语气强硬的邮件，通知他们必须立刻出现在酒店一楼。四位选手在微信群里紧急商量了一分钟，决定委派我作为代表下去，并冠我以小队长之职。从此我被动积极承担起了小队长的责任：开会和传达会议精神，以及努力让所有人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对此我满心无奈，一直以来，我才是那个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可另一方面，那几位队友和偏见中的想象很不一样，个个性格倒是很好，洋溢着生机，使得我生不起气来。我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自觉同他们亲近起来。

11月是南极的夏天。这时候南极内陆的气温通常在-35℃～-20℃，气温受风速影响很大。我们在蓬塔集合后，开了两天会，和其他四十几个来自十二个国家的选手认识，反复检查装备，学习简单基本的在南极生存的知识，然后等待。在预定要飞的前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必须在集合出发的酒店随时听令，因为飞行完全取决于天气，气温和风速决定了视野，飞行员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才会飞行。M、W、Z和S都窝在我的房间，因为只有我成功预订到了主办方及集结地点的同一家酒店。大家都有些焦躁不安，等待7点到8点半之间的邮件通知。最终，我们得知仍然按照第二天的预定时间飞行，所有人都疲累极了，最后五个人在我的房间凑合了一晚。标准间，两张床。那是我烦躁和委屈的顶峰。按照预定的计划，第二天飞到南极大陆，第三天就要比赛了。这一晚的睡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更别说，我是五个人中比赛经验最少、成绩最差、准备最不充分的。可这时，大半夜的，W突然提议卧谈。

W是我们中年纪最大的，有五十多了，某上市公司首席财务官。可他也是我们中最不成熟稳重的，犹如老顽童，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像悟空带着猴子猴孙们云游，一点不像来参加比赛的，也不像企业高管。只有一点表明此人非同小可，他是我们五个人中成绩最好的（PB进了三个小时），是完赛六大满贯的第一个中国选手。Z是成都一个广告公司的合伙人，一双儿女的母亲；M做生意，相貌不俗，身材奇佳，爱打扮，我一度以为他是弯的，后来发现是位性格质朴的直男；S是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创始人，一直显得心事重重，若即若离。此人大男子主义，脾气古怪。其他三位都有点受不了他。

卧谈会开了半个夜晚，他们都逐渐陷入甜蜜的睡眠。只有我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合眼。如果不是要参加比赛，我得说这卧谈会确实挺成功的。到了早上，疲惫和困倦拖垮了我的大脑。大队集合到达机场，我们被告知仍得在此等候。无聊之际，W又突然提议，等也是等，不如打牌。大家一听齐拍大腿，这是咱的老传统啊。M立刻行动起来，在机场买了两副扑克牌。S冷眼旁观，看起来并不想加入其中。三缺一。我这个小队长还有什么理由推托呢。更何况，打的是掼蛋（W和我一样都是安徽人）。没想到，这幅极具中国特色的画面贯穿了接下来的南极全程，无论何时何地，另外四十几位国际友人都能看到四个中国人热火朝天地掼蛋的身影。更没想到，打着打着，我的不快烟消云散。

四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南极大陆的联合冰川营地，这是去南极点和文森峰的必经之地。除了远处灰黑色的山峰和眼下的白雪，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活着的生命。那些看上去就在眼前的山峰实际上离我们远得很，最近的也有两公里。我们两人一间帐篷，帐篷比我想象的宽敞许多，两张行军床中间还有一张小折叠桌。晚上我们睡在睡袋里。那些睡袋非常厚实暖和，我并没有遇到N之前提醒的晚上睡觉会非常冷的问题。有时候甚至热得得把胳膊伸出来。在南极我睡了这几年最好的几觉。实在是太安静了。后来达克——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在脸书上写道：“在南极我不得不尽量小心翼翼地走路，以避免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吱吱呀呀声破坏这片神圣的静谧。”准确极了。我是在待了好几天后才猛然想起找出耳机开始听音乐的，那会儿我正往我们的营地餐厅——营地最大的那个帐篷——走去，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愣在原地，因为我感觉以前听过的音乐都白听了。由此看来南极本身是个巨大的降噪耳机。

我们原定于到达南极的第二天进行比赛，但这也因天气推迟了，营地的科学家告诉我们第三天的天气更适合跑步。于是我们继续等待。在营地并没有太多可做的事情。有小型图书角，不过摆放的绝大部分是和南极有关的书籍。大部分时候我们在餐厅待着。营地可以洗澡，全程手动，一次可以洗三分钟（那是一桶热水匀速流出的时间）。到了第二晚我因忍受不了想要洗澡时，他们极力将我劝阻住了，为了避免在比赛前感冒，节外生枝。所有人都开始向着原始人的方向发展。我们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到点在餐厅一起坐着发呆和打牌，对话弱智而无聊。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智力低下的单细胞生物，但这样倒也非常幸福。大脑空空，大腹便便。有时我们在帐篷里打牌，M和W是野生佛教爱好者，打牌的同时W会放《心经》当背景音乐。我终于忍不住呵斥道：“能不能不要在打牌的时候放这玩意儿！”我出离自己审视这幅画面，四个中国人的帐篷里，《心经》的背景音乐传响整个营地，他们在里面既非打坐亦非冥想，而是在掼蛋。我不由得疑惑，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

到比赛那天，我有一种体察，所有人迫切想要跑完这42公里的主要原因都是跑完就可以洗澡了。比赛路线大致是以营地为起点跑两圈，一圈是半程。前一晚开会时，科学家们已经给我们分析了路线的细节，诸如跑到哪些部分会有强风，有人的补给点和无人的补给点大致在什么位置等。前一天我们跑了几公里热身，比赛的难点倒不在温度，当你跑起来的时候，会散发大量的热，我们跑了一小段就汗流浃背。真正的难点在于，在雪地上跑，毫无借力，不仅速度会很慢，还会消耗大量的体力。雪地不够平坦，在积雪中一脚深一脚浅会让人随时有失去平衡的风险。强风路段也需要注意，气温骤降，体感温度也会下降，必须尽快通过。

毫无疑问，来参加比赛的人几乎都有着大量的比赛经验，有不少是来刷七大洲俱乐部成就值的。在蓬塔头一次开全员会议的时候，我推开酒店大门先是因为在大厅里突然看见这么一大拨人而感到非常兴奋，像跳入海洋球的小朋友一样加入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和每个人聊天搭讪，简短地了解他们的一生，随后就陷入了担心：我会不会是最后一名？看起来这很有可能。随后的几天我一直在这种忧虑中，直到我得知了两个消息：第一，我们中有一个超级大神，差点入选本届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全马最好成绩是2小时17分；第二，我们中还有一个人毫无经验，南极是他的第一次马拉松比赛。前者非常好辨认。他叫盖瑞，来自爱尔兰，体格精瘦袖珍，总是形单影只，沉默寡言，自带一股神秘冷峻的气场，令人难以接近。到南极后，我们所有人都处在咋咋呼呼的旅游者状态里，大家好像不是来参加比赛的，更像是来参加一个派对，只有盖瑞始终紧绷着，像一只养精蓄锐的猎豹。

后者呢？理查德没有说他是谁，他放出这个消息只是为了让诸如我这样的家伙别太紧张，自然不会公布那个人的姓名。不过，随后我意外得知了他是谁。那是一个来自蓬塔本地的选手，我们在餐厅门口聊天时他非常腼腆率直地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比赛。我安慰了他两句，就非常开心地回帐篷去了。

澳大利亚人达克是和我最熟悉的一个选手。实际上和他相处总让我有些不自在，他身上有一股过于抒情的文艺青年气质，让人无所适从。我们最开始是在去南极前的机场里认识的，彼此寒暄后，他问：“所以你写的是什么样的书？”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哦，是通过网站上的简介。”我这才发现，原来真的有人把南极马拉松官网上每个选手的简介通读一遍。他说自己也在写一本书，希望能和我聊聊。达克身材修长，长着一副非常接近亚洲人的面孔，学习语言学，会说六国语言，曾经在印度生活过许多年，然后一路迁徙，辗转不同国家，最终定居澳大利亚，妻子是越南人，育有两子，大儿子在学习小提琴。我会这么了解是因为从南极回到蓬塔后，我在蓬塔又待了几天，去百内国家公园玩了一圈，在蓬塔的最后一天，达克请我去他那儿吃饭。一开始我并不想去，从南极回来后，我陷入巨大的失落，整日待在酒店闭门不出，自我反思和厌世。W、M、Z在回来的第二天中午就匆忙登上了回圣地亚哥的航班，中转回国。一直疏离于我们的S自然也不会再和我联系。无论如何，和我相比，他们与世界的联系要密切许多。W身居要职，某一晚我们几个散步去找餐厅吃饭时，W感叹：“要在深圳，我是万万没有这样陪你们散步的机会的。”Z在南极每天都要和家人打很久的卫星电话，一有网络头件事就是和两个孩子视频。M最潇洒，没心没肺，看上去永远不会不快乐。他们总是用不完卫星电话的时间，就让我去打，只是我枯坐在电话亭，想来想去也不知打给谁，最后只好原样归还电话卡。离开蓬塔的前一晚，我和W、M三人深夜出去谋食，这个小得可怜的海滨城市所有的店都打烊了，最后我们一路走到了整个蓬塔最豪华的那栋建筑，它伫立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南美小城之中，简直像废墟中的巴别塔，格格不入。等我们走近才发现这是一个酒店——还能是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们走了进去，顶层的天空酒吧还在营业，全世界酒店的天空酒吧都是一个样。我们找了个位置坐下，几乎没有任何服务可言，大概因为这个点真的只有这里还营业，所以人满为患，服务员应接不暇。好在食物尚可以，我们喝了点酒，现在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那一晚我们聊了什么，只觉得前一天还在不似人间的南极，后一晚就坐在那个浮夸的夜店听着糟糕的电子乐，这感觉太恍若隔世了。在这种极为迥异的环境之间穿梭，有时候我能努力地适应，有时候则感到迷失。

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我先是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像游戏人物般晃荡了两天后终于回到了已经陷入雾霾绝境之中的北京。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我从窗户向外望去，好似来到寂静岭。

在北京，由于恢复了坐地铁的习惯，我又开始使用Kindle了。如果说冬天有一点什么好，那就是你可以穿有很大口袋的外套，什么都可以一股脑装进去，包括一整个Kindle。当你出门时双手空空，你就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紧密联合在一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无论把你扔在哪里，都可以步行回家。夏天时我通常就带一把钥匙和一个手机。从南极回到蓬塔，又从蓬塔回到智利中部后，我就又回到了夏天。在圣地亚哥、复活节岛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就只带着钥匙和手机乱转，同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微笑，感觉自己成了南美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地铁里看一本名叫《巴托比症候群》的书时豁然开朗，这是一本饶有趣味的獭祭书，虚虚实实列举了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巴托比症的患者。所谓巴托比症，就是指那些拥有写作天赋或已经取得写作成就的作家，某一天起却拒绝写作，开始了长达几十年之久对写作说“不”的生活。卡夫卡、塞林格、兰波、梅尔维尔都是如此。对我来说，这本笃定地肯定失败者的小书，无疑比去趟南极要来得安慰得多。也便宜许多。亚马逊的电子版只要12块。在塞林格长达几十年的不动笔的时间里，他在干吗呢？我不清楚。只有一个问题，罹患巴托比症的首要条件是，你必须已经写出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还在等。

在酒店送走M他们之后我回到了一个人的房间，一开始我非常不耐烦和人相处，现在则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安静。大概是这种共同经历所缔结的友谊促使我在最后一天赴了达克的晚餐邀约。他独自租住在离我酒店不远的一个公寓式旅馆里，进门我微微吃惊，局促的客厅中央摆好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餐桌上摆盘精致，我颇觉得有些尴尬，因为这看上去过于罗曼蒂克了。不过我没心思琢磨摆盘背后有没有别的意思，只顾着和他大吐苦水——我对每一个人散发负能量，这持续有一段时间了，他只能跟我说一些心灵鸡汤。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人眼里一切都是心灵鸡汤。又或者，我在思考，心灵鸡汤和伟大哲理的真正区别在哪里？我最后认识到这位目前自由职业的两个孩子的父亲，的的确确是自由、无用且不感到一丝焦虑的。不过在当时，这顿晚餐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南极同样没有。

我们中午12点起跑。我很快发现想要按照前一天热身跑时估摸的配速是不可能的，我的速度不断降低。在到达第一个补给点前每个人的差距已被明显拉开了。难度越高，标准差越大，离散程度越大。我们离散得十分透彻。近乎失踪。补给点提供的东西相当丰富，饼干、巧克力、坚果、热水和可乐。组委会甚至在雪地里搭建了简易的厕所。第一个补给点大约在6公里处，我们的三层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我也得不断调整雪镜，试图让雾气散去。路上风景奇异，远离营地之后，景象更为空阔浩渺，像是在外太空的异星球，若有上帝俯视，这画面一定相当可笑，在巨大的宇宙背景下，一列渺小的人类哼哧哼哧地跑着，做徒劳无力的无用功。穿越强风段时，气温果然骤降，汗水冷却，回收体温。-40℃的风不讲道理地刺向每一寸身体的缝隙，逼得人只能加紧通过。这之后，体力与心气都开始崩塌。雪地坎坷，脚步变得更加迟滞。前半程好不容易结束，我回到营地，感觉已经耗尽力气，加之衣服湿透实在难受，我跑回帐篷换了身内层衣服，出来的时候，恰好看见盖瑞冲刺终点的那一刻。理查德、摄影师等人上前同他拥抱。他异常淡定，神情木讷，既不喜悦，也没体现出任何疲惫。重点是，他仍然是跑着冲刺的。我看了眼手表，3小时17分。

眼下还不是感悟的时刻，我再度离开营地。

“准备好了？”

“嗯。”补给站的人点点头，把我的姓名在本子上勾掉，证明我离开了。我回到跑道上，继续完成比赛的后半程。

我知道后半程更加艰难，脚步变得无与伦比地沉重，但此时你除了完成这个42公里的挑战，没法停下来。也许我就是因为半途而废、始乱终弃了许多事情，才试图用这样一种自我折磨的办法把自己逼到一条不得撤退、没法掉头，也不可能停在原地的窄路上。在这条路上，不管多痛苦，你都得跑完它。

从南极回来之后再次开始跑步已经是我在复活节岛的最后一天。复活节岛也有马拉松比赛这件事让我非常惊奇，我不知道在这个岛上要怎么设计出一条路线才能让人跑完42公里。如你所知，它实在是太小了。最后一天我沿着另一条不会出现在任何观光团里的路线跑到了海岸边，然后又跑回来。三个月后在日本名古屋，我还有一场比赛要跑，不得不保持一定的练习。每当此时我都会咬牙切齿、真真切切感到后悔，那一刻到底是怎么鬼使神差决定要报名？这些提前许久报下的比赛，不均质地分布在我未来的时间线上，成了一个个不得不拔掉的刺点，在点与点之间，我只能等待。以及练习。

“你知道，既来之，则安之。”在我抱怨完岛上的网络状况后，巴勃罗安慰我。

“可是我太焦虑了。”我说。

“哦？为什么？”

“因为我想工作。”

巴勃罗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你愿意来后院聊聊吗？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于是我们穿过厨房，他给自己弄了点儿吃的，我们在后院坐下来。巴勃罗打开他的笔记本，问我：“嘿，你知道‘忘’为什么写成这样吗？”

“不知道。”我说。

“上面一个‘亡’表示死亡，这表示你心里有东西死亡了，所以就是忘记的‘忘’。”他说。

直到这时我开始真正惊异于巴勃罗的中文造诣了：我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大陆也有3700公里的太平洋孤岛上，居然认识了一个通晓中国文字的智利人！而且，他在教我说文解字。

“那么你知道‘息’为什么写成这样吗？”他又问。

“不知道。”我开始期待他会怎么说了。

“因为‘自’像一个鼻子，人们说到自己时总会指着自己的鼻子，所以‘自’表示自己，你的心脏跳动，鼻子出气，所以是‘息’。”他说。

“太邪门了！”我跳了起来，“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些的？”

“我在日本待过两年。借宿的人家男主人是个老师，我是跟他学的。”他解释道。

我这才知道巴勃罗知晓的中文字实际是日本汉字。他并不通晓中文。不过这也足够我惊诧好一会儿了。除了日语之外，他还会意大利语。不过他没有去过意大利。

“我觉得你应该离开复活节岛。”我说。

“我的确在考虑去个新的地方。”他介绍了一个网站给我，Workaway，我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网站：你可以提供工作给世界各地的人，也可以在上面找到世界各地的工作，它们多是农场或是家庭经营的旅社这样的小型私营业，招募的多是帮工，提供食宿，或支付一定的酬劳。

“哇，这真是太棒了。”虽然这么感叹，我想我却是万万不会应聘这些工作的，即便维特根斯坦教导我应该去劳动，而非整日价沉思和游荡。

“我在考虑下一站去塔希提。”巴勃罗说。

“又是一个岛。”我说。

“嗯，又是一个岛。”

“所以你究竟遇到什么困难了呢？”他终于开口问道。

我看着他，叹了口气。要说明这问题多么困难啊。我简要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状况和工作。“你瞧，我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不过首先我得先写好小说。”

“那很好啊，你已经有目标了，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他说。

我无言以对。他说得很对。我们感慨了彼此的生活，但都明白对方的生活于自己并不构成真正的吸引。最后只能祝彼此好运。

于是我站起身来。“我想趁最后几个小时去外面转转。”

我踱步到了海岸边。这里经营着几家潜水和冲浪俱乐部，潜水者和冲浪者在阳光下交谈，我在海岸边坐下。航班是晚上12点的，现在是6点，我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发呆。复活节岛的日落相当晚，大约要到8点以后。我吹着海风，远处海面缓慢起伏，波光平和，久未涌现的语言突然降临在身上，每当这样的时刻发生，我都如同被神灵附身，脑中接连出现陌生的语句，犹如密钥。在我的一生之中，只有这些不属于自己的时刻，才让我感觉真正活着。

比赛的后半程相当困难。一开始我还试图跑跑走走，过了第一处补给站就只能开始走。这时已经很难遇见其他选手了。随着运动活力的下降，散发的热量也开始减少，我开始体验到寒冷的力量了。这驱使你不得不继续前进，必须赶在身体失温前到达终点。到了最后5公里，前后已经看不见任何人，目之所及只是极境，生命在此沉寂。我路过了最后一个补给站，上了趟厕所，没敢进行补给，只是和补给站的人打了个招呼，就开始最后一段路程。我觉得我快冻僵了。恐惧丝丝游走，万一我跑不到终点会怎么样？会不会我已经开始失温了？我感觉自己的手已失去知觉。失去一只手和失去生命相比，哪个更加幸运？此时我早已不再忧虑成绩和排名，只想何时才能看见终点。活着看见。我的大脑和躯体也已经麻木，只是在机械地维持行走的状态。

走着走着，我突然抬头。我看见一个巨大的星球在离我非常近的地方。那是，我张大了嘴，太阳。那绝对是太阳。只能是太阳。那是一轮怎样的太阳啊。它一动未动却不由分说地辐射着、展现着自己的强大。我头回真正明白了，那是万物之源。我们皆来源于、受惠于，也臣服于它的力量。太阳正照耀着被整片冰雪覆盖的大地，天空呈现出一种异常纯净的蓝，我感到自己并非存在于地球上，而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在这从未目睹过的异象下，我不受控制地开始分泌泪水。既非感动，也不是难过，只能是臣服。接近于圆寂。我心想，人类何等不值一提。我又想，在如此不值一提的生命里，应该做那些稍微值得一提的事情。这就是太阳想要告诉我的事。太阳并未赐予我们什么，它只是存在。以其存在予以感召。

但眼下，坐在海边，我并未回想起这一幕人生所见最壮观的太阳，也未想起穿过终点线后理查德和已经达线的其他中国选手给我的拥抱（他们一直在等着我）。赛后我鼓起勇气去和盖瑞搭讪：“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厉害的？”

“我16岁开始跑步，现在我37岁。”他的回答简短有力。我已经知道他是一位幼师，也发现他远没有我想得那么高冷，只是不善言谈。实际上，他身上那种老实人的气质要多过杀手的气场。

“那你16岁就知道你要把跑步作为使命了吗？”我又问。

“不。我到现在也没有把跑步作为使命。这个词让我有些羞愧。”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跑下去。”

“那么，你在知道这点之前，在做什么？”

“等待。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你应该做什么的。在此之前你只能等待。有点耐心。”他说。

——不，我想起的也不是这个。

我想起的是，在南极，我们四个中国人挤在一顶帐篷里，把那张小桌子移到中间来，一张床坐俩人，面对着面，穿着厚实而笨重的外套、裤子和靴子，看起来像四个野人。这四个野人在《心经》的背景音乐下热火朝天地打着掼蛋，丝毫不理会帐篷外的极地奇景，也浑不在意这混音版的《心经》有多破坏氛围。

“能不能把那玩意儿关了！太影响打牌了。”其中一个野人怒吼。

想到这一幕我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眼下，要等到夕阳还得花很长时间。是的，关于南极我一个字也不打算讲。

2017/1/2，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