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

——他是单枪匹马获胜的吗？

——恺撒打败了高卢人。

——他都没带个厨师吗？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阅读者的提问》

没有印第安人，白人该怎么办？

——新格拉纳达的一名瓜希罗印第安人，18世纪

当我们思考西班牙霸权的规模，并将其与产生它的贫困做对比时，我们就不应该再感到骄傲了。

——拉蒙·卡兰德，1969年

本书的缘起，要追溯到圣康坦（St Quentin）的战场上，圣康坦是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法国小镇。1557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军队在此击败了法军。在我的另一本书《西班牙的腓力》（Philip of Spain，1997）中，我基于史料文献与最近的研究成果，对这次战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评论此书时表示，我的描述“并没有反西班牙的倾向，但其中一些结论令人惊讶”，因为我指出参与战斗的西班牙士兵仅占军队总规模的十分之一，由此颠覆了“圣康坦战役的结果是西班牙的胜利”这一传统观点。这位历史学家指出，来自西班牙的军队可能很少，但他们比其他地区的队伍更高效，这一点让胜利属于西班牙人。他还补充说，无论如何，胜利都属于为这场战争付出代价的那一方，也就是西班牙。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西班牙的胜利。“西班牙军队赢得了战斗。”这些反对意见似乎完全合理，并在我的脑海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了本书的诞生。各方做出了怎样的行动？又为了什么目标而付出代价？这些问题不一定都能有答案。是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吗？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查看官方历史学家戈马拉（Gómara）的报告时无比惊讶，因为戈马拉相信科尔特斯几乎是单枪匹马推翻了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而我在看到许多学者关于西班牙帝国的建立的论述时，惊讶之情毫不亚于贝尔纳尔。

因此，我的这本书只探讨关乎西班牙如何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几个问题。它不仅是对圣康坦战役的思考，也是对西班牙历史演变的沉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我过去30年的总体研究方向一脉相承。就在几年前，为了向我目前旅居的这片土地及其人民致敬，我出版过一部专著，主要考察反宗教改革时代加泰罗尼亚人的家庭生活、社会与文化状况。而本书终于实现了我计划已久的另一个研究主题：西班牙人。多年来，正是这些西班牙人让我得以了解、欣赏并探究西班牙文化与历史的复杂特征。

以西班牙为讨论中心的名著不胜枚举，从R. B. 梅里曼（R. B.Merriman）的四卷本《西班牙帝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到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的同主题作品皆属此类。在这种视角下，西班牙这样的小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帝国权柄，使世界为之震惊，随后却又陷入无法避免的“衰退”之中。强调西班牙——尤其是卡斯蒂利亚——在帝国创建中的作用，这种论调由来已久。从本质上来看，帝国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主导了传统的历史写作范式。卡斯蒂利亚人从一开始就为他们在帝国（他们更习惯将自己的国家称作“君主国”，而非“帝国”）中享有的地位而深感自豪，因此极力倾向于美化、夸大卡斯蒂利亚在帝国建立中的作用。一位著名的当代西班牙学者所言正反映了人们的普遍认知：“西班牙人占领了意大利，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过欧洲腹地，翻越高耸的安第斯山脉。”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被视为世界的巨人、民众的征服者、战争的胜利者。曾经与西班牙交手的民族，如葡萄牙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也倾向于夸大对手的实力，以彰显自己拥有足以抵抗西班牙的强大力量。英国民间流传的1588年英格兰重创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例证。荷兰人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600年前后，阿姆斯特丹著名的市长科内利斯·霍夫特（Cornelis Hooft）就曾说过：“与西班牙国王相比，我们简直就像是对抗大象的老鼠。”不管是卡斯蒂利亚人还是其他民族，一个强大西班牙帝国的形象都能给他们带来不少便利，各国的民间传说和历史书籍也会有意加深这种印象。然而，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大象”的形象并不属实。事实上，或许最中肯的观察结论恰恰来自遥远的菲律宾群岛，霍洛岛（Jolo）上的苏丹就曾向当地的西班牙官员直言道：“尽管我们确实可以被比作一条狗，而西班牙人是头大象。但或许有一天，大象也会发现这条狗的实力快要赶上它了。”东方人的洞察力确实是难以超越的。

我们对过去的许多看法都充满了各种迷思，就像我们之中仍然有人笃信地球是平的。如果这些迷思没有实际害处，我们也不必急于将它们赶尽杀绝。然而，关于西班牙帝国的故事并不是全然无害的。对于今日的西班牙人而言，过去并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当下许多争论得以出现的内在因素，也将持续构成西班牙人政治期待与文化抱负的核心部分。“伟大的帝国时代”则是迷思与争议相继出现的这一领域的重要“战场”。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帝国”一词意味着征服与国力扩张。16世纪的西班牙人对此了然于心，他们将抵达美洲边疆的冒险家们称作“征服者”，就是在表示这些冒险活动也属于帝国事业。权力的概念被广泛使用，随之流传的还有“西班牙征服美洲”这样的术语。“民族主义”视角下的解读将西班牙的扩张简单地视作国家实力的体现。然而，研究帝国史的历史学家们近来开始质疑这一点，并且更倾向于探讨关于国家力量的本质问题。

这里的“力量”并不一定只是施展武力的能力。更准确地说，它也可以指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例如，提供金融和其他服务的能力，等等。换一种说法，即关键在于谁能聚集人力、提供信贷服务、组织贸易活动、建造船只并制造枪支火炮。例如，我们从17世纪瑞典的案例中可以了解到，在近代早期，很少有国家能够在没有盟友帮助的情况下掌握足以征服欧洲大陆的资源。同样，仅仅是西班牙人，也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来征服美洲大陆。他们得到了欧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帮助。事实证明，“征服”和权力的重要性往往不及“商业”或是整合资源的能力，西班牙的全球事业在许多阶段都显示出了“商业帝国”的种种特点。

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概述，试图勾勒那些促成西班牙帝国崛起的因素。书中关于西班牙人本身的叙述并不多，因为西班牙的历史学家们已有不少作品予以透彻讲述了。我叙述的更多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借用诗人的话来说，这些故事不再将西班牙人视为“塑造帝国光辉”的唯一“推动者和变革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桩宏大事业的参与者，这桩帝国事业只有在属于不同民族的人群的合作下才能实现。书中将要介绍的帝国创造者，不仅包括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同样也包括被征服者、移民、妇女、被驱逐者、被排斥者等等。这些人也不仅仅是西班牙人，还有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德意志人和中国人。从古至今，许多西班牙人都更倾向于将帝国视为他们自己的独特成就，但是本书将会为另一种观点提供佐证。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L. 舒尔茨（William L. Schurz）在其出版于1939年的名著中，对西班牙帝国的形象做出了最贴切的概括：就像马尼拉大帆船的命运一样，作为一艘孤独的船，它在亚洲和阿卡普尔科（Acapulco）之间的太平洋水域航行了两个多世纪，承载着西班牙人、墨西哥人、中国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的财富与希望，是伊比利亚人在全球的利益分布范围的象征。这个帝国像无情的帆船一样，存在了几个世纪，为许多人服务。这些人中无疑有很多西班牙人，但也有不少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我在此试图讲述的是一段帝国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个扮演着帝国角色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在我的书中，帝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产物，而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历史偶然事件的最终产物，在这些事件中，西班牙的贡献并不总是最重要的。上一代的历史学家们更侧重故事中关于西班牙的那一面，因此陷入了那些被臆想出的、如今已过时的问题，比如所谓的“西班牙的衰落”。一旦我们对帝国机制做出明确的定义，“衰退”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只有考虑到所有参与者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这桩史无前例的帝国事业。这里先列出几个结论，或许可以便于读者理解。第一个主要结论最为根本：我们习惯于“西班牙创造了帝国”的观念，但更有意义的说法应该是“帝国创造了西班牙”。在文中所述的历史时期开始时，“西班牙”还并不存在，它没有形成政治或经济上的实体，其文化也不具备扩张输出的能力。然而，半岛上各族人民在帝国事业上的合作使他们有了一桩共同的事业，这导致他们团结起来，从而强化了半岛的统一（尽管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二个结论同样重要：帝国的建立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仅是由于西班牙，更是由于西欧和亚洲国家都提供了资源支撑，这些国家都全方位、合法地参与到这桩通常被人们（甚至是专业历史学家）认为是专属于“西班牙”的事业中。因此，本书试图解构西班牙的角色，使人们了解帝国事业的参与者及其贡献。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将腓力二世的帝国描述为“彻底的失败品”（un total de faiblesses），字面意思就是“全是缺点”，我对这一点格外关注。在整个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我会强调其他欧洲人的作用，因为“帝国”始终是一份共同的事业。近来还有一位学者提醒我们“欧洲的扩张，尤其是随之而来的海外帝国体系，是技术方面的普遍进步，以及欧洲因此获得的领先世界的商品生产效率与服务能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技术通常是欧洲的，而非西班牙专有的。

大约两代人以前的阿梅里科·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在试图评估西班牙对文明的贡献时，有充分的理由坚信“西班牙从未有过重大创新”。据他的说法，西班牙的宗教思想、人文主义、技术、科学、意识形态都来自外部。他的观点与伟大的神经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扎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一致，后者也认识到了“查理五世时代思想与产业的方方面面——科学、工业、农业、商业——都完全不及欧洲总体水平”。然而，恰恰是被动的伊比利亚文化掌握了建设世界强国的力量。西班牙的发展得益于外部世界，但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也充分利用了自身的特质，来构建他们的帝国之路。需要指出的是，我在前文中的叙述明确否定了一种流行观点，即欧洲人是权力的基础，欧洲的某种奇迹赋予了它世界霸主的地位。我也不接受一些历史学家轻松论证出来的那种观点，即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主要基于“西方武器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武器拥有的绝对优势”。读者们会看到，于我而言，西班牙帝国不只是欧洲人的创造物，也是美洲原住民、非洲人和亚洲人的创造物。

我还需要简单地介绍下本书所涉及的年代。虽然西班牙帝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起源，但我认为帝国建立是直到16世纪中期才发生的，当时的卡斯蒂利亚国家政权开始从大批探险者、冒险家、传教士和创业者（正是这些人使冒险活动成为可能）那里夺回主动权。不同于前后的其他帝国，西班牙帝国几乎没有进行征服和扩张，因为王室已经声称其领土来自上帝的恩赐，这些领土除了欧洲部分的附属领地，还包括美洲、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因此，西班牙需要做的仅仅是巩固它在理论上早已拥有的权力。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即本书主要论及的年代中，王权面临着种种挑战与史无前例的考验。尽管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给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西班牙仍然得以保有其帝国权利。到了1763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条约》承认了西班牙的主张并明确了其控制范围。至此，所有导致日后帝国分裂的要素均已就位，也为我的叙述提供了适宜的终点。

无须赘言，本书仅仅讲述了故事的一小部分。例如，我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及北美印第安人历史上那些令人惊叹的进步成果。对于那些要求颇高，或是想要看到更多优质参考书目的读者，这本书或许不尽如人意。我要向这些读者解释一下，要在一本书里对所有主题进行充分介绍是不可能的。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他自己的西班牙历史作品中评论道：“作者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尽管人们大可以批评他的能力不足或结论荒谬，但是他的雄心不应受到批判”。

我也有必要指出本书不具备的东西。它不是像J. H. 帕里（J .H. Parry）1966年出版的杰作那样对大西洋帝国做精湛论述，也没有认真描述西班牙在欧洲的外交政策（这个主题常常被忽视）。这本书无意以任何方式引起争议。西班牙帝国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消失了，如今再去争论这个问题是很愚蠢的。我在书中尽可能少用专有名称、术语、日期和统计数据。首字母大写的Empire和Imperial专指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首字母小写的empire和imperial则主要用于西班牙的领土及其他背景。半岛上各王国的公民通常根据其原籍地点予以区分，以免因不准确地使用“西班牙的”（Spanish）这个形容词而造成混乱。为便于表达，我保留了用“印第安人”（Indian）一词来指代美洲的原住民，用“非洲人”（African）一词来指代非洲的原住民。地名以当今的名称为准，例如，我会使用“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而不是西班牙旧称“圣灵河”（Espíritu Santo）。荷兰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我就借用了当时通行的术语，但我会倾向于用“比利时”（Belgium）来指代荷兰南部地区。（英文版中的）大多数西班牙语名称都采用原本拼法而不是英文转写；与此不同的是，来自其他语言（像是克丘亚语、阿拉伯语和中文）的名称，我通常都会使用传统的英文拼法（例如“蒙特祖马”拼作Montezuma）。过于详细的参考书目显然会轻易占据与全书正文相当的篇幅，因此我也尽量少地使用文献尾注。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首先要感谢前辈以及与我同代的学者，人数之众，难以在前言中一一列举。他们的潜心研究为我的论述提供了基础，我的引用注释便是对这些劳动成果的致敬与感谢。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本书无法写成。其次，我要由衷感谢科学研究高等院［属于西班牙高等研究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简称为CSIC）］的资助。我还要特别感谢巴塞罗那的米拉·伊·冯塔纳斯学院（Institució Milà i Fontanals，属于CSIC）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尽力帮助我借阅必要的书籍。一如既往，我的夫人尤拉莉亚的智慧和宝贵意见也令我受益匪浅。

我相信，拙作能使读者了解到许多个人与民族跨越时代的伟大贡献，他们创造了现代第一桩全球化事业——“西班牙帝国”，并因这桩事业而合作和受苦。

2002年于巴塞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