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国的建立

仅靠我国财政已无力维持庞大的陆军与海军来应付如此强大的敌军。

——“天主教国王”斐迪南，1509年7月

1492年，在西班牙中北部的大学城萨拉曼卡（Salamanca）举行的一场小规模庆典上，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Antonio de Nebrija）向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献上了刚刚出版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的首印册。略显困惑的女王询问此书有何用处。5年前，曾有人向女王进献了同一作者编著的拉丁语语法书，不得不承认，那本书的确对女王颇有裨益，它帮助女王在拉丁语学习上取得了进步——女王在认真自学拉丁语，但这种努力并不是很成功。但是，一本针对日常使用的卡斯蒂利亚语的语法书，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毕竟卡斯蒂利亚语并不是专业人士和律师们在正式场合使用的语言。此前，还没有其他欧洲国家有过类似的出版物。内夫里哈尚未解释，女王的告解神父、阿维拉（Avila）主教埃尔南多·德·塔拉韦拉（Hernando de Talavera）就抢先代人文主义者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那些野蛮的部族、语言各异的民众臣服于陛下之后，”主教说，“作为被征服者，他们必须接受我们颁布的法令，还要学习我们的语言。”这番话正合女王的心意，因为就在此前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忙着在卡斯蒂利亚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满心只想着“征服”。

内夫里哈随后为《语法》一书撰写的前言显然继承了塔拉韦拉的思想，他宣称：“我得出了一个可以确信的结论，语言与帝国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总是会同时出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种论断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内夫里哈其实借用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索·瓦拉（Lorenzo Valla）的原话。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新奇，它充分反映了内夫里哈意欲通过与当时的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来获得事业上的发展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已经不仅限于词汇和语法，也包括了强加给被征服人民的文化、习俗，特别是宗教信仰。语言就是权力。如同意大利皮埃蒙特的人文主义者乔瓦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在一个世纪后所写的那样，征服者“会将自己的语言引入被征服的地区，罗马人就曾这样做过”。随着与其他民族接触的不断深入，此后的几代卡斯蒂利亚人也越来越意识到，沟通已经成了他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伊斯兰占领地格拉纳达被光复后的现实情况也使塔拉韦拉主教发现，征服不可能凭借法律和语言的改变就能轻易实现。理解与被理解，已成为有效推行统治之前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然而，仅靠卡斯蒂利亚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与同时期的其他卡斯蒂利亚人文主义者一样，内夫里哈在编著《语法》时也借助了很多外力，吸收了很多来自外国的知识。15世纪70年代以来，德意志人为西班牙带来了印刷术。到了16世纪初，整个西班牙的印刷业几乎全要依靠外国人，其中以德意志人为主，法国人与意大利人其次。出版业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文化接轨，另一方面也在政治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第一批面向卡斯蒂利亚民众发行的出版物中，就有王室法令的文本。伊莎贝拉女王从一开始就大力资助出版业，为其提供经济扶持，实行特殊优惠的保护政策。然而，西班牙本土的印刷业在很长时间里都发展缓慢。许多学者都苦于找不到专业的本土印刷厂来印制自己的作品。1514年，一位卡斯蒂利亚人文主义者这样叹息道：“无论是阿尔杜斯（Aldus）的细致工艺还是弗罗本（Froben）的娴熟技术，我们都无缘见识到！”这一怨言也道出了深刻影响西班牙政治前景的问题，即技术上的匮乏。另一个细节也可以提供例证：尽管最先到达美洲新大陆的是卡斯蒂利亚人，但第一幅以美洲印第安人为题材的画作并非出自卡斯蒂利亚人之手，而是出自德意志人克里斯托夫·维迪兹（Christoph Weiditz）之手，画中的主人公是他于1529年在西班牙遇到的一位印第安人。美洲的第一部出版物同样要归功于德意志人：塞维利亚的汉斯·克龙伯格（Hans Cromberger）及其手下的意大利人乔瓦尼·保利（Giovanni Paoli）于1539年在墨西哥印制了这里的第一部书籍。其他方面的技术创新，西班牙也常常落于人后。米格尔·德·埃吉亚（Miguel de Eguía）是西班牙本土印刷业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多年后的他也深深感慨：西班牙的出版业过于依赖外国人，作者们不得不花费很长时间等待自己的作品被印制好，就好像等待从美洲姗姗来迟的礼物。尽管西班牙的本土印刷业最终得到了改善，但在接下来约两代人的时间里，那些想要更好地印制自己作品的人，还是会选择亲自带着稿件去法国、佛兰德和意大利。

来自外国的经验和知识至关重要。文艺复兴知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传播，早期得益于德意志印刷技术的推动，后来则部分归功于西班牙学者在意大利的游学经历，此外还要归功于前来传道授业的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学者们，其中一些人就此定居下来。这些意大利来访学者中的重要人物有：人文主义者彼得·马尔太尔（Peter Martyr d’Anghiera）、教皇的使节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西西里学者卢卡·迪·马利尼思（Luca di Marinis，他在卡斯蒂利亚也被称作卢西奥，全拼为Lucio Marineo Siculo）。除了伊比利亚半岛本土文化的深远影响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各地的学者都在关注并接受着外来的学问。1534年，卡斯蒂廖内作品《廷臣论》（The Courtier）的西班牙语译本问世，译者为加泰罗尼亚诗人霍安·博斯卡（Joan Bosca），博斯卡的好友、同时期的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称“这可能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第一部值得学者关注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是从意大利语翻译过来的。自此，卡斯蒂利亚本土的创作冲动开始与国际知识的发展紧密结合，并通过学习其他民族的经验而逐渐发展壮大。

内夫里哈生活时代的西班牙，从很多方面来讲都处于欧洲大陆的边缘。罗马人一直认为，西班牙就是世界的尽头。诗人们说，赫拉克勒斯之柱间的通道，即今人口中的“直布罗陀海峡”，会通往一片无法逾越的黑暗之海。因此，伊比利亚半岛成了所有伟大文明扩张的终极目的地。凯尔特人、腓尼基人、罗马人都曾与这里的原住民共生共存。8世纪，穆斯林从北非入侵，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将伊比利亚半岛的四分之三收入囊中。到了10世纪，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已经发展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帝国，阿拉伯人在半岛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当地的犹太少数民族设法在穆斯林的统治下生存了下来，就像后来在基督徒的统治下艰难求生一样。在之后数代人的岁月里，基督徒们光复了大部分土地，伊斯兰世界仅剩南部一隅，这个地方被称作“安达卢斯”（al-Andalus）。西班牙保存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遗产，包括政治制度、语言、信仰，这使半岛内部的统一变得难上加难。不过，当时的人们满怀希望地追求统一，这也不足为奇。他们认为，对统一的追寻能给他们带来和平与生存的意义。结果就是，人们只有在为了自己疆域外的共同事业而努力时，才会同心协力。

今日西班牙的领土，主要由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组成。它们通过政治协议合并，结束了15世纪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开启了西班牙的帝国之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公主得到了大贵族的广泛支持，得以在10年的纷争后继承异母兄长恩里克四世的王位。在几项与其他贵族联姻的方案先后流产后，1469年1月，18岁的伊莎贝拉公主同意与阿拉贡王国国王胡安二世的儿子，即17岁的西西里名义国王斐迪南结婚。乔装打扮的斐迪南只带了几位侍从，穿越伊比利亚半岛，来到了卡斯蒂利亚。1469年10月18日，这对新人的婚礼在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举行。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斐迪南并未掌握政治实权，他后来继承的加泰罗尼亚的部分地区也陷入了内战（1469—1472年）。伊莎贝拉于1474年登基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而军事斗争一直持续到1479年。同年，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去世，斐迪南继位。年轻的君主们终于可以开始平定西班牙境内的战火了。

这片土地丝毫称不上是一份充满希望的遗产。尽管内战已经结束，但王国仍然经受着动荡之苦。农村实际上掌握在贵族和军阀手中，他们控制着土地和农村经济，有众多属臣效忠。为了存续，王室不得不结盟。王室持续建立和发展各种制度、机构，与贵族、城镇居民、教会人士、商人等各阶层进行合作。然而，他们手中的经济资源却少得可怜。当时的西班牙非常贫困，经常遭遇极端天气，土地分配不公，交通闭塞，原材料匮乏。国家的主要产业是羊毛贸易，大量羊毛出口到欧洲北部。而进口商品多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纺织品、粮食、武器、纸张及各类小型制成品。除了国内的困难局势，新的统治者还面临着邻国法兰西和葡萄牙的军事威胁，还有一个威胁，是来自定都于格拉纳达的安达卢斯埃米尔国，这个伊斯兰国家掌控着与非洲遥遥相望的大片海岸线。1500年前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人口加起来约为550万，当时的它们似乎注定只是欧洲的边缘小国。然而，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尽管资源有限，却为他们的王国带来了和平，并努力开拓海外事业。卡斯蒂利亚因为拥有联合王国约80%的人口和三分之二的土地，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政权基础。

内战结束后，两位君主通过“建立组织”而非“消除暴力”的明智策略来维护和平。在卡斯蒂利亚北部的部分地区，王室支持组建了城市治安组织“圣兄弟团”（Hermandades），其任务主要是对违法者进行严厉而公正的审判，它们因手段残忍而出名。王室还让西班牙南部进入战争状态，积极鼓励臣民们持有武器，同时采取措施招募民兵，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来自安达卢斯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威胁。政治评论家们很快就了解到了两位统治者的勤政高效，两人会随时出现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对王权的加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双王”孜孜不倦地到访王国各个角落，说他们是当时欧洲统治者中游历最多的君主也不为过。1481年，伊莎贝拉陪同丈夫巡视了阿拉贡王国领土（由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组成）并被确认为共同统治者。此后6年，他们未再到访阿拉贡领土。他们不在的时候，则由总督代掌各省的统治权。斐迪南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卡斯蒂利亚，负责领导对格拉纳达的战争；议会承诺，只要斐迪南住在卡斯蒂利亚就会支持他。在37年的国王生涯中，斐迪南在阿拉贡住了不到3年，在加泰罗尼亚待了3年，在巴伦西亚只待了区区6个月。而伊莎贝拉女王近乎终生都在卡斯蒂利亚度过。在她的治下，王国几乎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在短短几年内到访过的疆域跨度超过2 000千米。卡斯蒂利亚很少有居民没见过女王。王家委员会的法官往往会与她同行，女王会亲自主持法律事务的裁决，甚至在小城镇和村庄里也不例外。斐迪南则继续通过与他同行的国务秘书团来处理阿拉贡王国的事务。两位统治者都通过巡视来巩固王权、安抚国民。这种政策无疑是行之有效的：1484年，一位外国游客描述称“每个听到女王的名号的人都会激动得战栗”。然而，这种富有个人色彩的君主制得以存续的核心不在于恐惧，而是合作。统治者们利用不断巡视到访的机会建立联盟，鼓励原本相互斗争的贵族为了共同的事业放下分歧。“双王”的成就得到了显贵阶层的认可，其中一位重要贵族——卡斯蒂利亚海军上将——在1522年回忆道：“他们是王国的统治者，是我们语言的主宰者，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认识每一个人，把荣誉授予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们踏遍国土，国民无论贫富贵贱，都能接触、了解他们。”

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民众都能感受到王室与他们同在。这点对于少数民族社区的意义尤为深刻。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是西欧国家中唯一承认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合法共存的政权。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有许多规模不大的伊斯兰社区，它们都是中世纪一个伟大文化的遗产，通常处于贵族而非王室的控制之下。与之不同的是，那些小的犹太社区则常常受到王室的直接管辖。在谋士们的帮助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合起各方力量，在不改变传统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稳定。他们制定法律时都会经过传统议会的批准，提高税收时也会事先争取纳税人的同意，惩治罪犯也是通过各城镇的现有体制进行的。两位年轻统治者的成就很快就成了传奇。他们之间的精诚协作，为编年史家笔下的“西班牙”（Spain）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们结束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分裂状态，并将贵族的尚武精神转移到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奠定了海外扩张的基础。作为他们的支持者，许多神职人员怀有热切的期望，幻想西班牙王室将建立起“普世的君主统治”（universal monarchy）。

西班牙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张，这一现象不仅令当时的人感到惊讶，也在卡斯蒂利亚引发了夸张的宣传。1514年，斐迪南国王在回顾他的成就时声称：“西班牙王室取得了700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和辉煌。”作为王权的长期代言人，内夫里哈写道：“尽管名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还在德意志，但实际的帝国权力却掌握在西班牙君主手中，他控制着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还出兵非洲，派遣舰队在恒星指引下向西印度群岛和新大陆进发。”斐迪南国王从不讳言自己的成功，并对未来的大业有坚定信心。一位擅长预言的修女还断言“他在有生之年一定能赢得耶路撒冷”，这让他更加振奋。

军事上的成功会带来无尽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在国王的圈子里赢得了广泛支持，并在一个世纪之后更加牢固，当时，西班牙诸王国的联合关系在斐迪南统治期间已经完成。人们普遍认为，双王夫妇的结合让西班牙变得伟大，并奠定了整个帝国的基础。根据17世纪作家巴尔塔萨·格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的记述，腓力二世曾经凝视着斐迪南的画像评论道：“没有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在斐迪南去世一个世纪后，历史学家赫罗尼莫·德·苏里塔（Jerónimo de Zurita）及胡安·德·马里安纳（Juan de Mariana）在他们的著作中，坚定地宣称斐迪南是西班牙王权的缔造者。随后一代的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Fernández de Navarrete）则表示，斐迪南国王“不仅统一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将帝国疆土扩展到了意大利和新世界，从而开启了庞大君主国的伟业”。1700年，佩德罗·波托卡雷罗（Pedro Portocarrero）也同意“斐迪南国王是帝国的缔造者”这一观点，这种“帝国”理念与伟大君主的不朽传奇一起，深深扎根于西班牙历史中。在卡斯蒂利亚人眼中，这份成就是欧洲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西班牙对“帝国”的热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上溯到16世纪初期，“帝国”（empire）一词的含义在当时仍然是其拉丁文词源（imperium）所指涉的自主“权力”，而非后来的领土“统治”。1135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七世加冕时使用了“皇帝”（emperor）的尊名，成为“西班牙皇帝”，但这一称呼只能反映他的自负而非其实际权力。在“天主教君主”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时期，欧洲君主们依然对“帝国”的概念非常热衷。当时受到普遍认可的“皇帝”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这个称呼通常被留给德意志人。但帝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因此其他欧洲统治者也觊觎着这一尊位。在宗教改革时期，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一位顾问就曾向国王保证，英格兰本身也是一个“帝国”。恰如我们所见，内夫里哈和其他卡斯蒂利亚人一样，认为西班牙并不需要什么“帝国”的空名，因为它已坐拥“帝国”之实。

事实上，西班牙的现实权力远不如官方宣传的那样值得称道。阿拉贡的斐迪南在阿拉贡的权威更接近宪政下的统治者，而不是帝国征服者。斐迪南作为阿拉贡国王所统辖的三个省份都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具备各自的法律、税收和议会体系。斐迪南同时也是西西里王国和撒丁王国的国王，并在1504年继承了那不勒斯王国。但这些领地都彼此独立，国王无法为辖下的众王国建立起共同的政府、行政机构或军队。他与伊莎贝拉的联姻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尽管“西班牙”（Spain）这一概念从中世纪以来就被习惯性地使用在各种演讲和著作中，但事实上，它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强调伊比利亚半岛居民的内部联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意义，就像当时的“德意志”（Germany）、“意大利”（Italy）等概念一样。1481年，阿拉贡作家迭戈·德·巴莱拉（Diego de Valera）在一部献给伊莎贝拉的作品中写道：“上帝已经将西班牙所有王国的君主权柄都赐予了您。”这里的“西班牙所有王国”也包括葡萄牙。尽管统治者频繁提到“西班牙”一词，但因其概念模糊，他们从未将其用在正式的称号中，而是自称“卡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西西里等王国的国王及女王”。王国间的政治联合常常是不稳定的，1504年伊莎贝拉去世后，斐迪南就不得不把卡斯蒂利亚的王位让给他们的女儿胡安娜，自己离开伊比利亚半岛，前往他的意大利领地。直到1507年，由于胡安娜精神状况堪忧，斐迪南才回来并同意接管卡斯蒂利亚。

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西班牙”政府，斐迪南只能通过私人关系与联盟网络来实现对众王国的统治。他也因此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关系网，这后来成为西班牙权力体系的一大特点。此外，在这个权力关系网络中，非西班牙人经常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西班牙的王国疆域难以满足君主的所有需求。当时的卡斯蒂利亚政治评论者很少注意到这种权力网络的存在，这导致他们的评论主要局限于颂扬本王国人民的功绩。在这种歌颂下，他们成功创造出被高度扭曲的历史图像。而历史真相则是，尽管卡斯蒂利亚人功不可没，但“西班牙帝国”从来就不仅仅是卡斯蒂利亚人的事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帝国与葡萄牙的竞争。

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在后来的东亚海域，卡斯蒂利亚人都比葡萄牙人落后一步，他们受益于葡萄牙人宝贵的专业经验，并最终与其展开密切合作。15世纪内战期间，葡萄牙人曾直接干预卡斯蒂利亚的事务，力图将他们的候选人推上卡斯蒂利亚王位。他们还积极展开海上活动，占领了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1478年，伊莎贝拉被尊为女王后，同意帮助卡斯蒂利亚贵族及探险者挑战葡萄牙向非洲沿海地区的扩张。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法国和卡斯蒂利亚贵族还曾短暂地占据过加那利群岛的一些岛屿。1477年，卡斯蒂利亚王家委员会的一项法律决议确认了4个较小的岛屿（兰萨罗特岛、富埃特文图拉岛、费鲁岛和戈梅拉岛）归贵族埃雷拉（Herrera）家族所有，其控制权一直保持到18世纪末。但另外3个面积较大的岛屿（大加那利岛、帕尔马岛、特内里费岛）则属于卡斯蒂利亚王室。自1478年起，一些卡斯蒂利亚贵族就在王室的支持下自筹资金，招募雇佣兵并逐渐占领群岛。

少数当地人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原住岛民多以狩猎为生，仍然居住在洞穴中，不事农耕。尽管他们拥有的武器极少，但他们还是设法抵抗卡斯蒂利亚军队达数年之久。其中最大的岛屿，大加那利岛，直到1483年才被征服。功劳最大者当数阿隆索·德·卢戈（Alonso de Lugo），一位颇具军事经验的富豪。他于1479年首次登上这些岛屿，随后在1491年被国王授予王家远征队的最高指挥权，负责征服帕尔马岛。卢戈在同年9月登陆，次年夏天成功控制了该岛。这次成功得益于部分当地人的协助，他们当时正因为部族纷争陷入分裂。1493年，卢戈带领大批士兵和一些骑兵在特内里费岛登陆，这次他们也得到了部分当地人的辅助。后来这支部队被逐渐消灭，该岛也直到1496年才被完全控制。1497年，卢戈凯旋，在卡斯蒂利亚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获得了“先遣官”（adelantado）头衔，受封为帕尔马及特内里费总督。在数年的管理和经营之后，他在特内里费岛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于1525年辞世。卢戈是第一个也是最默默无闻的缔造西班牙帝国的征服者。

对这些岛屿的占领给原住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他们的人口因战争而锐减。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在火山地区进行艰苦劳作，征服者开始在加那利人、戈梅拉人和关契斯人中推行奴隶制。在原住民发起抗议后，卡斯蒂利亚王室下令限制奴隶制，但这些政令并没有被严格遵守。有记录显示，仅1498年至1502年，就有600名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奴隶被贩卖到巴伦西亚。群岛上的居民减少了超过90%。原住民们积极参与了西班牙的征服事业，在对其他岛屿的占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些人甚至在1510年被招募到意大利参战。到16世纪中叶，根据一位调查官的统计数据，岛上所剩的原住民家庭已经不到1 200个了。由于西班牙人的征服者队伍中“鲜有女性”，时间一长，岛上的混血人口逐渐增加。到了征服后的一代，岛上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殖民活动也对环境产生了消极影响：树木被大量砍伐用于房屋和船只的建造，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这一系列问题，在日后西班牙殖民者侵占热带岛屿时再度上演。

对加那利群岛的占领让我们得以一窥西班牙帝国的扩张方式。尽管帝国大业是由卡斯蒂利亚人率先发起的，但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犹太人和非洲人都在随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摩里斯科人和北欧人也参与其中。由于这些军事扩张归根到底还是商业活动，难免存在风险，所以探险者通常会与银行家签订合约，以保证获取充足的资金。以里帕罗利奥（Ripparolio）为首的热那亚银行家与塞维利亚商人胡安·德·卢戈（Juan de Lugo）密切合作，为征服加那利群岛提供了经济支持。弗朗切斯科·里帕罗利奥（Francesco Ripparolio）还资助了征服特内里费岛和帕尔马岛的事业，并在大加那利岛建造了第一家糖厂。热那亚人主导着这些岛屿的经济。其中一个热那亚人声称：“如果没有我，特内里费岛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人丁兴旺。”伊莎贝拉女王于1499年指出，大加那利岛一半以上用于生产糖的土地都掌握在热那亚人手中。16世纪初，很多热那亚移民成为镇议会的成员，参与当地政府的管理事务，尽管他们作为外国人原应被排除在上述职位之外。可以说，如果没有热那亚人的经济投资和作为劳动力的葡萄牙移民，被征服的群岛将依旧贫瘠。事实上，葡萄牙人构成了岛上最大的非卡斯蒂利亚人社区。他们与当地居民及输入的黑人奴隶所提供的劳动力，一起促成了西班牙早期殖民事业的成功，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来自西班牙本土的移民从16世纪20年代起则有所减少，究其原因，是探险者们已经开始寻找更遥远的目标，把目光投向了更加令人兴奋的新世界。

国王和女王不停歇地前往各地巡视，也反映出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情况。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伊比利亚半岛也逐渐向外界开放。西班牙人口一向保持着较高的流动性。有些迁移是季节性或暂时性的，例如年轻人前往城镇学习职业技能，已有家室的男人到其他地方帮忙收割庄稼赚钱，等等。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农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当地的大多数人生活贫困，只能去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赚钱谋生，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工作、通婚、新兴城镇开发等因素而产生的永久性移民。很少有人迁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之外的地方，但这一状况很快就改变了。双王的新统治为移民活动和帝国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举世闻名的1492年为西班牙奠定了国际声誉。1月2日，国王斐迪南和女王伊莎贝拉的军队开进格拉纳达，把这个伊斯兰城市并入卡斯蒂利亚的版图。军事斗争的胜利在国民中引发了一股弥赛亚式的乐观主义情绪，统治者们也借机于3月30日宣布驱逐王国境内的犹太人。4月中旬，他们向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布了一项委托任务。哥伦布此前参加了格拉纳达的受降仪式，想要为自己的探险事业寻求王室支持。哥伦布的计划在很多王室顾问看来是异想天开，然而伊莎贝拉女王很乐意支持他。夏末时节，驱逐一定比例犹太人的行动业已完成，此时的基督教统治者们满怀信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表彰双王在格拉纳达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在意大利的军事援助），于1494年授予二人“天主教君主”的称号。这个名号被此后所有的西班牙统治者承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阿拉贡（主要是在巴塞罗那）度过了1492年的最后几个月以及次年的大部分时间。终于，在1493年的一个春日，他们接见了返航归来的哥伦布，后者兴奋地汇报说，自己已经探索出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

长达10年的格拉纳达战争和哥伦布的开拓之旅，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迈向帝国大业的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这些航海旅程在最初的许多年里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力，反倒是各路战事把卡斯蒂利亚推向了国际关注的前沿。一位充满激情的作家弗雷·伊尼戈·德·门多萨（Fray Iñigo de Mendoza）曾猜测，斐迪南国王在征服格拉纳达后并不会止步，而是会继续前行，征服非洲，击败土耳其人，最终统治世界。

作为曾一度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四分之三的伊斯兰势力的最后据点，15世纪80年代的安达卢斯埃米尔国拥有大约50万人口，但此时的它已深陷内忧外患：与周边基督教邻国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国内的政治和宗族分裂造成持续的内耗。基督教军队在1482年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夺取了伊斯兰城镇阿拉马（Alhama）。这一结果加剧了紧张局势，并最终演变成一场西班牙军队攻占整个安达卢斯领土的行动。在长达10年的战争中，西班牙南部的人口都在提供士兵，以及生产粮食及其他补给品。中世纪基督教对穆斯林的战争在2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这种古老的对抗在此时又重获了新生。

卡斯蒂利亚人仅靠自身力量是无法征服格拉纳达的，他们缺乏财力、人力与武器。和欧洲其他王国一样，卡斯蒂利亚军队都不是常备军，而是为了特定战事而临时招募的。对阵安达卢斯的军队都是由独立军团组成的，这些军团分别隶属于王室、贵族、教会、卡斯蒂利亚的圣兄弟团等组织，服役时间有限，战事结束后立即解散。令人惊异的是，卡斯蒂利亚人并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无法组织对海岸的协同作战，他们所有的战事都在陆地上进行。有几艘受雇的热那亚船巡视海岸，但也只是为了预防穆斯林从非洲进攻而已。唯一稍显可靠的海军力量是斐迪南的加泰罗尼亚臣民们提供的，那不勒斯人也提供了部分支援。该帆船舰队由那不勒斯的特里文托伯爵加尔塞拉·德·雷克森斯（Galcerà de Requeséns）指挥，曾在围攻马拉加（Málaga）的战役中表现突出。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塞维利亚附近的洛斯帕拉西奥斯的助理神父这样记录了这段历史：“整个马拉加都被王家舰船包围着，士兵们荷枪实弹，严阵以待。从陆地上看王家军队真是壮观；而在海上，伟大的无敌舰队还在持续围攻。”想来这些战斗并非持续不断地进行，而是像大多数的中世纪战争一样旷日持久，时战时休，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或者当士兵们只是回家休息或躲避夏天的炎热时，战间期就会延长。当时并没有难分难解的酣战，军事行动主要是以夺取特定的城镇为目标，方式也都以小规模进攻、突袭、围攻为主。武力对抗与和平共存的时期交替出现。

国际社会的支持是赢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因为“收复失地运动”也激发起基督教欧洲的激情。西班牙王室因这场运动声名鹊起，获得了欧洲“十字军”的地位，并受到教皇的祝颂，获得了来自全欧洲大陆的资金支持。斐迪南聪明绝顶，知道如何利用宗教因素。1481年，他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将所有天主教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境，并让西班牙成为上帝的仆从”。1485年，斐迪南还表示：“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既不在于扩张领土，也不在于攫取利益。”从1482年起的所有教皇都向西班牙王室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支持（通过征收十字军赎罪券向资助或参与收复失地运动的人提供特别优惠）。一位不久后移居卡斯蒂利亚的佛罗伦萨外交官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报道说：“如果没有这些补贴，斐迪南国王不可能攻克格拉纳达。”另一位近年的历史学家也证实，在西班牙王室用于战争的费用中，四分之三来自教皇的教会税。还有一些资金来自卡斯蒂利亚的犹太金融家，以及定居在塞维利亚的意大利金融家：例如，为决定性的巴萨（Baza）围城战提供资助的，就是热那亚富商，其中40位居住在塞维利亚，20多位居住在加的斯（Cadiz）。

手握这些意大利金融家的资金，国王雇用了誉满欧洲的佣兵——瑞士步兵，他们的作战策略赢得了卡斯蒂利亚军事指挥官的极大赞赏。一些外国志愿者也从欧洲各地赶来参加“圣战”。16世纪的一位士兵这样描述他的所见：“许多外国人从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英格兰来到西班牙”，追寻荣耀。在众多的国际兵团中，有一个英格兰分队由300名弓箭手组成，指挥官为英格兰王后的兄弟爱德华·伍德维尔爵士（Sir Edward Woodville）。最具决定意义的外援是来自意大利和佛兰德的重型火炮部队，操作火炮的技术人员主要是米兰人和德意志人。从1487年起，大炮就已在战争中被频繁使用；到了1491年，数量已超过200门，它们能够摧毁中世纪的防御工事，为夺取对穆斯林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战争初期，穆斯林军队没有类似武器；但后来他们也获得了大炮，并使用它们取得了巨大战果。

战争所创造的共同目标把伊比利亚人民团结在了一起。这是在中世纪反穆斯林的“收复失地运动”之后，200年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让西班牙的几个王国放下了分歧，团结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领导下；再加上适当的宣传，双王的声望空前加强。加泰罗尼亚人、巴伦西亚人、阿拉贡人自愿加入一场理论上是由卡斯蒂利亚主导的战争。阿拉贡的资金来自议会和出售十字军赎罪券的收入。1488年，阿拉贡议会在萨拉戈萨（Saragossa）召开会议，投票决定是否支持“反穆斯林的战争”。彼得·马尔太尔在看到了基督徒军队后说：“谁能想到加利西亚人、骄傲的阿斯图里亚斯人，还有比利牛斯山生性粗鲁的山民，会与托莱多人、拉曼查人、安达卢西亚人和睦相处，像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使用同样的语言，遵守同样的纪律？”西班牙人之间的合作，还有对共同语言卡斯蒂利亚语的强烈依赖，均为日后在战争、海外探险、建立殖民地方面的协同开创了重要先例。西班牙人在夺取格拉纳达的战斗中并肩作战，日后还将在意大利和美洲继续通力协作。当时的作家们很快就接受了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迭戈·德·巴莱拉（Diego de Valera）就是其中一位，他将作品《西班牙编年史》（Chronicle of Spain）献给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

随着战争的进行，西班牙人之间的团结意识逐渐增强；与此同时，他们对敌人的仇恨也越来越大。“十字军运动”的观念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并让基督徒们坚信其事业的公正性，并让他们坚信敌人也就是“异教徒们”不应得到宽恕。从1488年起，许多西班牙士兵在军服外佩戴十字军的十字架，（由教皇送给斐迪南国王的）巨大银十字架也被带到军队面前。延续着希腊和罗马的古老传统，格拉纳达战争的部分战败者也被迫沦为奴隶。“变俘为奴”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地中海一带的战争中经常采用的手段。“奴隶”只是暂时失去了人身自由，并不代表着地位的永久改变，他们成了中世纪晚期西班牙国内已有的少量奴隶（多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的重要补充。

格拉纳达溃败的决定性因素是穆斯林们的自掘坟墓。在西班牙帝国漫长的传奇历程中，类似的历史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一次又一次。15世纪60年代，格拉纳达王国的最后两代君主艾卜勒-哈桑·阿里（Abu’l-Hasan Ali）和其子穆罕默德十一世［（卡斯蒂利亚人称他为布阿卜迪勒（Boabdil）］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后者于1482接管了格拉纳达，只留给父亲马拉加一隅；双方都在各自的阵地继续抵御着来自基督教王国的进攻。1483年，布阿卜迪勒在一次冒险袭击卢塞纳（Lucena）的行动中，被基督徒军队俘虏。关于这段历史，后来的一位穆斯林史学家评论道，这“加速了我们国家的毁灭”。被俘之后，布阿卜迪勒接受了与斐迪南秘密结盟的提议，以击溃当时趁机在格拉纳达复辟的艾卜勒-哈桑的兄弟和继承人——穆罕默德［人称赞格（al-Zagal）］。对于许多穆斯林而言，和基督徒合作并无不可，因为西班牙在中世纪就是多种宗教共存。斐迪南实际上延续了这种模式，并保证，在15世纪90年代投降的穆斯林臣民中“保留穆罕默德之法”。1485年起，重获自由的布阿卜迪勒在格拉纳达的阿尔瓦伊辛区（Albaicin）驻扎，并在城市其他区领导了反赞格及其支持者的内战。渐渐地，布阿卜迪勒是否继续和基督徒秘密结盟已经不再重要，他挑起的战争使赞格无法继续有效地保卫安达卢斯的其他城市。穆斯林最惨烈的一场失败发生在马拉加。在被基督徒围困了4个月，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后，1487年8月全城沦陷。所有幸存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都沦为了奴隶。

1489年，巴萨市的首领们在为自己争取了有利条件（当然，对其他居民而言则不然），并得到土地和财产的保证后，宣布投降。安达卢斯其余未被征服的地区也先后效仿了这一模式。同年12月，赞格以相同的方式交出了阿尔梅里亚（Almeria）和瓜迪克斯（Guadix）。许多穆斯林首领都留了下来并接受改宗，因为这是对自己财产的最佳保护方式。就这样，正如一位穆斯林编年史学家所说，在1489年，“安达卢斯的土地最终落入卡斯蒂利亚国王之手。唯一仍受穆斯林统领的地区就是格拉纳达市及其周边的村庄”。到那一年，战争实质上已经结束了。穆斯林迅速溃败的原因显而易见。看到再抵抗也无济于事，愤怒的赞格想要尽力拯救可挽救的一切，但同时，他希望布阿卜迪勒受到惩罚。如穆斯林史学家所说：“他想孤立格拉纳达，让它像国内其他地方一样被摧毁。”不久之后，赞格及其追随者们登船前往北非。

格拉纳达的陷落已经近在咫尺，它被布阿卜迪勒的支持者和敌人之间的分歧弄得四分五裂。布阿卜迪勒已经和斐迪南的谈判代表们有了接触，他们由斐迪南的一名指挥官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领导。1490年至1491年的那个冬天，基督徒开始在城市以西6英里的平原上建造一个新的定居点，并给它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圣菲（Santa Fe，意为“神圣的信仰”）。也正是在那里，人们商定了关于热那亚水手哥伦布横跨大西洋的最终条件。1491年10月，有关格拉纳达投降的谈判开始，会谈在夜间秘密进行，由贡萨洛·科尔多瓦主持。当然，该市的官员们无疑希望促成协议，但同时又惧怕会激起民众的负面反应，因此不敢匆忙行事。布阿卜迪勒则希望无论如何都要保留国王身份，哪怕是处于基督教的统治下。

最终，双方于1491年11月在圣菲就投降条件达成了一致，决定遵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中世纪战争传统，采用呈递“投降书”的形式或按照事先商定的条件投降。作为交换，城中居民的习俗、财产、法律和宗教将会得到保留。最后一项得到了“永久”的保证。“征服”的概念并未在任何地方得到体现：穆斯林甚至被允许保留除枪炮外的所有武器。协议允许基督教军队于次年1月1日晚上秘密进入格拉纳达城，并占据关键地点。正式移交的日期定于第二天，也就是1492年1月2日，在一个隆重辉煌的仪式上，“双王”穿着摩尔人的衣服，带领着朝臣，从最后一位穆斯林国王手中接受了阿尔罕布拉宫的钥匙。4天后，格拉纳达的新统治者正式进入这座城市。

整个基督教欧洲都为安达卢斯的灭亡和穆斯林在半岛统治的终结而欣喜若狂，但随之而来的重要问题就是帝国如何统治。势单力薄的穆斯林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失败所带来的后果，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以至于投降协议中的很多内容都没得到遵守。许多穆斯林精英人士忍受不了基督教治下的生活，纷纷移居到北非。负责领土整顿工作的是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Iñigo López de Mendoza），他先后受封为滕迪利亚（Tendilla）伯爵二世、蒙德哈尔（Mondéjar）侯爵一世。伊莎贝拉女王的忏悔神父埃尔南多·德·塔拉韦拉被任命为第一任大主教。他鼓励通过慈善劝服、尊重穆德哈尔人的语言和文化来规劝人们改宗，并提倡在宗教活动中使用阿拉伯语。一位摩里斯科人领袖在年轻时曾追随塔拉韦拉，在他的回忆中，大主教传道、做弥撒的足迹遍及格拉纳达的山区。由于没有管风琴演奏音乐，大主教就请当地人跳传统的摩尔舞；弥撒中他也总是用阿拉伯语祝福“上帝与你同在”。“我记得这件事，”这位改宗的教徒回忆说，“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最具对抗性的变化发生在宗教方面，1500年之后，许多神职人员开始使用强制手段推行基督教。卡斯蒂利亚教会的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Cisneros）支持集体受洗的政策，在1499年12月引发了格拉纳达穆斯林聚集区阿尔瓦伊辛的小规模抗议，幸亏有滕迪利亚伯爵和塔拉韦拉的斡旋，抗议才得以平息。在1500年的大部分时间和1501年初，南部的其他地区也爆发了多次起义，政府面临严重的政策问题。滕迪利亚伯爵和西斯内罗斯枢机主教等人都赞成采取严厉措施。西斯内罗斯认为，因为叛乱，穆德哈尔人已经失去了靠投降换来的所有权利，现在他们只能二选一，要么受洗，要么被驱逐。西斯内罗斯本人倾向于让他们“改宗并成为奴隶；因为奴隶会成为更好的基督徒，领土安全问题也会得到彻底解决”。相反，斐迪南则主张采取更加温和的做法，他这样对朝臣们说：“如果诸位的马被绊倒了，你们不会马上拔出剑来杀了它，而是先拍拍马背。因此，我和女王的观点是让这些摩尔人受洗。哪怕他们本人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会是。”

此后的几个月里，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有组织地接受了洗礼，部分人获准移民他国。到1501年，官方宣称原格拉纳达王国已经成为摩里斯科人的国家。他们在法律上与基督徒平等，但被禁止携带武器，并被迫放弃原来的文化。根据1501年10月的王家法令，格拉纳达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大量阿拉伯语书籍被销毁。这就是投降的最终结果以及穆斯林安达卢斯的终结。当时的穆斯林领袖、学者尤塞·贝内加斯（Yuce Venegas）居住在格拉纳达附近的庄园，他感叹道：“如果征服者之王都不守信用，我们还能奢望从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什么呢？”穆斯林少数族群逐渐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原有的身份、文化和宗教信仰；他们是这个新帝国统治政策的最早受害者。在这些高压政策下，大约从1501年开始，格拉纳达作为一个自由的穆斯林社会已不复存在，转而成了一片被征服的土地。

有着苦难和英雄主义历史的格拉纳达战争，甚至超过了远征加那利群岛，成为卡斯蒂利亚帝国历史的典型。它促使卡斯蒂利亚人与传统敌人陷入持续的冲突，又鼓励他们继续追求军事冒险。它创造了一种文化对抗，使卡斯蒂利亚人蔑视被征服者的习俗和信仰。它催生了大规模移民浪潮，在1485年至1498年之间，大约4万名来自西班牙南部其他地区的基督徒迁入并定居在原格拉纳达埃米尔国。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巩固了西班牙君主的领导地位，并使贵族确信必须与统治者合作。最后，它让分属不同地区和阶级的西班牙人都为自己所属的这个新兴国家而自豪。穆斯林格拉纳达被粉碎更加强化了基督教西班牙这一概念。

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虽小但影响深远的必然结果：收复格拉纳达促使宗教领袖们开始重新考虑西班牙南部的犹太人问题。宗教裁判所自1480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搜集有关犹太裔西班牙人的宗教活动的信息，并称他们为“改宗者”（conversos）。经过几年迫害改宗者和处决了大量的异端分子后，宗教法官们似乎认为，格拉纳达的收复正是王室改变犹太人信仰的契机。

根据中世纪欧洲的传统，改宗被视为耶稣再次降临的标志。当时，西班牙境内只剩少数的犹太教徒了。1492年，定居在阿拉贡王国的犹太人仅有上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大部分犹太人因为受到迫害而皈依基督教，还有些人则选择了离开。在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马略卡（Mallorca）等大城市，富裕的犹太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即使一些人口较少的乡镇也出现了犹太人骤减或完全消失的情况。赫罗纳（Girona）的著名社区仅剩下24名纳税人，与过去的盛况没法比。在卡斯蒂利亚王国，虽然还有一些与基督教徒混居的幸存者，但犹太人口的缩减也是不争的事实。1390年以前，塞维利亚有500多个犹太家庭；半个世纪之后，只剩下50个。伊莎贝拉登基时，卡斯蒂利亚的犹太人总数不超过8万。1492年，斐迪南接受了宗教裁判所大法官托克马达（Torquemada）的建议，3月31日在格拉纳达颁布驱逐令：生活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犹太人，在7月31日之前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受洗，要么立刻离开西班牙。

事实上，“驱逐令”并不彻底，因为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改宗。当时的一个犹太人叹息道：“大多数犹太人选择了继续留在西班牙，他们没有能力移居外国，对上帝也并不十分虔诚。”也有人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离开西班牙的犹太人只是少数，总数不超过4万，但无论是改宗还是驱逐，都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政策强化了西班牙王室的愿景：作为基督教世界捍卫者，进一步扩大与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对立，并最终解放耶路撒冷。

在这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成功后，伊莎贝拉女王不打算再容忍卡斯蒂利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了。1502年2月，她命令穆斯林居民必须在“受洗”和“被驱逐”之间做出选择。几乎所有的人，那些从中世纪起就是王国臣民的人，都选择了受洗，因为当时严苛的政策使得移居国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随着他们的改宗，伊斯兰教在卡斯蒂利亚的土地上消失了，仅在阿拉贡王国还有一息尚存。两个王国采取的不同政策清楚地表明，对于西班牙双王来讲，宗教统一并非当务之急。

阿拉贡国王在这段时期可谓功成名就。时年40岁的斐迪南，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他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收复30年前在加泰罗尼亚内战时被法国占领的塞达尼亚（Cerdanya）和罗塞略（Rosselló）两个伯国。利用1489年通过《梅迪纳·德尔坎波条约》（Treaty of Medina del Campo）与英国缔结的外交联盟，斐迪南争取到英国军队的支持。幸运的是，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正全力准备远征意大利，意图早日从这两个伯国抽身，所以在1493年1月，通过签订《巴塞罗那条约》，他将塞达尼亚和罗塞略两地和平割让给西班牙。至此，西班牙王室无可争议地取得了从直布罗陀海峡到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所有领土。在此后的数年里，西班牙的主要敌人是法国，虽然比利牛斯山脉的边境地区冲突不断，但西法之间的主要战事还是集中在意大利，这部分将在下文中详述。

王室在寻找新的军事资源以充分准备安达卢西亚的战事。虽然卡斯蒂利亚人对海洋并不陌生，但它绝不是一个以航海闻名的国家。葡萄牙才是毋庸置疑的大航海先驱，早在15世纪初就已先后找到了与非洲、亚洲通商的航线，并确立了在香料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反观西班牙，只有北部海岸的巴斯克人、坎塔布里亚人以及东部的加泰罗尼亚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海洋活动中有所建树。在15世纪中叶收复塞维利亚之前，卡斯蒂利亚的中心地区并没有直接通往主要港口的通道。航海技术主要掌握在穆斯林手中，他们借此来统治地中海一带，并威胁基督教欧洲的海岸沿线。占领格拉纳达使得卡斯蒂利亚王室有机会弥补其海上力量的不足。1492年，女王从加的斯侯爵手中夺取了加的斯，并以此作为卡斯蒂利亚进军大西洋的基地。1502年和1503年，伊莎贝拉又先后从贵族手中拿下了直布罗陀和卡塔赫纳（Cartagena）。至此，卡斯蒂利亚王室首次掌握了通向地中海南部的重要通道。

夺取格拉纳达后，成千上万的士兵一时陷入无仗可打的境地。好在地中海的战事还有他们的用武之地，意大利很快成了他们的新战场。彼时的西班牙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好国内事务，对扩张领土并不感兴趣；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将其拉入了境外（尤其是在意大利）的军事冒险。阿拉贡王室一向对地中海西岸有着传统的王朝利益。在1458年，阿方索五世去世后，他生前治下的广袤土地被分为了两部分：那不勒斯王国被留给了其私生子费兰特（Ferrante），而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则被留给了斐迪南的父亲胡安。1476年，费兰特迎娶了斐迪南的妹妹胡安娜，延续了家族的两大分支之间的联系。随后的几年里，斐迪南在全心投入西班牙政治的同时，也一再参与意大利的事务，其目的是维护他在那不勒斯的家族的利益。

与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或法国的地方一样，当时的“意大利”也是多个小国的集合体，这些小国之间几乎不存在共同利益，而且还因为缺乏共同的文化、语言和传统而存在分歧。局部冲突不断，往往还会有外部势力介入。亚平宁半岛北部地区（尤其是面积占意大利北部三分之一强的米兰公国）在政治上截然不同，理论上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它在局部冲突中多次倾向于外来势力。最强大且完全独立的意大利国家是威尼斯共和国。其他所有地区，甚至包括罗马教廷的广大领土，都时常受到内外强权者的摆布。几个世纪以来，外来者一般都是取道阿尔卑斯山从北部入侵意大利，通常会在撤退后留下一片废墟。15世纪后半叶，一种更为紧迫的威胁从海洋上而来：奥斯曼帝国及其北非盟友袭击了亚得里亚海沿岸和西地中海沿岸。法国点燃了持久战争的火焰，年轻的国王——年仅22岁的查理八世——满脑子充满了奇怪的千禧年幻想，他宣称有权继承那不勒斯王位，并于1494年8月率一支2.2万人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因为已事先与米兰公爵等多方结盟，同年12月，法军顺利到达罗马，教皇无力抵抗。1495年2月，查理八世进入那不勒斯，迎接他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执政者费兰特二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自1494年以来，阿拉贡的斐迪南一直试图组建一个反法国际外交联盟。而法国人迅速开进属于他家族的领土，使得他成了意大利各国的可能捍卫者。经过谈判，1495年3月，教皇、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米兰和西班牙在威尼斯“为了意大利的和平与安宁”结成了同盟。与此同时，1494年12月，斐迪南派海军上将加尔塞拉·德·雷克森斯带领士兵乘船前往西西里王国，并于1495年春季增兵2 000人，让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指挥。6月份，西班牙军队转移到卡拉布里亚，以帮助费兰特抵抗法国军队。此时法国国王已撤到北方，但安排了1万军队驻守那不勒斯。在随后的反法战争中，卡斯蒂利亚军队所向披靡，贡萨洛·德·科尔多瓦也因功勋卓著而获得“大将军”的称号。至1496年底，那不勒斯人与卡斯蒂利亚人同仇敌忾，成功驱逐了法国军队。就在这时，费兰特逝世，王位由叔父费代里戈（Federigo）继承。3年内先后更换了5位君主，政局的稳定无从谈起，那不勒斯陷入了混乱。1497年初，法国和西班牙作为外国交战方达成了停战协议，11月，双方大使在卡斯蒂利亚小镇阿尔卡拉（Alcalá）签字。那时，两国要将那不勒斯分而治之的第一个苗头已然出现。

1498年4月，查理八世在法国昂布瓦斯（Amboise）因意外猝亡。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二仍对那不勒斯念念不忘，甚至还盯上了米兰公国，他通过祖母的血统主张继承权。1499年，法国军队入侵米兰，但西班牙军队按兵不动，后来于1500年晚些时候派出一支小部队，帮助威尼斯人对抗袭击凯法洛尼亚岛（Cephalonia）的土耳其人。这次行动出动了8 000名士兵、300名骑兵、4艘战船和多艘运输船，由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指挥，于1500年9月从意大利墨西拿（Messina）启程，向地中海东部进发。在赞特（Zante，希腊扎金索斯的旧称），一艘法国船加入；随后而至的还有一支载有1万名士兵的威尼斯舰队。土耳其主力部队闻风而逃，基督教军队包围了凯法洛尼亚岛，攻占了防御薄弱的圣乔治堡垒。至此，西班牙政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500年11月11日，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格拉纳达条约》，将那不勒斯一分为二（就像它们在3年前非正式地做的那样）。这是该地区政治动荡以及两个签约国之间利益争夺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条约于次年得到了教皇的认可，因为作为那不勒斯的正式封建领主，他的准许不可或缺。后来的意大利作家们有充分的理由抨击这一决定。“大将军”贡萨洛·德·科尔多瓦也对此感到不满，就连出使他国的西班牙使节们也很难自圆其说。不管怎样，1501年7月，奥比尼（d’Aubigny）率领的法国军队自米兰前来，从北部进入那不勒斯，贡萨洛·德·科尔多瓦麾下的西班牙军队则从南部进入。那不勒斯城不战而降，费代里戈国王流亡法国。他的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费兰特——在奥特朗托市（Otranto）继续抵抗西班牙军队，最终于1502年3月投降，并被流放到巴伦西亚王国，在那里他得到了与其身份相称的尊重。

几乎不可避免地，胜利者们之间很快又开始一决雌雄。原本计划的共同占领演变成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在那不勒斯的直接战争。接下来的两年，西班牙的帝国之路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卡斯蒂利亚的军队有史以来首次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外展开了全面战争。有时，纯粹的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场面也会重现，比如，1502年至1503年间，特拉尼（Trani）城墙外11位法国骑士对阵11位西班牙骑士。数千人观看了格斗，裁判由威尼斯人担任。法国方阵的首席骑士是大名鼎鼎的巴亚尔（Bayard），号称“英勇无畏的骑士”（l e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西班牙方阵则由迭戈·加西亚·德·帕雷德斯（Diego García de Paredes）骑士率领。战斗结束后，双方相互拥抱。此时火器仍未普及，中世纪骑士的英勇行为仍然在战斗中占有重要地位。

战争中更实质和更血腥的一面体现在激烈的会战中，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法军占据明显的优势。1502年12月，奥比尼的部队在卡拉布里亚的泰拉诺瓦（Terranova）击败了卡斯蒂利亚军队。但就在几个月以后，1503年4月28日，“大将军”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率军在切里尼奥拉（Cerignola）打了一场胜仗，随后于5月顺利进入那不勒斯城。法军退守加埃塔（Gaeta），从米兰调来拉特雷穆瓦耶（La Trémoille）的部队来收复那不勒斯。1503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双方在加里格里阿诺河（Garigliano）沿岸数度交战，在12月28日的大决战后，法军战败撤离。多年以后，法国军人皮埃尔·德·布朗托姆（Pierre de Brantôme）凭吊了父亲去世的地方。他这样写道：“那是个下午，日暮降临，影子宛若幽灵，我仿佛看到英勇的法国军人的灵魂从地下升起，对我说话。”法军已无力抵抗，最终，加埃塔的驻军于1504年1月投降。同年3月，法国签署正式条约，承认阿拉贡的斐迪南对整个那不勒斯的主权。

意大利战场的经历为卡斯蒂利亚军队的威名奠定了基础，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在其论著《战争的艺术》（Art of War）中也对他们赞赏有加。后来，“大将军”麾下的一名名叫迭戈·德·萨拉萨尔（Diego de Salazar）的军士模仿马基雅维利，写成了自己的《战争论》（Tratado de re militari），这是用现代卡斯蒂利亚语写成的第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意大利战场上与法军的浴血厮杀激发了卡斯蒂利亚人去大量描述本民族英雄的事迹，以及赋予战士这一职业以尊严，并打造出卡斯蒂利亚军事常胜的不朽传说。当然，这个传说是基于西、法两国在意大利战场上持续不断的交锋。值得一提的例子是1512年4月的拉文纳血战，此战场景惨烈，法军在遭受重创之后险胜，西班牙5 000名军士阵亡，斐迪南的将军佩德罗·纳瓦罗（Pedro Navarro）与那不勒斯的佩斯卡拉（Pescara）侯爵被擒。唯一能够让国王聊以自慰的是，当时的一个目击者表示：“经过这场战斗，法国人更加惧怕西班牙人了。”这次激战中，卡斯蒂利亚军队英勇无畏，声名远播，并在此后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当加泰罗尼亚议会因那不勒斯并入阿拉贡王国而志得意满时，斐迪南坚定地提醒朝臣们，在这件事上，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所有的荣耀都归功于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士兵。

人力的优势使得卡斯蒂利亚王国无可争议地成了西班牙的军事领袖。但这份成就假如没有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支持和帮助就无从谈起。例如，加泰罗尼亚人的贡献就不容忽视。战事在那不勒斯继续之时，斐迪南于1503年4月返回了阔别8年的巴塞罗那，此前他一直在卡斯蒂利亚境内。然后，他率领一支军队北上，从法国的围困下解放了萨尔斯（Salses）要塞。这支部队以加泰罗尼亚人为主力，但后来得到了卡斯蒂利亚军队的大力增援。10月，法国军队被逐出萨尔斯，这无疑也是加泰罗尼亚人的胜利。

卡斯蒂利亚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军事技术。15世纪欧洲战争中的主要创新在于防御工事和瑞士人开创的步兵改革。在格拉纳达战争中，王室雇用的瑞士军队表现出色，激发了斐迪南效仿他们推进步兵改革的决心。1495年和1496年颁布的法令为改进军工技术奠定了基础。同时，政府鼓励平民维护公共秩序，1495年的一项政令规定：“无论是谁，无论何种阶级，都应持有适当的攻防武器。”1497年春，军队开始使用长枪，士兵们被编入“西班牙方阵”（tercios）。接下来的几年里，各个步兵单位根据在意大利的实战经验确定了各自的特定任务。同时，部队开始装备火枪（火绳枪），这将给他们在战争中的新角色的发挥带来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外，格拉纳达战争的经验，鼓励了卡斯蒂利亚军队在意大利前线使用重型大炮，这方面，法国人同样不甘落后。不过，伊比利亚半岛内战争的战术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因此我们很难由此定义说西班牙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

如果说格拉纳达战争是西班牙在帝国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么意大利战争则是其走向国际扩张的第一步。西班牙人在此后的300年里统治了意大利，对该半岛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尽管有1500年签订的《格拉纳达条约》，西班牙人并未以帝国征服者的身份自居。16世纪的西班牙编年史家以自豪的口吻回忆对那不勒斯的“征服”。一位诗人在1506年写下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

我们不仅支配着

已经征服的土地，

我们也横渡了

不可通航的海洋。

我们几近四海无敌。

政治宣传者们时常会忘记，最初是那不勒斯人请求西班牙人加入战争，并导致其最终获胜的。卡斯蒂利亚军队帮助那不勒斯盟友对抗法国，这场战争的敌人并非意大利人，而是法国人。许多年后的1531年，那不勒斯议会提醒当时的统治者查理五世皇帝：“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法国军队就永远不会被击败和赶出。”斐迪南原本无意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意大利。1504年3月，他的驻罗马大使写信建议，在那不勒斯的军队向北推进，目标是“将意大利从法国的魔爪下解救出来”，斐迪南承认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这对迅速达成和平协议并无裨益。同月，法国承认斐迪南对那不勒斯的主权，而那不勒斯被证明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而无法自治。此后，那不勒斯成为斐迪南国王的领地，由总督代为统治。那不勒斯是斐迪南个人的，不受西班牙控制，甚至也不属于阿拉贡王国，就像西西里一样，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独立存在。

收复格拉纳达后的第二年，斐迪南国王派代理人前往北非考察那里的军事形势。历史学家后来推断，斐迪南当时已急于将帝国扩张到海峡彼岸的穆斯林土地。引用当时人彼得·马尔太尔的一句评论：“对他而言，征服非洲已经成了一种执念。”他也许的确早已在酝酿这个计划，但在攻取格拉纳达后的几年里却没有采取行动。来自对岸穆斯林的威胁仍然是他最大的担心。进军北非的计划尽管在他与朝臣和其他王室的通信中偶被提及，但并未被付诸实践。而伊莎贝拉女王则更加虔诚，受神职人员的影响也更大，她非常热衷于“十字军运动”。在遗嘱中，伊莎贝拉恳请自己的继承人“坚持不懈地为征服非洲和反对穆斯林的信仰而战”。然而，时机尚未成熟。在她1504年去世时，卡斯蒂利亚并未出兵非洲。事实上，在收复格拉纳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北非的一些沿海城镇有意与获胜的西班牙建立友好关系。例如，米尔斯克比尔（Mers-el-Kebir）和附近的奥兰（Oran）的穆斯林领导人都愿意接受西班牙的统治。

那不勒斯战争结束后，那些对非洲虎视眈眈的人再次看到了机会。葡萄牙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在北非海岸建立了据点（自1415年起一直占据休达），并以签订条约的形式，禁止卡斯蒂利亚在这一地区活动。然而，向地中海沿岸渗透依然有着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既可保护海上贸易免受海盗袭扰，又可以穿越撒哈拉沙漠带回黄金。1495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继续执行将非基督教世界的领地分配给海上天主教大国的政策，确认了西班牙对摩洛哥以东地区的权利。卡斯蒂利亚在北非进行扩张的第一步，是1497年梅迪纳-锡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在王室的批准下占领了半被遗弃的小城梅利利亚（Melilla）。斐迪南随后同意派遣一小支部队来守卫该城。他还支持加那利群岛的先遣官阿隆索·德·卢戈率领的小型探险队前往北非。

对非洲异教徒进行“圣战”的重要倡导者是托莱多大主教、卡斯蒂利亚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这位严谨的方济各会改革者曾是女王的忏悔神父。他在1495年被任命为托莱多大主教后，立即开始整顿教会，并将精力投入与异教徒的斗争中。他雇用了威尼斯船长杰罗尼莫·维亚内利（Geronimo Vianelli）对北非海岸进行侦察，并于1505年8月指挥招募自西班牙的士兵和从那不勒斯回来的军队，从马拉加港口横跨海峡，袭击了非洲小镇米尔斯克比尔。这次远征动用了大约1万人，但几乎兵不血刃。沿海地区的柏柏尔人审时度势，改变了阵营。9月，米尔斯克比尔的指挥官决定向优势明显的西班牙军队投降。军士们在冲锋前大喊：“非洲！非洲！为了西班牙国王，我们至高无上的主！”据说他们冲进人群时都哭了。米尔斯克比尔虽然很快就被西班牙占领了，但要想守住它却难如登天，因为它远离基督教大陆，孤立无援，且不时会受到附近奥兰的柏柏尔人的攻击。尽管如此，这次成功仍令卡斯蒂利亚人群情振奋。安达卢西亚军人兼编年史学家贡萨洛·德·阿约拉（Gonzalo de Ayora）认为这只是一个开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整个非洲将会被毫不费力地征服，因为穆斯林内部的纷争总是没完没了。”

斐迪南没有财力继续资助远征了，不过他支持了一场规模小得多的探险——1508年7月征服戈梅拉岛。与此同时，西斯内罗斯枢机主教提出，自己所辖教区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富裕程度仅次于罗马教区，他愿意倾自己所有，为西班牙王室的征服目标服务。斐迪南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他很高兴，并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服务，国王还对他的驻罗马大使说：“实际上，西斯内罗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发动对异教徒的战争。”组织十字军征伐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枢机主教组织的这场十字军运动令人印象深刻，在他资助和指挥下，军队于1509年5月中旬开始横渡海峡，剑指北非。

数百辆运输工具运送了多达2万人。48小时内，整支军队就在米尔斯克比尔附近登陆。一位指挥过意大利战争的老兵指挥着这支军队，他就是纳瓦拉人佩德罗·维雷特拉（Pedro Vereterra），即奥利韦托（Oliveto）伯爵，卡斯蒂利亚人叫他佩德罗·纳瓦罗（Pedro Navarro）。73岁的枢机主教也随军出征。在巨大的银色十字架之前，他骑着骡子跟随士兵的队伍行进，勉励他们为信仰而战或为信仰而牺牲。他们的目标是关键城镇奥兰，它拥有超过1.2万名居民，“一望无垠像鸽子一样白”（据去过那里的人说），白色的房屋沿海岸线延伸，它就像是“充满花园、田野和山坡的天堂”。正如在格拉纳达战争中发生的那样，镇上的两名官员向基督徒投降，打开了城门，帮助西班牙人进入奥兰。5月17日夜幕降临时，西班牙军队占领了该镇，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根据西班牙人自己的统计（鉴于他们所占有的优势，想必是实情）：他们损失了30名士兵，而歼灭敌军多达4 000人。西斯内罗斯放弃了继续向邻近的特莱姆森镇（Tlemcen）进军的想法，于一周之内返回了西班牙。

1510年1月，国王命令佩德罗·纳瓦罗领军攻打小镇布日伊（Bougie，贝贾亚的旧称）。纳瓦罗于1月5日率领一支4 000人的部队占领了该镇。同月，他继续“说服”阿尔及尔（一个拥有2万居民的城市）市长接受西班牙的保护。为了确保协议得到遵守，他在阿尔及尔对面的佩尼翁岛（Peñón）上留下了一支西班牙驻军。同年7月25日，纳瓦罗还成功夺取了海岸线以东遥远的的黎波里（Tripoli），那里的守军伤亡惨重。的黎波里被顺理成章地并入斐迪南的西西里王国，这对后者的安全形势有更直接的影响。8月底，当纳瓦罗和海军指挥官加西亚·德·托莱多（Garcia de Toledo）试图占领仅有一个小城镇的杰尔巴岛（Djerba）时，这一系列的成功很快就以灾难告终。士兵们没有带足够的饮用水，被炎炎夏日晒得奄奄一息。那些没有死于缺水的人又遭到当地穆斯林的杀害。有些人设法逃脱，但其中大部分人乘坐的4艘船在风暴中倾覆了，导致多数人遇难。丧生的人数总计有4 000之多。

实际上，在非洲北部海岸建立西班牙人定居点意义不大。占领城镇满足了托莱多大主教的十字军情结，然而，尽管斐迪南明确表示希望城镇完全由来自半岛的基督徒定居，但跟随部队前来的西班牙人却寥寥无几。此外，驻扎在非洲乡镇的士兵总是很容易受到攻击。例如，1515年，斐迪南不得不从马略卡岛调来3 000名士兵来保卫布日伊，以抵御4个令人生畏的土耳其海盗组织的袭击，“这些人以阿鲁吉（Aruj）和赫伊尔丁（Khayr al-Din）为首”（基督徒也称后者为“巴巴罗萨”或“红胡子”）。赫伊尔丁在阿尔及尔建立了基地，后来还将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地中海沿岸的主要城市。

编年史学家很自豪地认为在奥兰和其他地方的驻军是西班牙自身实力的体现和成为帝国的证明。在地中海南岸拥有一些分散的前哨基地，满足了一种历史上的渴望，即扭转了穆斯林文化在数个世纪里主宰伊比利亚半岛并威胁基督教欧洲的局面。这还在历史上首次证明了卡斯蒂利亚可以有效利用海洋，从而在国家领土之外建立防线。“非洲”这个概念以前在西班牙人的心里所占的位置微乎其微，而此时却成了一个挑战和吸引卡斯蒂利亚人的新边疆。“非洲之梦”一词进入了西班牙帝国的语言。但它仍然只是一个梦，只能给人以权力的香味和幻觉。西班牙驻军拥有的权威从没超出过他们所占领的穆斯林城镇。他们不能获取周围村镇的支持，甚至无法得到粮食供应，而传播福音的愿望只能如海市蜃楼般缥缈。同样，由于缺乏船只，他们也无法控制非洲沿岸的海域。

斐迪南一方面忙于意大利的事务，另一方面专注于维护自己在半岛的权力。1502年1月，他的女儿胡安娜与女婿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二人1496年在里尔结婚）一起从尼德兰来到卡斯蒂利亚。在托莱多和萨拉戈萨，他们参加了议会举行的仪式，宣誓成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二人于1504年春天返回尼德兰。然而几个月后，伊莎贝拉女王去世，其与阿拉贡的王室联合也随之失效。那时刚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斐迪南不再是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了。为了争夺权势，斐迪南经过谈判与法国国王的侄女热尔梅娜·德·富瓦（Germaine de Foix）结婚，婚礼于1506年3月在巴利亚多利德附近举行。6周后，胡安娜和腓力作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抵达半岛。9月，斐迪南和热尔梅娜动身前往那不勒斯，在他们到达目的地几周后，斐迪南收到了腓力突然去世的消息。1507年6月，这对王室夫妇离开那不勒斯。

他们的第一站是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镇（Savona），在那里他们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进行了为期4天的历史性会晤。斐迪南由“大将军”贡萨洛·德·科尔多瓦陪同，路易十二由奥比尼陪同。那不勒斯战争的伟大主角一起就休战条件进行谈判。当斐迪南最终于8月到达卡斯蒂利亚时，他亲眼看到了女儿胡安娜因丈夫的死而悲痛欲绝，精神状态每况愈下。1510年10月，卡斯蒂利亚议会以他女儿的名义承认他为王国的统治者。对于斐迪南国王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而他的新婚妻子未能给他生下一个儿子的现实使这段时期变得更加艰难。王后热尔梅娜的最大贡献在于她的祖国纳瓦拉，这是一个小王国，坐落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比利牛斯山脉西部的森林中。

斐迪南通过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纳瓦拉女王布兰切（Blanche）直接获得了王位的继承权。在他父亲1479年去世后，王位传给了斐迪南同父异母的妹妹埃莉诺（Eleanor），她的丈夫是声名显赫的法国人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另外，通过埃莉诺的继承人，强大的阿尔布雷（Albret）家族也获得了王国的继承权。由此，纳瓦拉成为富瓦家族（斐迪南的妻子热尔梅娜来自该家族）和阿尔布雷家族的共同领地。当加斯东·富瓦在意大利拉文纳战役中阵亡后，斐迪南立即以自己和妻子的名义宣布了对纳瓦拉的继承权。虽然纳瓦拉的历任统治者从文化上来讲更像法国人而不像西班牙人，但自15世纪后期以来，这个王国就一直处于卡斯蒂利亚的势力范围内。然而，在这一时期，法国需要纳瓦拉这块缓冲地带提供安全，以保护边境不受斐迪南入侵。事实上，在斐迪南与英格兰达成协议后，多塞特（Dorset）伯爵指挥的1万名英格兰军士于1512年6月抵达帕萨赫斯港，以便参与对法国的行动。这一行动已经筹划了很长时间。年轻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自1509年起成为斐迪南的女婿，当时亨利八世娶了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Infanta Catherine），也就是他兄长亚瑟王子的遗孀。从1511年开始，斐迪南一直忙于对所谓的“撒拉森人”战争的准备工作。“我就是那个‘撒拉森人’。”法国路易十二讽刺地评论道。1512年7月，英格兰军队正在巴斯克地区的伦特里亚（Renteria）等候前进的命令。然而，斐迪南调整了他的优先考虑方向，认为纳瓦拉王位继承问题更加紧迫。

6月，国王在吉普斯夸（Guipúzcoa）召集了一支由1 000名卡斯蒂利亚贵族骑士组成的军队；随行的还有2 500名骑兵，6 000名步兵和20门大炮。卡斯蒂利亚城镇又提供了3 000名步兵和400名骑兵。阿尔瓦（Alba）公爵法德里克·德·托莱多（Fadrique de Toledo）为联军的总指挥。同时，人文主义者内夫里哈作为王室的忠实仆人，在后方记录着军队的功绩。斐迪南希望英格兰人加入他的行列。但是当多塞特伯爵发现这次军事活动不是针对之前在法国南部的预定目标而是针对纳瓦拉时，他表示拒绝并准备返回英格兰。而对斐迪南来说幸运的是，英格兰人的存在将法国人牵制在那个地区，这使他的计划变得容易进行。斐迪南借口纳瓦拉人拒绝让他的部队越过领土，还借口纳瓦拉与法国结盟，命令军队进入纳瓦拉。部队于7月21日越过边境，在这个小而毫无防御能力的山地国家几乎没有遇到反抗。阿尔布雷王室逃往法国，7月24日，首都潘普洛纳投降。参加这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卡斯蒂利亚，萨拉戈萨大主教在阿拉贡集结了3 000步兵和400匹马，于8月14日围攻图德拉（Tudela），一个月后图德拉守军投降。

从理论上讲，这场冲突是由王朝争端引发的，斐迪南一开始关注的是谈判条款。但当他看到谈判行不通时，他宣布“征服”，并获得了纳瓦拉国王的头衔。8月28日，纳瓦拉的一部分名流在潘普洛纳集会并宣誓效忠于他。11月，继承权的主张者让·阿尔布雷（Jean d’Albret）带着法国军队进入，但未能赶走卡斯蒂利亚人。纳瓦拉王国的其余部分，在阿尔布雷王室逃亡的情况下，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于1513年3月宣誓效忠阿拉贡国王。为了确保自己对王国的控制，斐迪南于1514年派军队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占领了法属纳瓦拉的一小块地方（这个地区在他去世后被割让）。1515年6月的布尔戈斯（Burgos）议会上，斐迪南在拒绝了将纳瓦拉与阿拉贡合并之后，将其并入了卡斯蒂利亚。对于纳瓦拉来说，这样做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变化。实际上它既没有“被征服”也没有“被吞并”，因为它在各方面都保持了完全的自治权。唯一的变化就是统治王朝改变了。随后的几代人，纳瓦拉人也设法保持了独立，甚至连其境内征收的税款都主要流向了自身的统治精英阶层而不是卡斯蒂利亚。

纳瓦拉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一部分贵族和社区反对政权。一支小规模卡斯蒂利亚部队驻守在潘普洛纳，以防御未来法国的入侵。当斐迪南于1516年去世后，纳瓦拉流亡者试图夺回王国，但该计划失败了，卡斯蒂利亚的摄政王、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对叛乱分子采取了坚决行动。叛乱分子的城堡被拆除，其中包括沙勿略家族（Xavier family）的城堡。这些事件发生时，这个家族的一个后代——年仅10岁的方济各·沙勿略，眼睁睁看着工人们拆毁了一半祖先传下来的房子。他的一些兄弟被流放到法国，5年后的1521年，他们参加了进攻纳瓦拉的行动。当他们围攻潘普洛纳时，守卫部队中的一名骑士是一个年轻的巴斯克贵族，他就是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他在行动中受伤并被迫放弃了他的军旅生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罗耀拉一直在旅行，并于1528年注册成为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一年后，他和其他学生一起搬入学生宿舍，这些学生中就有1525年以来一直在这所大学学习的年轻的方济各。这是一段友谊的开始，几年后他们在巴黎成立了耶稣会，并对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到1516年斐迪南去世时，这位天主教国王似乎已经为西班牙未来的伟大奠定了基础。卡斯蒂利亚后来的历史学家从未对此产生过任何怀疑。克劳迪奥·克莱门特（Claudio Clemente）在他的《基督教政治文集》（Dissertatio christiano-politica，1636）中写道：“斐迪南，奠定了这个西班牙帝国巨大结构的基础。”他确定了未来国际政策的大致路线：遏制法国利益（在意大利和比利牛斯山脉），确立地中海西部的统治地位，打击伊斯兰势力。通过罗塞略和纳瓦拉的并入，他为西班牙北部边境提供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全保障。在地中海地区，阿拉贡的统治者自1409年以来就把持着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占领那不勒斯更是使西班牙在南欧事务中一家独大。

这些成果的取得，并不是由于西班牙的强大国力或是对扩张的渴望。无论是在那不勒斯还是在纳瓦拉，起作用的因素都是王位的继承权，当地的统治阶级几乎没有异议地接受了斐迪南的要求。有时人们说，成功的秘诀在于“西班牙”以统一民族国家的形象出现。然而，海外扩张的潜力并不是由它作为“民族国家”的潜力所决定的。被统称为“西班牙”的半岛领地在18世纪之前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这些领地自己也不能产生帝国发展所需的动力。扩张始终是一项多元化的事业，只有通过联合使用资源才能实现。在一个还没有民族国家的欧洲，16世纪的殖民事业是所有想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能力的产物。

必须承认，斐迪南为了使西班牙的新责任能够被邻国和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做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要贡献。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讨论。

首先，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一样，他采取有计划的联姻作为追求政治目标的一种方式。斐迪南安排的婚姻在西班牙帝国未来的领土积累中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正如耶稣会历史学家胡安·德·马里安纳在一个世纪后所认识到的那样：“帝国通过婚姻发展壮大。众人皆知，西班牙能成为如此庞大的帝国，依赖的是军人的勇武和统治者的婚姻，婚姻带来了许多领地，甚至还有一些国家。”西班牙与英格兰的都铎王朝结盟：1489年3月的《梅迪纳·德尔坎波条约》明确规定了凯瑟琳公主与亨利七世之子亚瑟王子的婚姻。西班牙试图与葡萄牙联盟：公主伊莎贝拉1490年嫁给了阿方索王子，但新郎不久后去世，1497年伊莎贝拉又嫁给了马诺埃尔王子（Prince Manoel）。西班牙还与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了密切联系：正如我们看到的，1496年10月，胡安娜公主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之子、勃艮第大公“美男子”腓力在尼德兰的里尔结婚。同年4月，胡安王子在布尔戈斯迎娶了腓力的妹妹女大公玛格丽特。由于一系列的早亡，这些复杂的安排注定会遭遇不幸，其中最重要的是胡安王子的死，他于1497年10月去世，没有留下子嗣。随着他的去世，王位将不可能有任何直系的男性继承人。紧接着，1498年，伊莎贝拉公主因难产去世。而她年幼的儿子如果能存活下来的话，原本可以继承所有伊比利亚王国的王位，不幸的是，他在两年后夭折了。西班牙王室继续发展与葡萄牙王室的联姻，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第4个孩子玛丽亚（Maria）于1500年嫁给了马诺埃尔。1517年，在生下一个儿子——葡萄牙的下一任国王之后，她也过早地离世了。随后，胡安娜公主的大女儿埃莉诺（Eleanor）与马诺埃尔结婚。当时，西班牙王室似乎没有因为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联姻而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然而，这种婚姻网络最终导致了西班牙王位男性继承人的产生，即胡安娜的儿子——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在16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这种婚姻网络也成为西班牙成功夺取葡萄牙王位的基础。

其次，斐迪南是最早利用常规外交联系的欧洲统治者之一。当1474年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去世、伊莎贝拉成为王位的主要继承人后，与葡萄牙的战争迫使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与许多可能的盟友保持联系。这只能通过代理人来实现，这些代理人会在欧洲各处巡游，有时也会居住在他们被指派的地方。虽然这些人通常是大贵族或高级神职人员，但他们也可能是文人，例如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帕伦西亚（Alonso de Palencia）和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Hernando del Pulgar），或诗人戈麦斯·曼里克（Gómez Manrique）。斐迪南是欧洲外交体系的先驱之一。他将派驻使节的做法扩大化，使其成为民族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一部分，而之前，这仅在意大利城邦之间比较常见。到了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王室在伦敦、布鲁塞尔、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罗马教廷和意大利各城市，尤其是威尼斯、米兰和热那亚，都有常驻外交使节。斐迪南清楚自己需要支持，所以利用宣传和外交来推进他的政策。在格拉纳达战役期间，他确保其他国家都知道有这场冲突，并欣然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送来的弹药和士兵。女王甚至带领法国大使在这个被围困城市的外围巡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接触是必要的手段，不仅能在欧洲还能够在地中海沿岸的伊斯兰国家展示西班牙的君主形象。由于斐迪南统治着多个国家，他从各个国家聘请当地的贵族作为王室的代表。卡斯蒂利亚人、安达卢西亚人、加利西亚人、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阿拉贡人、巴伦西亚人、撒丁岛人、西西里人，还有那不勒斯人，都在他手下担任外交使节。由于文化的广泛性和语言的多样性，使节们能够克服沟通的障碍，尤其是他们能够用拉丁语交流的时候（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这点是很必要的）。他们是一个国际化的群体，但他们并不效忠于西班牙，也并不代表西班牙的利益（除非他们是西班牙人）。事实上，他们只是国王和女王的代言人。

换句话说，这些联姻和外交代表并不是西班牙走上帝国之路的标志。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权力实际上属于他们的王朝，涉及他们个人的权威，但不一定是他们国家的权威。在1512年意大利拉文纳战役之后，当时身在西班牙布尔戈斯的斐迪南写信给他的驻罗马大使，为“他自己”的胜利而致谢。这并不是一种傲慢的表达。这场姑且算是打赢了的战争，胜方并非那不勒斯、西西里、阿拉贡或卡斯蒂利亚，而是斐迪南自己利用各国士兵取得了胜利。任何重要任务，统治者都必须以个人身份完成。因此，斐迪南到访意大利对于巩固他在当地的权威至关重要。同样，当时的重大决定必须当面做出，两位国王在萨沃纳的会面就是一个例子。斐迪南坚持要求他的外交官们一定要随时汇报，因为只有他才有权采取行动。1507年，他向驻罗马的使节们提出抗议：“我很惊讶，尽管有你们在那里，但我本该直接通过你们知道的事情，却要先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但这些都是早期欧洲外交的现实情况。消息传递速度缓慢，路线不安全，通邮不畅，相关机构也不多。任何形式的通信都不是完全可靠的，国王也不确信自己是否掌握了做出正确判断所需的足够信息。

精英阶层和统治者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仅仅依靠来自王室的钱，”斐迪南在1509年解释道，“并不足以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和舰队，来对抗如此强大的敌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班牙王国的经济存在普遍缺陷。因此，他们也缺乏财力来进行帝国扩张。谁来支付枪支、士兵和船只的费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当然不能。内战已使他们债台高筑，财政赤字继续增长。此外，他们没有中央国库来管理财政，也没有可靠的税收收入。像所有中世纪的统治者一样，他们选择以个人的名义为每个特定项目签订协约，并在自身资源不足时邀请金融家合作。幸运的是，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意大利金融家为铸就帝国的大业添砖加瓦。例如，一个热那亚人和一位佛罗伦萨金融家资助了征服加那利群岛的帕尔马岛的队伍。更为重要的是，意大利战争只有借助意大利的财力才得以实现。1503年，“大将军”军队中的财务主管在那不勒斯抱怨说：“寻找资金成为大问题，即使加上卡斯蒂利亚的部分税收也远远不够，我们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必须从其他地方获得。”威尼斯和罗马的金融家以提供汇票的方式给出了解决方案。接下来的几年中，金融家和西班牙王室各取所需。如果没有意大利银行家的支持，王室将无法供养其派驻到整个欧洲的外交官。

自中世纪以来，意大利、佛兰德、法国和英格兰的商人就一直很青睐西班牙的产品，尤其是羊毛原料。他们资助了在半岛南部对穆斯林的战争。1500年前后热那亚的金融家中，多里亚（Doria）、格里马尔迪（Grimaldi）、斯皮诺拉（Spinola）、琴图廖内（Centurione）和索普拉尼（Soprani）都是塞维利亚地区盛产的橄榄油和葡萄酒的主要买家。在1489年至1515年间，至少有437名热那亚商人的名字出现在塞维利亚的公证文书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把采买活动扩展到其他品类，尤其是会买入羊毛原毛和丝绸，然后将其出口到国外，也会将其转卖给卡斯蒂利亚本地的制造商。当1487年马拉加被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后，它立即成为王室在该海岸的主要港口，其商业主要掌握在琴图廖内家族手中。

彼时，热那亚人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很好地利用了与新发现的加勒比地区建立的早期贸易联系。1516年，一位意大利旅行者这样描述：“在加的斯的外国人比当地居民多，大部分是热那亚人。”他们当然要与当地的安达卢西亚商人竞争，安达卢西亚商人是当地的第二大商人群体，主要来自塞维利亚和加的斯。从人数和重要性上来看，紧随其后的是布尔戈斯商人，再次是英格兰商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非常高兴可以由其他人来承担征服行动的费用。历史学家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Fernández de Oviedo）后来写道：“国王和女王几乎从不为这些新发现投入金钱，投入的只是政府文书和冠冕堂皇的说辞。”

同时，每个地区都被要求提供资源来支持共同的帝国事业。早在1508年，斐迪南宣布准备远征非洲时，就曾解释说：“我们已经要求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提供大量小麦、点心以及其他物资，其中一部分已经在路上了；至于我们在西班牙的省份，则派出了军官来招募尽可能多的步兵和士兵。”两年多后，也就是1510年的圣诞节，他写信给西西里总督乌戈·德·蒙卡达（Hugo de Moncada），向他说明，预计非洲远征所需的约一半物资和人员将来自他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人和卡斯蒂利亚人一样，有一个非洲梦，一直到几个世纪后的佛朗哥和墨索里尼时代都是如此；而此时，斐迪南使这个梦成为他在地中海的两片土地的共有事业。

事实上，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他们已经在共同实现着另一个伟大的梦想。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51年出生于热那亚，早年在热那亚人琴图廖内的银行当代理人。他从里斯本出发进行了短暂的航行，在此期间，他确信通往西面海洋的航线可以到达亚洲。在1492年于圣菲签下协定之前，他一直没有找到西航计划的资助。阿拉贡的犹太改宗者路易斯·德·桑坦赫洛（Luis de Santángel）帮助哥伦布让一切变成了可能。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有金融家愿意在海外探险事业上冒险：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是主要的支持者。《圣菲协定》承诺，如果成功，哥伦布将获得高贵的地位、海洋上将的头衔，以及在他可能发现的领土上的广泛特权。1492年8月3日，他的3艘小船载着90名船员，从加的斯附近的帕洛斯（Palos）出航。在加那利群岛停留4周后，他们出发，越过西海，于10月12日抵达巴哈马，登陆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现在被认为等同于华特林岛（Watling Island）］。10月底，哥伦布一行到了古巴，12月初，他们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那里注定是接下来几十年西班牙殖民的中心。1493年1月哥伦布开始返航，因天气原因被迫停靠在里斯本，最终于3月15日抵达帕洛斯。他立即动身向当时在巴塞罗那的君主们汇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向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提出了卡斯蒂利亚对新领土的主张，得到了教皇的认可。随后，教皇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其中一个是1493年著名的《划界训谕》（Inter caetera）。葡萄牙认为划分过于笼统，严重影响到本国利益。于是，两国统治者决定直接进行谈判，并在1494年6月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该条约规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的子午线为分界线，该线以西发现的土地属西班牙，以东则归葡萄牙。就这样，这条线穿过了很大一片美洲的土地，把巴西划给了葡萄牙。

哥伦布返航的消息起初对西班牙人的影响很小。就像任何新奇事物一样，它被少数作家注意到了，尤其是西班牙的彼得·马尔太尔，并由此在欧洲的好奇者中传播开来。哥伦布的第一份航海报告（或“信件”）在1493年印刷了9次，到了1500年又重印了11次。在发现者哥伦布头脑中，他遇到的东西和他希望发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混乱。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哥伦布］与［美洲］原住民的交流方式很蹩脚，而且他依靠想象描述他不理解的东西。”然而，哥伦布带回来的黄金样本最具说服力，并促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航海探险，1493年9月，哥伦布一行从加的斯起程。这次有17艘船，1 200名船员，其中包括12名神父，但没有女性。他们的目标是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定居，但他们也在加勒比海其他岛屿上进行了探索。这位海洋上将于1496年6月回国，并带回伊斯帕尼奥拉的一些原住民当奴隶。之后，他又进行了两次美洲航行。1498年至1500年，他们到达了特立尼达和南美洲大陆；1502年至1504年，他对洪都拉斯海岸和巴拿马地峡进行了探察。但在第三次远航之后，哥伦布就与在伊斯帕尼奥拉定居的西班牙人产生了严重矛盾，他和他的家人被戴上镣铐押送回国。最后一次航行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新东西。

哥伦布1506年去世时，很富有但也很失落。这条新航线似乎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能快速通往亚洲。可获得的财富包括黄金和一些奴隶，但没有香料。对于一个曾期望发现“我们的主在《启示录》中预言的新天地”的人来说，这仅是一个小小的回报。彼得·马尔太尔称西部土地为“新世界”（novus orbis），而西班牙人通常将其称为“印度群岛”（Indies），这反映出他们误认为这里是亚洲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他们记住的名字是“美洲”（America），这个词源于佛罗伦萨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瑞士地图制作人马丁·瓦尔德塞弥勒（Martin Waldseemüller）于1507年出版的世界地图上。

关于这片新大陆的信息很少，足以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在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中，马丁·阿隆索·平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和他“平塔号”（Pinta）上的船员发现了黄金，这成为人们最痴迷的东西。在哥伦布保存的航海日志中，他意识到了这些发现所带来的可能性。此外，他还发现伊斯帕尼奥拉的原住民是和平而顺从的。“他们没有武器，赤身裸体，也没有制造武器的技术，在3个［西班牙人］手里只逃走了1 000人。因此他们很容易服从命令，可以让他们去干活，去种地，去做任何想让他们干的事情，［还可以让他们］建造城镇，学会穿衣服，接受我们的习俗。”从一开始，他并没有试图去评估一下当地人的文化水平，就认为他们是很容易被奴役的：“所有人都可以被带到卡斯蒂利亚，或者被当成俘虏关押在岛上。”

哥伦布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西班牙人不需要对加勒比北部的阿拉瓦克人（Arawak）使用武力。实际上，这些岛屿没有被征服过。原住民接受了陌生人的到来，并为这些陌生人让路，当这些陌生人到达大陆时，他们继续这样做。虽然他们后来进行了抵抗，但那是在陌生人开始夺取他们的土地和妇女之后。在早期，加勒比地区具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的所有优势，那里不缺本土食物，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并且很奇怪的是，也没有酒。1498年，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写道：“这片土地上什么都有，尤其是面包和肉。除了葡萄酒和衣服外，什么都不缺。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两三个印第安人为他服务，还有狗帮他打猎。虽然也许不该说，这里的女人美到令人惊叹。”在第二次航行时的1494年，当地印第安人奋起反抗西班牙人的暴虐。这致使约500名印第安奴隶被扣押并被运往西班牙，其中一半人在1495年初抵达西班牙之前不久死亡，被扔进大海。西班牙殖民者的残暴、印第安原住民的反抗以及西班牙殖民者内部的激烈竞争，为加勒比地区生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人们普遍认为加勒比地区是欧洲人向往的天堂，对哥伦布带回来的令人兴奋的新奇事物很感兴趣。彼得·马尔太尔记录了国王第一次品尝菠萝时的喜悦，“这种水果已成为他的最爱”。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人急于去新大陆，因为航程既漫长又危险，在新世界的生活条件也不确定。在哥伦布航行之后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吸引西班牙人去往新大陆仍然很困难。早期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死于气候、缺乏食物以及与当地人的冲突。由于自愿移民的人很少，政府在1497年制订了将罪犯流放到这些岛屿上的计划。前景并不是诱人的。伊斯帕尼奥拉没有致富的机会（早期能找到黄金的迹象消失了，此时西班牙人还没开始采矿），甚至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食物。岛上的定居者能幸存下来仅仅是依靠着印第安人的食物。许多人尽快回到了欧洲，而留在那里的人基本都死了：据估计，在1493年跟随哥伦布第二次远航来到西印度群岛的1 200人中，25年后只有200人存活下来。在1498年底，哥伦布实际上帮助了300名殖民者［其中包括拉斯·卡萨斯（Las Casas）的父亲］返回西班牙，因为他们在这些岛上看不到未来。哥伦布在写给政府的信中乐观地描绘出一幅充满机遇的美好图景，但未能让人信服。这位海洋上将多年来对这些群岛的控制以所有人的失败而告终。他在1502年所做的关于最后一次航行的报告，是一个混乱的陈述。他坚持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亚洲，并对自己的发现所具有的意义有着世界末日式的幻想，这是他成就的消极方面。另一方面，哥伦布对欧洲人和伊比利亚人眼界的扩大做出了积极而巨大的贡献。他是航海方面的先驱。通过他的远航，西班牙人第一次受到激励，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大西洋去探险和征服。

在15世纪末的欧洲，追寻黄金时代、追寻千禧年的想象运动甚为流行。源自中世纪的预言和神秘思想被整个欧洲大陆接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是如此。僧侣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因为对腐败的激烈谴责，招致了教会和政府的敌视。梦想的冲动指引着富人和穷人，并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促进了那本著名预言集《诸世纪》（Centuries）在法国的出版，作者是预言家诺查丹马斯（Nostradamus）。这种冲动也影响了年轻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在1494年领导他的军队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受到了包括萨伏那洛拉在内的意大利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伊比利亚半岛也未能免于这些千禧年思想的影响，在一些当时的人看来，有些思想似乎在1492年的事件中就得到了实现。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始终处于这种神秘主义幻想的第一线。在他的《预言书》（1501）中，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解放者，是到达亚洲土地上的“基督的使者”（拉丁语中的“Christoferens”）。即使是像斐迪南国王这样务实的人也有可能允许自己根据预言做出决定，因为他注意到了一个名叫贝娅塔·德·彼德拉伊塔（Beata de Piedrahita）的圣女的言论。事实上，所有欧洲人都生活在一个充满宗教思想、抱负和梦想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心态影响到了政治态度。人们声称他们参加战斗是为了捍卫他们的宗教希望，尤其是当他们与基督教欧洲的传统敌人穆斯林作战时。当依纳爵·罗耀拉在潘普洛纳的围城中受伤，无法继续在战争中服役时，他迅速将自己的军事抱负转向了穆斯林和圣地，并将其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神职人员看向了超越他们周围的更大的世界，看到了梦想的期望和精神领域的进步。其中较突出的是托莱多的大主教西斯内罗斯。他是一位对他那个时代的灵修文学有深刻了解的方济各会修士，是神秘主义的追随者，尤其对萨伏那洛拉的思想推崇备至，萨伏那洛拉的书曾在卡斯蒂利亚出版过。

斐迪南、哥伦布、西斯内罗斯和依纳爵的抱负和愿景都是真实而有力的动机，塑造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公共成就。那些有阅读能力的极少数人，很容易受到他们所读到的书籍的影响。学者们纷纷提到罗马时代的西班牙哲学家塞内加的著作，他曾预言说：“以后的某个时代必将有这么一天，海洋将放松它的束缚，一片广袤的土地将出现，一个像他一样的航海家将带领着伊阿宋发现一个新世界，极地图勒岛（Isle of Thule）将不再是世界的尽头。”然而，这些少数人实现梦想的背景是多数人不读书，没有文化，不了解自己所在地区以外的社会，对教会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深刻理解。当时的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西班牙人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进攻反映出一种自信的宗教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他们将真正信仰的旗帜带到世界各地。然而，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时代西班牙宗教的真实状况，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早在宗教改革开始或欧洲向海外扩张之前，西班牙的教会领袖就深刻地意识到了自身宗教文化存在缺陷，以及将真正的宗教带给本国人民的必要性。在16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活跃在西班牙西北部山区。1512年在塞维利亚举行的主教和神职人员会议，强调要传播福音并鼓励人们去教堂。他们不仅不自信也不激进，一心只想弥补自己的缺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试图对卡斯蒂利亚的宗教秩序进行一些改革，但几乎完全失败了。在哥伦布及其继承者的时代，西班牙教会仍然是基督教世界中最落后和未经改革的教会，拥有一群不成熟的、无知的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尽管如此，教会中还是有少数神父怀着满腔热情欢迎新大陆的开辟，虽然他们还没有能力改革自己人民的宗教或是尝试让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改宗。

文艺复兴时期，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和贵族都对精神进步有着一个共同的挑战性愿景。他们希望消灭信仰的敌人（彼时尚未被视为“异端”，因为宗教改革尚未发生），解放圣地，并实现永恒的预言。这些想法影响了好多人，其中有一位加泰罗尼亚诗人，他称赞斐迪南是将“西班牙王国”转变成“普世帝国”的伟大国王，还有一个巴伦西亚医生则认为斐迪南会在西班牙消灭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并征服非洲、中东和耶路撒冷。这些愿景也深深影响了西班牙领导人，其中包括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他们认为与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法国人和其他地方的野蛮人战斗只是为了给解放圣地这一伟大的、预言性的帝国使命做准备。哥伦布始终坚定地向国王和女王宣称，与命运赋予他们的宏大使命相比，“法国和意大利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没有任何重要性。1510年，罗得岛骑士团的大团长写信向斐迪南保证，他是上天选中的，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收复耶路撒冷，并征服直到埃及的所有非洲地区。其他人则声称国王将很快解放伊斯坦布尔。16世纪初，西班牙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似乎开始被纳入了一种救世主式的、不可预见未来的帝国计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