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们的主导作用

韩国的汽车、电子、半导体等产业曾长期在世界上缺乏竞争力。以汽车产业为例，韩国的汽车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长期缺乏竞争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产的汽车不管是质量，还是价格、品牌，都拼不过它的邻居——日本。

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非常规手段扶持这些大财团，比如给这些财团一些特许经营权。

197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引入了有利于贸易出口的综合商社制度。综合商社具有信息灵敏、市场开拓能力强、海外融资渠道广等诸多优势，在海外广泛设立商品推销机构，使商品直接进入出口国的流通领域。

综合商社是始于日本的一种特殊公司经营体系，其典型代表有三井、住友、三菱、伊藤忠等几大财团，其经营范围从便利店到银行，到军火制造，到汽车，无所不包。一家综合商社旗下常常有上千家子公司。这种模式在开展海外贸易的时候有比较强的优势，比如三井财团被描述为在海外有40万人从事贸易情报网络工作。例如在开展与钢铁相关的贸易时，三井财团下面不仅有自己的钢铁厂，还在澳大利亚和巴西入股和收购了大量铁矿石矿山企业，同时三井财团旗下的商船队也控制着世界上相当一部分铁矿石的运输。其海外竞争对手在与其展开竞争的时候往往非常痛苦，因为三井可能既是客户，又是竞争对手，它的情报和资源远超其他单一经营企业。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公布了一系列组建综合商社的法规、法令。韩国政府规定，只有当外贸公司达到韩国商工部颁布的综合商社标准时，才能取得综合商社资格，享受政府政策支持。取得综合商社资格的公司，可获得大量政策扶持。大致包括：贸易优先权，经营范围放开；优先获得贷款，当时韩国的普遍贷款利率是18%，综合商社只有10%；对综合商社代理其他中小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更松的外汇管制，可以持有更多外汇，可以在海外贷款……这些扶持政策一直持续到80年代。

这些综合商社往往能享有远超中小企业的特殊政策。例如现代集团垄断了韩国海上钢结构销售，同时韩国政府要求韩国进口石油只能用现代集团生产的船来运输。韩国现代通过造船业务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投资汽车产业。一直到1991年，也就是现代涉足汽车产业24年后，才生产出其首个内部独立设计的动力总成——Alpha型发动机，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是韩国挺过来了。

此后，现代汽车收购了起亚汽车。到2010年，现代-起亚集团在全球一共售出了570万辆汽车，超过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成为全球第四大汽车生产商。可以说，对于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汽车产业，韩国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经过40多年的长期坚持才取得了成功。

与此类似的还有三星在芯片产业上取得的成功。三星电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的产品是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是一家在全世界只能排到二三流的家电企业。然后从80年代开始，三星开始投巨资进入半导体产业。三星的半导体业务从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起家，以自主研发为基础，具有较好的研发基因。当时的三星电子掌门人李健熙力排众议，主张三星投入巨资豪赌半导体，因为他认为芯片将会成为未来家电和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在连续5年向半导体领域投入5亿美元巨资之后，1993年，三星取代日本东芝成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商。2002年，三星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N and flash芯片制造商。2007年苹果推出第一代iPhone前后，三星的芯片代工业务同样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早期的苹果手机主处理器都是由三星代工。而在芯片上的巨大优势又带动三星自己品牌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名。

到1980年，三星、现代、LG等韩国前10大综合商社的营收已经占韩国GDP的48%，韩国财阀垄断经济的格局就此形成。此时，韩国经济还集中在重化工、造船、汽车、建筑这些产业。韩国凭借这些综合商社的带动，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作为后发国家，这种“举全国之力”扶持少数产业和公司的做法，和中国人经常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中国学者高奇琦、李松在他们的论文《国家公司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中指出，对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崛起，学界大多把原因归结为强国家能力和成功的产业政策，而忽视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公司的作用。本质上三星、现代这样的韩国巨无霸财团，很好地践行了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扮演了“国家公司”的角色。

该研究指出，韩国式“国家公司”，与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国有企业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政府针对市场失效问题，而代表公众利益所采取的诸多政策举措的一种。而韩国式的“国家公司”则是私有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营，但是政府又在这个过程中对其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

应该说，韩国式“国家公司”兼具了国有企业讲政治、迎合国家大方向的优点，又具备了民营企业经营效率高的优点。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企业帮助韩国作为后发国家迅速在消费电子、汽车、半导体、液晶显示、造船等具有较高门槛的工业门类上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的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中芯国际、联想、复星、比亚迪、宁德时代等民营企业，都具备成为“国家公司”的潜质。这些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远高于国有企业。由于其所处的行业，又是全球化竞争极其激烈的领域，保持高效的企业运营效率至关重要；因此，国家应鼓励这些企业继续保持民营企业的身份，避免盲目国有化的冲动。与此同时，也应该通过产业政策避免资本本能性的无序扩张，避免形成日、韩那种财阀控制国民经济甚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现象，使这些企业与国家大的方向政策保持一致，保证资源投向那些国家急需的产业，比如芯片、大飞机、云计算、新能源汽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