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察举诸科杂考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对察举一些科目的说法有异于成说，有关的考辨附录于下。
1.尤异与高第
汉代察举有“尤异”一科，许多学者将之归于特举。例如，安作璋在《秦汉官制史稿》一书中叙述了察举岁举科目之后，又曰，“至于偶尔一举或数举，或性质稍异的，尚有以下各科”，后遂列入“尤异”之科。[8]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一书也采用了同样说法。[9]他们均把“尤异”解释为从现任官吏之中选拔人才使之担任更高一级职务的察举科目，这是正确的；但将之列入“偶尔一举或数举”的特科，则似有不妥。
严格地说，“尤异”之科的举主限于刺史，被举者的身份限于地方郡县长官，性质同于考课，且为常科，非诏举之特科。《续汉书·百官志》记曰：
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
注引胡广语曰：
课第长吏不称职者为殿，举免之；其有治能者为最，察上尤异州；又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岁举一人。
由此可知，每年八月巡行所部郡国，课第长吏殿最，将“治能者为最”察为“尤异”，是刺史的经常性职责。又《太平御览》卷六二八引《汉官仪》：
建初八年十二月巳未，诏书……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者，孝廉、廉吏，务实校试以职。
“巳未”当作“己未”。这里所列之四项察举科目之中，茂才、孝廉、廉吏皆为岁举，由之推测，尤异也应为岁举；如果尤异为“偶然一举或数举”的特科，则于理不当比列其间。孝廉、廉吏为郡守所举，茂才、尤异的举主则为刺史。郡守虽然也有课第属县长吏之责，但似乎没有察举“尤异”职责。《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
除右郎中，蜀郡广都长……到官四载，功称显著，郡察廉吏，州举尤异，迁楗为武阳令。
冯绲被郡举为廉吏而州为尤异，正见尤异之举责归刺史。
被举尤异者，既有郡守，也有县令。如《后汉书·张奂传》，“复拜武威太守……举尤异，迁度辽将军”；同书《刘祐传》，“除任城令，兖州举为尤异，迁扬州刺史”；同书《童恢传》，“除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是尤异科同时面向郡守及县令。
尤异与“治行第一”性质相同，均属“长吏殿最之课”。如《汉书·张敞传》记“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后汉书·祭肜传》称其“为偃师长……课为第一，迁襄贲令”；又《汉书·赵广汉传》称其“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由“治行尤异”一语，知“治行第一”与“尤异”应为一事。所谓“第一”应指本州第一，即前述州举之“其有治能者为最”，也有全国第一。
汉代另有“治剧”一科，学者有谓其与“尤异”相近者。其实二者差别甚大。“剧”指难以治理之郡县。尤异偏重于已然之功次，治剧则偏重内在之吏能。尤异之举主为刺史，治剧之举主则不限于地方长官，而且常常是三公举其掾属。例如《汉书·何并传》记其“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节，举能治剧，为长陵令”；《后汉书·卫飒传》记其“辟大司徒邓禹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襄城令”；《后汉书·韩韶传》记其“少仕郡，辟司徒府……尚书选三府掾能理剧者，乃以韶为赢长”。是三公举掾属为治剧乃为定制；而尤异与治剧则甚不相同。且尤异为岁举，治剧为特科。
汉代史籍中又常有“高第”一事。“高第”意为高等。太学弟子射策、明经射策及贤良对策均有“高第”，这仅仅是考试等第而已。另外一些“高第”，则与察举有关。
郡国时有“文学高第”之举。《汉书·宣帝纪》，本始元年夏四月“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此为察举科目。
又有郡县长吏举“高第”者。如《汉书·召信臣传》记“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尹翁归传》记“征拜东海太守……东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风”；《陈万年传》记“迁广陵太守，以高弟入为右扶风”；《张敞传》记“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郡国二千石以高弟入守”。这种“高第”性质同于考课，与尤异无大不同，只不过西汉多称“高第”，东汉多称“尤异”。如果尤异可以看成是察举科目的话，“高第”也应看成察举科目。
另外，汉代三公府及将军府可以举掾属为“高第”。如《后汉书·陈翔传》记“太尉周景辟举高第，拜侍御史”；《徐璆传》记“辟公府，举高第，稍迁荆州刺史”；《李膺传》记其“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王允传》记其“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崔骃传》记“（窦）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是三公府掾及将军府掾，可经“高第”之察举而为侍御史、县长。《后汉书·梁冀传》记桓帝建和元年，“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可知大将军、三公举掾属为“高第”，乃是经常性职责，且有固定员额。东汉时大将军本有举茂才资格，这里不是言其至此方可举茂才、高第，而是说这两科察举及其官属员额均较三公加倍。[10]这里“高第”与“茂才”并列，正见二者性质相近，均为察举。这种察举，与光禄勋从三署郎官及从官中举茂才、四行，颇为相近。显然，公府与军府之掾属“高第”，应为常科之察举科目。有时也有特举“高第”之事。《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六年春二月“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大约平时所举“高第”各府不足五人，这次所需量大，故下特诏。
2.文无害
秦汉之间，吏员往往有以“无害”或“文无害”而得迁补任官者。如《秦律十八种·置吏律》：
官啬夫节（即）不存，令君子毋害者若令史守官。
又如《史记·萧相国世家》：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文无害”之“文”指“文法”无疑，对“无害”则旧注诸说不同。要有二家，一说“无害”意谓“无所枉害”“不刻害”“无伤害”；一说意同于“无比”。《汉书新证》中陈直释为“精通律令文而不深刻害人也”，取前说。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五三中则以为二说皆非，而释“文无害”为“能通晓法令，无所凝滞也”。
按《史记·酷吏列传》：
（赵）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周）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玩周亚夫之语意，乃谓赵禹虽“无害”，然“文深”足以伤人。如依陈直说，周亚夫岂非自相矛盾？《酷吏列传》又记：
减宣者，杨人也。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
杜周者……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
由减宣、杜周例，亦知司马迁所用“无害”一语，并非“不深刻害人”之意。
泷川氏以“通晓无凝滞”释“无害”，较陈说为优，然而他否定“无比”一义，又有所不足。按《史记·萧相国世家》集解引《汉书音义》：
一曰，无害者如言无比，陈留间语也。
又《汉书·赵禹传》师古注：
无害，言无人能胜之者。
师古以“胜之”释“害”，与“比”义无不通。“无比”即“无人能比”，亦“无人能胜之”之意。此说本于“陈留间语”，较泷川氏所释之“通晓无凝滞”更为近实。
《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语：“文无害，是通套称呼，如后世科目。”参以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减宣“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杜周“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等例，“文无害”确有科目意味，可视为科目的雏形。
3.察廉、廉吏与孝廉
汉代史料中，既有“举孝廉”，又有“察廉”“举廉吏”之记载，然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
宋人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六“孝廉”条称，孝廉设科之初，“则孝之与廉，当是各为一科。故萧望之、薛宣、黄霸、张敞等，皆以察廉补长丞，独王吉、京房、师丹、孟喜皆以举孝廉为郎，刘辅举孝廉为襄贲令。至东都则合为一科矣”。他认为孝廉初为举孝和察廉二科，至东汉始合为一科。这种说法很有影响。因此人们认为，西汉史籍中的“察廉”，是孝廉科内的一科。至于孝、廉合为一科的时间，则有不同看法。如劳榦认为，举孝与察廉合为一科在西汉后期。至于“廉吏”，劳榦认为有一部分与孝廉无干，如大司农、太常所察之“廉”；但郡国之“察廉”，他认为即是孝廉。[11]
近年来黄留珠又创新说。他首先认为，武帝初举孝廉之时，并非郡国举一“孝”一“廉”共二人，而是各郡国仅举一人，或“孝”或“廉”，或兼此二行者，三者混同。他进一步提出，第一，元光前察廉是奉诏举荐廉吏而给予劳赐；第二，元光后守相以外官员之察廉别为一事，而郡国之察廉在初期则与举孝廉“相混同”，后来二者逐渐区分开来；第三，西汉守相以外之察廉为特举，“东汉时郡国举孝廉与光禄、中二千石、廷尉、大司农及将军的察廉，当是两项并行的岁举科目”。[12]
守相以外的官员之察廉，当然肯定与郡国举孝廉不同。问题在于郡守之察廉，传统的说法认为它后来与“举孝”合为一科，黄留珠则认为它是从孝廉中分化出来的。一为由分到合，一为由合到分，但他们都认为，有一个郡守察廉等于举孝廉的阶段。在此，我想提出的是第三种推测，即郡守察廉与举孝廉一直是互不相涉的两种察举，不曾有过上述“分”与“合”的关系。下面试加叙述。
黄留珠讨论东汉察廉时未涉及郡守察廉。《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有三公举廉吏各二人，光禄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之规定。这里所叙察廉吏之举主虽然没有列入郡守，但东汉之郡守，本是既举孝廉，又察廉吏，同时承担着这两项察举的。《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
（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
这里没有提到“廉吏”，是因为文有脱漏。《太平御览》卷六二八引《汉官仪》作：
建初八年十二月巳未，诏书辟士四科……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者，孝廉、廉吏务实校试以职。
古书抄本二字连同，则下一字常常略为二点或二短横，每每因此而脱漏。《和帝纪》注引之《汉官仪》“孝廉吏”句，可能即因此夺一“廉”字，应据《御览》之“孝廉、廉吏”句补足。那么这一诏书就涉及了茂才、尤异、孝廉、廉吏四项察举科目，前两项为刺史举，后两项之举主则为郡守二千石。又《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所载世祖光武诏，与此诏略同，而中一句作“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之”字亦疑因与二短横形近而误，亦当据《御览》复原为“廉”字。
又《潜夫论·实边》：
诏书法令：二十万口，边郡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员除世举廉吏一人。
清人汪继培笺彭铎校引俞樾说，“员除”当作“员际”，“世”当作“卅”，三十人也，“言满三十员，则举一廉吏也”。这就直接证明了东汉郡守兼举孝廉、廉吏。西汉武帝时孝廉郡国岁举2人，东汉和帝时改为以口为率每20万人举1人，边郡10万人举1人，故《实边》所引之诏当即为和帝诏，知此时廉吏亦以员为率而举。又《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
……五官掾、功曹。举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广都长。遭直荒乱，以德绥抚，政化流行，到官四载，功称显著，郡察廉吏，州举尤异，迁楗为武阳令。
冯绲先举孝廉，又察廉吏，举主皆为郡守。而且由其以功曹举孝廉后又以县长察廉吏之情况看，廉吏规格未必一定低于孝廉。总之，东汉郡守同时承担着孝廉与廉吏之举，那么，徐天麟东汉察廉合入孝廉之说，就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西汉情况如何呢？我们首先看《汉书·黄霸传》所记宣帝五凤三年张敞奏语：
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毋得擅为条教。
这条材料证明，第一，其时孝廉自为一科，并非“孝”“廉”两分；第二，孝廉、廉吏两立并列，举主均为郡守，廉吏科应为岁举；第三，这一制度乃是汉家旧制，非始行于此时，所以说“条贯详备，不可复加”。
《黄霸传》又记曰：
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谷计，簿书正，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
又《史记》褚少孙补《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黄霸家在阳夏，以役使徙云阳，以廉吏为河内守丞。
黄霸第一次“以廉称，察补”，第二次“复察廉”。后一次所补为河南太守丞抑或河内守丞，已不可考知。但《汉书·黄霸传》之“复察廉”，褚少孙却明记为“廉吏”，这一重要事实，说明“察廉”与“察廉吏”本为一事，前者为后者之省称。由“复察廉”之“复”字，知黄霸第一次以“廉”察补，也应是“廉吏”之举。第二次以郡均输长而察，举主大约是大司农；第一次显然是为郡守所举，即张敞奏语中所言二千石所察之“孝廉、廉吏”之后一项。这一次察举约在昭帝初年。大约与之同时，路温舒以郡决曹史“举孝廉，为山邑丞”（见《汉书·路温舒传》）。可见，昭帝初年之孝廉与廉吏，也是分为二途，并不混同的。
史籍中所见汉之“察廉”，均应视为廉吏之举，即令郡守所举者，亦与孝廉无涉。《汉书》中明记为郡守之察廉者，有《酷吏传》太守严延年“察狱史廉”，《王尊传》“太守察尊廉，补辽西盐官长”，约在宣帝之时；《薛宣传》琅邪太守“察宣廉，迁乐浪都尉丞”，约在元帝之时。又有以郡吏察廉者，如《尹翁归传》记其以郡督邮“举廉为缑氏尉”，《张敞传》记其“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约在昭、宣之时；《尹赏传》记其“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约在成帝之时。郡吏察廉的举主也应为郡守。上述郡守所察之廉吏，与孝廉之举均不相涉。
说孝廉与廉吏两不相涉，其理由还在于二者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异，不大可能混同。下面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前引《汉书·黄霸传》“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句，颜师古注曰：
以廉见察而迁补。
这就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廉吏一科的特点。就是说，廉吏是长官将优秀吏员举报于上司而加迁补的科目。又《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正月诏曰：
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
颜师古注曰：
言宗室为吏者，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例补四百石。
上文录自中华书局标点本。但这两段文字的标点均不正确，皆须订正。《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颜师古注引《汉官名秩簿》：“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佐史为吏之最卑者，不会有“为吏举廉佐史”之事；因为宗室为吏者不可能只有佐史。“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更为费解，由高迁低，于理难通。今试据文义重新标点如下：
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
言宗室为吏者，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例补四百石。
如此庶几更近原意。由此又见，“廉吏”之待遇是“各从本秩迁之”。颜师古能看到的汉代史料当然远较今人为多。综合他对《黄霸传》及《平帝纪》的注释，可以将“廉吏”之特征概括为“以廉见察，而各从本秩迁之”。《汉旧仪》曰：“旧制，令六百石以上，尚书调；拜迁四百石长相至二百石，丞相调……郡国百石，二千石调。”廉吏迁拜之主司，亦当准此。
这便与孝廉一科有很大差别。孝廉相当于郡国向中央“贡士”，取“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之意；举后则先入郎署宿卫。《汉书·董仲舒传》：“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汉旧仪》：“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诣御史举试，拜为郎中。”廉吏之任用是依本秩迁补；而孝廉却不管本秩高低，一律拜为郎中。查《汉书》各传所见之“察廉”十七八人次，包括郡守所察者，正无一人拜为郎中；而孝廉约十七八例，多有举后拜郎的明确记载，未记拜郎者，史家也早已指出是史传省文。《汉书·京房传》：“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京房之“察举补小黄令”，当即为廉吏之举。此例正见孝廉与廉吏之别：一直接迁补，一入朝宿卫为郎。
从《平帝纪》“其为吏，举廉”而“佐史，补四百石”的规定来看，佐史还没有被察廉吏的资格，但斗食已可察廉。《汉书·薛宣传》：“后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察廉还有一个上限。《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韦昭注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就是说，廉吏之举限制在斗食和六百石之间的吏员。但孝廉就不同了，它面向一切“吏民之贤者”。西汉孝廉半数来自布衣平民，如王骏、杜邺、师丹、冯逡、孟喜等。从举主看，孝廉之举主当然只限于郡守国相；而廉吏之举主除郡守外，还有大司农举者，如黄霸、薛宣；有御史大夫举者，如萧望之；有太常举者，如朱博；有光禄勋举者，如王嘉；有大鸿胪举者，如平当；有县令举者，如王立。这都反映了廉吏自成一类。
至此，我们已可把廉吏和孝廉的差别概述如下：
第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第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面向所有吏民；
第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直接迁补，而孝廉则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第四，廉吏举主广泛，也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则仅限于郡守国相。
根据二者的如上差异，我以为它们相混的可能性很小，在开始这两科就并非一事，后来也没有合为一科。
这样，我们也才能解释如下材料。《汉书·赵广汉传》：“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时约昭帝。茂才之举高于孝廉，故劳榦说茂才较孝廉“更为可贵”，黄留珠亦言“试看两汉察举孝廉茂材的史实，全是先举孝廉而后察茂才，绝然找不到一个先察茂才后举孝廉的例子”。然而这条史料偏偏是先举茂才后“察廉”的，那么就只有说“察廉”与举孝廉并非一事，才解释得通。
至此，昭帝以后的情况可能较清晰，但武帝之时的情况仍然有待讨论。《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而元朔元年有司奏语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句。这里之“察廉”，确实是贡上为郎宿卫的那种察举。但对之的解释也并不困难。因为此时郡守既承担着对宿卫为郎的“廉”者的察举，也承担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廉吏”之举，二者仍不相混。特别是，贡上而宿卫为郎的“孝”与“廉”的举主、性质、任用完全相同，对兼有孝、廉二德者偏取其一也无必要，因此在实施之中，无论以“孝”举者还是以“廉”举者，全都是统称为“孝廉”的。在昭帝初路温舒得举时，就已经合称为“举孝廉”了。《汉书》之中，“举孝廉”与“察廉”“举廉吏”有明确区别，各有其指。
顺便说明，黄留珠以为武帝元光元年举孝廉，各郡国所举员额为一人，非二人。但他提出的证据并不强硬。按董仲舒请行察举，所请为“岁贡各二人”；又直至东汉和帝改制，口20万举孝廉一人之前，各郡国所举孝廉皆为二人。所以孝廉设科之初是郡国岁贡二人之说，仍可成立。
上面说武帝时郡守在举孝廉之同时就已经承担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吏员察举，这并不是凭空臆测。《史记·酷吏列传》：
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
“案举”意同于“察举”，很可能还就是“察举”之误。又：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
“以为爪牙”即以之为郡吏之意。因为《酷吏列传》记义纵为南阳太守时：
平氏朱强、杜衍杜周为纵牙爪之吏，任用，迁为廷史。
比照杜周之以郡吏“举为廷尉史”，朱强也应该是由郡吏为太守“举”至中央而任为廷尉史的。又《汉书·文翁传》：
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杨仆、杜周、朱强等人以及蜀生之察举，约在武帝之时；而文翁之“以郡县吏察举”，还早在景帝之时。他们都是郡守察举，中央任命。虽然对之史传并未明记为“察廉”或“举廉吏”，但并无实质差别，都是“见察而依本秩迁补”。又《汉书·陈万年传》：“为郡吏，察举，至县令，迁广陵太守。”颜师古注曰：“屡被察廉及举荐，故得迁之也。”足见《史记》《汉书》对于“察廉”，常常就径记为“察举”；径言“察举”，常常也就是指“察廉”。
据《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二年诏曰：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在前引《汉书·黄霸传》中，张敞曾奏请申饬郡国“举三老、孝悌、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其中孝廉为武帝元光元年设科，而三老、孝悌、力田、廉吏则此前已有。文帝诏中有“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语，是此年之前已有举三老、孝悌、力田、廉吏之令；诏又令“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而不曰为廉吏置“常员”，是此前廉吏之举很可能已有“常员”了。因为，对于秦汉帝国政府的庞大行政组织，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吏员录用晋升之法，应该就是其基本制度。尽管文帝十二年诏只说对廉吏加以劳赐而未言及迁调，他们在迁调时当然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又《史记·酷吏列传》：
赵禹者，
人，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
“中都官”意京都中央朝廷之官，是此前他所任之“佐史”应为地方郡吏。对“以明经为议郎”“以律令为尚书”一类语句，史家一般都看成察举，赵禹“用廉为令史”，大约就是“察廉”或“举廉吏”。换言之，赵禹或即以郡佐史察廉吏为中都官府之令史者。又卫宏《汉旧仪》：
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岁举秀才一人，廉吏六人。
是至少到了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府已正式以“廉吏”举人了。总之，在景帝、武帝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大约就已经广泛存在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常规性吏员任用制度了。这有可能已经称为“廉吏”，至少我们有理由将之看成是“廉吏”科的雏形或前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汉代郡守之“察廉”与其他官员之“察廉”性质相同，它们自成一类，却始终不曾与孝廉相混。这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察举办法，在汉武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未必冠之以“廉”字。“廉吏”一科自有一条发展线索，与孝廉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孝廉的产生反在其后。郡守之举廉吏或察廉，既不是从孝廉中分化出来的，也没有合入到孝廉一科之中去。就其数量、任用、涉及范围来讲，廉吏是汉代察举的一个重要基本科目，尽管后人对之不甚重视，甚至常常与孝廉混为一谈。
4.西汉秀才岁举的推测
据《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一般认为，这就是秀才一科之始。但这时秀才尚属特举。《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一般就把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这一诏书，作为秀才岁举之始。至于西汉秀才在特举之外是否有岁举的形式呢？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些零碎的，但有价值的材料，由之作出一些新的推测。
由建武十二年诏可知，东汉秀才的举主有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等。对西汉秀才，我们也须做分类考察。下面就征诸史料加以推测。
第一，丞相举秀才。据卫宏《汉旧仪》：“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岁举秀才一人，廉吏六人。”这里明确记载，丞相府每岁从府吏中举一人为秀才。《汉书·萧咸传》：“为丞相史，举茂材，好畤令。”其事约在元帝、成帝之时。当即岁举秀才其例。东汉三公岁举茂才各一人的制度，当由此而来。
第二，光禄举秀才。《汉书·冯逡传》：“太常察孝廉为郎，补谒者。建昭中，选为复土校尉，光禄勋于永举茂材，为美阳令。”“复土校尉”非官名，乃是为皇帝、皇后丧事而选充的职事，具有临时性质，略近于两晋南朝之“挽郎”。元帝建昭二年太皇太后崩，冯逡当是以这次丧葬，由光禄勋从官谒者选为复土校尉的，事毕当复原官。所以，他是以光禄从官被举秀才的。据建武十二年诏，东汉光禄勋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四行之举始于西汉元帝之时，亦由光禄勋岁举其郎及从官。冯逡之例，知其时光禄勋还有察举秀才之责；当然这还不能就肯定为岁举。
第三，州举秀才。《宋书·百官志》称：“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但《宋志》距汉太远，学人多不引此为据，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另有材料可以提供某些线索。《汉书·王莽传》记平帝元始元年王莽使公卿奏言：
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
事经王太后批准，于是：
“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由以上情况特别是“往者”二字，可知“州部举茂才异等吏”之事在此前就已经存在着了，而且这是一经常性制度，其举主为州部长官，举后不须对策，显系岁举。
卫宏《汉旧仪》中有另一条有价值的记载：
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皆试守，小冠，满岁为真，以次迁。奉引则大冠。
丞相一官东汉已无，这条材料必为西汉之事。这里明确规定了刺史为秀才的举主，并有相应的考召、分类及任官、仪制规定。那么，这就应是一个经常性制度。就是说它应为岁举。
下面对这一制度的时间加以推测。丞相一官，是西汉哀帝元寿二年改为大司徒的。刺史一官，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建平二年到元寿二年州牧复为刺史只有三四年时间，所以上述刺史举秀才之制，其下限更可能在成帝绥和元年那次刺史改名州牧之前。
这条材料中又有廷尉正监平，为明律令科所选。《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汉旧仪》上文既然有廷尉平一官，那么所叙制度之上限，当在宣帝地节三年之后。
又明经科所选，有“诸侯王傅、仆射”。“仆射”疑当作“仆”，“射”字误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汉武帝改王国太仆曰仆，秩亦千石。《续汉书·百官志》：“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傅。”《汉旧仪》既然以“傅”为称而不称“太傅”，那么其制的上限，还可能不会早于成帝。
综合以上考辨，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汉旧仪》所记察举秀才之制，大约是在成帝绥和元年之前，宣帝地节三年之后建立的；还可能就在成帝初年。
刺史原为监察之官，但此官兼有选举之责，这与其监察职责并不相悖。《汉旧仪》曰：
武帝元封五年初分十三州，刺史假印绶，有常治所，奏事各有常会。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传食比二千石所传。刺史奏幽隐奇士，拜为三辅县令，比四百石，居后六卿。
可知刺史原有“奏幽隐奇士”的察举之责。从“拜为三辅县令”这种相当具体的规定看，这种察举已是三辅令的来源之一，而不只是泛泛的荐贤义务，那么这至少应是一经常性制度。据《汉官仪》：“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同诸郡从事。”于定国为丞相，在元帝甘露三年至永光元年。自此，州之地位与行政权力有了较大提高。很可能在此之后，刺史“奏幽隐奇士，拜为三辅县令”之选举责任有了扩大，又增加了明经、明律令二科人士之举，成帝时遂形成了刺史以明经、明律令和能治剧长安三辅令三科举秀才制度。到平帝之时，《汉书·王莽传》所记之州部举茂才异等吏，已成经制。
《汉书》所记西汉茂才14人，元帝及元帝以前得举者7人：赵广汉，约昭帝时以州从事举茂才，任平准令（见《赵广汉传》）；刘辟强、刘长乐，昭帝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为光禄大夫（见《昭帝纪》）；陈汤，元帝初元二年诏列侯举茂才，富平侯张勃举之（见《张勃传》及《陈汤传》）；辛庆忌，元帝初以金城长史举茂才，迁郎中车骑将（见《辛庆忌传》）；萧咸，约元帝时以丞相史举茂才，任好畤令（见《萧咸传》）；冯逡，元帝建昭中光禄勋于永举茂才，为美阳令（见《冯逡传》）。以上7人，无一人明记为州举。赵广汉以州从事举茂才，有可能为州举，但也不排除为其他官员所举之可能。
成帝时及此后举茂才者有7人：薛宣，约成帝初以乐浪都尉丞，被幽州刺史举茂才，为宛句令（见《薛宣传》）；尹赏，成帝时以楼烦长举茂才，任粟邑令（见《薛宣传》）；班回，约成帝时举茂才，长子令（见《叙传》）；师丹，成帝建始中州举茂才，补博士（见《师丹传》）；龚胜，成哀之间，州举茂才，重泉令（见《龚胜传》）；郇相、郇越，西汉末并举州郡孝廉茂才，数病去官（见《郇越并郇相传》）。
这7人之中，薛宣、师丹、龚胜明记为州举。郇相、郇越记载欠明，但至少有一人为州举之茂才。薛宣、龚胜任为县令，当为能治剧科；师丹补为博士，当为明经科。尹赏与班回二人很可能也是州举。总之成帝以后，出现了一批州举的茂才。而西汉茂才特举共6次，时间分别为武帝元封五年，宣帝元康四年，元帝初即位，元帝初元二年、永光三年和建昭四年。这6次之中，除了武帝元封五年为“州郡”举外，其余均与州无涉。成帝后再不见诏举茂才事。那么，成帝以后出现的州举茂才，应该就是刺史之岁举了。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的出版，提供了新的证据。尹湾简牍中的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罗列了117人的现官、姓名、籍贯、原官与任职方式，其中包括三位“以秀材迁”者。他们分别是华乔，原官博阳令，“以秀材迁”郯令（秩千石）；□道，原官扬州刺史从事史，“以秀材迁”戚令（秩六百石）；王贺，原官青州刺史从事史，“以秀材迁”襄贲令（秩六百石）。三者的原官和“以秀材迁”的现官，与东汉刺史岁举茂才的情况，是类似的。尹湾汉墓的墓主师饶，在汉成帝时任东海郡功曹史。那么尹湾简牍中所见3例“以秀材迁”，就强化了我们的上述判断：汉元帝到汉成帝时，建立了州刺史岁举秀才的制度。
总之，在西汉时，丞相可以岁举秀才一人，这大约始于武帝元狩六年；光禄勋在岁举四行一人同时似乎又举秀才，但无法认定为岁举；州刺史有较大可能有岁举秀才之责，其制约定于元帝、成帝之时。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诏，便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形成的。
[1] 关于“文无害”及“廉吏”之考辨，详见本章附录。
[2] 《韩非子·显学》：“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是将相皆可称“吏”。郡守又称“长吏”。《史记》《汉书》有循吏、酷吏之传，其中不乏居高官者。《汉书·杜周传》：“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是三公亦不妨称“吏”。又同书《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是自佐史至丞相皆可称“吏”。故选曹又称“吏部”。区别之则高者为“官”，泛言之则百官皆“吏”。
[3] 劳榦：《汉代察举制度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4] 分见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下册，31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89～90页。
[5] 参见方北辰：《两汉的“四行”与“四科”考》，载《文史》，第2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市长丞、符玺郎例用明法科，参见《续汉书·百官志》“洛阳市长”条注引《汉官》，“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补”；“符玺郎中”条注引《汉官》，“当得明法律郎”。
[7]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42～143页。
[8] 参见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下册，319～322页。
[9] 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95页。
[10] 黄留珠对之已有辨说，参见其《秦汉仕进制度》，171页。
[11] 参见劳榦：《汉代察举制度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12]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90～97、173～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