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的先声：早期浪漫派的启蒙批判

一、缘起

欧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纯粹的理性主义模式转变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先前被忽视的浪漫主义维度，已日益奠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中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在中国，此前浪漫主义留下的恶名阻碍了我们接受、吸纳这种解释学进步的积极成果，导致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接受浪漫主义的积极成果。其中的原因我们会在本文第一部分谈到。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浪漫主义解释模式进入马克思哲学解释系统的事实。亚历山大曾说：“直到20世纪中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广泛接受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属于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传统。随着他的早期著作渐为人知，以及更为一般的思想和政治的背景之变化，这种观点又逐渐被修正甚至被相反的观点所取代……其结果是，马克思思想被视为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激进主义变种。他被看作如果不是浪漫主义的，也是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他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情上和文化上的基础。”[1]同时，查尔斯·泰勒也谈到，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远远地超出了这个传统。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试图抽离这个维度，那么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2]。查尔斯·泰勒进行了深度分析，以证明马克思不仅是激进启蒙运动的传人，也继承和吸取了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优秀成分。在黑格尔已经以很大的气魄和体系完成了那一代人的渴望——把启蒙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统一起来的基础上，马克思以更大的气魄继续前进，因为他对黑格尔的综合分析并不满意，认为这种综合分析仍需要继续探索前行。

马克思主义从德国早期浪漫派那里汲取了诸多灵感。德国早期浪漫派对历史唯物主义诸多论题的形成有着内在影响，对此，我已经在《从浪漫派的“存在先于意识”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载《哲学动态》2007[9]）、《从“史诗”与“浪漫诗”的对接看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载《江海学刊》2008[3]）等文章中做了初步探讨，这里不做重复。虽然这里没有必要细述德国早期浪漫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具体影响，但芬伯格对批判理论的如下解释很切中我们的问题，且值得引述。在他看来，批判理论的根本发现是特殊性优于普遍性。“实在、生命和个人在内容上比试图把握它们，并且在社会秩序中有效地把握了它们的形式更丰富。统治存在于用‘普遍性’和‘概念’对个人的压制中。”[3]这恰恰就是德国早期浪漫派针对德国唯心主义所发出的、切中时弊的批评的核心所在。这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与浪漫主义具有密切的关联，它继承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对德国唯心主义、启蒙理性主义的质疑与批评。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都无法回避这一逻辑，这一点到了批判理论后期似乎更明显。A.施莱格尔曾在谈到推崇理智的启蒙运动与推崇想象的浪漫主义的关系时说：“它们仿佛永远对立，因为理智绝对强求统一，而幻想则在无限的多样性中开展活动，但它们都是我们本质的、共同的基本力量。”[4]这些话肯定会得到阿多诺的赞许，因为他都可以接受更为极端的后期浪漫派诗人艾兴多夫的评价，更何况如此温和的、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呢——我们知道，阿多诺力主的“星丛”理论就来自艾兴多夫。

由此，本文试图从浪漫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尊崇的老师A.施莱格尔的一篇代表性文章，以避开“浪漫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意义”之类太大的题目，从而避免泛泛而论。根据一个文本，我们将立足于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的老师A.施莱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着眼于这一文本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内在联系，从浪漫主义的启蒙批判对唯物史观的重要影响这一角度做出一些概况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