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浪漫主义的遭遇、定位与新解

长期以来，德国浪漫派一直被视为非理性、感情用事、主观主义的代名词，被认为掀起了反动和复古的潮流。从海涅的《论浪漫派》到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与《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从梅林到科尔纽（的马克思传记），莫不如此。这种极端又偏执的见解并未看到浪漫派早期与后期的区别，以及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复杂关系，也没有看到德国早期浪漫派内部的思想差异，甚至没有看到现代化不同时期由于面临不同问题和境遇而造成的浪漫派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意义。他们无视启蒙运动与浪漫派各自内部的明显差异，先把启蒙运动简单化，而后简单地把启蒙运动与浪漫派对立起来，形成对浪漫派的偏见。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对中国近现代激进思潮和乌托邦思维的反思，“浪漫主义”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如果在它的前面加上“政治”定语，就更是如此。（政治）浪漫主义被看作一种以个人心态取代社会现实、以情感之美替代社会之真的激情投射。它的政治化戕害并延误了追求现代化的近现代中国。正如萧功秦的代表性观点所表述的：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产生各种浪漫主义的沃土。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更难拒绝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与愤懑，需要经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求。他们必然要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奋的激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历史带来的种种实在的或潜在的危机与创伤的古老民族与社会现实，又最无法承受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的悲剧性后果。正因为如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对自己民族负责，更需要拒绝浪漫主义。当我们通过反思，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苦涩的反思，抛弃了政治上的“唯美主义”，而回到现实中来以后，我们获得的决不是一个“灰色的世界”。[5]

看得出，他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美好”机遇以及利用好这一机遇所必须持有的冷静、策略、智慧充满信心。而信心的背后隐藏着对历史所经历的浪漫主义设计的惋惜以及当下再陷入浪漫主义的敏感担忧。他尤其忧心的是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所导致的浪漫主义的政治观及其应用的恶劣后果。如果浪漫主义仅仅停留在文学的诗性想象层面上，为不满意平庸、刻板、机械之现实生活的个人提供某种非世俗的人生价值与意义，而不被运用于政治层面，也许就不会引起那么多的批判和否定。浪漫主义的政治化势必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导致政治激荡和各种风起云涌的运动，从而错失发展现代化的数次良机，造成中国现代化“九死一生”。这种看法多少也类似于卡尔·施密特的观点，他把政治浪漫主义只看作政治过程的伴生性情绪反应。在他看来，浪漫主义“想在不必变成能动者的同时成为有创造性的人”，这势必造就了政治浪漫主义的短板，也构成其核心。所以，政治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观的机缘论，它没有能力……在理论的、实践的和实质性的思考中，使自己的精神本质客观化”。因而也就“常常表现得十分激动和兴奋，却从来没有自己的决断，从来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风险。以这种方式不可能获得政治能动性”。现实受制于各种非浪漫力量的牵制，并以不理睬浪漫主义诗性幻想的方式存在和运行。在这个意义上，越是诗性的浪漫就越容易放弃积极改变现实的政治努力。浪漫主义的政治运用，只能是一个有害无益的事件。[6]只要考虑到追求自我、自愿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从独领风骚到毫无用武之地的命运，我们就很难不同意萧功秦和施密特的看法了。

在急迫的现代化意识背景下，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浪漫主义的激烈谴责，就像夏尔·莫拉斯在《智慧的未来》中所说的：“浪漫派的文学攻击法律或国家、公共的和私人的纪律、祖国、家庭和财产；他们的成功的一个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好像是取悦反对派，为无政府状态工作。”[7]这实际上就是把浪漫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混在一起了，是一种夸大的、极端的评价。但是，把浪漫主义用于政治革命，或是用于改革与建设，与在理论层面反思问题日渐突出的现代性以及在价值层面反思、矫正现代性的某些延展，毕竟是两回事。同时，以能否尽快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标准衡量浪漫主义，与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审视浪漫主义并对启蒙、现代化的弊端进行纠偏，是根本不同的视角。从后一个角度来说，以德国早期浪漫派为代表的反思启蒙传统，在德国古典研究取得至高成就的基础上，对自罗马帝国延续到近代的世界主义毫无兴趣，却向往和迷恋古希腊，并在如今的确能给反思现代性弊端提供些许启示。在这方面，“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希腊代表了一种本土的文化。它是纯粹性的象征。古希腊，尤其是雅典，代表了一种与罗马模式所代表的调和主义、文化混同格格不入的自我实现的社会”[8]。这种倾向在海德格尔那里仍然体现得非常明显。为地方性、民族性、异质性辩护，为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辩护的浪漫主义，似乎日益得到了更多当代人的支持。比如，当代研究德国浪漫主义的博雷尔倾向于一种对浪漫主义的正面、积极的评价：（某些）浪漫主义不再是反动的和无理性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与启蒙思想处于竞争关系的现代性理论，一个提供了反思和批评现代社会的有益理论。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不仅是矫正、促生、完善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的有益力量，而且本身更是现代性的精髓以及反思现代社会的核心思想。所以，博雷尔在《浪漫主义批评》一书中说道：“浪漫主义批评的澄清有助于解释对现代性的一些仍在持续的误解。”[9]扬-维尔纳·米勒将其概括为：

现代意识一直是完全由浪漫主义、幻想和反讽的伟大创新而形成的。但正是这个意识，越来越与现代性的技术-理性话语相抵触，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反科学理性的诗意的现代性。……博雷尔把德国浪漫主义“独特道路”的传统理论放在首位：现在，浪漫主义被解读为现代性的精髓，而不是像19世纪以前所形成的观点那样，把浪漫主义看成德国意识中无理性的部分，或者甚至像卢卡奇曾说的那样，是法西斯主义的前提条件。[10]

不管是反省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有过重要影响并在现代仍有着不可忽视的深层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重视与研究）的浪漫主义，还是从德国早期浪漫派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联系上来说，抑或从日后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德国浪漫派的内在关系来说，探讨浪漫主义（在这里就是德国早期浪漫派）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关联，都是我们当今不可推辞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