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重新引进（1977—1990年）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恢复中央领导工作，并亲自负责科学和教育两大领域。他对教育战线上长期禁锢人们思想并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包袱的“两个估计”率先进行批判，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要教育工作甩掉“两个估计”的包袱。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同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教育战线上拉开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帷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更高、更普遍的原则上为解放思想开辟道路。
随着我国政治局势开始重新稳定，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进行相应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从宏观层面对教育学相关研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检讨，并达成了共识。教育学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对待教育学的古今中外问题。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78—1985年的《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明确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提出了建立教育科学研究基地的初步设想，以及尽快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育科研队伍的要求。会议还提出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了教育科学体系问题。[46]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经历了新时期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与引进外国教育学的浪潮。这次浪潮使相对于西方教育学而言封闭了近三十年的中国教育学界重新睁眼看世界，看到了自己的贫乏、僵化和差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形成的一些教育学基本科目，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评价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研究方法等得以恢复。与此同时，从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中分解出来的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和教育行政、学校管理学等多门学科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在内容更新的同时，使教育学学科呈现出由多门科目构成的学科群的结构形态。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次学习、引进热潮，对中国教育学界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需的，它所产生的效应首先是打破了学科领域的僵化与贫乏化的状态，使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群重新呈现出生气与希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学界在一系列教育理论问题的讨论、争论中，开启了教育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其中历时十年之久的“教育本质”的讨论最具代表性。在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中，中国重启了对外国教育学的引进。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氛围中，教育学教材及著作的重新引进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学几乎各学科领域都对本学科在国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传播。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已经在以国外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为参照系，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教育科学。以教育学“中国化”为目标进行外国教育学的传播成为历史的必然。作为一门学科的大教育学，以及从中分解出来的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等多门学科，恢复后都注重从外国教育学的教材及著作的引介中更新内容，并以此来促进本国的教材建设。
（一）外国教育学著作及教材的引进概况
1978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学依据“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博采众长，与西方各发达国家进行日益广泛的学术交流。翻译出版书籍的工作亦逐步进入正轨，此阶段出版了一些外国有影响的教育学著作，这些译著不仅为我国教育学教材的编写在方法论上提供了指导，而且其中若干有益的见解已被我国学者们吸收在教育学的著作中。
这一阶段翻译并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如表1-7所示。
表1-7 1977—1990年引进的部分教育学著作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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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教育学教材及著作的引进为我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提供借鉴
外国教育学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随着教育学学科体系和各级师范院校教育系正常教学工作的恢复与开展，为满足教学急需，教育学教材的建设也开始恢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教委师范司教材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等就已相继组织系列学术会议，涉及教育学教材建设相关问题的讨论。1982年第5期《教育研究》专设教育学教材研究专栏，为学者们思考和探索教育学教材的建设提供平台。在这种活跃、求真的学术氛围下，我国出版了改革开放后教学急需的首批教育学教材，如1979年出版的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和1980年华中师大等五校合编的《教育学》，这本合编教材后由王道俊和王汉澜进行了大幅修改，于1988年出版了新编本的第1版，现今已出版第7版，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材。其后，又相继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教育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版对于教育学教材的恢复、重建以及满足师范教育的需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早期教材并没有实质突破学苏探索阶段的教材编写状况，内容体系仍仿效凯洛夫的《教育学》，既未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也未联系实际教育工作。
此后，教育学者开始注重教材自身科学性与“中国化”的研究。1985年4月5日至11日，教育部在武汉召开1984—1990年高校教育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征求意见稿）讨论会，会上就有学者开始从理论层面对教材建设进行了探讨，涉及教材编撰的指导思想、教材体系、逻辑起点、理论和实践、研究对象等重要问题。会后，各级师范院校纷纷组织教材编写，形成了多样化、多层次和多规格的教材编写热潮，这一时期出版的教育学教材数量猛增，据不完全统计达100多种。
这些先声之作为带动我国教育学的迅速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截至1990年12月，经中国版本图书馆核实，我国公开出版各个类别各种层次的《教育学》共111种（包括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尤以1986年至1989年为高峰期。这表明教育学工作者力求在各种层次上使比较单一化的教材转向多样化。例如，教育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学公共课、教师教育专业或是在职教师培训等均有配套的教育学教材。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学教材建设的盛况空前，也掀起了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史上的第四次热潮。[47]
二、“大教育学”分化背景下，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引进与建设
在这个阶段，教育学研究中出现的另一重要趋势是大教育学的分化。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外国教育学科的引进，这种分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教育学学科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形成的一些教育学基本科目（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评价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研究方法等）得到恢复；外国新兴教育学分支学科亦得到引介。
1983年5月24日至3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会议明确指出，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教育研究》1983年第5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开创教育科学研究新局面》，进一步明确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中心，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为目的。文章还具体指出，在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普通教育学，职业教育学，成人终身教育学，幼儿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教育史，以及以苏、美、日、英、德、法为主，对我国有借鉴价值的比较教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学、教育哲学等理论书籍。
基于此，对教育学学科自身进行反思，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学科体系成为教育学研究者这一时期着力探索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构建我国新时期的教育学学科体系进行了思考和探索[48]，在广泛探讨的基础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学科体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特色”，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包括民族、文化等特点，总结古今中外先进、有用的教育经验和研究成果；第二，“社会主义”，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以此作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第三，“教育学学科体系”，要突破传统、封闭的教育学学科体系，顺应科学发展的趋势——分化与综合，建立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教育学学科体系。[49]与此同时，各教育学学科领域，主要是普通教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统计学、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各学科教材教法、教育未来学、教育社会心理学、教学论等，也开展了学科建设发展的探讨，包括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学科体系，以及某些概念、范畴、规律、观点等。[50]
1983年4月11日，《教育研究》编辑部邀请部分教育科学工作者座谈教育科学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和自身如何现代化问题。21人在会上作了现场发言或书面发言。有的学者提出，要多方面、有重点地了解一些外国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关心各国新兴教育学学科，包括多科性结构的边缘学科，需认识其哲学、文化人种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有的学者更具体地提出要研究、建立教育科学新门类，指出过去一谈到教育科学的门类，就是教育学、教育史、教学法、心理学，其实，教育科学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分化，又不断渗透，不断产生着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教育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独立成为一门科学以后，就处于一种混沌的综合状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教育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门类不分化，人们就无法深入了解教育现象的内在规律性联系，也就很难承担指导教育实践的任务，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新门类，如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法学、教育工程学等，是十分必要的。
1981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举行“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教育科研”座谈会。不少学者提出，要搞好教育科学的基本建设，重视并恢复研究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验、教育统计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法等教育学学科。
（一）外国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引进来源
这一阶段外国教育学的引进来源以欧洲、美国为主。1977—1984年我国引进的教育学著作及论文的国别统计分别见表1-8和表1-9。
表1-8 1977—1984年引进的教育学著作国别统计[51]
表1-9 1977—1984年引进的教育学论文国别统计[52]
在教育学著作及论文引进的总数上，1977—1984年比前两个阶段有所增加。在引进的国别上，共引进美国著作13本、论文17篇，日本著作18本。因此，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比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大。
（二）外国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引进概况
通过查阅有关资料，发现教育学分支学科引进的第一本著作或教材基本处于1977年至1990年这一时间段，可见表1-10。
表1-10 1977—1990年教育学分支学科引进的第一本著作或教材
由表1-10大致可以确定出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在中国最初引进的时间：外国教育史1976年，教育经济学1981年，高等教育1983年，美育原理1984年，成人教育1986年，家庭教育1987年，教育评价1987年，特殊教育1989年，教育信息学1989年，教育管理学1989年。[53]
表1-11 1977—1990年引进的教育学分支学科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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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对外国教育学的引进
1.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20世纪初我国就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和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哲学由于全面学习苏联而被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对教育哲学的研究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几乎没有展开。[5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哲学学科恢复和重建，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985年后，我国共引进教育哲学著作3本，论文6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美]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美]布鲁纳：《杜威教育哲学之我见》，伟俊等译，载《外国教育研究》，1985。
[美]约翰·杜威：《约翰·杜威论赫钦斯的高等教育哲学》，郭琳等译，载《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4（2）：12-15页。
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教育学学科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哲学与方法论的角度给予了理论上的阐明，并对教育史上和当时教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评价和分析。
2.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作为研究教育过程中师生活动心理规律的应用学科，在我国引进得比较早。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曾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得到迅速发展。1985—1990年，我国共引进教育心理学著作23本，论文4篇。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美]G.H.鲍尔、E.R.希尔加德：《学习论——学习活动的规律探索》，邵瑞珍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美]罗伯特·欧文斯：《教育组织行为学》，孙绵涛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英]N.恩特威斯特：《学与教的风格——兼作教育心理学的综合评述》，于禾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
[美]詹姆斯·H.麦克米伦：《学生学习的社会心理学》，何立婴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英]邓尼斯·恰尔德：《心理学与教师》，蔡笑岳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韩向前：《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载《比较教育研究》，1986（3）。
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出版与发表对开阔我国教育心理学界的视野和更新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并引发了对“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此外，有关报纸杂志还翻译或介绍了一些国外有影响的教育心理学理论或流派，如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奥苏伯尔的认识结构同化学说、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以及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学派等。
3.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首先在西方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对教育经济学的引进，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教育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构造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并把它作为构建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参照模式。这一阶段，我国共引进教育经济学著作5本，论文10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美]E.柯恩：《教育经济学》，王玉崑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英]M.布劳格：《教育经济学导论》，韩云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
[美]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曹延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法]L.G.卡斯特利亚诺斯：《教育经济学：比较研究》，祖良荣译，载《外国教育动态》，1991（6）。
[英]M.伍德贺：《教育经济学（辞目释义）》，巴骝译，载《全球教育展望》，1988（5）。
其中，舒尔茨的理论影响较大。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4.教育社会学
20世纪20年代，教育社会学被引进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社会学被宣布姓“资”并被打入冷宫。尽管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问题也在研究，但作为一门学科，教育社会学已被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学的重建，教育社会学也得到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我国也引进了一批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其中部分作品如下。
[英]弗雷德·马勒：《教育社会学范式发展的总模式》，马继森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6（2）。
[美]珍妮·H.巴兰坦：《美国教育社会学》，李舒驰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年。
[英]戴维·布莱克莱吉、巴里·亨特：《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对教育的社会学解释》，王波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
[美]丹尼尔·U.列文、罗伯特·J.哈维霍斯特：《社会与教育》，纪大海等译，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美]E.拉吉曼：《康茨及其教育社会学研究》，禾子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12）。
吴钢：《英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主题之演变》，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2）。
这些著作和文章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理论和实际的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教育社会学中关于教育的社会化作用、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学生群体、学生亚文化，学校、班级社会学等理论，不仅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课题的确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者理论分析的思路和对实际调查结论的阐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外教育史与其他学科一样得到恢复、重建。从外国教育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在资料的挖掘、翻译、整理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间共引进教育史著作12本，论文1篇。此外，还重新翻译了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斯宾塞、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皮亚杰等教育家的名著。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为深入开展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阶段，针对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落后的现状，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影响，立足于世界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去考虑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具体考虑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恢复和重建问题。他们不仅强调广泛吸收国外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揭示了教育学学科与其他科学的联系，而且明确提出了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任务和内容，具体分析了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和动力，初步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途径。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研究人员不仅对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在“文化大革命”前已有的传统学科进行了恢复和重建，而且对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包括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学、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学论等学科开始了探索和研究，并开始重视对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科自身体系的探讨。因此，“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已得到恢复和重建。但这种重建已不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已有学科的重建，目的也不仅仅在于学科研究和教学的恢复，而在于尽早赶上乃至超过国际水平。受国外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在实际行动上已开始注意并重视引进国外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新学科，来重建我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研究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趋势，探索并构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已成为广大学科建设者的共同呼声。由于当时“左”的影响未彻底清除，这种探索与构建还只是初步的，但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为下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