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督教的思想、理论渊源
基督教的思想、理论渊源十分丰富。由于罗马帝国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基督教是在一种相当复杂然而开放的条件下形成的。从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体系、哲学思维特征到精神气韵和内涵，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东西方的思想智慧，出自不同民族的精神文化积淀。基督教形成以后之所以发展迅速，影响广泛，其理论资源的丰富，其文化的包容性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可以说基督教在形成时期，其在理论基础和准备上已具备一个世界性大宗教所需要的道德禀赋和文化容量。
一、基督教与犹太教
（一）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传承
基督教从其产生的最初渊源来说与犹太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在文化传承上。
犹太文化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系统之一。尽管人们相当一致地认为，犹太人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但是从荒漠游牧时期起到巴比伦之囚时代开始，犹太人在信仰方面与其他文明系统并无本质区别——原始多神教在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习俗上占据主导地位。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人被掳往巴比伦以后，受两河流域文化传统的熏陶，东方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特别是亡国流浪的屈辱经历使他们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发生深刻变化。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对“救世主”降临的渴望，对民族辉煌历史的回忆及对自己命运的反思等，演变为对超现实的、永恒的、统治世界万事万物的唯一神的敬畏与信仰，以耶和华为代表“一神论”宗教遂发展起来。公元前5世纪，以色列人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后，这种宗教信仰日渐成熟，并成为犹太教的基本特征之一。
犹太人在西方历史上被称为“宇宙和时间概念的创造者”[6]。他们用宗教形式曲折地表现出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犹太圣经，特别是其《创世纪》篇讲述了宇宙的诞生、时间的诞生、人类的诞生。尽管故事本身充满浪漫的神话色彩，但故事中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道理。
犹太人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一直没有停止反对罗马侵略者的民族抗争。这些抗争大都是在犹太教的宗教形式之下进行的。但随着局势的变化，随着抗争的不断失败，犹太人内部在如何对待罗马帝国的态度上出现明显分化：代表犹太祭司贵族利益的撒都该派投降；对抗争丧失信心、采取隐居禁欲、一心敬奉上帝来等待上帝降恩的艾塞尼派隐退；以犹太中产阶级和宗教知识分子为主的法利赛人则以不合作的消极抵抗为手段；激进的奋锐党虽然没有放弃抗争，但这个主要由犹太下层民众组成、成分复杂的团体也缺乏获胜的手段。在复杂的斗争中，联结这些政治派别甚至是维系散在各处的犹太人民族团结的唯一纽带就是犹太教中对上帝干预人世、派弥赛亚降临、重新建立大卫王国的坚定信念。
这一时期形成的基督教主张弥赛亚已经降临，上帝派其子来人世，不是要恢复正统的以色列王国，而是通过拯救人类的灵魂，建立一个美好、理想的世界——天国。从犹太教中脱胎而出的基督教既带有其母体——犹太教的某些遗传，如崇拜上帝（耶和华）为唯一的真神，相信他将派弥赛亚（基督）降世救人，信守犹太教经卷等，但也明显表现出对传统犹太教的改造，如确认上帝的普世性；接受非犹太人入教；关注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需求等。这使它很快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成为被不同民族的人所接受的宗教信仰。
（二）基督教与犹太哲学—神学理论
犹太教作为信仰一神论的宗教有着相当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完整的神学论证体系。犹太文化的神秘主义和对超越现实世界的“来世”生活的关注在与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其思辨性哲学结合以后，变得更为系统、抽象，其宗教哲学化的特征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下面，我们将以犹太哲学—神学家斐洛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斐洛（Philon，约前30—约45年）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犹太人显贵家庭，一生在亚历山大里亚度过，深受在这里流行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作为当时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犹太哲学家，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希腊文化特别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与犹太教信仰的结合。黑格尔曾这样来介绍和评价他与希腊哲学的关系：“他特别擅长柏拉图的哲学，此外他更以引证犹太圣书并加以思辨的说明出名。他把犹太族的历史当作基础，加以注解。但是历史上的传说和叙述，在他眼睛里都失去了直接的现实意义，他甚至从字句里找出一种神秘的、寓言式的意义加到历史上去，在摩西身上他找到了柏拉图。”[7]
除柏拉图外，斐洛还非常熟悉当时较有影响的其他一些希腊主要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如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等，并吸收其理论中对自己有用之处，努力建立一个能调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 、平衡理性主义和神启主义、沟通神学和哲学的新的思维论证系统和理论体系。
斐洛在本质上是个神启论者，其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宗教信仰辩护，因此，神学在他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借用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维方法，试图通过对神的本质的高度抽象论证，对神和宇宙、人神关系及人对神的认识等命题的阐述，把高度伦理化的犹太教一神论信仰改造为具有普遍的超越主义特征的神学理论。
斐洛认为神是绝对的、唯一的、永恒的、终极的存在。他运用喻义解经的方法，对《创世纪》中神创造亚当之后，又创造夏娃为其做伴进行解释，得出结论：创世纪的神是独居的唯一体。神的本性即唯一。不能有任何东西高于、低于或等于神。神在万物之外，又在万物之中。神是自身完美的、无以复加的、不可改变的。神从其本性来说，不属于任何东西，也根本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上帝在创世纪前后是自身等同的、自有永有的。
关于上帝创世说，他吸收了希腊哲学中有关宇宙创始与终结的几种不同见解，例如，德谟克利特等人主张的宇宙既可造，也可灭，但就其总体而言宇宙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所代表的世界是永恒的，不是受造的，因此无所谓生灭；柏拉图等人论证的世界是受造的，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将永远存在下去。斐洛虽然博览众家地了解所有这些观点，但他本人最接受的是柏拉图的观点。为了增强这一观点的说服力，他认为柏拉图等人并不是这一观点的创造者，早在犹太人的摩西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大量引用《旧约·创世纪》的经文来说明这一问题。斐洛的创世说虽然以神和现实世界的对立为前提，重在强调上帝的永恒性、唯一性和受造世界的单一性，但上帝创世在他这里更多的是指神创造了主宰世界万事万物的秩序，而不是构成世界的物质性基质。在他看来，上帝创世的意义在于神凭借神性的力量和逻各斯的作用，将并非由他创造的物质构成现实的可感世界。这里，神所处理的不再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人们对神的理解也不再基于感性或伦理意义上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后人在解读斐洛的创世说时认为：根据他的解释，世界只是被塑造成的，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物质不是发源于上帝的。这样的创世说与其说是和《圣经·旧约》不如说是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有更多的一致之处了。
基于对神的本质的解释，斐洛又进一步论证了人对神的理解、人神关系等问题。人作为神的造物，如何才能认识造物主？对于神学理论的这一基本问题，犹太人虽不乏神秘主义的解释，但传统的犹太教理论由于未摆脱伦理化宗教的局限，并未能给予圆满回答。斐洛吸收了希腊哲学的超越主义理想和抽象思辨的论证手法，在这一问题上做出创造性贡献。他认为，追求宗教的真正本性应当超越外在世界的局限。神并不居住于用凡人之手建造起来的房屋内，并不与凡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相干。神的唯一真正有价值的存身之处是纯粹的灵魂，对神的信仰与追求不应表现在宗教祭仪上，甚至日常行为上，而必须在内心的虔诚和精神的领悟上。在他看来，《圣经·创世纪》所记述的故事已经表明：作为血肉之躯的人已经败坏，只有智慧和精神之路能引导人走向神。人必须观照神，使心灵向神靠近。只有心灵得到净化，人才能放弃一切受造物，只关注作为太一的神。人在沉思神的永生存在中得到欢愉。由于神是超越的，人也只有在灵魂的超越中才能体味神，与神相通。他强调人必须使心灵从可感世界上升到无形的秩序，上升到看不见的神。对神的认真寻求本身，而不是对神的实际需求，是最重要的。这种寻求即便失败了，也会得到充分的报酬。
对于人认识神的渠道，斐洛认为是神的启示和恩典。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和恩典，人是不可能认识上帝的。神的启示表现为人的神圣的“迷狂”，这是一种信仰的狂热状态，也是一种无我的境界。他所论述的这种神圣的迷狂揭示了信仰与情感的关系。关于这种联系，当时和后来的很多人都有论及。
由于斐洛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8]。
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
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希腊哲学，特别是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塞涅卡为代表的斯多亚学派等希腊晚期的哲学思想和流派几乎是在与基督教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形成和发展的。希腊哲学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命题也同样为基督教神学理论所关注。因此，研究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神学哲学理论就不能不讲希腊哲学，离开了希腊哲学，就无法全面地了解基督教及其神学理论。
（一）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客观的唯心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试图最抽象、最终极地解释宇宙、世界和一切事物及生命现象的本源。为此，他将自己老师苏格拉底的心灵内在原则和德行的一般定义客观化，使之成为独立于人的心灵并与人的知识相对应的实在——理念。他把理念与现象分离开来，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世界说”——变化的、多样的、可感的现实世界与永恒的、唯一的、可知的理念世界。为了解释这两个世界的联系与结合问题，他先是利用“分有”和“模仿”说，说明理念与个别事物之间是本原与派生、原型与摹本、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进而又提出在理念和可感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个数理等级——独立于这两者的第三种因素：“一”或者“至善”。按照柏拉图的解释，“一”就是“至善”，也就是造物主。造物主作为至善，不仅维持自身的善，还要使一切不完善的东西接近自身。他借蒂迈欧（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之口描述了其“创世说”。在他看来，可感世界是生成的，任何生成的东西皆有原因。世界的原因是一个造物主。造物主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时间、创造出天体、创造出各种动物，最后创造出人的灵魂。灵魂本来生活在永恒的理念世界，以后降生为灵魂。如果灵魂在肉体中生活得好，它们在肉体死亡后将返回理念世界，如果生活得不好，它们将转生为动物。
柏拉图的这些理论，特别是其创世说、灵魂说等几乎用不着怎么修改就可直接为基督教神学理论所用，他提出的真正的哲学研究就要达到对神的某种认识[9]更为后世哲学与神学的合流发展打下了基础。
柏拉图通过自己创办的学园培养了大批思想的后继者。其中，最有成就的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的最高成果，他本人也因为学识渊博、著述涉及领域广泛而被称为古代西方学术的集大成者。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中不乏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本质上，他仍继承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和神学目的论。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形式质料说上。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界的每一种对象，都是形式和质料的合成物。虽然他以相当辩证的眼光看待形式与质料的相互关系，但他坚持形式先于质料而存在，是每种具体事物的本质和最初本体。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一定存在着某种先于一切形式、质料的东西，他称之为纯形式（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至善）。纯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和思维逻辑中是永恒的第一推动者，是终极最后的动力因，也是世界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十分谨慎地不直接提到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为在他看来，神一旦直接进行创造宇宙万物的工作，就等于接触了质料，这会使神失去纯形式的崇高与纯粹，反而贬低了神的完美。
古希腊的哲人们对探索宇宙的奥秘、世界的本原有着无穷的兴趣。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宇宙世界、万事万物在他们的眼中既是多彩的，也是同一的，既是多变的，也是永恒的。他们试图通过对其表象和本质进行分解的方式来更深地认识了解它们，通过对世界本原和归宿等问题的探讨，对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和因素的探讨来揭示宇宙万物的深层秘密和世界运行的根本规律。这种智慧的寻觅和思索使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神的存在是必要的、必然的及其相类似的结论。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这种神学目的论主要还是一种理性思辨的结果，其理论体系更多的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但是，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以后，特别是3世纪以后，社会的日益动荡，奴隶制危机的日益严重使柏拉图思想的后继者越来越发挥了柏拉图学说中的神秘主义色彩。由此形成的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神学理论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提诺（Plotinos，205—270年）。他出生于埃及，曾在亚历山大城攻读哲学达11年之久，以后到罗马讲授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3世纪是罗马帝国“政治和宗教的动乱时期”。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普罗提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神学目的论为基础，广泛吸收斐洛等人融合希腊哲学成分的犹太神学理论，以及亚历山大早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顺应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的罗马统治阶级的需要，创造出一个内容庞杂、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理论体系。
普罗提诺认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是“太一”，它超越一切本体，具有绝对的完满性。世界万物的出现是太一完满性“流溢”的结果。流溢的阶段性形成了世界的等级，因此，先流溢出的理智在等级上高于以后流溢出的灵魂、物质等，这是宇宙理性的表现。普罗提诺提出著名的“三一原理”从理论上阐明自终极第一原理太一逐步下降，经由神圣的第二原理心智到第三原理灵魂，然后进入最低的可感现象世界。在普罗提诺的理论体系中，这个“三一原理”是既不可多，也不可少的，其顺序和相互关系也不可变。
太一是绝对原理，是超乎一切之外、之上的神。它是不可名状的、不可认识的。太一派生万物并不需要任何意志或运动，而只是自身的流溢。
心智是太一最先流溢出的第二个神。它也具有太一的永恒、完美，但是作为第二神（原理），它的内容是有生命的存在（不是指动植物和人，而是指绝对的生命形式）和理念，因此，具有多样性。心智是灵魂所在的地方，它的内容是完美的、纯粹的，与可感事物相分离。
灵魂是从心智派生出的。它处于无形的心智世界和有形的可感世界中间。它有两个等级，高级和低级。高级灵魂以理智为追求目标，低级灵魂与质料结合产生可感世界。普罗提诺十分强调灵魂的两重性。它可以和心智结合，也可以和肉体结合，是善恶两重性的表现。在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上，他认为物质是由灵魂创造出来的，进入肉体的灵魂不一定受到肉体的损害，但灵魂下降进肉体的动力却是情欲。灵魂中的善要求归复高于灵魂的心智，而恶则表现为对肉体、物质的迷恋。灵魂的复归，在普罗提诺看来既是指从肉体中的“解脱”，也是指与神圣本体太一相融合所产生的“狂迷”。
普罗提诺的论述，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从太一到物质世界的生成过程，同样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伦理实践和仪式，使灵魂摆脱尘世，归复心智和太一世界。这后一方面就是净化灵魂的修行。
普罗提诺本人并不参加神庙的宗教仪式，对巫术、占星术等也持强烈反对态度。他提倡的宗教精神主要还是道德修行。但是他极力论证的人因追求精神上的神圣本体而产生的“狂迷”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狂热，他理论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又很容易被进一步发挥，用于解释和指导各种超自然的宗教灵修活动。因此，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正是通过他，并通过受到他影响的奥古斯丁，那种被呈现为是整个希腊哲学发展终极结果的神秘主义变成基督教神学，成了中世纪和近代世界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0]
普罗提诺在教育史上也是个相当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曾在罗马教书多年，深为学生们所爱戴，曾被学生们称为“最神圣的普罗提诺”[11]。由于他卓有成效的论证，新柏拉图主义成功地将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情欲二元论的观点引入教育，并使教育的重点开始从注重理性思辨、知识道德等转向精神的修行与自敛。当教育的内容逐渐为精神的修行和对来世生活的关心所充斥，当教育的方法主要是对学生的欲望和活力进行约束时，西方教育的发展便偏离了古希腊文化繁荣期的航向，进入了神性教育的时代。
（二）斯多亚学派与基督教
斯多亚学派（Stoicism）也称斯多葛学派。公元前4世纪，希腊著名哲学家芝诺（Zenon，约前336—约前264年）在雅典市场北部的一个画廊讲学，“斯多亚”意指“画廊”，因此，这一学派又被人们称为“画廊学派”。这一派别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绝对地由一种神秘的必然性所支配的，他们将其称为“命运”“天意”或“神”。人作为宇宙体系的一部分也应该服从这种神秘的必然性。世界万物都来自于神的创造。由神所代表的自然法则对一切人平等，因此，世人皆兄弟。人人都应敬畏神，相互友爱，实现天下大同。斯多亚学派的这种宿命论、禁欲主义、博爱和世界大同的思想与早期基督教所宣传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两派的相互往来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斯多亚学派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后来的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斯多亚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宗教更为强有力。“没有一种早期的哲学体系像斯多亚学派那样，如此紧密地和宗教衔接起来。” [12]斯多亚主义“是世界上最显著的宗教势力之一”[13]。
斯多亚主义者是典型的有神论者。他们把神看作整个宇宙秩序的创造者和工程师。整个宇宙和人类就是从神那里产生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的。服从神的意志对宇宙和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上必须提倡对神的虔诚信仰，因为好人、有道德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智慧的人是敬畏神的；反之，坏人才不信神。早期的斯多亚学派提倡巫术、占星术、显灵术，对各种宗教迷信活动都很积极。以后，它不断吸收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哲学思想，调和各学派理论上的分歧，特别是随着基督教势力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它的泛神论的特点有所减弱。
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思想以人的精神追求为核心，以真理（神的意志）的获得为最高目标，具有十分明显的宗教色彩。在他们看来，人的灵魂应该控制人的情感，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会为情欲所左右，而具有独立的心灵控制能力。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来自塞浦路斯岛，公元前311年来到雅典后，广泛吸收当时在雅典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的思想，其理论是东方希腊主义与雅典各派哲学综合融会的结果。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已经失传。后人主要依据第二手资料对其理论进行研究。他于公元前294年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拥有众多弟子，整个斯多亚学派体系的框架就由他创立。这一体系包括三大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辩证法）。如果把斯多亚哲学比作一个动物，则逻辑学是骨骼，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哲学是肉，伦理学是灵魂。在芝诺看来，世界所有万物都服从自然理性，这是一种顺从自然的本性，也是由神掌管的公正理性。因此，他的伦理学是建立在神学目的论的基础之上的。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越到晚期，斯多亚学派越强调伦理道德，其理论的神学色彩也越浓厚。
芝诺认为教育目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培养人的理性，也就是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在他看来，伦理是与知识、教育不可分的。知识越多、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有道德。[14]这一点与苏格拉底的“知德统一论”颇为相似。
斯多亚派的知识观也带有古希腊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基本特征：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因为它是世界“逻各斯”的体现。在芝诺看来，尽管人们认为自己拥有各种智慧，但“逻各斯”是统一的，人们不可能拥有逻各斯之外的任何智慧。
在芝诺的理论体系中，逻各斯已经常与“神”所混用，甚至被神所代替。到晚期斯多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塞涅卡（Seneca，约前4—65年）、奥勒留（Aurelianus，121—180年）等人那里，神的唯一性与权威性更为突出。塞涅卡认为：“由于人的弱点和不完善，所以人的道德生活需要依靠信仰神的力量来指导，用宗教神学来弥补伦理学的不足。”奥勒留则公开提出，对人来说，相信神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中是毫无价值的。[15]
斯多亚学派在希腊化时期乃至罗马帝国前期的哲学思潮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以后，虽然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力上升，但其哲学理论的很多因素被融入新柏拉图主义的体系之中。经过新柏拉图主义的中介，斯多亚主义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恩格斯在分析早期基督教的理论渊源时指出：“斐洛的亚历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16]
[1]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2]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2页。
[3]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3页。
[4]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页。
[5] 关于希腊多神教、希腊唯灵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内在联系，可参阅赵林：《神旨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2～16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8～329页。
[9] 转引自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0] E. Caird，Evolution of Theology in the Greek Philosophers，Glasgow，Vol. 2，1904，p.210.
[11] Frederick Mayer，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Charles E. Merrill Books，1960，p.111.
[12]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London，1950，转引自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第84页。
[13] John E. Rexine，“The Stoic：Zeno”，in Paul Nash，The Educated Ma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1964，p.79.
[14] John E. Rexine，“The Stoic：Zeno”，in Paul Nash，The Educated Ma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pp.79～93.
[15] 参见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第101、10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