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没有人比一卷的主编更清楚编订《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一书的困难了，而有人认为所有此类著作的编写者对相关知识皆持过时的实证主义态度，如虑及此，则困难尤甚。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第三卷《德国与西欧》初版于1922年，由惠特尼（J.P.Whitney）任主编。如果本书撰写的目的只是希望比前书更权威地叙述这段历史，那么，本书的编写的确看起来有些问题。不过，定期评点一下现状，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过去的70年里，研究早期中世纪史的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此，学者们便可以为更多读者介绍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现状，学生、老师和公众也可借机一览那些按照大致相同要求、写于大致相同时期的关于同一主题的叙述。虽然过程不会那么快，但结论无疑会过时，只能如此，别无他法。如果整个框架如20世纪早期那样还是政治史的框架，那么这部政治史便是一部更具宽泛意义的政治史。同时希望，本书比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政治史更具可读性。在本书导论以及每一章的开题部分，我及撰稿人都陈述了政治史与研究中世纪史的其他方法之间的一些联系。

本卷与下一卷大致以1024年为界，这种分期借鉴了较早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史》的方法。很明显，这种分期除了对德国、意大利以及（或多或少）拜占庭的历史外，没有直接的意义，所以涉及其他主题的各章都做了适当调整。而无论怎样分期，本质上都是在政治史视域下所做的考虑。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必再纠结于目前正在争论的关于“中世纪大转变”（Great Medieval Shift）发生时间的两种对立观点，即，是发生在1000年左右从上古世界到中古世界（或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期间呢，还是发生在1050年左右从“古风社会”（archaic society）到“旧的欧洲秩序”（Old European Order）的转变期间。关于这些以及其他阐释框架，导论部分已有诸多讨论。

相对于阿克顿、惠特尼和坦纳（Tanner）的时代，当前的知识环境宽松，编者协调不同稿件间的阐释及阐释风格几无压力，虽然也希望在“事实”方面尽量少存分歧。在英国、欧洲大陆及北美有诸多研究早期中世纪史的方法，读者如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那的确有很大的好处。为此，本卷的撰稿人相当国际化，而不只是来自操英语的国家。如果仅仅邀请操英语国家的历史学者撰稿，也会有很多便利，但不足之处在于读者读到的研究方法可能会过于单一。从知识上评估现状，不仅要考虑当前所思，还要考察这些思考产生的路径及原因，尤其要强调而不是掩饰国别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在导论部分，我试图陈述这些传统的内涵，并探究它们的优劣。

本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了不易也不宜从地理上划分的主题。第二部分包括九章，分别论述加洛林帝国分裂后出现的各国家组织（polities），其中一章专论英格兰，不管从制度、文化，还是政治上看，英格兰都是后加洛林秩序中的重要部分。最后一部分专论非加洛林的欧洲，包括拜占庭和处于欧洲的伊斯兰国家组织，以从东北到西南为序安排各章。为了避免太多章节篇幅过小，本卷和第二卷划分了职责。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历史以及凯尔特宗教史的内容纳入第二卷。而从最早到1054年的俄罗斯史则全由本卷叙述。原计划专章讨论西欧700年到1050年的犹太人和犹太人生活，后因撰稿人离世而又不能及时找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撰写任务的替代人选，不得不阙如。本来计划撰写的关于领主（Lordship）以及战争（Warfare）的几章，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关于这些章节所涵盖的内容，我在导论一章略有述及，而这一章的篇幅也因此略有增长。

每章都附有第二手资料的参考书目（包括尾注未提及的著作），但引用一手资料时，则只标出简要标题，书后附统一的一手资料参考书目。地名拼写依照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惯例。中古人名拼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偏见与习惯的问题。编者整体上偏向符合英语国家的习惯、更国际化的而不是过时的拼写模式：如用鲁道夫（Radulf/Rudolf），而不是拉尔夫（Ralph）或拉乌尔（Raoul），用奥多（Odo）而不是欧德斯（Eudes），用亨利（Henry）而不是海因里希（Heinrich）、恩里克（Enrico）或亨瑞（Henri）。结果可能是有些名字会显得陌生，但这样做有利的一面是，可以对生活于10世纪人们的名字进行统一。在20世纪，分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欧洲学者对中世纪的同一个人冠以了不同的名字拼写。像Raoul和Eudes这些传统的形式在索引里可以相互参照。技术术语基本上以拉丁语或本地语形式保留，首次出现时给予解释。

在完成这样一项艰巨任务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向所有撰稿人致以谢意，尤其是那些对我延迟送达删改意见，而仍旧体谅有加、谦恭有礼的撰稿人，也向那些按期交付稿件而忐忑等待的撰稿人致谢。1994年，我迁往南安普顿时，虽然还未全部完工，但本卷大部分材料都已准备就绪；尽管撰稿者更新了他们的参考书目，他们对正文内容也仅仅做了几处微小的修改。1994年以来的延误有几个原因：健康状况不佳；在大学里担任其他职责；尤其是随着其他各卷的出版，体例已经确定，这迫使我不得不重做本以为已完成的编订工作，原先认为不用做的工作还要去做。本卷的读者不会因延误而遭受影响，但一些撰稿人却饱受其苦。对于他们的忍耐宽容，我感激不尽。

对莎拉·汉密尔顿博士（南安普顿大学）和埃莉诺·斯克林博士（剑桥大学彼得学院）深表谢意，她们在本卷准备的最后阶段帮我核对引文和参考书目。特别感谢金蒂·纳尔逊、乔纳森·谢泼德和克里斯·威克姆，感谢他们友善的帮助和为我在谋划本卷及应对撰稿人时所遇到的知识和心理难题所提供的无私建议和支持。在整个准备阶段，我和罗莎蒙德·麦基特里克互提了很多建议，并就各自编写的一卷交换了大量信息，为此我想在这里表达我的谢意。还要感谢她在本卷酝酿阶段的多个关键节点给我以急需的支持。最后，我还要向威廉·戴维斯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全体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自始至终给我以帮助，且在书稿提交前给予了耐心的等待。

提姆西·路特（Timothy Reuter）

顾銮斋 译

刘立壹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