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卷于200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叙述约1300—1415年的欧洲史，也涉及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它与本书第一版相对应的，是C.W.普鲁维特-奥顿和Z.N.布鲁克主编并于1932年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史》第七卷（下面简称“1932年本”）。本卷内容充分反映了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欧洲14世纪历史认识的变化。

一

本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比“1932年本”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史，特别是后者。经济社会史在西方史学中早已出现，但在其史学中取得突出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关注点的这种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社会发生重要变化的反映。

社会史涉及城市生活、乡村生活和家庭生活，及城市和乡村管理、人口、婚姻、妇女史等多个重要领域，也包括共同体精神的变迁。不同的土地制度和生活传统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时期及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出生率、结婚率和死亡率都不一样。本卷从动态的角度描写人们生活的特点，即不把14世纪的社会生活看成一个僵化的模式，而是关注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变化。在第二章中，作者指出，14世纪里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传统的公社价值观得到重塑，成为文艺复兴各种观念和理想形成的基础之一，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文艺复兴的背景及其与中世纪的联系。人口和妇女问题受到高度重视，这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第七章“瘟疫和家庭生活”相当广泛地讨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其他章节也不时地提到一些精英妇女的地位与作用。此外，以前通常被历史学忽视的犹太人、异端、罪犯、穷人，也成了主流研究的组成部分。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西欧各种新因素的出现。通常认为14世纪是一个无可奈何地衰落的、黯淡的世纪，虽然有时也承认某些新因素的出现。在本卷主编看来，“1932年本”就过于强调其负面形象，所以本卷在展示它衰微的一面时，更多地肯定了新的东西及其活力。这些新因素主要有：

1.13世纪开始的“商业革命”在14世纪上半叶发展到顶峰，该半世纪下半叶成为“许多变革的开端”（第175页），这些变革在下一个世纪里加速进行。其基本表现是西欧的核心区开始从地中海周边地区、东欧输入粮食、原材料并向它们输出手工业品。到15世纪时这种贸易格局变得相当明显，可看成国际分工初步形成的表现。与这一变化同时进行的是贸易技术或手段的重要变化，如大公司、银行、汇票、保险及传送商业信函（以及汇票）的定期信使服务等的出现。另外，14世纪末，欧洲经济发展中心开始从意大利北部向南部德意志转移，这是未来欧洲北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心的一个步骤。

2.欧洲各国起源于前一世纪的中世纪议会在14世纪普遍走向成熟，国王、教俗贵族和城市三方的关系制度化了，有了矛盾他们可以在议会里讨价还价，而不是随随便便诉诸暴力。对欧洲来说，14世纪多灾多难，天灾人祸接连发生，1337年开始的英法百年战争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期，1348年暴发的黑死病造成大量居民死亡，英法等国发生市民、农民暴动。还有一些国家出现继承危机，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加深，政教斗争的尖锐化也加剧了这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冲突。所有这些都曾促使统治者萌生和强化与臣民（主要是贵族和市民）共度时艰的观念。1302年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第一次召开全国三级会议，其目的就是团结国内力量与教宗卜尼法斯八世斗争。面对众多的冲突和矛盾，统治者纷纷通过与下属协商的方式以便取得尽可能一致的意见，议会成为统治阶级各集团合作的平台。国王希望以此取得征税或动员臣民的权力，贵族或城市则希望借此限制正在成长中的王权，防止君权滥用及官僚机构迅速膨胀。中世纪的议会到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期虽然大都走向衰落，但英国革命爆发于国王与议会的斗争，法国革命爆发于三级会议内部的冲突，现代西方的议会制度起源于中世纪，这已成为定论。关于权力结构或政府管理的这种变化及其与近现代的关系，“1932年本”已经有所觉察，但本卷作了更肯定性的评价。

3.伴随着上述变化的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本卷第二章指出，一般认为13世纪大学教育中那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在14世纪消失了，这样讲虽有一定道理，但该世纪在神学、法学、医学等领域的教育成就不应低估。法学家们用罗马法来论证政治发展的新成果，讨论诸如政教之间、君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丁还对教宗权力提出挑战，认为世俗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与作为上帝代理人的教宗无关，国王们和皇帝也无须对教宗表示忠诚，这些思想影响深远。

4.神学思想也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了一种信仰个体化的趋势。比如，“鼓励个人通过使用许多不断增长的、原创性的冥想文学走向得救”，成为“该世纪最有创造性的宗教成就之一”（第12页）。信仰的个体化实际上是对个体智力的肯定，是16世纪初宗教改革的基本信条“因信称义”和“预定论”的理论基础。14世纪后期英国威克利夫的学说实际上预示了宗教改革的发生。有意思的是，关于这种变化的性质，研究中世纪思想或早期人文主义的学者曾视之为“经院哲学”的衰落，本卷作者指出“这样一种解释似乎值得怀疑”（第63页）。

其他一些方面，如本土语言的使用也是新因素的重要表现。在这个世纪里，教士或僧侣们用本土语言撰写、宣讲布道的文本。圣经也开始部分地被译为各国文字。一些作家也这样做，“但丁和乔叟很可能是以其各自的本土语言来引用缪斯的第一批诗人”（第301页）。

上述各方面的发展，拿我们的话来说，最终为未来的资本主义起源提供了条件。或者说，资本主义起源的条件，不仅指像14世纪在佛罗伦萨等地出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还包括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以及某种萌芽形态的世界分工的形成，这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发生全方位变化的结果。

二

关于本卷的内容，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政治军事史，特别是其中的政教关系，依然是重点。与“1932年本”相比，这方面的篇幅有所减少，但不意味着其重要性的降低。本卷第三部分专门讨论政教关系，第二、第四部分大体上相当于国别史，着重叙述各国的政治军事史，但欧洲中世纪的特点是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政教的冲突与合作。14世纪的政教关系发生了不利于教会擅权的变化，因为各国的王权在增长，王权的增长是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复杂化的结果，不可阻挡。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天主教的势力在继续扩张，1386年立陶宛大公约盖拉（Jogaila）皈依天主教，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另外，国内的世界中世纪史教科书通常会讲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八次十字军，实际上14世纪里教皇和一些世俗统治者还有多次十字军的尝试，本卷对此有颇为详细的叙述。关于各国国王和历代教宗的性格、百余年间的许多政治事件、教会大分裂时期的众生相、俄罗斯或奥托曼的兴起过程，本卷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特别是，安纳托利亚半岛上众多伊斯兰埃米尔小国与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又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很能说明为什么奥托曼帝国在兴起后能驾轻就熟地在宗教上采取宽容政策。

其次，本卷的写作风格是偏重于历史事实、历史观点的叙述和分析，大手笔的概括不多。按主编自己的解释，这是由于他的“眼界和抱负都比较有限”，不奢望对历史作出“宏伟的全景式扫视”，他追求的是通过叙事和观点的介绍，再作出一些适当的评价，以激发读者的思考（第6页）。他接着又强调指出，这样做是为了接受先前的教训，因为从“1932年本”来看，此类陈述很容易过时，它们只反映了当时作者的“种种盲点和错误见解”，所以他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那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笼统的或自以为是的陈述”（第10页）。可见，主编心中可能有自己的“全景式”见解，但他不想把它们都写出来。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到，本卷的叙事和分析风格有助于我们对一个个具体的史实进行思考，有助于理解主编所想强调的欧洲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但若要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显得不太容易。了解这一点，了解这种写作风格的利弊，会使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在得出自己的结论时，不会过于自以为是。

再次，14世纪是通常所说的早期文艺复兴时代，但关于早期文艺复兴的产生和代表人物，特别是中国读者颇为关心的作为其背景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本卷没有予以比较完整、系统的讨论，有关论述散见于第八章“14世纪欧洲的贸易”、第十二章“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文学：本国语言的使用和缪斯”、第十五章“但丁和彼得拉克时期的意大利”等处。本卷关于当时佛罗伦萨等地手工工场运转情况的叙述甚至不如旧版《剑桥中世纪史》，不过在旧版中，这方面的内容不是在本卷主编所声称取代的第七卷，而是在其第六卷。

最后，本卷的众多作者虽然主观上大都希望做到尽可能客观地叙述和分析历史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一般只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看问题，对他们的分析和结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另外，由于这是在老版本上的更新，它带有老版本的一些特点。比如，在本卷内容所涉及的空间范围看，它虽然给予了东欧、西亚和地中海东部更多的关注，但集中于西欧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这点没有变，这是这套书的特点。

三

关于译文，有两点得说一下：

1.原书用了许多斜体字，一般都是非英语的西方语言，包括拉丁语，译文一律加粗。但在以下情况下不加粗：作者先用英语，然后在括号中用斜体字标出原来的语言或术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翻译时把斜体字放在括号里，但不加粗。另外，句子中并非开头、非专有名词或章节名称而首字母或整个单词都用大写的，也予以加粗。

2.不少人名和地名有多种称呼，源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同一个人名、地名的不同拼写或发音，本书作者来自不同国家，他们在称呼这些人名、地名时往往根据自己国家的习惯，虽然有的在括号内会注明其他称呼，但大多数没有这样做，我们一般根据作者的用法翻译，并在括号内注出原文。比如，“圣法兰西斯”和“圣弗朗切斯科”其实是同一个人，即方济各会的创始人，我们还是根据原文作出不同的翻译（后者主要用于教堂或修道院的名称），但“圣母马利亚”虽然在不同语言中写法有区别，本卷的译名是统一的。由于这个原因，全书中少数人名或地名可能有两种或几种译法，请读者多加注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些不太著名的人名、地名，难以确定不同的称呼是否指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地点。

本卷的翻译分工如下：郭俊译第五章，刘慧译第六章，柴彬译第八至十章和第二十一至二十七章，谷延方译第十一至十五章，张殿清和郑朝红译第十六至二十章。我翻译其余的正文及目录、前言、索引等，并对全书进行统一校对。

由于原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出现了多种语言，特别是拉丁语，常常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和语言能力，十分感谢多位审读专家和本卷编辑先后对本卷译稿提出的各种修改意见，如果仍有译得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非常感谢！

王加丰

2019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