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艺术教育

一　人文学科诠释中的艺术教育[2]（代绪论）

史密斯文/王柯平译

距首次访问中国，转眼已逾8年。1997年，我应王柯平教授之邀，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学。其间，我谈到美国学界讨论和推行的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也许是受其启发，他提议将我当时主编的“多学科艺术教育丛书”（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General Series）翻译成中文，为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及理论探索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和多学科艺术教育方法的积极倡导者，我自然乐观其成，随后协同相关机构与人士顺利解决了免费转让版权等事宜。1998年该套丛书的中文版在中国付梓行世之后，读者反映据说不错，近来有的译本听说又重印了一次。我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与研究人员估计不在少数，他们若有机会阅读这套丛书，对我本人及这套丛书的作者来说，都是一大幸事。为了方便中国读者，适应其阅读习惯，王教授特意组织几位同事，删繁就简，撰写此书，并约我作序，我欣然答应了。本书主要阐述美国多学科艺术教育的基本特点与运作方式，这里显然无须我画蛇添足了。因此，谨借写序的机会，我将从人文学科角度谈谈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和目的性等问题，以期引起关注艺术教育的学者一同思索。

列维（AlbertWilliamLevi）曾言：“当我们在体验作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各种艺术之际，我们务必将其解释为一种需要，借此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现实状况、价值观念与奉献精神。因为，艺术不仅生动具体地表现生活，激发想象力，整合某一社会或时代的不同文化要素，而且还呈现出我们所效仿或拒绝的各种样板、模式、视野和抱负，也就是那些不动声色地诱发我们批判反应的种种抱负等。”的确，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我一向认为艺术教育具有重要的功能，可以让人重温人类的可能性与成就，让人重新确立自信与希望。著名的艺术史家克拉克（Kenneth Clark）就曾指出：“每当我们人类感到绝望之时，我们不由想起维斯雷（Vézelay）或沙特尔（Chartres）的古老教堂，拉斐尔的杰作《雅典学园》（School of Athens），提香的绘画《神圣与世俗之爱》（Sacred and Profane Life）。此时此刻，我们再次为富有歧义的人性倍感自豪。正是这些艺术杰作拯救了我们的自信心。多少世纪以来，这些杰作一直与我们的祖先言说，而现在则与我们言说，真是非同寻常。”[3]除了西方文明中这些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之外，我们当然可以加上东方文明中的艺术杰作，譬如中国宋元明代的绘画，像马远、黄公望和唐伯虎等人的山水名作等。

如何解释这些艺术杰作的拯救力量呢？我想借用另一位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拉斐尔（Raphael）、伦勃朗（Rembrandt）、凡·高（Van Gogh）和塞尚（Cézanne），不但是艺术史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收藏家地位的象征。他们是人们关注的核心，无论令人厌恶也罢，倾慕也罢，批评也罢，摒弃也罢，但总是充满着我们无法割舍的活力。他们是文化英雄，是世俗万神殿里的诸神。无论他们是有益还是有害，静穆还是多变，他们终究像诸神一样引起我们的敬仰或诋毁，因为他们有助于照亮我们的整个心灵。如果没有他们，人类的心灵将一直被笼罩在黑暗之中。”[4]有关艺术的另一种说法来自豪瑟尔（Arnold Hauser）。豪瑟尔尽管采用了与克拉克和贡布里希不同的哲学论说方法，但却不约而同地认为：“伟大的艺术对生活所作的解释，竟然能使我们更为成功地应对混乱的事态，能让我们从生活中汲取更令人信服的现实意义。”[5]

在我们中间，举凡力图进入艺术杰作的世界之中者，都知道上述论说的真谛所在。我曾说过，艺术教育乃是当务之急（critical necessity）。人文哲学家考夫曼（Walter Kaufmann）曾罗列出以下四大理由：艺术教育不但可以陶情冶性，教人欣赏艺术之美，而且可以孕育审美灵视、批判性思维以及自愿从事不同文化或多元文化娱乐活动的能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