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北平和平解放。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通过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自即日起将北平改名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北京大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一、人民政府对北京大学的接管和初步改造

1948年12月17日凌晨，包围北平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大农学院所在地罗道庄，农学院解放。1949年1月31日，整个北平解放。2月28日，北大在民主广场召开欢迎接管的全校大会。汤用彤教授代表全校师生员工首先致词，表示欢迎接管，继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宣布正式接管，并讲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同时宣布: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立即解散，活动立即停止;训导制取消;党义之类的反动课程取消;学校行政事宜暂由汤用彤教授负责。3月1日，钱俊瑞、张宗麟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代表，奉命到北大督导行政教学工作，并派7位联络员驻校，了解情况，进行联系。3月31日，钱俊瑞调任其他工作，其职务由周扬接任。5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以秘字982号文通知北大:奉军管会决定，成立校务委员会，任命汤用彤、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费青、樊弘、饶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镜清、金涛、杨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19名教授和两位讲助代表(讲助会推举俞铭传、谭元堃)，两位学生代表(学生会推举许世华、王学珍)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汤用彤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及讲助代表1人(俞铭传)、学生代表1人(许世华)为常务委员。同时下达《大学校务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其中规定:“校务委员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主持全校校务，并商定全校应兴应革事宜。”据此，学校行政工作、教学工作即由校务委员会领导。军管会还任命曾昭抡为教务长，郑天挺为秘书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钱端升为法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向达为图书馆馆长。(1950年5月4日，郑天挺辞秘书长职，被批准，由王鸿祯教授继任，同时王鸿祯、马大猷被任命为常务委员，郑天挺仍任校务委员。1949年8月，许世华毕业，改由王学珍、杨传纬代表学生会参加校委会，王学珍任常务委员;1950年3月学生会改选，由钱度龄、杨传纬参加校委会，钱度龄为常务委员;1950年7月，又改由杨传纬、王天根参加校委会，杨传纬为常务委员。1951年王鸿祯因公出国，由张龙翔代理秘书长，出席校务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成立后，军管会代表和联络员即行撤销。

1951年6月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到校视事。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第一任校长。6月18日，教育部又通知北大:政务院89次政务会议通过汤用彤为北京大学副校长，除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外，请即通知先行到职。此时，教务长曾昭抡已调任教育部副部长，经教育部批准，由张景钺任教务长。北大有了校长以后，根据1950年8月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学校改行校长负责制。在校长领导下，设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副教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长、各院院长、各系主任及工会代表4至6人、学生代表2人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

在此期间，北大的院、系、学科设置有不少变动，主要有:(1)1949年6月17日，奉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训令，取消教育系，该系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二年级以下学生转其他系。训令同时规定:清华法律系取消，该系学生可转该校其他系或北大法律系或政法学院。(2)1949年7月28日，华北高教会决定将辅仁大学农艺系并入北大农学院，该系学生和三位助教转入北大，农场、书籍亦移交北大。华北高教会还提出，中法大学医学院学生、西北大学政经学院学生是否可以转入北大。8月8日北大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则接受中法大学医学院学生转入(后来转入学生280名，插班于二、三、四年级);西北大学政经学院的学生转入北大的问题，如华北高教会核准，可以接受，须重新编级。(3)1949年9月15日，华北高教会通知北大:为有重点地大力发展东方语文与培养东方语文革命工作干部，决定将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并入北大东方语文学系，南京大学边政系五位教师一同调入;决定从各地调50名学生和干部入北大东方语文专修科学习。1951年3月，教育部批准北大将东方语文专修科的学习年限由2年延长为4年，同时取消专修科的名称。(4)1949年9月20日，华北高教会发出高教秘字1601号文，令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组成独立的农业大学。(5)1949年9月22日，校委会讨论决定，遵照高教会的通知，北洋大学建筑系并入北大。(6)1950年1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请示，决定北大医学院(包括北大医院)划归中央卫生部管辖。是年2月13日在辅仁大学礼堂举行了移交典礼。医学院离开北大后，仍称北大医学院，医预科仍在北大上课，由北大领导，到1953年2月，始改称“北京医学院”，医预科亦移交给北京医学院。(7)1950年10月6日，教育部高一字811号文令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业经呈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自1950年暑假后停办，该校原文史系、法文系合并于北京大学，数学、物理、化学三系学生如有不愿去华大工学院者，也可到北京大学就读(9月26日，中法大学将转入北大的157名学生的名单、档案送交北大)，有关各系的教师职工也转到北大;中法大学工厂之厂房机器、全部学生宿舍(家具)、文史系和法文系的图书及全部线装书归北大使用(中法大学机械厂由北大接收后，改名为“北京大学仪器制造厂”)。(8)增加专修科:1949年暑假，工学院增设2个专修科，包括发电工程专修科，招收学生37人;农田水利专修科，招收学生20人，学制2年，只办一期(1951年暑假，发电工程专修科毕业24人，农田水利专修科毕业13人)。1949年第二学期(1950年2月)，地质学系增设地质专修科，春季始业，招收学生31人，学制2年，只办一期(1952年初毕业学生17人)。1950年，北大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合同，由行方出资，举办“北京大学银行专修科”。1950年10月，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各大区分行抽调120名干部入校学习。其中大多是科长、主任或处长，多数为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年龄在18~45岁，学习期限3年。1951年秋，按大学招生标准招收高中毕业程度学生166人，学制2年。毕业生均由中国人民银行分配。银行专修科共办两期。1951学年度，受军委委托，举办土木工程专修科(招学生15人)、建筑专修科(招生人数不详);受燃料工业部委托，举办水力发电专修科(机械组招学生33人、机电组36人、土木组32人);受贸易部委托，举办东语矿产专修科(矿产贸易组招学生25人，东语贸易组招29人)，学制皆为2年，均只办一期。1951年12月21日，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发出通知，委托北大开办“少数民族医科预备班”，为新疆和其他省市培养少数民族医药干部，学制2年。第一学期学生于1952年1月报到，春季开学。原准备每两年招生一次，每期招80名，但实际上只招了一期。

在此期间，北大初步进行了一些教学方面的改革。1949年和1950年上半年，主要是根据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共同纲领》有关文化教育的规定，取消反动课程，停开已不适应新中国成立后新情况的课程，开设革命的政治课和适应新情况的课程，精简和调整了一些课程的内容。1949年4月7日和8日，法律系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停开民事债务、民法亲属继承、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刑事政策、商法、比较宪法、国际私法等13门课程，新开新哲学、社会发展史、马克思经济学说、国际关系、现行法令政策研究等5门新课程。在法律系的影响下，有些系也停开和新开了一些课程。1949-1950学年(1949年下半年和1950年上半年)按照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通知，为全校各院系各年级学生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史)，为文、法学院毕业班学生开设了政治经济学。据1950年3月统计，1949-1950学年第一学期，全校停开课程77门，新开课程100门;第二学期，新开课程87门，减少分量的理工医课程98门，调整内容的课程65门，减少学时的课程30门。

1950年6月1日至9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5个文件。学校在贯彻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精神中，着重做了以下工作。

1.制定各系的课程方案(教学计划)。第一次全国高教会议后，教育部于1950年9月发出文、法、理、工学院20个系的课程草案，作为各校制定课程方案的参考。学校各院系根据高教会议的精神，总结一年多来初步改革的经验，参考教育部的课程草案，制定了各系的课程方案。方案除废除反动课程，列入革命的政治课以外，力求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培养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使学生成为国家的高级建设人才。理学院和工学院各系的方案由学分制改为学时制，文学院和法学院仍暂时维持学分制。新的课程方案，亦称教学计划，于1951年10月正式报部。

2.组织学生实习。《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为加强教学与实际结合，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的实习和参观，并将这种实习和参观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为贯彻这一规定，学校于1950年7月至9月，利用暑假，组织理、工、文、法各院系三年级学生及少数一、二年级学生进行参观实习。理、工学院的学生主要到东北各厂矿实习，如工学院土木系赴四平市水利局实习，机械系赴沈阳汽车总厂实习。文、法学院的学生主要到各地的银行、法院、博物馆参观实习，如法律系的学生参加北京市人民法院的案件审查工作等。与此同时，各院系在制定课程方案时都将参观实习列入了方案。

3.开始建立教学研究指导组。《关于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中规定“应就各项主要课程组织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师实施互助，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按照这一规定，并根据有重点地逐步进行的原则，北大于1950年11月，建立了微积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植物学、电讯、电力、中国史、西洋史、现代文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国家论等第一批38个教学研究指导组。

与此同时，北大还遵照教育部1950年10月14日的指令，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吸收长期参加革命或工厂劳动之优秀工农干部及工农青年入学，施以中等程度的文化及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使之能升入高校继续学习，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专门人才。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由教务长曾昭抡兼任，1950年12月举行入学考试，1951年3月5日开学上课。

二、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进行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

(一)院系调整

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应将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适应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教育部在前几年小规模调整的基础上，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于1952年6月开始，对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中，北大工学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及其他学校;地质系调出，和其他院校的有关系组建为北京地质学院;政治系、法律系调出和其他院校有关系组建为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部分师生调到中央财经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史、哲、经济等学科和理学院、辅仁大学的文学、西语、经济等系科以及南京、武汉、中山大学的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北大成为一所侧重于文理科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大学，主要为国家培养基础科学方面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不设学院，设12个系、7个专修科、2个医预班和华侨学生先修班、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和小学(原燕京大学附小)。

12个系是:数学力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地理系、历史系、中国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学系、西方语言文学系、哲学系、经济系。7个专修科是:数学专修科、气象专修科、矿物分析专修科、油料分析专修科、语言专修科、图书馆专修科、东语贸易专修科。2个医预班，一个是原燕京大学为协和医学院培养的，一个是少数民族医预班。上述华侨学生先修班、两个医预班和矿物分析专修科、油料分析专修科，在在校学生毕业后即停办。数学、气象、语言三个专修科，遵照教育部的通知，自1953年起停止招生，其中语言专修科可并入中国语言文学系，数学、气象专修科不再举办。

院系调整后，北大的校长仍为马寅初，副校长为江隆基和汤用彤。江隆基1925年至1927年曾在北大学习，是北大校友。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他来北大后，协助马寅初校长主持学校校务。院系调整后，北大的校址从城内沙滩等地迁至西北郊原燕京大学校址“燕园”(燕京大学停办)，仅矿物分析专修科、少数民族医预班等暂时仍在城内原北大二院，工农速成中学暂时在红楼。1952年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在燕园开学、上课。

(二)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

1952年，在进行院系调整的同时，北大按照教育部的部署，遵照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开始进行全面、系统的教学改革。

1.设置专业和专门组(化)

学校原来所设系科，不分专业。1952年，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办法，在各系设置专业，按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当年，12个系共设置33个专业，它们是:数学力学系设数学专业、力学专业;物理学系:物理专业、气象专业;化学系设有机化学专业、无机化学专业、分析化学专业、物理化学专业;生物学系:植物专业、动物专业、植物生理专业、人体及动物生理专业;地质地理系设自然地理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系设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新闻与编辑专业;西方语言文学系设德国语文专业、法国语文专业、英国语文专业;东方语言学系设蒙古语专业、朝鲜语专业、日本语专业、越南语专业、暹罗语专业、印尼语专业、缅甸语专业、印度语专业、阿拉伯语专业;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设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哲学系设哲学专业、心理学专业;历史学系设历史专业、考古专业;经济学系设政治经济学专业。此后至1956年间专业有所增加，主要有:1954学年度恢复法律系，设法律专业;1955学年，在地质地理系增设地质学和经济地理两个专业;1956学年度，生物学系增设生物化学，地质地理系增设地球化学专业，同时图书馆专修科改为本科，并改称图书馆学系，设图书馆学专业;1954年6月，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设捷克语班和波兰语班(1956年6月调到北京俄语学院)。此外，1955年还设立了研究原子能的物理研究室。

苏联的高等学校，每一个专业还分设若干专门化(专门组)，把学完基础课的高年级学生分到各个专门化，培养他们在该专业的某一方面具有专门的知识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1953年遵照高教部的指示，北大研究了专门化的设置问题，并决定首批建立38个专门化(专门组)，如理科数学专业设置微分方程、数学分析、几何学、代数学4个专门化;物理专业设置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固体物理、电子物理、光学5个专门化;文科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中国文学、中国语言学2个专门化;历史专业设置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史、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史、汉族以外中国少数民族史6个专门化，等等。这以后，专门化的设置逐年有所增加。

2.制定专业教学计划

1952年，在院系调整期间，学校即遵照高教部的指示，以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为蓝本，为调整后所设各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并于是年9月下旬，完成了这一工作，报高教部批准。这次制定的教学计划与过去的课程方案不同。它的内容包括了(学习年限内的)总学时、周学时、课程设置、实习、考试考查门数、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上课周数、考试日期、寒暑假等等，详细而具体。院系调整后，从1952学年起，即取消学分制，实施新制定的教学计划，开始按专业有计划地培养专门人才。此后，虽然对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作过多次修改，但其框架没有改变。

3.制定教学大纲和编译教材

苏联的高等学校认为，教学大纲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对各门课程应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技巧的范围。1953年寒假，学校集中制订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并提出:制定教学大纲时，应首先明确该门课程在计划中的地位、作用和要求，既要保证该课程的科学系统性，又要反映出来专业的要求;教学大纲应包括课程的目的任务、讲授内容及其广度、深度和重点、各章节的学时分配和教学的进度、教材和必要的参考书。寒假结束，大部分课程都有了教学大纲。至1956年，除了少数新开课程和专门化课程外，基本上都有了教学大纲。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院系调整后，各系各教研室花了很大力量组织教师翻译和编写教材。从1952年到1954年1月，全校共翻译了苏联教材54种，根据苏联教材改编或完全自编的教材167种。其中39种获高教部推荐在全国各综合大学交流使用。到1956年10月，全校59%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有了翻译或自编的教科书或讲义，20%的课程有了讲稿，其中完全自编的教材112种。

4.推广苏联的教学方法，增加教学环节

学校原来有讲授、实验、实习、考试、毕业论文等几个教学环节，学习苏联经验，增加为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教学实习、生产实习、考试、考查、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及答辩等多种环节。为了完善各个环节的教学，学校还对各个环节的教学目的、要求、应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方法提出一些规范性的文件，供参照施行。在加强教学环节的建设中，很重要的是重视实践性教学。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都增加了实验和实习的内容和学时，并和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了一些实习基地。学校原来的考试一般都采用笔试和百分制计分法，在这期间，曾学习苏联，大力推行口试和四级分制计分法。且它不符合传统的考试习惯，由于口试时间太长，影响教学时间的安排和师生的健康，从1957年开始，逐步改为采用什么方式考试和采用什么计分制，概由主考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5.建立和健全基层教学组织教研组(室)

教学研究指导组(室)，是学习苏联的做法，将一门或几门性质相近的课程的教师组织在一起的教学基层组织。它在学系的领导下，负责所属课程的开设，教学大纲的拟定，教材的翻译或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学生学习的指导，研究生、进修生和新师资的培养，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实验室的管理等。院系调整前，1950年11月，北大曾根据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精神，建立了30个教研组。1952年11月，在调整后所设的系中重新建立了21个教研组。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后，教研组增加到56个，还有8个教学小组，是年12月，学校制定了《北京大学教研室和教研室主任暂行工作条例》。至1956年，教研组增加到88个，全校所有教师都分别组织到这些教研组中。

三、探索建设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时期的北京大学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成为摆在中国人民和高教界面前必须积极探索的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北大出现了很大失误，如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误伤了许多好同志;错误地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等“兴无灭资”斗争，使许多教授、学者受到批判;在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中，做了许多违反教育规律的事情。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高等教育也随之进行了全面调整，同时制定和试行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北大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扎实工作，教学和科学研究逐渐走上健康轨道。这一时期学校各项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一)大跃进和1958—1960年的教育革命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全国发动了“大跃进”。北大也于是月开始了“跃进运动”。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为钢产量翻一番(1070万吨)的全民大炼钢运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的任务，北大又结合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全民炼钢运动，开展了教育革命运动。1958年至1959年初，北大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运动如下。

1.扩大学校发展规模。1958年6月10日，学校提交全校师生员工讨论的《北京大学(1958—1962年)跃进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五年内本科生增加到一万至一万二千人(为1957年在校本科生7626人的131%至144%)，研究生增加到一千人(为1957年在校研究生195人的512%)，进修教师和外国留学生各达到五百人，函授生达到三千人，每年吸收旁听生两千至三千人。而据1959年初统计，各系讨论上报学校的近期规划达到的本科生、研究生人数为:本科生12450人，为1957年在校本科生数的161%;研究生1121人，为1957年在校研究生数的574%。另，决定1958年招收本科新生2700多人，比1957年新生1502人增加80%。

2.增设系、专业和专门组。本着重视基础理论、发展尖端科学的精神， 1958年11月，学校决定增设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系，并将物理研究室改为原子能系，同时增设地球物理、天气学、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等十几个新专业和一批新的专门组。

3.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建立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基地。各系各专业都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校八千多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共计51.9万个劳动日，其中包括校内工厂劳动、校内公益劳动、下乡下厂劳动和社会公益劳动。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草案)》中提出，“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理科各系，为建立三结合基地，纷纷据此举办起工厂，如数学力学系举办电子计算机工厂，物理系举办半导体工厂、电真空器件厂，化学系举办化工厂，生物系举办生化工厂，还计划种40亩地的丰产田等。文科有的系也办起了工厂，如中文系办起了印刷厂。到1959年2月，全校共办了28个工厂，后经学校调整为17个。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以后，学校还组织文科师生到京郊怀柔、周口地等地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冬，哲学、经济、图书馆、中文等系还拟组织学生到京郊厂矿试行半工半读，东语系蒙古语、朝鲜语、越南语等专业还拟组织部分学生到国内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试行半工半读。

4.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增加政治理论课的学时(理科和外国语文系科，占教学总学时的15%，文科占20%);增加联系实际的课程和加强各种训练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教学环节(如生产实习、毕业论文等);社会科学各专业的课程应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核心，其他课程都要围绕这个核心去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又应以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为中心;各类历史课程均要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着重讲授近现代史;理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应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克服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现象，应使其能真正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清除陈腐落后的内容;反对资产阶级学院式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学习的独创精神;有些课程可以采取自学、讲授和辩论相结合的方式去进行，实现教学相长;有些理论课程还可以在学习时间的安排上适当集中。有些系还大破原有教材的体系，组织学生和青年教师成立编写小组，集体短期突击编写新教材。

5.开展科研大跃进。1958年6月，学校制定的《北京大学(1958—1962年)跃进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坚决走群众路线，打破认为科学研究工作只能依靠少数专家才能开展的神秘观念。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要贯彻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服务的方针，基本理论的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同时要把我国现有的尖端科学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三年内能够解决工业建设上为超英赶美提出的生产实践中的关键性问题和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前完成国家科学规划中委托给北大的任务，提前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要把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作为中心，同时注意整理文化遗产的工作等。1958年7月下旬，学校又决定开展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号召全校师生利用暑假，集中时间和人力物力，苦战40天，做出成绩向国庆九周年献礼。运动中和运动后，各系师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日夜奋战，提出并完成的项目众多，使广大学生受到一次科学研究工作的训练，但完成的科研项目中，真正有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的不是很多。主要有:数学力学系研制成功电子计算机红旗机，物理系制成晶体二极管、三极管，化学系制成苯乙醇香料，生物系研制出八肽中三肽，中文系初步编写出《中国文学史》，历史系初步写成《北京史》，外国语言文学各系初步编纂出一些词典等。

6.大炼钢铁。从1958年8月起，学校各系、各单位响应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号召，组织师生员工夜以继日地劳动，建起许多土炼钢炉，参与大炼钢铁运动。化学系950名师生按照国务院的安排，于9月下旬分赴广西、湖南、湖北及京郊等地的钢铁战线，从事化验分析等工作，至12月底才陆续返校。

7.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58年，根据中央指示，为加强党的领导，北大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对全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系一级实行系党总支(或直属支部)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

1958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其中指出: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产生了劳动时间过长、忽视教学质量的现象。在炼钢与“三秋”任务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学校应当照常上课。既要继续克服只重教学而忽视生产的倾向，又要防止只注意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的现象。1959年1月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1959年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重点地发展。1959年3月下旬，北大召开教学工作会议，提出: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应以教学为主，生产劳动时间理科各专业和外国语文学各专业一般以每年两个月或略多于两个月为宜，文科其他专业以每年三个月为宜;学生的科学研究主要结合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进行;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要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既要重视直接经验，也要重视间接经验，既要重视生产实践，也必须重视书本知识;“厚今薄古”并无废古之意，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的古今比例，要从学生应该学习多少古代的知识和近现代的知识才能合乎培养规格来决定，不能认为只有近现代多于古代才算贯彻“厚今薄古”方针;必须十分注意学生的基础训练，基础课的教学方法仍应以系统讲授为主;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有联系的，但又是有区别的，把文学艺术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发生“左”的简单化错误。会后，各系各单位根据上述会议的精神，调整了学校的发展规模和招生人数(从1958年的二千七百多人减为一千八百多人)，调整了1959年下半年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的安排，对1958年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改革措施进行了初步清理，保留和逐步完善其中合理的部分，停止和纠正一些不切实际的部分，使教学秩序开始恢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重新开始调动起来。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掀起新一轮更大跃进的浪潮，北大也于是年9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反右倾运动中断了上半年的调整工作，其中有的甚至被认为是右倾的表现。1958年“大跃进”和教育革命中的许多问题不仅重新发生，而且有些方面更加严重了。1960年上半年，大批文科学生下农村参加劳动和人民公社的整社活动，理科学生下工厂参加劳动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科学研究又掀起献礼活动。1960年初提出的理科8个系的八年规划，要求到1967年本科学生达到18000人，研究生2200人，8年内增加教师和工作人员2126人。这比1958年的规划更大、更不切实际。1960年4月，经中央批准，北大开始在昌平十三陵建设理科新校区。新校区总面积35万~50万平方米，计划三年内建成35万平方米。同年，理科各专业的学制除经济地理仍为5年以外，均经教育部批准改为6年。1960年5月，还经教育部批准，以原有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为基础，建立政治系。政治系设政治学一个专业和政治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个专门组。

这期间，马寅初校长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遭到批判。1959年12月15日，康生把陆平叫到中宣部，要陆平进一步批判马寅初。当晚陆平召开北大党委常委会，传达康生的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一个《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已经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不许他去视察，贴大字报，‘好汉不要逃跑’。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也可以。另外，要写几篇文章，决定专门组织几位同志，北大出三人脱产，住到饭店去专门写文章，胡绳同志指导。学校里，集体搞，‘海龙王’先不出来，就用学生戳他。有些大文章，人民日报要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陆平传达后说，根据康生同志指示，怎么搞法，抽哪几个人去，会后讨论一下，要有个方案，报市委。

1959年12月23日，康生又给于光远、范若愚、杨述、陆平、穆欣等人写了封信，说:我们在反驳马寅初的反动的“人口论”时，要去读读毛主席在1949年9月16日所写的《六评白皮书》一文，该文反驳了艾奇逊所说的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太少了的反动的“人口论”。

按照康生的指示，校党委发动群众，加强了对马寅初批判。马寅初被迫于1960年1月请辞校长一职。3月28日，国务院接受了马寅初的辞职请求。

(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

1960年秋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问题日益显现。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教小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提出当前文化教育的工作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接着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组织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并由中共中央于9月正式发布试行。从1961年开始，北大在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方面，做了大量调整、巩固工作。

1.调整学校的发展规模。1961年1月下旬，根据教育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的决定，将学校发展规模调整为11500人。1963年8月，又计划调整为本科生8800人，研究生500人。

2.调整专业和专门组的设置。几经讨论研究，于1963年确定理科8个系设26个专业、52个专门组;文科10个系设27个专业，其中除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专业各设两个专门组以外，其他专业不设专门组;全校18个系共设53个专业、56个专门组。

3.按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和劳逸结合的精神，重新安排1961年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规定每学期上课时间不得少于17周，春季学期生产劳动不得超过3周，理科一、二、三年级课堂教学周学时不超过24学时，文科不超过20学时，高年级可适当减少;学生每周上课学习、劳动、科研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48小时，并严格控制社会活动时间。1961年秋季学期以后，学生的教学和劳动时间即按照《高校六十条》“平均每学年应该有八个月以上的时间用于教学。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的规定进行安排。

4.安排课程补修。从1961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对几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缺修的课程安排补课，以保证学生毕业时合乎规定的要求。全校全门缺修、部分内容缺修和虽然学过但教学质量差的基础课共346门次，当年补修310门次，计划下一年补完。

5.紧缩科研战线，科研不搞群众运动，不搞突击献礼。学生的科研活动主要结合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进行。

6.调整工厂设置。1961年6月，有校属工厂1个，系属工厂8个，职工1102人，经1961年的调整，工厂数减为5个，职工减为444人;1962年，工厂数减为3个，另在物理系设一半导体车间(由物理工厂缩减为车间);1963年9月，规定工厂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为各系修制仪器和印刷讲义，都属实习实验性质。

7.调整分校安排。十三陵理科新校区于1961年基本建成5万平方米后，奉命暂停，也暂不迁校，到1963年才完成各项配套设施。将无线电电子学系和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的大部分迁往新区上课，并称该区为理科分校。

8.修订教学计划。根据《高校六十条》的精神和规定，从1962年开始，用了一年多时间，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这次修订教学计划时，将理科地质地理系6个专业的学制改为5年，数学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改为5年半制。根据以教学为主的原则，理科6年制各专业的教学时间一般为199周至206周，约占总学时的76%—79%;5年半制为186周，占79%;5年制为178周，占79.5%。文科5年制各专业一般为171—176周，约占80%—82%。生产劳动时间，理科6年制专业一般为26周，5年半制专业24周，5年制专业22周，文科5年制专业一般为24周。学生低年级不安排科学研究时间，可在教师指导下，自愿参加一些课余科研活动，高年级的科研主要结合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进行。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6年制专业，用4年时间进行基础课(包括基本技能训练)的教学，5年制专业用三年半时间进行基础课教学。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间，文科约占总学时的17%—18%，理科约占10%—11%。

9.制定7个有关学校党的组织和领导制度的规定。制定《关于学校党委会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系党总支委员会工作的规定》《关于教师党支部工作的规定》《北京大学关于校的领导制度的暂行规定》《北京大学关于系的领导制度的暂行规定》《北京大学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暂行规定》《北京大学关于校系职权划分几项暂行规定》等。这些规定把《高校六十条》中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系的党总支“保证和监督系务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和本系各项工作的完成”、教师和职工党支部“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等规定，结合学校的情况加以具体化，以理顺党政之间、党群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行政组织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造成比较团结、比较宽松、共同为办好学校而努力的局面。

此外，北大还根据《高校六十条》的精神，于1963年制定了《北京大学1963—1972年自然科学科学研究发展纲要》和《北京大学师资培养暂行办法》。

(三)贯彻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和“春节座谈会”的精神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农村“四清”(开始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后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北大遵照上级指示，于1963年4月开始在学校里开展“五反”运动，同年11月、12月开始组织大批文科学生下乡参加“四清”运动。1964年1月又开始组织大批理科学生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为适应现实情况，刚修订好的教学计划又再次作了变动。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日为甲辰年春节，后来称此会为“春节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1964年3月至4月，高等教育部在其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扩大)会议上提出，贯彻毛泽东“春节座谈会”上的指示，要“思想积极、步骤稳妥”。本此精神，北大对学制、课程设置等比较重大的问题先只进行调查研究，而着重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精简课程内容，减轻学生负担，同时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进行一些改革，如一部分课程改用开卷考试的办法等。

在此期间，北大还根据刘少奇关于半工半读的指示，于1966年初组织历史学系到昌平县十三陵进行半工半读试点。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大学

(一)从“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到驻北大工作组被赶走

1965年11月，毛泽东从批判《海瑞罢官》入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莫须有”罪名，揭发、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两天前即5月14日，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和原北大哲学系教师、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等7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以“调查文化大革命情况”为名，进入北大。在康生、曹轶欧等人的促动下，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在学校大饭厅东墙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攻击的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虽有少部分人支持，但遭到北大广大师生员工的反对。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新书记李雪峰到北大讲话，指出，大字报可以写，但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能弄得乱七八糟。同日，周恩来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到北大，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他们实际上是批评了聂元梓等人的做法。而曹轶欧则于当晚派人要走大字报的底稿，交给康生。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把它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5月27日，内参《文化革命简报》也刊载了这张大字报。毛泽东于6月1日中午做出批示，并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起北大和社会的震惊。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北京市委新负责人吴德等率领以张承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召开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会议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华北局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校，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革命，把北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华北局负责人向“党内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警告:必须老老实实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必须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同时向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6月2日凌晨，华北局工作组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张承先讲话，宣布华北局派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6月4日凌晨，工作组又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由吴德做报告，宣布新组织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工作组改称为中共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2)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工作组进校时为32人，领导小组有张承先、曹轶欧、刘仰峤、杨以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武振声(国务院文教办秘书长)等，组长为张承先。6月5日，根据曹轶欧、刘仰峤的推荐，工作组吸收北大党委原第一副书记戈华和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参加，后又增加了彭林(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张德华(团中央书处候补书记)。自6月7日起，从中央国家机关、海军航空兵和各省市紧急抽调大批干部进校参加工作。到6月10日，工作组人数达208人。各系各单位也由校工作组派去人员成立了工作组。6月12日，刘仰峤调回高教部。7月3日，康生告诉张承先: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但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7月17日，北京市委决定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彭林、杨以希、武振声、张德华，组员有曹轶欧等6人，包括戈华、崔雄崑。

工作组进校后，按照华北局、市委的指示，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北大这个反动堡垒，夺回领导权，“当前斗争的焦点是挖掉钻入党内的以陆平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黑帮”。随后又提出，打击的主要方向、斗争的矛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据统计，从6月1日到6日，全校贴出揭批学校各级党政干部的大字报五万份，每天到校内来看大字报的达十万人。工作组领导小组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部，除哲学系外，全部陷于瘫痪。”又据工作组秘书组6月26日统计，从6月1日到6月26日，全校各级干部、教师被批斗的人数共230人，其中被撤职2人，停职2人，群众罢官153人;被斗192人，被打94人，戴高帽游街107人。另据统计，校系两级干部188人中，被斗94人，占总数的50%，其中撤职、停职各2人，群众罢官90人，被打44人，游街44人。在此期间，历史系副系主任、三级教授、中共党员汪篯，因受到大字报的攻击、污蔑和人身侮辱，服毒身亡。另有汉中653分校一食堂出纳亦自杀身亡。

6月22日至23日，工作组召开全校揭露、控诉陆平、彭珮云的万人大会，各系则从6月22日至7月12日，对“黑帮”中的“尖端分子”17人分别召开批判大会。

在此期间，发生了“六一八”事件。6月18日，一些人在北大学生宿舍38楼前设“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侮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直到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赶到现场制止，才逐渐结束。工作组秘书组统计，这一天共有69人被抓到“斗鬼台”等处批斗，工作组并抓出4个打人最凶和侮辱女同志的人，其中1人是校外混进来的。

6月19日，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报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简报中讲了“六一八”事件的整个过程，认为这是一起“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事件”。简报还讲了工作组决定采取的措施:(1)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教育群众，擦亮眼睛，增强革命警惕性;(2)各系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3)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召开大会，表示工作组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革命运动的行为;(4)“依靠革命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6月21日，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报送的《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中，又讲了“六一八”事件。6月20日，中共中央将北大工作组关于“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批转全国，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做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7月22日，江青、陈伯达等来校看大字报，向师生发表讲话，撇开工作组召开座谈会，并单独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7月23日晚9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大饭厅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对于‘六一八’这件事，说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的问题。他们在讲话中说，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7月26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其他成员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来北大，再次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大会由江青主持，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说:“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他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大胆地自己起来闹革命。他建议北京市委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文化革命委员会。随后，工作组即被赶出学校。

(二)“校文革”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大批斗、大抄家和私设变相监狱

按照江青的建议，7月28日，由21人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委会”)成立，主任委员聂元梓，副主任委员白晨曦、聂孟民。8月30日，召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大会于9月9日选举产生由42名正式委员、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9月11日，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举聂元梓为主任，孔繁、聂孟民、杨学祺、白晨曦为副主任，并选出常务委员9人。1967年2月7日，“校文革”扩大会议决定将孔繁等清除出“校文革”，并对“校文革”常委会进行改组。改组后主任仍为聂元梓，副主任为白晨曦、姜同光、徐运朴、裘学耕、王海忱、杨学祺，常委有孙蓬一、王茂湘等9人。1967年3月，孙蓬一被提拔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一个学生自发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写信，表示热烈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行动后，各高等学校和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起来。8月19日，聂元梓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建立了校红卫兵联络站。9月21日，成立北大红卫兵统一工作委员会，接管红卫兵联络站的工作，代行北大红卫兵统一组织的领导权，聂元梓指定孙蓬一等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据10月15日“校文革”不完全统计，自8月18日至10月15日，全校出现的各类红卫兵组织，各种战斗队、战斗组共约九十二个，参加者约三千人。

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即于7月30日至8月4日，连续召开4次全校大会。批斗工作组张承先、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路线错误”。8月4日，康生、江青参加全校大会，康生在大会上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张德华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六一八’是革命事件”，工作组《二十天情况的报告》是“完全反动的报告”。康生讲话后，张承先被当场冲上台的学生用皮带抽打，并被批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8月13日，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指示，工作组正式撤离北大，集中到市委党校整训。据不完全统计，从校文革筹委会成立的第二天即7月29日，到工作组撤离学校的前一天即8月12日，各地来北大串联、学习的约有3.6万个单位，71.8万人次;从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内到北大串联的外地人员共约212.4万人次。

赶走了工作组以后，校文革筹委会于8月15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负责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人和陪斗人一律挂黑牌。9月5日校文革筹委会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专题斗与系统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相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相结合。随后，又提出“上揪下扫”的号召，把大批校系各级领导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批教授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许多干部、党员、教师打成“黑帮爪牙”“保皇派”，对他们进行“坐喷气式”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剃阴阳头、抄家、殴打、非法关押、逼供、监督劳动。据“校文革”不完全统计，自8月18日至10月15日，全校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有的外籍专家也被抄家)。许多金银首饰、银行存折、名贵字画、日记笔记、手稿、书籍等被抄走。至于这期间被批斗的人数，当时没有统计，不过它只会比被抄家的多而不会少。红卫兵为“破四旧”，还把一些系和一些楼房的名称改了，如把俄语系改名为“反修系”，把“临湖轩”改名为“解放院”，把“燕南园”改名为“反修园”，把“南阁”改名为“五二五楼”(以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贴大字报的日子为名)等。

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很多单位即按照校文革的意见先后成立了“劳改队”，将被批斗的干部、教师集中起来，由监管人员监督劳动，如打扫厕所、拔草，为来北大串连人员洗被子、缝被子，到附近农村劳动等。1966年10月28日，校文革办公室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令，将被他们认定的“黑帮分子”先后集中到朝阳区南磨房、昌平县太平庄统一监督劳动了一段时间。1968年4月，“校文革”又将一百三十余名原学校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1968年5月，“校文革”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将学校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人关押其中，在监改人员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接受审讯，遭受殴打等刑罚。“监改大院”实际上是一所变相监狱，而如同“监改大院”这样关押人的地方，还有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朗润园专家招待所、生物系小楼、五斋等好几处。如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曾被关押在生物系小楼，被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逼供。邓小平在北大上学的儿子邓朴方、女儿邓楠，被聂元梓等于1968年5月派人从校外绑架回北大，关押三个月，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他们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邓朴方被迫坠楼，高位截瘫，终生残疾。据后来了解，自7月28日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到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前，全校有14人因遭受批斗、逼供、侮辱等而自杀身亡;有9人被打死;有2人因患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有1人(西语系三级教授吴兴华)因被强迫喝污水患急性中毒性痢疾，又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在自杀身亡的人中有全国政协委员、西语系二级教授俞大絪，哲学系三级教授沈廼璋，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在因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人中有著名历史学家、一级教授向达。在被打死的人中有一名中国科学院的工人、一名科学院职工的家属、一名地质学院附中的学生，还有一名既不知是何单位也不知其姓名的老太太。另有一位“新北大公社”成员，是在浙江温州参加武斗时被机枪扫中死亡的。

“校文革”在校内批斗、抄家和私设变相监狱的同时，发动“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北京市委、中央部委的领导，进行批判、斗争，并派人收集和散布诬陷他们的“黑材料”。1967年1月4日，“校文革”联合49个单位召开“声讨刘、邓反党罪行大会”，并通过《告全国人民书》，“要把刘、邓彻底批倒、批垮、批臭”;1月5日至8日，又联合“北航红旗”等21个院校的造反派组织走上街头，举行“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连续示威游行。1967年4月24日，“校文革”在“五四”操场召开有全市五百多个单位参加的十万人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并把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珮云等揪上台“坐喷气式”陪斗。除此之外遭到揪斗的还有陶铸、蒋南翔、周扬、胡耀邦、胡克实、吴子牧、郑天挺、吴晗、廖沫沙、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等;遭到批判并被号召打倒的有朱德、贺龙、李雪峰、罗瑞卿、王任重、谭震林、胡乔木、肖华等。在此期间，“校文革”还曾派人到湖南长沙等处收集诬陷周恩来总理的材料。1967年4月，在康生的授意下，“校文革”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到各地查阅敌伪档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校文革”鼓动并直接派人到各省市设立联络站，参与当地的“造反”，传播他们大批大斗的“经验”。如1966年11月7日“校文革”常委会就决定在广州、昆明、上海、南昌、武汉、西安、重庆等地建立7个北京大学串联联络站，每站拨活动费500元、粮票500斤。11月19日，在江青等人的授意下，“校文革”主任聂元梓还亲自带领孙蓬一等人到上海“造反”。他们一到上海，当晚即召开北大在沪串联人员会议。聂元梓在会上说:中央文革派我来上海的目的，是大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组织发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央解决上海问题做调查研究。他们还宣布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计划。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在1964—1965年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任北大社教运动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反对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书记兼队长张磐石把北大当作烂掉的单位进行夺权斗争，不执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关于纠正北大社教工作队错误的决定”，因而遭到社教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的忌恨。聂元梓、孙蓬一等在上海期间，联合华东师大的造反派，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待常溪萍。他们用绳索套在常的脖子上往不同的方向拉，用带钉的拖把柄、铁榔头毒打他，多次把常溪萍打昏过去。聂、孙首先发动对常溪萍的斗争，最终导致常在批斗、拷打和人身侮辱中被迫害致死。聂元梓、孙蓬一到上海后，上海一些大专院校造反派开会欢迎聂元梓。聂在会上说“上海市委是反动堡垒，烂掉了”、“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刘、邓的人，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接着，又提出“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要揭发、批判曹荻秋的后台陈丕显”。聂元梓向市委要了一辆宣传车，交给北大造反派，开到上海一些大街上，揭发、批判市委市政府，掀起批判、颠覆上海市党政领导的高潮。12月，聂元梓回到北京后，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表扬。

(三)两个对立造反派的形成和武斗

自赶走工作组，成立校文革筹委会，强调自己起来闹革命以后，北大出现了众多造反派组织。它们之间常发生各种争执与斗争。1966年10月，原来和聂元梓一起的所谓“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逐步公开化。10月20日和21日，聂元梓主持召开“校文革”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常委整风的问题。校文革副主任孔繁和多名常委以要外出串联为由，拒不参加。“校文革”主办的刊物《新北大》，原由“第一张大字报”的起草人、校文革委员杨克明主编，1966年10月31日，“校文革”撤换了杨。这以后矛盾加剧，孔、杨等于1967年2月7日被公开清除出校文革。在“老左派”内部矛盾加剧的同时，北大各造反派组织也发生了分化，逐步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红旗兵团”等造反组织为代表，支持、拥护聂元梓和“校文革”，一派以“井冈山”、“红联军”等造反组织为代表，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两派从10月份开始互相采取了一些砸、抄、抓的行动，如1966年11月，“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等5个造反组织，砸抄了《新北大》编辑部;12月“红旗兵团”抓了“井冈山”“红联军”的几名重要成员进行批斗，随后将其中的3人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押送公安部。1967年2月，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公社”;8月，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组织(简称井、红、团、零、飘)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这样，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这以后，两派之间的摩擦、斗争日益加剧，终于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武斗。

1968年3月20日，聂元梓、“校文革”决定成立“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并指定高云鹏为总指挥。3月28日，经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学生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3月29日凌晨1时，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5个多小时，双方100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1968年4月25日，“井冈山兵团”总部派武斗人员驱赶住在36楼的“新北大公社”的人员，占据了36楼。26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发生另一次大武斗。这次武斗造成双方200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元梓、孙蓬一又下令攻占了17、18、19、20、21、22、23、24、25、27等10个楼，形成了对占据28、36、37等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并对被围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断炊，计划于“五一”节前将其打垮。聂元梓、孙蓬一还下令抓捕“井冈山兵团”的十余名师生，进行严刑审讯和逼供。是年5、6月间，《新北大公社》多次发表公告，说“井冈山兵团”是“反动小集团”、“反革命分子大本营”、“现行反革命集团”，必须坚决镇压，并继续抓捕“井冈山兵团”人员进行批斗。

1968年7月22日，在“校文革”对“井冈山兵团”占据的楼房断水、断电后，“井冈山兵团”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线上往楼内架接电源，遭到“校文革”的阻止，双方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多人受伤，并造成马路堵塞、公交车停驶。

(四)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及其领导的斗、批、改

在北大形成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并进行武斗期间，北京许多高校也陆续发生造反派组织分化成对立的两派并互相斗争以致武斗的情况。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正在激烈武斗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但遭到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的激烈抵抗，打死工宣队队员5人，打伤731人。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严厉斥责他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院校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学生的大多数。”并说:谁如果继续“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在毛泽东讲话后，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顺利进驻北大。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北京齿轮厂、外文印刷厂、财经印刷厂5个工厂的292人和4587部队(63军)的200人共492人组成。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任宣传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有6人(每个工厂1名工人，加上第一机床厂的军代表)。指挥部领导成员还有63军188师政委宋双来和187师参谋长田双喜。

宣传队进校后即于第2天(8月20日)召开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互相停止攻击、由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等协议。21日，这些协议均得到了实施。是日，聂元梓、“校文革”还在宣传队的质询下，决定将“井冈山”人未领到的工资送去，并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表示以后在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对他们一律平等。22日，在宣传队领导下，两派达成了《关于释放被抓人员的协议》(但《协议》规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特、反”“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仍由双方看管，“涉及重大政治案件者”由宣传队审查处理)。8月28日，宣传队发出通告，要所有人员回到班系、单位去，由宣传队领导，按班系、单位搞大联合。与此同时，“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先后宣布解散。9月3日全校实现了大联合。

宣传队在结束了武斗、实现了“大联合”以后，即开始进行斗、批、改。这时斗、批、改的内容与“文革”初期的内容不同，是按照1968年8月25日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传达的毛泽东的新指示进行的。姚文元的文章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高等学校的斗、批、改当然也应按这个思路进行。但当时北大刚刚实现大联合，不可能马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宣传队一方面继续批判“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一方面即于9月中下旬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在清队过程中，由下而上成立革委会。

当时的清队是要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清队一开始，宣传队即令全校干部、教师像学生那样，男女分开，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除由班系单位召开会议学习政策、交代问题、追查逼供以外，宣传队还召开动员大会、批斗大会、“宽严大会”(对坦白交代的宣布从宽处理，对抗拒的宣布从严处理)等，以推动运动的发展。据宣传队统计，到10月22日，全校揭出的敌我性质矛盾的有542人，仅地质系一个系，被大字报点名的就有60人。而从1968年9月15日到1969年3月这次清队结束、8341部队进驻北大前，先后自杀的有24人。其中有著名历史学家、副校长、一级教授翦伯赞和他的夫人，著名物理学家、一级教授饶毓泰，数力系教授董铁宝等。

在此期间，宣传队先后批准了各系、各单位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宣布解散关押被批斗人员的处所，1969年2月17日，监改大院也被宣布解散。

1969年3月24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奉命率81名军宣队员进驻北大。同日，成立新的宣传队领导小组，由8341部队的杨德中、王连龙、张跃忠、迟群、谢静宜，63军的刘信、田双喜、杨德顺，工宣队员李兰亭、魏秀如、焦克琛、华广信、局成俊等13人组成，由刘信任组长，杨德中、王连龙、李兰亭、魏秀如、杨德顺任副组长。1969年9月27日成立了“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由45人组成，其中工宣队6人，军宣队7人，学校干部6人，学校工人3人，学校教职员9人，学生8人，家属1人，暂缺5人。革委会主任杨德中，副主任王连龙、刘信、田双喜、张学书、周培源、聂元梓。革委会常委中有迟群、谢静宜。1971年5月23日，北大第六次党代会选举产生北大党委。党委由47人组成，其中军宣队11人，工宣队4人，学校干部9人，学校工人5人，教职员12人，工农兵学员5人。党委书记为杨德中，副书记王连龙、刘信、田双喜、张学书。党委常委除书记、副书记外，还有迟群、谢静宜等10人。1972年1月31日，因杨德中、刘信、田双喜、魏秀如等调回部队或工厂，校党委向中共北京市委上报关于调整北大校党委和校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的请示报告。2月3日，北京市委通知:由王连龙任校党委书记、校革委会主任;增补黄辛白、郭宗林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宣传队新的领导小组成立后，首先把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作为中心任务，要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用六厂一校的经验1，对照检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并层层开“三忠于”2讲用会，“形成一个人人讲用、人人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揭露了聂元梓、校文革的许多问题，也检查了宣传队前一阶段工作中的缺点错误。7月17日，领导小组向市革委会报送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总结，归纳宣传队前一段工作的主要错误是:对两派群众组织“一碗水没有端平”;“没有解决聂元梓一派掌权的错误”;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中，“继续了校文革打对立派反革命小集团的错误，清队扩大化”。工作总结说:“校文革”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后期变成了“一派掌权”的“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把大批师生员工“打成反革命”。宣传队在1968年10月至1970年2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校文革”这一错误，“先后立了许多专案”。宣传队在搞专案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搞“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结果“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一些“根本没有问题的人，也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对已经做了正确结论的历史问题，也要“老账新算”。工作总结也讲了8341部队进校后纠正上述错误的经验。

宣传队领导小组解决了上一段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统一了思想以后，同后来成立的校革委会、校党委，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继续清队(也称第二次清队)

这次清队从1969年7月上旬开始到是年8月底基本结束。据宣传队领导小组1969年9月4日向市革委会的报告说，这次清队“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中，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人(内含1名学生)，地、富、反、坏分子14人，共102人。其中大部分已定案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查明，这些被清出的人绝大多数属冤、假、错案。)

2.整党

1969年9月2日宣传队宣布开始整党，开展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工作。宣传队强调:整党“重在思想上‘吐故纳新’”;要“以毛主席50字大纲要求党员，自发斗私批修，提高觉悟”;整党中要“联系‘业务党’、‘好人党’等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要“开门整党，发动党外群众参加评论”。毛主席的50字大纲，是指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上的50字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这次整党的指导思想。同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也是这次整党的指导思想。所谓“吐故”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坚决清除出党。所谓“纳新”，就是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吸收入党。所谓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党内和平论”。从1968年9月2日到9月底整党基本结束，全校1819名党员中有1366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占86.2%，尚未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有453人，占13.8%。全校24个基层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各系党总支改为党支部)。又据1971年10月统计，整党以来给予组织处理的共76人，其中清除出党12人，开除党籍29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5人，留党察看2年6人，留党察看1年7人，严重警告8人，警告5人，劝退4人，尚未恢复组织生活中未处理的50人，继续被审查的30人。

3.建立江西南昌县鲤鱼洲试验农场和陕西汉中分校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的题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强调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在所加的编者按中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根据这些指示，1969年7月，宣传队即派遣了23人到江西省南昌县鲤鱼洲筹建农场。8月上旬，校基建工人一百多人首批到鲤鱼洲进行建场劳动。8月13日和27日，第二批和第三批进行建场劳动的教职工相继去鲤鱼洲，两批共约六百人。10月下旬，大批教职工和家属先后出发去鲤鱼洲。到10月27日，赴鲤鱼洲劳动、改造思想的教职员工、家属共2037人，另有宣传队员69人，组成13个生产连队。农场有土地8000多亩，可耕面积6000亩。农场宣传队领导小组组长为田双喜(军宣队)、副组长为卢洪胜、王长荣、倪锡山。1970年5月15日，因要招收学生，又称江西分校，并成立分校革委会，革委会主任仍为田双喜。同月，成立江西分校党委会，由卢洪胜(军宣队)任书记。1970年10月下旬，251名在农场劳动的教职工返回北京总校，同时有180多名教职工到鲤鱼洲换班劳动。197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农场在德安建化肥厂，化学系在农场的教职工和清华大学的一部分下放教职工调到德安劳动。1971年7月，校党委决定撤销鲤鱼洲农场和德安化肥厂，教职工和家属分批撤回总校。撤销鲤鱼洲农场的原因是:教育革命发展、招收学生增多，人员紧张;离总校路途遥远，花费物力财力太大;农场地处鄱阳湖边，是血吸虫重疫区，已经发现有260多人(不包括德安化肥厂)染上此病。校党委在撤销鲤鱼洲农场的同时，决定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天堂河重建一个农场。到1972年7月，大兴农场已建成房屋1890平方米，农田有1300亩，当时在农场劳动的教职工为230人。大兴农场后改称为大兴五七干校。1975年8月，东语、俄语、中文、哲学四个系的一年级工农兵学员到大兴五七干校半工半读，又将之改为北大大兴分校。

北大汉中分校(又称北大653分校)是1965年为备战而建立的尖端机密专业的办学点。1969年10月，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的大部分教职工440人、学生807人，共1247人迁往汉中分校。迁往分校的均按连、排、班的军事体制编组。1970年5月，分校成立革委会，主任孙廉忠(军宣队)，副主任徐景森、刘文元、刘家祯。6月3日，分校成立党委，党委书记、副书记均由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担任。1972年8月，改由马石江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汉中分校后来增加为3个系(技术物理、无线电、力学)10个专业，师生员工一千六百多人，建筑面积九万平方米。

4.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个人数很少的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时机，打着贯彻这一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恶毒攻击、诬陷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和标语。1967年9月，毛泽东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这个反动组织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林彪、江青等却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能量，扩大范围。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北大宣传队于1970年1月即决定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要求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这时，中共中央又于1970年1月3日和2月5日分别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宣传队又遵照这些指示、通知，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实际上，这两个运动是结合进行的。在这两个运动中，总校和江西分校多次召开了揭发、批判、“落实政策”等大会，并有二十多人被隔离审查，其中曾多次召开批判聂元梓、孙蓬一的大会，主要是揭发批判他们挑动武斗、镇压群众、怂恿打死无辜学生、反军乱军、反对“五七指示”等问题。1971年12月，校党委常委会和校革委常委会通报，“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工作，共有专案重点审查对象117人。1973年2月下旬，校党委常委开会认为，117人的问题已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有2人(聂元梓、孙蓬一)，胁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13人，被蒙蔽、犯有政治错误的14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排除的16人，其他问题72人。至于聂、孙如何处理，则需上报审批。至此，清查运动基本结束。

(五)“教育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即于当年停止招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毕业生分配工作当年也没有做，而是从1967年起才根据中共中央1967年6月、1968年11月、1970年6月的指示，分别对1966年、1967年的毕业生，1968年的毕业生，1969年、1970年、1971年的毕业生进行分配，送离学校。

1970年3月，北大、清华两校的宣传队领导小组和革委会联合上报《两校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提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该报告的要点如下。

1.培养目标: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2.学制:二年至三年(理科三年、文科二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3.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学生都要参加劳动。

4.招生时间和名额:北京大学本年26个专业招收2000名学生;清华大学上半年27个专业招收2100名学生。

5.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

6.招生办法: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7.学生待遇:有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由原单位照发工资(要扣除学校发的19.50元津贴)，其他来自工厂、农村的学生每月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19.50元，解放军学生由部队(原单位)供给。

8.分配原则: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两校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区参考，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按照以上中央批准的办法，1970年北大共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2665人，并于是年9月先后入学。其中北京总校2121人(内含短训班257人)，江西分校433人，汉中分校111人。学生来源:工人704人，农民625人，解放军1215人，干部及其他121人。文化程度:初中2142人，高中171人，小学79人(不包括汉中分校一年制的射流技术专业短训班)。

这次，总校有26个专业招收学生，江西分校有9个专业招收学生，汉中分校有3个专业招收学生。当时提出的专业设置的基本原则为:直接结合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实用专业;新建与工厂、农业对口的专业和设置一些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判服务的文科专业。据此，理科基础理论方面的专业如数学系的数学专业、物理系的理论物理专业等没有招生。化学系的招生专业改为稀有元素、高分子合成材料、石油化学3个专业，生物系的招生专业改为农业生物学、新医药生物学、畜牧兽医、中草药、微生物专业等。文科，因公检法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专政工具，已被砸烂，所以法律专业不招学生。后来，理科基础理论方面的专业逐步得到了恢复，同时有少数专业设在校办工厂内。如化学系的有机化学、生物系的生物化学设在本校的制药厂内。

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学制，理科除江西分校生物系4个专业(作物丰产、畜牧兽医、中草药、微生物)为两年，总校无线电系可控硅专业和汉中分校射流技术专业为一年以外，均为三年;外国语文方面，除俄语专业为两年半以外，亦为三年;文科二年。1973年5月，各专业的学制有了一些改变:理科，除理论物理专业为四年以外，其余仍为三年;文科除阿拉伯语专业为四年、图书馆学专业为二年以外，其余均改为三年。由于工农兵学员入学前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普遍过低，学习理科困难很大，因此经领导批准，对1972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原来的三年学制以外，增加半年左右的时间补习中学的文化课，主要是数、理、化的基础知识，当年实际实行的结果是70%的学员用了8个月的补课时间，30%的学员用了1年又8个月的补习时间。1973年4月3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各地应注意，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以上实际文化程度”，以便进校后，经过预科教育，能够正常地进行本科教育。“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专业的不同要求进行试验”。据此，在当年的招生中都注意了文化考查，然而不久即发生了所谓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他在1973年招生的文化考试中成绩很低，语文只得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的化学部分6分、物理部分0分。他自感录取无望，在物理化学试卷的背后，写了一封充满怨气和不满的信，说“几小时的书面考试”，断送了自己“自幼的理想”。“四人帮”借这封信大做文章。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按语和经过修改的张铁生的信，并加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一时，攻击进行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等言论纷纷出来，迫使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实际上被废止。不过，工农兵学员入学后，需有一定时间补习中学文化课的办法，没有被否定。

当时，在教学方面，除了在《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以外，还强调要开门办学。具体地说理科要“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要“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组织教学;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文科大学的迫切战斗任务”，“应该把革命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结合现实斗争任务组织教学”。这样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课程就被大大地削弱了，有的甚至被砍掉了;专业课程的教学也搞得支离破碎，既不全也不系统。

1971年4月15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由张春桥、迟群(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等控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等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是，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第二个“估计”是，教师和十七年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还提出当前“教育革命”要着重抓好的10个重点问题，其中前7个都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其中，第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充分发挥政治作用。校系两级领导班子要有宣传队员参加。第二，“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第三，“要批判资产阶级”。第四，“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要从工厂、农村、部队选调一批工农兵以及同工农兵结合较好的革命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由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要创造条件，让原有教师分期、分批到工厂、农村、部队，政治上接受再教育。第五，“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工农兵学员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第六，“教材要彻底改革”。第七，“高等学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要继续试行高等学校的调整方案。

该纪要公布后，北大宣传队和革委会将之视为教育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贯彻执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在异常困难的处境中，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努力克服“文化大革命”对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所造成的危害。1971年11月6日至20日，他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用五个夜晚，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外语系师生座谈外语教学问题。他指出对解放后十七年的外语教学工作“要一分为二，不能把合乎毛泽东思想、合乎规律的也否定了”。他说:“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他说，“外语教学有个基本功问题”，“基本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不光是要掌握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5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周恩来的重要指示为当时混乱局面下的外语教学指出了方向。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周恩来抓住“批林整风”的有利时机，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煽起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力求使陷于深重灾难的教育工作逐步恢复正常。1972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时，针对当时普遍出现的轻视和削弱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否定课堂理论教学，片面强调劳动实践、开门办学、以干代学等问题，表示赞赏杨振宁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并对会见时在座的我校周培源教授(时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说:“北大的基本理论水平低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水平这样低?”“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把它拔掉。”7月20日，周培源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汇报他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看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周恩来在这封信上批示:“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和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此后，周恩来还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校党委和校革委会对周恩来的这些指示，表示要认真贯彻，要切实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为此，要检查修订教育革命方案。然而，周恩来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不久即被终止。1972年11月、12月，“四人帮”开始组织反击，认为林彪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形左实右”;认为批极“左”、提高基础理论是资产阶级的“右倾回潮”。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支持他们的意见，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3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把批林与批孔、批尊孔反法(指法家)联系起来。他认为林彪与历代反动派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4 197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又将“批林批孔”与教育领域的“反右倾回潮”、深入“教育革命”结合起来。这样，刚有一点转机的高等教育又重新陷入灾难的深渊。

为适应批林批孔的需要，1974年1月26日，清华、北大两校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决定将两校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合在一起，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扩大队伍。

在批林批孔、反右倾回潮中，1974年12月，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掀起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朝阳农学院是1970年5月由原沈阳农学院迁往朝阳的一部分和朝阳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朝阳水利学校、农业学校等4个单位合并建起来的，当时称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1973年改名为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1974年又改名为朝阳农学院。它设有农学、牧医、果林、农田水利等6个专业，分散办在离县城几十里的两处山沟里。办学的方式实行“几上几下”，“上”就是在学校学习，“下”就是回生产队实践。具体的做法是，一年级大部分时间在校内学习，二年级在校内学习七八个月，回队实践四五个月，三年级在校学习四五个月，回队实践七八个月。整个学程学员在校内学习2年，回队实践1年，根据专业和年级的特点，有的学员每年回队实践4次，有的3次。学生实行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迟群等认为朝阳农学院的这些做法、经验，具有战略意义，不仅农林院校，而且各级各类学校、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机关都应学习、研究。1975年1月，北大校党委、校革委会召开学习“朝农”的动员大会，要求掀起学“朝农”的热潮。3月，决定让西语系学习“朝农”的经验，到太平庄建半工半读三结合教育基地，并让中文、哲学、历史、经济、国际政治、东语、俄语7个系的一年级师生到大兴五七干校创办半工半读教育基地。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由1974年10月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代总理，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学马列”、“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大刀阔斧地进行各方面工作的整顿，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时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 培养什么人? 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在《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中再次对教育领域的混乱状态提出批评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 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时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认真贯彻邓小平关于教育整顿工作的指示精神，发表了许多批驳极“左”思潮的讲话，他说:“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大学生上大学还要不要改造? ‘上管改’捧的那么高，还要不要讲世界观改造?”

邓小平、周荣鑫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和讲话受到北大广大师生、干部的欢迎，但却遭到“四人帮”、迟群等人的仇视。他们于11月初即从清华开始，并很快拉上北大，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两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制的恶劣作风，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以及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与谢静宜搞阴谋活动等问题。两封信都是经过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1975年10月下旬，毛泽东表示，刘冰等人的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认为，“小平偏袒刘冰”。11月初，清华大学连续召开党委常委会和党委扩大会，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就刘冰等人的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11月12日，清华大学党委会扩大到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一千七百余人，并吸收北大党委委员、总支书记88人参加，旁听会议对刘冰等人的揭发批判。北大党委也于是日开始连续4天召开扩大会议，联系北大和社会上的情况对刘冰等人的问题进行讨论、揭发和批判。11月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等人所谓“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反动言行”。是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周荣鑫。11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其中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在高教界、在各地区各部门都逐步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逐步升级，“四人帮”一伙逐步把斗争矛头公开指向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展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北大党委于1976年1月底至2月召开七次扩大会议，点名批判邓小平，并从3月初开始，在全校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样，在北大，教育整顿尚未开始就被扼杀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3年5月8日，北京市文教组通知北大:中国人民大学撤销，其新闻、法律、国际政治3个系及苏欧、马列主义两个教研室(所)分给北京大学，分来的人员共156人。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五、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大学

(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一年(1976年10月—1977年9月)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7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找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革委会主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王连龙个别谈话打招呼。他说，第一，迟群(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参与了反党阴谋篡权活动，已把他们安排到应该去的地方。北大现在所处的地位很重要，北大要保持稳定，六厂二校，主席抓的点，批林批孔、批邓、教育革命成绩肯定，要同迟、谢区别开来。党委要掌握情况及时上报。第二，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归北大党委领导。第三，市委决定派几位同志到北大当联络员。市委要求王连龙将上述招呼通过个别和集体谈话，把内容传达给党委常委，并进行讨论。10月9日市委负责人徐运北、萧英来北大参加党委常委会，向常委进一步明确丁国钰向王连龙打招呼的精神。会后，徐运北通知北大党委，同意将打招呼的内容告诉各个系的个别人，让他们了解精神。10月10日晚，按照中央命令和北京市委领导的指示，市委、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会同校党委常委5人到朗润园北招待所查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接管了大批判组的所有材料，交卫戍区负责保管;令大批判组的全体人员即日起停止工作，集中学习，揭发和交代问题。翌日，大批判组39名成员，除管材料的5人外，全部集中学习。

王连龙按照市委的要求，向校系两级八十多余人打了招呼。10月15日校党委召集已打过招呼的人开会，由王连龙通报了查封两校大批判组的情况和几天来的工作。北京市科教组组长萧英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大学当前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六条。

第一，向广大群众讲清楚，清华、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两校的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师生员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全市学校的斗、批、改，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通过迟群、谢静宜插手两校，利用毛主席抓的点搞了一些坏事。迟群、谢静宜参与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无关。

第二，刘冰等人的信，矛头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邓、揭发批判刘冰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不能翻案。

第三，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和师生员工是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团结大多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点问题、重点人的问题要弄清，一般问题不予追究。有的人在迟群、谢静宜的蒙蔽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现在向党说清楚就好。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和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同“四人帮”作斗争，继续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做好各项工作，争取更大胜利。

第四，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学习、揭发、批判，可以用各种会议形式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揭发材料可以送校党委或市委，大字报在指定的地方张贴，对校外单位不开放，对外国人包括留学生不开放。

第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教学、科研、生产照常进行，要搞得更好。

第六，为加强党委的领导，根据北大情况，“四人帮”的问题，先传达到支部委员以上，再传达到全体党员。

10月16日，校党委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决定。10月23日，市委联络组11人(11月6日又增加8人)在组长于春凯、副组长白鹤率领下到校。于春凯说市里派他们来了解情况，协助党委工作。他和白鹤参加北大党委常委会，其他人分别参加两校大批判组的审查工作、学校运动办公室的工作或到系里了解情况。

按照上述市委的六条意见，校党委常委会10月15日决定，向市委建议对两校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副组长宋柏年，在其出国访问回来后，即隔离审查或办学习班;决定成立以党委副书记郭宗林为首的五人工作组，抓两校大批判组的运动;17日决定，为使校党委常委、两校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李家宽集中精力参加运动、清理问题，校党委常委研究运动的会不请他参加，考虑群众的意见，他不要在群众大会上上主席台;21日决定，从即日起党委副书记魏银秋和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两校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副组长)停止工作，隔离，举办学习班。与此同时，校党委于10月20日和28日召开两次全校揭发批判“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反党篡权罪行大会。10月29日，校党委举行有各单位总支书记、担任总支副书记的工宣队员、机关处以上干部和各单位党员代表共一百六十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通过迟、谢插手北大干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会议要求揭开党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清查重点人和重点事。党委常委主要围绕五个问题进行揭发:(1)反对周总理的问题;(2)毛泽东病重期间(8月)，江青两次到北大制造反党夺权舆论问题;(3)北大派人到上海、辽宁串联问题;(4)北大党内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问题;(5)王连龙将市委打招呼精神转告李家宽的问题。

虽然党委进行了以上工作，但由于受市委六条意见的限制和束缚，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的斗争并没有真正有力地开展起来。广大师生对此甚为不满，多次提出强烈的意见。1976年10月25日，周培源教授贴出大字报，认为“党委副书记郭宗林曾自称为‘江青派’”，“郭留在党委常委内参加对运动的领导不合适，应自己报名进学习班”。10月26日，法律系师生召开敦促郭宗林揭发交代大会。10月27日，几百人在校党委办公室门前举行敦促大会，要求党委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及迟、谢的罪行。11月3日，校党委召开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会，根据市委指示精神，布置当前运动安排。会议精神传达后，干部、群众很有意见，认为它“不符合北大运动的实际，条条框框太多”，认为“市委一再要王连龙主持工作，挺起腰杆领导运动，不合适”。11月18日，数力系概率班党支部书记和两个支部委员以党支部的名义贴大字报，强烈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还有的大字报说，天安门事件(指1976年4月5日前后，广大群众借清明节的传统风俗习惯，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被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应该平反;吴德10月21日说“中央没有搞出‘四人帮’前，反对‘四人帮’就是分裂中央”的讲话，违背中央精神，应该做深刻检查。

在广大师生员工强烈要求的影响下，校党委于11月12日召开全体会议，提出以下意见，报市委审批:王连龙停职检查，揭发交代问题;郭宗林集中精力揭发交代问题，暂不参加党委对运动和日常工作的的领导，并为他办学习班。从11月17日开始，校党委还连续召开揭发批判谢静宜、迟群的大会。11月17日批判谢静宜的大会和11月27日批判迟群的大会，都拉广播线让全校师生员工收听。12月2日，校党委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有师生一万一千多人和兄弟单位四千多人参加的揭批迟群的大会。

12月6日，市委领导在听取学校党委和联络组负责人关于运动形势的汇报后，市委书记处书记黄作珍讲了四点意见。第一，北大的运动是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和市委的安排进行的，市委六条是市委正式讨论的、中央同意的精神，不能改。第二，现在的运动要掌握大方向，按照中央、市委的部署办，无论如何不能受别人的干扰。第三，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必须肯定。北大的问题是现在要把“四人帮”的罪行摆清楚，用事实来做结论。曾经是毛主席抓的点，但他们插了手，这不是矛盾的。第四，关于干部问题，谁来领导运动的问题，党委领导、党领导。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根据市委的安排来进行。对干部还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95%。

校党委传达贯彻了黄作珍的指示，并于12月11日召开有总支书记、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要求按照黄作珍的指示，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新胜利;宣布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等人下一段交群众批斗，王连龙也要在会议上和群众见面，让群众揭发批判。此后，校党委和有些系多次分别召开揭批“四人帮”、迟、谢和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及两校大批判组的大会，在《新北大》校刊连续发表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文章，调查收集了“四人帮”、迟、谢和两校大批判组的很多材料。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首次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月14日。市委领导对北大、清华指示:四个月的运动是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的，主流是好的。运动要以中央5号文件和2月7日社论作为指导思想，要紧紧掌握大方向，防止干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一定坚决执行，包括“两个估计”。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动摇。“十七年”不能翻，“两个估计”不能翻，“文化大革命”不能翻，聂(元梓)、蒯(大富)的案不能翻。

5月12日，市委宣布在北大党委没有第一把手之前，党委的工作由黄辛白牵头(实际从2月份开始，党委的工作已由黄辛白牵头)。5月下旬，市委负责人徐运北说，原北大党委是“帮党委”，有三名正副书记、一名常委参与阴谋活动，陷得很深。7月下旬，市委派工作队到北大，并将联络组与工作队合并，共126人。工作队队长由黄辛白兼任，副队长有于春凯、张贵明等5人。工作队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从2月份开始校党委遵照“两个凡是”和市委指示，加强对“四人帮”、迟、谢和王、魏、郭、李及两校大批判组的斗争，并围绕关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关于批邓另搞一套、关于反总理的阴谋活动、关于毛主席病重和逝世后的阴谋活动等专题进行有计划的揭发批判;开展以校系两级为重点的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校党委常委和各系各单位都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揭发。在此期间。校党委也做了一些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如1977年1月19日，由周培源主持在八宝山举行物理系叶企孙教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追悼会;7月15日校党委常委会决定恢复法律系陈守一教授的党籍，恢复冯定的组织生活，保留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翦伯赞的党籍等。(但在冯定的结论中仍然写上了他在解放后到1960年的几本书中，有不少修正主义的观点，在翦伯赞的结论中仍然写上了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市委书记吴德于8月底对北大、清华运动表示:(1)市委以前决定的六条指示有错误;(2)市委前一阶段对学校的运动领导不力;(3)学校前一阶段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委负责。

9月下旬，黄辛白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做报告，对一年来学校的运动做了简要回顾。他说，粉碎“四人帮”后，我校揭批“四人帮”运动逐步深入，取得了成绩，广大师生在运动中不断加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但是，一年来，由于校党委领导的缺点错误，群众发动不够充分，运动进展缓慢，几起几落，挫伤了群众积极性，揭批和清查工作搞的不深不透。主要原因，一是对这次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够，二是对北大问题严重性估计不足;三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不够。市委的六条指示有错误。

(二)拨乱反正，恢复学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教学秩序

1977年9月28日，中共中央通知教育部党组、北京市委:调周林同志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0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调原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高铁和甘肃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大工作。11月6日市委通知，任命高铁、韦明为北大党委副书记。11月7日周林、高铁、韦明到北大视事。12月5日，中央又调原贵州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周林等到北大就任以后不久，工军宣队即于11月23日遵照中央转发的教育部的报告，撤出北大。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北京大学的工作很关心。从1977年10月到1979年11月，他多次约见周林等北大负责人，或在其他场合，对北大工作作了指示。

1977年10月20日邓小平接见周林等北大同志时指出:(1)毛主席对十七年的估计，你们看了吗? 十七年培养了一批人才。各条战线上的技术骨干是十七年培养的，毛主席对十七年的真正的估计被“四人帮”、迟群等人封锁了。重点大学要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教育部领导就是中央国务院领导。北大、清华是重点的重点。教育部要抓两个点，要利用北大、清华的经验。运动你们应该抓紧，运动当然应由市委领导。(2)北大是综合大学，理科要抓，但是文科也不要抛弃。自然科学自然重要，要搞好。文科，光有人大还不够。北大文科是有基础的，搞好文科是很必要的。 (3)一是抓纲，批“四人帮”、抓运动;一是搞好招生工作，筹备开学，不能耽误开学。首先要揭批“四人帮”。华主席讲“抓纲治国”嘛。你们就应该抓纲治校。为什么不能批“四人帮”呢? 两校，“梁效”，首先要抓“梁效”的问题。因为有“梁效”，就可能把问题解决得彻底。是非要搞清楚，人的处理要慎重，处理在最后。“四人帮”的毒不消，是立不起来的。一面批，一面立，时间不用太久。要讲政策，不要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就强调政策，你还没有搞嘛。主要是搞“四人帮”，群众对市委提意见，差不多就行了。北大问题，市委要争取主动。(4)学校工作当然由党委来领导，党的领导体现为党委领导。但是，有的同志怕人家反对党委，用党委领导来压人。党委领导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要允许人家提意见嘛。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要查清，他们要检讨，要看他们的态度。据说北大过去有两派。两派现在有变化吧。要砸烂派性。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要统一起来。两派要团结起来，要统一到“十一大”路线上来。要统一成“七一”派。对过去两派的人，关键是看他们现在对批“四人帮”的态度，看他们对“十一大”路线的态度。(5)现在许多科学家提出要“回炉”的问题。65、66届毕业生，实际上学了两年，有些人想回炉，要办“回炉”班(进修班)。如果来不及，开学以后还可以搞。凡是自己要求“回炉”的，说明他们自己觉得有需要，是有进取心的表现。35岁以下的人可以培养，这样快一些。(6)北大教师基础是好的。要编好教材。要组织教师进修，交流经验。教师本人要加强研究，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有些人学了两年，一到研究室就感到不够，主要是基础没有打好。重要的是打好基础，不打好基础搞专行不行。(周林说主要是搞数理化)邓副主席说，当然，也要搞专行。

1977年10月2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长刘西尧转呈的周林向教育部、北京市委并邓副主席的请示报告上批示:(1)周林等同志宜早去北大。(2)报告中提出北大试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任命周培源为校长，建立校务委员会，撤销革委会。邓批示:“我非常同意。这是一个重要改变，特别请华主席批示。”(华主席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批示。关于改变革委会为校务委员会涉及到全国大、中、小学。建议由教育部经过调查向中央写一报告，说明改变的理由，转发全国，在各级党委和党内外进行教育，然后解决此问题为好。”)(3)报告中建议中央解除中央报刊不登北大署名批判文章的规定。邓批示“可以同意”。

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北大的周林、高铁、韦明、汪小川，谈北大工作。邓问，北大的运动怎么样? 有人反映冷冷清清。聂元梓现在怎样? (周林答:她要翻案。)她有什么案可翻? 聂元梓，为什么你们不批? 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邓要北大搞出个样子，总要搞个经验出来。邓问到，周培源任命了没有? 并要北大几个书记住到学校。邓说，北大至少招两万人，教师力量是够的，可以开大课，学校秩序要整顿，办成大世界怎么能行。

1978年5月31日，邓小平接见周林和周培源，作了重要指示。在谈到全国教育会议的贯彻问题时，邓说:教育会议后动起来没有? 要把会议的精神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不要当“收发员”。在谈到学校的发展问题时，邓说:两万人是一个目标，要逐步发展。先不要勉强增加学生人数。要急于整顿。走读不要急于搞。目前有些条件一下子上不去，要利用时间做发展的准备，包括教师队伍、教材建设。教师可以请国外学者来讲学，包括外籍华人。扩大招生要慢一点，恢复过去的水平需要时间，不要急于发展，要实事求是。这一点要确定下来。教师自己也要学，这几年业务生疏了，有些东西不懂，国际先进水平要作为起点，要学习。邓把他委托蒋南翔关于解决北大问题的调查报告交给周林、周培源，并说北大“两个估计”要搞清楚，对错误要认识，也要肯定成绩。使用干部要用北大原有的力量。有些应该解脱的干部就要解脱。现在有些干部不安心，要离开这个“是非窝子”。你们要团结这些同志，要调动积极性。有些错误严重的也要帮他们说清楚。根本的问题是“两个估计”要解决好。要依靠北大原有的力量，要团结多数，不要另起炉灶。要澄清是非，团结多数，调动积极性。澄清是非要事实求是，讲清问题不要过分，过了就不好了。邓说，现在组织形式庞大，复杂得很，自己抵消了力量。政治工作很重要，不要削弱。要简化机构，组织上也要搞经济核算，要研究怎样合理灵便，真正有利于一教二学。你们学校要搞一点好设计，又省，又经济，又适用。

1978年6月24日，方毅向周林、周培源传达前一日邓小平同清华大学刘达等谈话的精神。“北大需要什么实验设备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向国外引进，当然要从实际出发和今天的情况出发，不要漫天要价。你们考虑一下，很快提出来。”

北大党委传达、学习和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开展了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和恢复学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教学秩序等一系列工作。

1.深入揭批“四人帮”

11月7日，周林等到校后即向市委报送了《关于王连龙等人的性质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撤销王连龙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魏银秋、郭宗林北大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继续隔离审查;撤销李家宽北大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由卫戍区监护，继续审查。11月9日市委批复，同意北大党委的请示报告。同日，市委还同意，宋柏年由北大党委撤销其北大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的职务，继续监护审查。11月10日，北大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深入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教育部长刘西尧出席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教育部、市委的其他负责人和参加教育部会议的各地来京同志、北京市兄弟院校同志。周林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并宣布对王、魏、郭、李的处置决定。刘西尧在传达了邓小平10月20日接见周林等的讲话后说，这是华主席、党中央对北大的巨大关怀和支持。北大是一所历史悠久、国内外驰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综合大学。近几年，“四人帮”、迟、谢、王、魏、郭把北大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阵地，希望北大师生通过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肃清流毒，认真抓纲治校，搞好招生，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为攀登科学高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贡献。

这次大会彻底破除了“文化大革命”不能翻、“两个估计”不能翻、十七年不能翻、凡是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动摇等束缚，使广大师生员工十分振奋。

“两个估计”是套在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1977年11月21和22日，校党委连续两天召开座谈会集中批判“两个估计”。周培源、冯定、曹靖华、闻家驷、邢其毅等著名教授和十几位中青年教师与干部列举大量事实批驳“两个估计”的谬论。

12月1日和2日，校党委连续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大会着重抓住三个问题进行揭发批判:一是砸烂“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二是批判王、魏、郭，清查帮派体系;三是联系文科各系实际，揭批“梁效”。周林在会上号召要抓紧三个彻底、一个狠批，即: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彻底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肃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和影响;狠批由“四人帮”直接操纵的反革命舆论工具——“梁效”。12月29日，校党委再次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篡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北大师生以外，还有国务院机关、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32个单位的代表。周培源教授、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副部长吴非平、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傅加森和北大历史系教员何顺果在会上做了揭发批判。会上还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已将“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逮捕、审查。

校党委一面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一面加紧调查王、魏、郭的问题。王、魏、郭专案组从1977年6月到1978年3月，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提审迟群13次、提审谢静宜10次。1978年12月，经市委同意，校党委决定对王、魏、郭解除隔离审查，分别在校内单位劳动，听候处理。(1981年12月22日，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将王连龙等5人送回部队、等待处理的请示。请示说:我校原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霍生杰等五人在北大期间的问题，已经我校审查清楚，拟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并分别提出了处理意见，上报市委审批。这五人都是解放军现役军官，现在他们的问题，既已审查清楚，建议安排他们各回所在部队，等待处理。1982年2月，上级批复同意。1983年9月，经北京市委和教育部批准、部队党委同意，决定给予王连龙撤销其原任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的处分;决定给予魏银秋撤销其原任北大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处分;决定给予郭宗林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在此之前，1983年1月5日，经北京市纪委批准，给予李家宽留党查看二年的处分，给予宋柏年留党查看二年的处分，给予王世敏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揭批“四人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揭批聂元梓和在“文革”期间紧跟聂元梓的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聂元梓在北大，民愤本来就很大，而她还于1977年12月6日要周林转交她给邓副主席、华主席的信。她在信中进行翻案，不承认自己有反周总理的罪行，甚至不承认与康生、“四人帮”有联系。这更激起广大师生的愤慨，纷纷以各种方式对之进行揭发批判。1978年1月18日，周培源教授揭发，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接见杨振宁博士时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当时陪同接见的周培源说:“陈伯达是她的后台。”毛主席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1978年1月19日，李正理教授揭发，1971年5月19日，周总理接见美国高尔斯登和西格纳二位教授时，谈到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冲击教授等时说:“北大有个女人(指聂元梓)很坏。这些都是她搞的。”

1978年4月8日，校党委召开批斗聂元梓、孙蓬一的大会。中文系教员成美、经济系教员杨勋、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西语系教员郑培蒂在会上发言，揭发聂、孙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暴行。4月19日学校又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批斗聂、孙的大会。会上，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代表揭发:1966年11月，聂元梓带领孙蓬一等人到上海，煽动华东师大的一些造反派揪出该校党委书记常溪萍，把他打成“北大社教的叛徒”、“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和人身侮辱，导致常溪萍最终被迫害致死。我校生物系毕业生夏鹤令、湖南临湘县572分校教员樊立勤(“文革”期间，他在北大曾被聂元梓一派抓去，在他膝盖上钉钉子，导致残疾)、地质系教师王永法等进行揭发、批判和控诉。会上，还由党委负责人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后，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了聂元梓和孙蓬一(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3年7月1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孙蓬一有期徒刑10年)。

康生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对北大做了很多坏事，犯下很多罪行。1978年11月，校党委向华主席和叶、邓、李、汪副主席报送要求公开批判康生、曹轶欧的请示报告。华主席于12月1日批示“政治局常委讨论可以在北大揭发批判，不登报”(叶、邓、李、汪副主席已圈阅)。12月19日，校党委召开全校揭批康生大会，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化学系教师李南强、西语系副系主任严宝瑜分别就北大社教问题、聂元梓大字报问题、“六一八”事件问题等专题进行了揭发批判;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杨勋进行了揭发和控诉。

2.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

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1977年11月30日，校党委发布《关于“反右倾回潮”运动问题的决定》，指出“四人帮”在北大的代理人1973年11月至1974年春制造的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是在中共“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四人帮”在北大的代理人加紧控制北大、极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反革命政治纲领和“两个估计”的产物，应该完全否定。该决定指出:①因“反右倾回潮”运动被定为敌我矛盾，属于错案、冤案的，一律平反。有关揭发、被迫检查、交代的材料销毁。②因“反右倾回潮”运动，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裴多菲俱乐部”“小团体”等莫须有的罪名和一些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在什么范围批判的要在什么范围内予以平反、澄清。有关揭发及被迫检查、交代的材料销毁。③因“反右倾回潮”运动被无理撤销工作的，应安排适当工作。接着，校党委于1978年8月24日作出了《关于推翻林彪、“四人帮”在北大代理人制造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错案的决定》和《关于推翻清队假经验和为受打击迫害的教职工、学生平反昭雪的决定》;10月16日作出了《为邵华、邓朴方、贺晓明及其他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干部子女平反的决定》;11月20日作出了《关于我校师生员工1976年参加天安门“四五”活动完全是革命行动的决定》。1979年2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该决定首先肯定“北大党委在文化革命前十七年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成绩是主要的;方向和路线都是正确的;北京大学的干部和教职员工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该决定指出:文革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并组织人炮制了评论员文章，污蔑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污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同志和副书记彭珮云同志是“三家村黑帮分子”，“这些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该决定宣布，1966年6月3日，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应撤销这个决定，为原北京大学党委，为陆平、彭佩云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的所有同志平反。1979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还作出为宋硕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北大校党委于是月21日在校内进行了传达。

校党委在作出上述决定的同时，对涉及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复查，其中有结论需要改正、平反的都进行了改正、平反。据1980年4月2日校党委向上级汇报的材料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特、反”等为名立案审查的有1059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84人，中层以上干部82人，讲师134人，助教、教员126人，其他人员667人。经过一年半的工作，对上述人员都进行了复查，其中涉及个人结论的有617人，经过复查修改或撤销了其中442人的原结论;对需要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都在有关范围内召开了落实政策会，宣布平反决定，恢复名誉，其中已被迫害致死的，还采取召开追悼会、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等方式，予以平反昭雪。对于遗属抚恤、亲属所受株连、困难补助等问题都按照有关政策做了适当解决;对“文革”中形成的各种专案材料都按照文件规定进行了清理。在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同时，还从1978年开始，对已平反的同志陆续进行落实政策工作，主要是:恢复原来的工作或安排适当的新工作;恢复原来的住房或分配面积大体相当的新住房;退还被抄家抄走的现款、银行存折、金银器、笔记本、文稿、书籍;退赔被抄走的文物字画、家具等。

1979年7月23日，校党委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请示报告》和《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该请示报告说:“北大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分1958年以前和1959年年底以后两次。前一次，看来还比较着重于就学术范围内谈的，批判他的‘人口论’、‘综合平衡论’和‘团团转’等问题的思想、观点;后一次则已超出学术讨论范围，错误地扣了许多政治帽子，如‘用学者幌子搞猖狂进攻’、‘一贯为帝、封、资服务’、‘攻击三面红旗’等等。这后一次批判主要是根据康生两次指示(1959年12月15日陆平同志传达的记录和同年同月23日康生的信)搞的。”该平反决定在充分肯定马寅初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表现和贡献之后指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也是正确的。强加于马寅初先生的‘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予以推倒。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该请示报告和平反决定。在此前，9月5日，教育部通知北大:经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9月14日，校党委召开有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会、学生会、共青团、各民主党派及教职工代表参加的会议，为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马寅初因身体不适，委托夫人王仲贞、女儿马仰惠参加会议。会上校党委书记周林宣读了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同时宣布了教育部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通知。副校长季羡林、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校工会副主席侯仁之、民盟北大支部副主任委员熊伟先后在会上发言，称颂马老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热烈欢迎他任北大名誉校长。9月15日，周林等又专程到马寅初家拜访马老，把北大党委为他平反的决定交给他，并向他宣读了教育部任命他为北大名誉校长的通知，同时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他表示祝贺。马老愉快地接受了北大名誉校长的任职。

1979年2月，校党委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关于进一步解决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遗留问题的决定》。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或处分的共191人，其中教授、副教授3人，讲师11人，教员8人，助教43人，职员和学生126人(主要是参加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师生和法律系派出的公社调查组的师生以及遭到错误批判的“党员专家”)。1962年虽进行了甄别，宣布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结论和被定为“严重右倾”的结论以及给他们的处分一律撤销，给予平反，但大都还有不同程度的遗留问题。经过1979年2月至1980年4月进行的复查，都按文件规定进行了适当解决，档案材料也进行了清理。

1978年3月，校党委开始对1957年和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教职工、学生进行复查。这一工作到1982年基本结束。据是年6月24日校党委向上级的报告，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716人，经复查，属于错划予以改正的703人，从宽改正的12人，未改1人。

1979年到1980年初，校党委还对1963年、1964年、1965年划为反动学生的14人进行了复查、改正和对改正者补发毕业文凭的工作。

3.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校党委于7月初召开全校干部会，动员大家组织师生员工认真学习，“在当前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作出贡献”。为了组织这次学习，党委宣传部订购了5000册《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给各单位，接着又编印了1.2万份包括6篇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的小册子，发至全校人手一册。7月底和8月中旬，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要补课”的意见以后，校党委又召开支部书记以上党员干部会，传达中央指示的精神，再次布置了学习。通过学习、讨论，广大师生员工进一步分清了理论思想上的是非。

4.恢复与健全领导体制、行政机构，恢复民主党派、共青团和群众组织的活动

1978年1月，校党委向教育部、北京市委并国务院、邓副总理报送请示报告，建议由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高铁、汪小川、冯定、殷玉昆等为副校长;请求首先在北京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4月，校党委又向教育部报送《关于提请任命正副校长的报告》，请任命周培源为校长，高铁、汪小川、冯定、殷玉昆、王竹溪、季羡林、张龙翔、沈克琦为副校长。7月20日，学校接到中央教育部《关于周培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说中央已于6月27日批准了北大党委的报告。在此之前，1978年5月，北京市革委会已下发通知，撤销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北大就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的领导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198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各系则实行系主任负责制，系党总支起保证、监督作用。

1978年11月，校党委根据中央领导关于科技院校不设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和《高校六十条》的有关规定，撤销政治部，该部的组织、宣传、统战等处改为部，划为校党委领导;人事处改为直属于校长。1980年8月，学校撤销教务部和总务部的建制，恢复设置正副教务长和正副总务长。教务长和总务长之下设置各处，另成立直属校长的校长办公室、人事处、外事处等机构。

“文革”开始，共青团组织停止活动，到1969年才恢复组织，但一直到“文革”结束，团的工作仍无法正常开展。1978年6月，学校召开第12届团代会，和第11届学生代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团委会和学生会，并选出了新一届团委书记、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在青年和学生中开展工作。1979年12月，校党委同意成立北京大学研究生会。1980年1月举行首届研究生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首届研究生会委员会和研究生会主席、副主席。

1978年8月，校党委作出《关于恢复北京大学工会的决定》。11月20日和21日，校工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第十届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恢复了正常工作。

1979年5月，校党委召开民主党派全体成员会议，宣布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民主党派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恢复民主党派北大基层组织的名誉和活动。会后，各民主党派北大基层组织都召开了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积极开展工作。

以上各项工作，由乱到治，使党、政和各个部门、各个组织都得以发挥各自的作用，恢复了学校正常的工作秩序。

5.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规范系科设置，整顿与改进教学工作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规定，大学招生恢复考试制度。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1978年起不再限定这个比例)。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具体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1978年6月6日国务院又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当年起，高校主要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1982年以后规定年龄不得超过25岁);同时，高考实行全国统一命题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和阅卷。北大按照上述规定，于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制度，1977年招收新生1160人，1978年招收1908人。1977年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理科各系和文科的经济、国际政治等系举办了回炉班，招收已经毕业离校但一些重要课程未学或虽然学了而未能掌握基本内容的学生入学，为他们补课。

(1)撤销汉中分校和大兴分校，整顿和规范学系、专业的设置和学制

1978年4月28日，校党委决定撤销汉中分校。这个决定于是年5月经教育部同意后，学校成立了以周培源为首的汉中分校搬迁指挥部。分校撤销后，原校址交给陕西工学院办学。1979年3月，分校的移交和搬迁工作全部结束，分校的建制撤销。当时留给陕西工学院的价值在200元以上的仪器设备共527台，图书61000册，期刊3433册，价值200元以上的工厂在用设备162台，校舍96985平方米。

1978年3月，学校与当地部队联系，将大兴分校之地借给其使用、耕种一年。这之后，将该地连同学校修建的房舍，一并交回政府。

1978年7月7日，国务院批准停办八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原址恢复。7月20日，在北大的原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志返回人民大学。7月29日，北大和人大商定:新闻专业76级和77级在校学生暂留北大不动，76级学生算北大毕业生，77级学生待人大房子问题解决后，即迁回人大;78级学生由北大录取，到人大报到;新闻专业的教师和其他人员按建制调回人大。

1978年10月，北京市委提出将高考300分以上的考生扩招进高校的意见，并要求北大等二十多所院校各办一至几所分校(分院)，负责接纳。北大办两个分校。北大分校由北京市和北大双重领导，以市为主。北大派教师、干部，安排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经费、征地、校舍等均由北京市负责。分校于1979年2月开学。(1982年开始，北京市对大学分校进行调整，北大二分校撤销，1985年北京市在大学分校的基础上，建成市属北京联合大学。北大分校为北京联合大学的文理学院。)

“文革”期间，学系和专业的设置很乱，有系属的专业，也有厂办的专业。专业口径宽窄不一，有的是按学科设置的，有的则是与工、农业某些生产技术直接对口的，需要加以整顿和规范。首先，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制度时，只有系属的专业招收学生，厂办专业不再招收学生;随后，按照“文革”前系、科、专业设置的原则，进行调整。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79年初步建立起了比较规范的全校各学科专业的系统。据当年9月统计，全校共设22个学系， 65个专业。专业一般是按二级或一级学科设置的。

1977年各专业招收的学生，除东语系小语种专业的学制定为五年以外，其余专业的学制都为四年。

(2)制订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恢复与改进正常的教学工作

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制度以后，入学学生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学习年限延长了，“文革”期间为工农兵学员制订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已不适用，需要重新制定。第一，各专业首先是按照《高校六十条》的精神重新制定教学计划。新教学计划贯彻了以教学为主，适当安排生产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活动的原则，改变参加运动的时间过多，生产劳动、社会调查、军事训练的时间过多等情况。第二，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基础理论课应系统学习，废除“以典型产品带教学”“以战斗任务带学科”等办法。为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恢复原基础课教研室的建制，原教研室的教师，无特殊任务的，一律回到教研室担任基础课教学，同时抽调一批专业课教师讲授基础课(后来各系的教研室均恢复)。与此同时恢复和重建理科各系的实验室。第三，重新编写教材。“文革”期间编写的很多理科教材已不适用，很多文科教材，由于不同程度地含有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更需废除，因此各系、各教研室都组织教师大力进行重新编写教材的工作。第四，建立教学方面的一批规章制度，如《北京大学考试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学籍管理的几项规定》《北京大学学生考勤暂行规定》等，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3)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要求凡教师条件和科学研究基础比较好的学校，在办好本科的同时，要积极招收研究生。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将1977年和1978年两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合并在一起进行。是年，北大共招收了研究生458人。次年6月，学校又根据教育部修订的《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作出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工作的决定》。这样，中断了十几年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得以正式恢复。

(4)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召开“五四”科学讨论会

“十年动乱”期间，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除很少几项以外，处于停顿状态。“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中，科学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77年7月，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指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同年8月，他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又指出，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邓小平的这些指示使学校和广大教师受到鼓舞，提高了进行科研的积极性。为推动科学研究工作，学校于1978年5月召开了“五四”科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共提出了487篇论文。讨论会分25个分会场，先后举行了一百多次会议。参加讨论的除本校师生外，还有来自数百个单位的数千名来宾和校友。这次讨论会被认为是“文革”后高校间的一次科学盛会。1979年和1980年的“五四”，北大都举行了科学讨论会。从1981年开始，学校决定不再每年举行全校性的集中统一的“五四”科学讨论会，而由各系、各教研室自行制定学术活动计划，开展经常性的学术讨论。

(5)恢复教师职称评审制度

“文化大革命”使广大教师受到严重摧残，教师职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实际上也被废掉了。“文革”后，1977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提出，“应该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1978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规定恢复执行1960年《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恢复教师原已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与助教职务。北大于1978年3月，决定提升和确定一部分教师为副教授、教授，并成立以周培源为首的教师职务评议委员会。1979年4月，经评委会根据“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晋升”的原则进行评审，并经上级领导批准，全校共确定与提升教授9人，副教授228人。1979年6月，又确定与提升1096人为讲师。同年12月，确定47人为助教。1981年12月，教育部拟定了《关于当前执行<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并提出此项工作以后将转为常规性工作，形成制度，每一两年办理一次。

(三)学校教育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纠正前两年工作中的失误，消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影响。1980年1月，教育部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领域贯彻这个方针的意见，其中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要“质量第一”“稳步发展”。北京大学认真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教育部的意见。

1.调整专业设置

学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1年4月提出:现有本科67个专业，多数恰当，少数要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的实际情况，逐步加以调整。

(1)专业口径过窄的应当适当放宽，并相应地改变专业名称。

(2)专业口径虽窄一些，但国家有需要，专业名称可以不变，但要注意扩大基础，在基础训练阶段可以和相近的专业统一要求。

(3)有的专业，国家对这方面人才的需要量不大，而这种人才的培养在本科阶段又和其他专业相差不多，可以不招本科生，而着重培养研究生。

除调整现有专业外，还应逐步恢复一些过去由于“左”的错误而被取消的专业，增设一些国家大量需要的学科和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新专业。恢复过去被取消的专业和增设新专业，都必须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实际可能，稳步发展。

根据以上原则，从1980年到1983年，有些系对一些专业进行了调整，如1982年生物系将细胞生物学专业和遗传学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技术物理系将放射化学专业调整为应用化学专业。与此同时，在此期间经教育部批准，增设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在经济系)、“经济法专业”(在法律系)、“社会学专业”(先在国政系，1982年划归社会学系)、“宗教专业”(在哲学系)、“政治学专业”(在国际政治系)、“环境生物学及生态学专业”和“生物化学专业”(在生物系)等。1983年以后还继续有调整和增设。

2.实行学分制

为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因材施教，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国家对人才类型需要的多样性，并使学生能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比较好地发展自己的特长、爱好，学校决定从1981年开始实行学分制，具体办法是将课程(包括某些教学环节)分为四类:(1)必修课，包括学校要求的共同必修课(如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和系、专业要求的必修课。(2)限制性选修课，即限定学生必须在某些范围选修若干门或若干学分的课程。(3)非限制性选修课或称任选课，即由学生自由选修的课程。(4)必修但不计学分的课程和教学环节，如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等。前三类课程，都按学校规定的计算办法，确定其学分。每个专业教学计划都规定学生必须取得多少学分才能毕业。学生在本专业学制规定的年限内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可以延长学习时间，但不论何种原因，最多不得超过两年。学生如在学制规定的年限以前，即已达到这个要求，鼓励加选一些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也可由学生本人申请提前毕业。

3.建立学位制度

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和博士授予单位学科、专业与博士生导师及硕士授予单位的学科、专业。北大是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专业有45个，博士生导师71人(另有2人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列入中科院的名单中);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有93个。1982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北大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1983年8月，数学系张筑生获北大授予的第一个理学博士学位。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教育部提出的北大、清华等22所全国重点大学试办研究生院的意见。据此，北大于是年6月决定成立研究生院。在此期间，学校陆续制定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其中包括硕士学位的业务要求及课程考试、博士学位的业务要求及课程考试、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以及论文的评阅和答辩程序等)、《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的编制和有关教学管理的若干规定》《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暂行细则》等文件，使研究生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4.拓展科学研究工作，增设研究机构

1981年，在恢复正常的科研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为使北大能较快地向着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的方向发展，学校大力拓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出:(1)北大是重点综合性大学，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使之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基地;(2)在继续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应积极开展应用研究，面向经济建设，加强技术开发和成果的推广应用;(3)要发展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研究;(4)文科要敢于面对现实，注意研究历史和外国发展的经验和规律，探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1981年以后，学校的科研工作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如1979年，理科的科研项目共为82项，1981年增为229项，1983年又增为497项。1981年以后，列入国家科委等各部委计划的科研项目也有较大增加。

1978年以前，北大只有很少几个研究机构，1978年开始，特别是1981年以后，为适应国家建设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需要，适应把北大建设成为“教育和科研”两个中心的需要，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学校加强了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成立了一大批研究所、研究中心和研究室。其中主要的如1978年成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固体物理研究所、南亚东南亚研究所;1979年成立的数学研究所;1980年成立的人口理论研究所;1981年成立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1982年成立的环境科学中心;1983年成立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物理化学研究所、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1984年成立的经济法研究所、中国古文献研究所、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微电子学研究室、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1985年成立的岩石圈地质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所等。此后，继续有新的研究机构成立。

5.充实仪器设备，加强基本建设

“文革”期间，各系实验室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虽得以逐步恢复，但仪器设备既很缺乏，又多比较陈旧落后，需补充更新。1979年7月，学校决定从是年经费中拨出340万元，加强仪器设备建设。9月，教育部批给北大500万美元的外汇，用于“物质结构”“分子生物学”“遥感技术”等三项重点科研项目仪器设备的引进。1980年8月，教育部决定从世界银行2.5亿美元的贷款中分给北大2000万美元，用于“计算”“固体物理”“实验分析”“生命科学”等四个科研项目的实验室建设(此项贷款于1982年正式确定，并向国外购买第一批仪器设备)。“遥感”作为另一个重要项目另行解决。与此同时，学校也注意在各年经费的分配中提高购买仪器设备费用的比重，从而使各实验室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加强与提高。

北大自1960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在海淀校址主要只建了一幢图书馆和几幢公寓(在江西鲤鱼洲和汉中分校、大兴分校造的房子都已先后交给当地)，而系科专业、学生和教职工都有很大增加，因此校舍异常紧张。1978年到1980年，虽然国家在百废待兴、财政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为北大建造了40000多平方米的教职工公寓和两个学生食堂，但距离实际需要还很远。1981年12月，学校党委专门给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教育部呈送了《关于北京大学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说，“现在教室、实验室、资料室、工作室、学生和教师宿舍以及各种生活设施全面紧张”，“全校因缺乏教室，许多课程不得不排到晚上，学生找不到教室温习功课，而图书馆的座位六、七个学生才能分到一个。大学生七、八个人住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更没有课外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教职工住宅方面，全校只有两位教授居住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副教授中仍有半数左右居住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许多讲师还只住一间房”。“希望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能将北大基建问题列为专案进行研究。从北大当前和长远需要出发，在今后需新建教学、科研、生产、生活及其他配套用房32万平方米”;“希望国家能将北京大学扩建32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列为‘六五’、‘七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专项拨款，集中使用。”“希望首先批准需要最为迫切的理科教学楼群9.72万平方米。”1982年9月，学校党委根据教育部的意见修改了扩建计划，并上报修改后的《北京大学扩建工程计划任务书》，将扩建各类用房总面积改为25万多平方米，其中教学科研用房约12.5万平方米，生活用房约9.6万平方米，附属用房约3万平方米，需征地257亩。1983年2月，国家将北大25.8万平方米的扩建工程列入国家“六五”计划(其中新的教学楼群改为11.3万平方米。1982年4月，新教学楼群的总体设计方案获得批准。1989年开始兴建)。这项扩建工程的实施，使北大的用房情况得到很大改善，为完成学校的教学、科研任务提供了有力保证。

6.积极开展对外教育交流和合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大积极开展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交流与合作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形式日益增多、内容日益丰富。

培养外国留学生是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大从1950年开始即接受留学生，1966年“文革”开始后到1972年中断了6年，1973年才开始恢复。“文革”结束后，1977年9月统计，在校外国留学生120人。改革开放以后，外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从1980年到1986年分别为190人、198人、253人、264人、268人、305人、386人。过去，从欧美发达国家来的留学生很少，这时期，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来的留学生有比较大的增加。1982年以后，为扩大同各国的交流和协作，北大开始接受高级进修生(即已获硕士学位或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和研究生， 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此外，从1980年起，学校利用寒暑假举办汉语、地理、法律等短训班，至1987年9月共接受短期留学生1600多名。

“文革”期间，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基本停止。1979年才逐渐恢复与发展。是年，经教育部批准，我校派遣“文革”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生57人去法国、英国、丹麦、荷兰、新西兰等国留学，1980年2月又选送1979级学生64人分赴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比利时等国留学。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家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后，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迅速增加。新时期出国留学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为美国、西欧和日本。

为了能较快地了解美、欧等发达国家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较快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教育部和各校都很注重派遣教师出国做访问学者或进修教师。北大于1978年12月派遣第一批理科教师13人赴美做访问学者。此后，派出的人数和去的国家都有较多增加。与此同时，北大还于1979年开始，派遣教师到国外高校任教或研究。

“文革”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引进智力方针的实施，北大聘请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来校任教的人数逐年增加。1978年，在北大任教的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包括长期和短期)人数共14人，到1985年增为139人。

为发展和国外大学的交流与合作，这一时期，北大邀请、接待了许多外国著名大学代表团、负责人来校访问。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6年有40多批。同一时期北大仅校级领导和代表应邀到国外大学访问、考察的也有30多批。其中1980年以校长周培源为团长、副校长王路宾为副团长，有王学珍、文重、陈守良、倪孟雄等参加的北大访美代表团，从5月17日到6月21日，访问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18所大学和奥尔巴尼社区大学、普林斯顿高级中学、约翰瑟斯蓬初级中学，考查了美国大学的教学、科研等管理工作，了解了大学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设、设备和管理情况，回校后还向全校校部机关和各系、所干部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借鉴。

从1979年到1986年，北大先后与世界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77所大学或学术机构建立了校际联系，其中49所大学与北大签订了交流与合作的协议。

(四)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进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该决定在回顾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曲折过程之后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教育工作方面“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该决定对高等教育提出重大改革: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和改革高等教育结构，建设重点学科，发挥科研优势;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改革人民助学金制度;改革高校的后勤服务工作。

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前，北大党委常委曾于1984年7月经过学习讨论和综合考虑学校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了包括10项改革的初步意见和设想的《关于北京大学建设与改革的几点意见》并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又根据该决定作了修改和补充。1986年3月，中共北大第八次代表大会又着重讨论了学校的改革与发展问题，通过了《北京大学“七五”事业发展纲要》和《关于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号召为把北大办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有中国特色和学校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先进大学而奋斗。

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进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方面，学校进行的主要工作如下。

1.调整、增设系科专业，改革学科布局

调整、增设系科专业的原则是，继续重视基础学科，大力加强应用学科和新兴科学，注意发展边缘学科。文科要在巩固和发展文、史、哲、外国语言文学等具有北大特色和优势的系科专业的同时，大力加强和增设马列主义理论、经济、政法、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在应用文科方面逐步形成新的特色。理科要在巩固和发展数、理、化、生、地等基础学科专业特色和优势的同时，大力加强和增设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和新兴科学方面的专业，逐步形成新的特色。既要加强文理各自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与渗透，又要加强文理之间的联系与渗透，逐渐形成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专业生长点。

根据以上原则，学校继1983年将英语专业从西语系分出来成立英语系、将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来成立考古系之后，于1984年至1991年，先后新成立了国际经济系、经济管理系、概率统计系、政治学系，同时，由于业务范围的改变与扩大，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图书馆情报学系、将地理系改名为城市与环境学系。另外1984年还在生物学系成立医预科，为首都医科大学培养预科学生。在这期间，经教育部(后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学校增设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信息数学、工程科学、微生物学、波谱学及量子电子学、电子及离子物理、编辑、国际文化、企业管理、逻辑、国际金融、财务学、保险学、行政管理、博物馆、情报学、社会工作与管理、希伯来语、他加禄语等一批新专业，同时将一些业务范围有了改变或扩大的专业改变了名称，如将放射化学专业改为应用化学专业、将细胞生物学专业和遗传学专业合并为细胞生物学及遗传学专业等。经过这样的调整和增设，北大的学科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侧重于文理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综合大学，改变为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大学。

2.适当扩大办学规模，在着重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同时，开展多种形式办学

1983-1984学年，在校全日制学生共11121人，其中本科生8763人，专科生442人，研究生1246人(博士生22人，硕士生1224人)，进修班427人，外国留学生243人。1984年7月，学校提出规划，到1990年，在校生规模达到15000人，其中本科生10000人，研究生3000人，进修生1000人(其中500人按硕士研究生要求培养)，干部专修科生500人，外国留学生500人。1990年以后，全日制学生总人数不一定再增加很多，但要适当增加研究生的比重，在研究生中要增加博士生的比重。

这个《北京大学“七五”事业发展纲要》经教育部批准后，学校基本上按之实行。到1987-1988学年，在校生达到12801人，其中本专科生9271人，研究生2893人(博士生429人，硕士生2310人，研究生班154人)，进修生119人，外国留学生518人。

1989年4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使情况发生了变化。风波平息以后，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当年北大招收的新生，先集中一年时间到军队院校进行军政训练，第二年再到北大，学习4年。当时指定接受北大新生进行军政训练的是石家庄陆军学院，由于该学院受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同时接受北大二千多名新生，为此国家教委决定将北大原计划招生人数2150人调整为815人，实际招收人数为738人，比原计划减招近三分之二。北大新生先集中进行一年军政训练的办法，从1989年开始，实行了4年，到1993年才不再实行。从1990年开始，承担北大新生军政训练任务的学校除石家庄陆军学院外，增加了信阳陆军学院，因此，1990年计划招收新生的人数增为1535人，实际招收1525人，其中文科758人到石家庄陆军学院，理科767人到信阳陆军学院。1991年和1992年招生人数增为每年1800人上下，但与实行军政训练以前相比，仍减少了许多。这样，从1989年至1992年，在校本科生的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主要是发展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规模。据统计，1992年在校全日制学生共10024人，其中本科生5939人，专科生435人，研究生2922人(博士生532人，硕士生2390人)，进修生135人，外国留学生593人。

在此期间，学校大力开展成人教育，除已计入在校全日制学生中的进修班、干部专修科以外，主要是发展函授教育和举办夜大学。为了加强对成人教育的管理，1983年在教学行政处设立了进修函授教育科，1985年2月成立了成人教育部，1987年又在成人教育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

(1)函授教育。1980年，北大恢复“文革”开始后停办的函授教育。当年招收函授生的只有图书馆学系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制2年，1981年改为3年。1985年实行念完专修科后可以接着念本科，学制5年，前3年为专科，后2年为本科。1986年以后，改为专修科和本科并举，前者学制3年，后者招收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在职人员，学制亦3年。与此同时，还招收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在职人员的函授本科生，学制5年。1988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三年制函授专修科。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读学生数达1900多人。

1985年4月，北大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签订了共建共育、在武警部队进行大学专科函授教育的协议。协议规定，由北大举办法律、经济法和经济管理等三个函授专修科，在三四年内把几千名武警干部招进来培养成具有大专水平的军地两用人才。根据协议，从1986年至1989年共招收四届武警干部5000多人。1988年，经济管理专业三年制函授专修科开始对社会招生。

1987年5月，北大成人教育学院与香港树仁学院合作，在香港地区开设法律专业四年制(实行弹性学分制)本科函授教育。此外，1989年，经济管理系开办了财务会计、企业管理专业函授专修科;1990年，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行政管理专业开办了函授专修科。据统计，1987学年，在学函授生达7441人;1991学年为3933人(由于为武警部队举办的函授专修科已经结束，所以人数减少)。

(2)夜大学。根据北京市有关方面的要求，1980年，由计算机系举办了夜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修科，招收了90名在职专业人员入校学习，学制2年。不过，它只招收了一届学生就停办了。1985年，北大夜大学中文系中文秘书专修科、心理系心理学专修科、化学系化学实验技术专修科开始招生;1986年和1987年，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修科和历史系历史专修科相继招生;1989年，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行政管理专修科开始招生。

此外，学校还根据社会上企事业单位的实际需要，以专业培训、岗位培训为目的，举办了许多短期的无学历的培训班、进修班和研讨班。

3.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就业)制度

招生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把过去单一的按国家计划招生，改变为主要按国家计划招生的同时，允许招收一部分委托培养生、定向培养生和自费生;把过去完全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改变为在主要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的同时，允许招收少量保送生。

1985年，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北大在完成国家下达招生计划的前提下，与国防科工委第二十一试验训练基地、中国海洋石油测井公司和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五厂签订委托培养本科生合同，计划招收委托培养生44人，实际招收了38人。这些学生均从参加高考且其成绩符合录取标准的考生中录取。这些学生的教学业务费、生活补贴、医疗费、基建设备费等由委托单位支付。此后，一直到1988年，每年都招收少量委托培养生。1989年至1992年，由于入学新生要到军校参加一年军政训练，招生人数减少，没有再招收委托培养生。

定向培养是为保证工作、生活环境比较艰苦的地区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而设置的。1985年，北大计划为青海省招收定向培养生40人，实际招收31人。1986年，北大为北京市海淀区培养中学教师，在参加高考的海淀区考生中招收定向培养本科生70人。1987年为北京市教育局培养中学教师，在参加高考的北京市考生中招收定向培养本科生60人。1990年东语系越南语专业为云南省招收定向培养生10人，1991年该系缅甸语专业为云南省招收定向培养生15人等。

自费生是指在国家下达的计划招生数外，由高校自主招收的收费生。北大于1988年开始招收自费生，作为招生改革的一种探索。当年，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专业、经济学院的国际经济专业、法律学系的经济法专业，在海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北京六省市共招收了自费生135人。他们在校学习期间需交纳学杂费、培养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医疗费自理，毕业后自谋职业(学校可帮助向有关单位推荐)。招收少量自费生的办法一直沿用到1996年全国高校统一实行收费为止。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弥补完全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的不足，经教育部批准，北大于1985年开始，对中学品学兼优、学有特色的学生，实行中学推荐、北大考核、不经全国统一高考、保送入学的办法。当时规定的推荐保送对象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在校学习期间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全国中学生学科竞赛省市区的优胜者，在学科方面有小论文、小创新、小作品的优胜获奖者，或学习表现出众的优秀学生，全国或省级优秀三好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保送生的人数控制在当年招生人数的5%左右。这以后，招收保送生的具体办法有些改进，但总的原则没有改变。

此外，北大还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举办少年班的指示精神，于1985年起试办少年班，招收少年大学生，当年只在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等少数省市招生。招生对象为学习成绩优异、智力超常并实际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年龄在15周岁(个别可放宽到16周岁)以下的初中三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在校学生。招生录取办法为中学推荐与考核相结合，不参加全国高考，由北大命题考试，择优录取。当年共招收22人。他们报到入学后，先用12周时间补习高中数、理、语文、外语等课程，然后按志愿编入各系学习，不单独编班。1986年改为在全国招生，招生对象为13~15岁的高中一、二年级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1986年录取15人，1987年至1989年分别录取11人、8人、3人。1990年后未再招生。

对高校毕业生，我国长期实行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制度，学校按照下达的分配方案制定派遣计划。1985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行改革，主要是:(1)一小部分不属国家计划招收的毕业生不由国家统一分配，如委托培养的毕业生按合同规定到委托单位工作，定向培养的毕业生按入学时的协定分配回原已确定的单位和地区，自费毕业生自谋职业，也可由学校推荐就业;(2)按国家计划招收的毕业生，由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分配计划，学校和用人单位通过供需见面，分专业实施分配，其中小部分(20%~30%)由学校直接和用人单位提出分配建议，由主管部门同意后纳入总的分配计划。

4.修订本科培养目标，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根据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在总结教学实践和对社会用人部门的需求进行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学校于1986年提出了调整和修订本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的意见，主要是:培养的学生应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既要重视培养理论研究和教学人才，也要注意培养四化建设各条战线上急需的实际工作者，应用性学科主要是培养实际工作人员，理论性学科还是要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但也要适当加强学生从事社会需求的各项实际工作的训练，以便也能适应到有关实际工作岗位去工作;要求培养的学生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及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具备成为各行各业专家的基础和素质，而不是要求他们一毕业就成为“专家”;加强基础，适当扩展知识面，注重培养实际能力和创造精神，增强适应性。这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思路。

根据以上意见，在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1)减少必修课的比重，增加选修课的比重

1981年开始实行学分制之初，本科四年制各专业必修课的学分一般占学分总数的80%左右，选修课一般占20%左右。1985年以后，各专业必修课(包括学校要求的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要求的必修课)的学分减为占学分总数的70%左右，选修课的学分增加为一般占30%左右，其中非限制性选修课即任选课一般占10%左右。

(2)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

原来全校开设三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1985-1986年修订教学计划时，将之改为三类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选修课。三类课程的总学时不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三门课: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哲学(重点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帝国主义论》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这三门课加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为全校必修。它们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总学时的三分之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选修课有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然辩证法、当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当代西方思潮等。学生应从中选习的学时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总学时的三分之一。这样改的目的是为了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范围，丰富教学内容，加强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联系，使之比较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

(3)加强基础课，适当拓宽知识面

为使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各专业在减少必修课的情况下，都保证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及工具课的必要的教学时数，并加强其教学工作。为保证基础课的质量，学校还于1988年决定实行选聘学术水平较高、教学经验较丰富的教授、副教授主持重要基础课教学的办法。全校性重要基础课主持人由学校聘任，其他基础课的主持人由各系聘任，报学校备案。在加强基础课教学的前提下，为适当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各系各专业都陆续开出了一批新的课程，主要是新的选修课。其中有理论性的、知识性的、应用和实验技术性的以及文理科互选的课程。当时还根据“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在研究确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时努力做到三个“立足”、三个“放眼”，即:立足本学科，放眼全社会;立足当前，放眼未来;立足本国，放眼世界。

(4)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

为使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加强他们能力的培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实践性环节的教学。首先是要重视实验。学校和各系都努力保证实验课的教学经费。有条件的专业并适当扩大实验课的内容，增加开放的教学，由学生自己独立设计和操作，以培养他们动手的能力。规定有实习的系科要保证其实施。各专业的生产实习要逐步恢复，以使学生接触生产实际。学校要有重点地帮助系建立实习基地。文科各专业都根据自己专业的特点，把社会调查、教学实习、社会服务等列入教学计划，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和自行组织的结合专业的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活动。学校还规定，各系可根据教学的需要，在四年内的前三年暑假中，可占用一个暑假的若干周时间用于安排实习、社会调查及其他实践活动。各专业还把科研训练或毕业论文列入教学计划，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受到综合的实际锻炼。

5.改革教学管理制度

遵照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并为了发挥学分制在因材施教和使培养的学生更能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等方面的作用，北大对教学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允许提前毕业和以自修方式攻读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1981年实行学分制以后即规定学生在学制规定的年限以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修满毕业的总学分数者，可申请提前毕业;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不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可延长学习时间，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年。这以后又规定学生可申请以自修方式攻读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如获批准，只要参加有关考试及格，即可获得学分。

(2)允许转系、转专业和转学。本科一、二年级学生，经所在系同意，并经转入系全面审核、批准其转入者，能转系转专业。但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的学生不能自行申请转系转专业。

本科一、二年级学生和专科一年级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得准予转学:①经学校了解，并经转入学校考核认为转学后更能发挥其专长者;②入学后发现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不能在本校学习，尚能在其他高校别的专业学习者;③有某种特殊困难，不转学无法继续学习者。

(3)试行主辅修制和双学位制度。为适应交叉、边缘学科发展的需要，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毕业后对工作有更大的适应性，学校开始试行主辅修和双学位制度。主辅修制即允许学生主修一个学科专业，辅以攻读另一学科专业。辅修专业的学分数约占本专业必修课和限制性选修课学分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四十，一般不延长在校学习时间。修满辅修专业规定的学分数，在毕业证书中加以注明，以利于用人单位使用。

双学位制度即学生在攻读本科某一学科学位的同时，学有余力者经批准，可以辅读本科另一学科的学士学位，相同课程可以免修，一般不延长学制，成绩合格，授予双学位证书。

(4)开设暑期课程。为便于学生攻读辅修专业和辅修学位的一些课程，也便于一般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选学一些课程，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学校于1983年开始，利用暑假开设暑期课程，成绩合格，给予学分。开设的课程，每年都有几十门。

(5)试行导师制。实行学分制后，学校即规定每学期开学时，系、专业应指派教师负责指导学生选课。1987年以后，为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决定试行导师制。

6.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

根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北大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除扩大规模以外，还努力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

(1)为保证一些部门、单位和一些工作、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地区对毕业研究生的需求，北大开始招收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的研究生，形成研究生培养的三个层次、七种类型。三个层次即:研究生班研究生(学制一般两年，不给学位)、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七种类型即:国家计划内研究生班研究生、委托培养研究生班研究生、国家计划内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国家计划内定向培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委托培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国家计划内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委托培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2)为了更多更快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对少数优秀硕士生试行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办法;对部分应届优秀硕士毕业生试行免于参加入学考试，采取经推荐录取为博士生的办法。前者需已修满硕士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数，必修课和限制性选修课中至少有四门的成绩在85分以上;有科学研究成果(指发表过文章或有阶段性的科研报告)，表现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后者需硕士学位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限制性选修课)考试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在学位论文中有新的见解，表明其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

在此期间，为广开才路，扩大博士生的招生来源，还决定试行从有实践经验并在科学研究中做出成果的在职人员中接受推荐免试录取为博士生的方法。此项被推荐者必须已在所报考专业范围内工作一段时间(已获硕士学位者，在获硕士学位后工作一年以上;同等学力者，工作三年以上)，近年来在全国性刊物上或重点大学学报上曾发表学术论文，表明作者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继续深造的基础。

(3)试行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一般是，博士生入学后先在校内学习两年基础理论等课程，然后送往国外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在该校或该科研机构导师指导下写出论文。论文经双方导师共同审阅后回到国内进行论文答辩。

(4)1985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同意北大为在职人员申请博士、硕士学位的试点单位，北大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于1986年开始接受申请并授予在职人员博士和硕士学位。

(5)制定《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北京大学关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北京大学关于制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几项规定》《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一系列规定和章程，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

7.建设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1987年8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重点学科的评选采取学校申报、主管部门推荐、同行专家评选、国家教委审核批准的办法。1988年7月，国家教委通知，经过评选、审核，北大有42个学科被批准为重点学科。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法学理论、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联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学、生理心理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现代汉语、汉语史、英语语言文学、印度语言文学、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核物理及核技术、固体物理、波谱学与量子电子学、电子物理和离子束物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人文地理学(联合历史地理学)、天气动力学、大气物理学、植物生理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联合动物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

根据《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重点学科应承担教学、科研双重任务。要逐步做到能够自主地、持续地培养和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硕士、学士;能够接受国内外学术骨干人员进修深造，进行较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够解决四化建设中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能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根据，为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促进学科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根据以上要求，学校和各有关系陆续制定了各重点学科的建设规划，并付诸实施。建设经费主要是学校自行解决，国家教委给予一定支持。

为改善教学、科研人员的实验条件，促进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以前，国家教委即决定在对“四化”建设有重要意义的学科领域内，选择一些在高等学校具有优势的学科，有计划地建设若干个装备比较先进的重点实验室，并根据工作性质逐步办成高水平的开放型教学、科研基地。决定公布后，加快了这一工作的进程。1986年，国家教委批准北大建设“视觉与听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1987年，批准北大建设“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分子动态及稳定态结构”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988年，批准北大建设“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1989年又先后批准北大建设“文字信息处理”“稀土材料化学及其应用”“暴雨测定与预报”“湍流研究”“区域光纤通信网与相干光纤通信”“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人工微结构与介观物理”等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至此，共批准北大建设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到1992年建成了其中的5个，还有6个在建设之中。

8.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大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组织教学科研人员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了加强科研工作，继1978年至1984年成立了十多个研究所(室)之后，从1985年至1992年又成立了二十多个研究所和二十多个研究中心。据统计，到1992年10月，全校已成立研究所(室)37个，研究中心27个，其中主要的有计算机系统与软件研究所，城市区域开发环境研究所、近代通信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所、信息科学中心、环境科学中心、北京现代物理中心、稀土化学研究中心、凝聚态与固体物理中心、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中心、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机构中，特别是不少研究中心是跨学科的。

1986年，国务院制定《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即“863”计划)，并定于翌年实施，北大积极参与高技术发展研究，承担了“863”计划多个领域的科研任务。同年，国家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确定了三百多个重点研究课题，其中高校一百多项，由北大牵头的项目有四十多个。上述纲要和规划确定由北大承担的任务，都分别列入学校制定的理科和文科的“十五”规划之中，认真落实和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的科学研究主要依托教学研究室进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课题组逐渐成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并逐渐拥有了财、物和奖酬的支配权。

1985年7月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报告》的通知。该报告指出，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研究制度的目的是:“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设置一些不固定的职位，挑选一些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这里从事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教学人员。”“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高水平的博士导师;(2)学术气氛浓厚而活跃，科研工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3)有必需的实验设备，科研后勤条件良好;(4)单位领导积极热心。”是年，国务院批准首批建站单位，北大为其中之一。当时批准北大建立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它们是物理学(包含理论物理、固体物理、核物理及核技术等专业)、力学(包含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等专业)、数学(包含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等专业)、大气科学(包含天气动力学、大气物理等专业)、生物学(包含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动物学、昆虫学、生理学等专业)、和化学(包含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专业)。1986年，北大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1986年以后，又于1988年、1991年、1992年、1995年分四批批准北大增设了社会学、地理学、地质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学、外国语言文学等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原来已设的流动站，其所包含的专业也有所调整和增加。这样，到1995年，北大共有1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包含78个专业。其中自然科学方面有9个站，包含44个专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6个站，包含了34个专业。

9.开展科技开发工作，兴办科技产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高等学校为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发挥自身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迅速开展起“四技”(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活动。北大于1984年10月设立科技开发部，以加强对科技开发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为便于开展与校外的联系与合作，1985年设立科技开发总公司。科技开发部和科技开发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科技开发总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成为学校直接领导的企业法人。

在正式成立科技开发部和科技开发公司之前，学校曾于1984年3月发布《关于科学技术服务管理试行办法》。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学校又根据两个决定的精神，制定了《关于科学技术服务管理试行办法补充规定》。该试行办法和补充规定要求，在保证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潜力，充分利用人才和设备等有利条件，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开展人才培训、科技咨询与服务、科技协作、科技转让等工作，为“四化”多作贡献，并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事业的发展，同时为学校筹集资金。

学校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还兴办了一批科技产业，以迅速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增加学校创收。从1985年至1992年，学校共创办了十几个公司，主要有北大方正集团公司(1986年注册登记时公司名称为“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1988年5月更名为“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1992年初再更名为“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大和日本佳能株式会社、日本乐思株式社合资创办)、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北大指纹电子公司、北京大北特种饲料技术开发公司等。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的产品包括电子出版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软硬件、机电产品等，其中拳头产品为王选教授领导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到1992年，它年销售额达4.1亿元。

10.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和工资制度

(1)实行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聘任制度

1985年7月，中央决定改革职称评定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专业技术职务和学位、学衔、学术称号不同。后者一次获得即终身拥有，前者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的工作岗位，有明确的职责，岗位数量由编制确定，由行政领导在经过专家评审机构认定的符合相应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中聘任，有一定的任期，在任职期间领取专业技术职务工资。

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国家教委即指定北大等8所高校进行教师职务聘任制试点。北大从1985年开始，首先在教师中，然后在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中进行职务聘任工作，并为此成立了学校和系的“教师职务聘任领导小组”、制定了《北京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工作的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规定:“我校教师可以受聘的职务包括:教学岗位(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专职科研岗位(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实验技术岗位(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及高级实验师)以及其他工作岗位。”学校首先审定教师的任职资格，同时由各单位根据学校下达的编制控制数，结合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的实际需要，并考虑教师职务的合理结构，提出各类职务岗位的方案(岗位限额、岗位职责和任务要求等)，报学校批准后公布。然后由各单位教师根据公布的方案申请应聘职务，或由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推荐，由系教师职务聘任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提出拟聘名单，报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同意后，由学校发给聘书，聘期一般为两年。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聘任工作也大体按此办法进行。到1987年，全部完成了首次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工作。据是年9月1日学校向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北京大学首次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工作小结》，当时全校教师中被聘为教授、副教授的共1147人，占定编教师数的36%;教师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被聘为高级职务的184人，占总人数的12%，被聘为中级职务的624人，占总人数的40.7%;未聘与缓聘的人数占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多数是出国未归或长期病号。其中，缓聘人员仍保留其专业技术岗位，待返校或任务落实后再聘任。

1987年以后，历年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聘任工作基本上按此次办法进行。

(2)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

1985年，学校遵照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奖励工资4个组成部分。工龄工资为每年工龄0.5元。基础工资北京地区为每人40元。奖励工资按工作成绩评定发放。职务工资，教学人员为:教授7个等级120-315元，副教授8个等级91-190元，讲师7个等级57-110元，助教5个等级30-57元。行政人员均为6个等级，其中校(院)长110-215元，副校(院)长91-150元，处长82-130元，副处长65-110元，科长49-91元，副科长36-73元，科员24-57元，办事员12-42元。1993年，全国进行工资改革，北大从是年10月实行新的工资制度。新工资制度规定，教学人员的职务工资为:教授7个等级390-670元，副教授9个等级275-555元，讲师10个等级205-435元，助教6个等级165-253元;职员为一级职员6个等级480-695元，二级职员7个等级335-560元，三级职员8个等级235-430元，四级职员10个等级180-372元，五级职员8个等级160-267元，六级职员8个等级145-235元。另有津贴部分，按工资构成中占30%计算，由学校制定考核办法，按每人的工作成绩评定等级发放。

(3)建立高级职务人员离、退休制度

1986年2月，学校发布《北京大学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实施意见》，决定从是年开始办理教授、副教授等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的离退休工作，并决定成立干部退休办公室，负责此事。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办理过高级职称人员的离退休，决定这次只办理70岁以上的教授和65岁以上的副教授以及已达到这一年龄的其他高级职称人员的离退休工作，以后再逐年做到按规定的年龄办理离退休。离退休人员的图书证、医疗证不做更换，健康条件允许的可根据需要返聘。返聘人员不占编制，并按照国家规定领取离职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到是年6月，完成了办理这次共76名高级职称人员的退休手续，其中教授63人，副教授7人，高级工程师1人，副研究馆员2人，副主任医师3人。

11.拓宽学校经费来源渠道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校经费主要来自教育部拨给的教育事业费，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是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学校经费来源的渠道逐渐拓宽，除国家教委拨给的教育事业费(包含综合定额和专项补助。前者即按照各类学生人数及标准核定的当年教育事业费预算数。后者是根据特殊需要对学校的专项补助如离退休经费、外籍专家补发增调工资费、军训费等)外，主要还有以下来源渠道:①科研经费:甲、科研事业费(1986年以前包括在教育部拨给的教育事业费中，1986年以后，由国家科委归口单列预算，而后由国家教委拨给学校)，主要用于学校对某些科研项目拨付的经费、专职科研编制人员经费、独立研究机构行政经费的补贴等。乙、科技三项经费(包括重大科研项目补助经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由国家教委拨给)。丙、代管科研费，即除国家教委以外的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地方拨付的科研项目经费以及学校和下属企业、工厂、公司与其他单位签订的科研合作项目经费。②教育服务收入，如举办培训班、短训班收入，函授、夜大收入、学生委培收入等。③科技咨询、服务和科研成果转让收入。④校办产业收入。⑤境内外企业界、社会知名人士、华侨、校友捐赠的资金等。

12.拓展校园面积、加速校舍建设，改革后勤管理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1985年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教育部(国家教委)同意、北京市批准，学校将周围规划范围内的土地，除成府村居民区以外，全部征用，共计约360亩。其中主要有校园西南角的工程兵汽车连、东校门外桃园及成府村南头居民区、燕东园北侧居民区、承泽园南院、畅春园等。除此之外，还在圆明园西侧哨子营征地207亩(除去道路代征地实际上为148亩)，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住宅区燕北园。

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1985年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除了在中关园、燕东园、畅春园建成了多栋教职工住宅楼以外，还建成了勺园留学生楼、电教大楼、化学大楼、静电加速器楼、印刷大楼等重要建筑。

1982年，为调动后勤职工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学校在伙食管理工作中试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开始时，由学校按在校学生人数及教职工耗粮数，将伙食管理费包到伙食管理处，伙食管理处按历史平均先进水平，将生产定额及相应的管理经费包到食堂，再由食堂将定额及相应的管理费包到作业班组。1984年起，改由学校将伙食费直接包到食堂，使食堂成为承包的相对独立的实体。1985年，根据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明确后勤工作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社会化。当时，主要是结合各项服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自负盈亏，干部实行聘任制，职工工资实行浮动制等。如1986年，负责外国专家和留学生生活服务的勺园管理处，在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干部聘任制和职工工资奖金浮动制后，效益有很大提高。其当年的收入比1985年增加50%，上缴利润比1985年增加79%。又如汽车队，1985年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并按现有人员、车辆数量定出月、年的行车里数定额，以及完成、超额完成、未完成定额的奖惩办法、对校内用车单位收费办法等，效益也有较大提高。食堂则从单纯服务型向服务经营型转变，即除正餐按规定由学校拨管理经费外，另设小炒等服务，允许有少量利润，但价格比市场上低。

13.加强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扩大系一级的自主权

1986年11月，学校召开北大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形式。其职权主要为:听取校长的工作报告，讨论学校的工作计划、发展规划、改革方案、财经情况、教职工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审议岗位责任制方案、教职工奖惩办法及其他重要规章制度;讨论决定教职工的住房分配办法，审议福利费的管理使用情况以及其他有关教职工的集体福利事项;监督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必要时可以建议上级机关予以嘉奖、晋升，或予以处分、免职等。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学校的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

1985年6月，学校成立审计室，依照国家有关方针政策、财经法规对学校的财政收支进行审查监督。

1990年7月，学校成立监察室，加强了学校的廉政建设。

从1984年开始，学校逐步扩大系一级的自主权。如是年9月，将教研室(研究室)主任、副主任的任免权下放给各系(所)，系(所)领导决定后报人事处备案。在国家教委对拨付学校的教育事业费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自求平衡”的办法后，学校对拨付各系(所)的经费也实行这一办法。对于各系(所)创收的经费，除按照有关规定上交学校的部分以外，由各系(所)自行支配。1985年，学校还决定将各系(所)人员岗位津贴的考核、发放权下放给各系(所)等。

(五)妥善处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学潮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

1985年9月14日，物理系一些研究生贴出大字报，说“九一八”快到了，要同学们届时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并游行。后又贴出一些响应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经学校做工作，一些系的研究生会同意不这样做，但要求学校同意在校内举行纪念集会，学校同意了这个要求。9月16日，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发出公告，宣布9月18日在校内举行大型纪念会。物理系研究生会也贴出通告，支持两会的工作。但仍有少数学生贴大字报坚持要去天安门，有个别大字报甚至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说我国目前的对日政策是卖国主义的。18日中午，物理系一些学生在图书馆前，后又到南校门内集结，打着旗帜，号召同学去游行。学校各级干部和学生会同学到现场进行劝阻，并由丁石孙校长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有一些同学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九一八’，校方已经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在南校门集结，坚持到校外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不要一时冲动做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坏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经过劝阻，这些同学没有出学校去游行。但少数当日上午已分散离校的学生还是同其他高校的学生一道共约400人，去了天安门广场。他们经领导同意，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并绕纪念碑一圈后各自回校。18日下午3时，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按计划举行了“北京大学纪念‘九一八’大会”。十几名同学发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会上宣读了《致人大常委会的信》，建议把9月18日定为国耻日;宣读了给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信，抗议他和一些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会上还通过了《告同学书》，指出北大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继承光荣传统，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振奋民族精神，去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坚决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些人企图歪曲我们的爱国热情，挑拨党和青年的关系，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是绝对办不到的。纪念会的内容基本上包括了几天来学生所提的具体要求。

1986年12月上旬，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等合肥几所高校的部分学生，在方励之等人的煽动下，以“要民主，要自由，反专制”为口号，上街游行。在中国科技大学等校部分学生上街游行的影响下，12月中旬，上海一些高校学生也贴出了大字报并上街游行。随后，北京一些高校出现了大字报要求声援安徽、上海高校的学生。12月11日，有人在北大校园贴出四份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游行等情况的小字报，力学系一个学生看后贴出要成立“北大民主促进会”共商大事的大字报，经系干部做思想工作后，他主动撕去。12月27日晚，国际政治系四位研究生贴出《告北大同学书》大字报，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北大应再次开创新型民主政治的形式，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并号召组织一次游行。经多方工作，他们于翌日晨主动撕去大字报。12月23日上午和29日凌晨，有其他高校千余人和三四百人，分别拥进西校门和南校门，呼口号，要北大学生参加游行。北大学生没有响应。1987年元旦，有数百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呼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当天晚上，又有2000多名学生上天安门游行，其中有北大学生三四百人。经过学生干部做工作，北大大多数学生陆续回校。最后有34人没有回来。他们同少数其他高校学生一起被公安部门带离现场。是日晚8点多，有千余名学生陆续到办公楼要求学校出面把这些学生要回来。学校表示正在与有关领导联系，并已准备好车去把他们接回来。晚10点左右，聚在办公楼前的部分学生出西校门去市里，沿途并有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加入。当他们走到甘家口时，学校派人告诉他们，被带离现场的学生已由学校接回，希望他们回校。这些学生遂乘学校派去的车返回学校。针对当时的学潮，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12月30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看问题的性质，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学生闹事，“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学校各级干部遵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和上级领导的指示，对广大学生进行了进一步的教育与疏导，这次学潮逐渐平息。

1988年4月，在全国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开会期间，从3日至11日，校园内陆续贴出大小字报36份，内容大多是要求中央重视教育工作、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方面的，也有极少数大字报企图借机制造事端。学校领导召开干部会，要求大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要讲明三个问题:一是提意见是可以的，但要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学校尽量为大家提供机会和创造条件;二是有些意见和要求，中央和有关部门需要研究，解决要有个过程，不能要求过急;三是有意见可以反映，但不能闹。要爱惜和维护北大的荣誉，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经过做工作，事态未再有发展。

1988年6月2日凌晨，地球物理系1987级研究生柴庆丰和他的三个同学在蓝旗营附近被一伙歹徒殴打。柴于当日下午4时许死亡。晚上，有五六百同学到公安部门请愿。公安部副部长和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向同学们表示一定迅速抓获凶手，依法予以严惩(6月4日，公安部门将柴庆丰一案的6名歹徒全部抓获)。在柴庆丰遇害后，三角地陆续贴出一些挽联、悼词和要求惩办凶手、加强治安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一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政府的大字报和鼓动游行、静坐的大字报。6月5日、6日和7日晚上，在三角地聚集了几百人，讨论游行、静坐问题。6月7日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通过广播台联名发表讲话，指出近日来有些人在公安机关已迅速捕获凶手交司法部门严惩的情况下，想把刑事案件问题转移到政治问题上去，提出要游行、静坐等，是不对的。甚至还有个别人说现在的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政府，更是极端错误的。希望同学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当晚，校广播台还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通告。通告指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妄图把这一刑事案件转移成政治问题，甚至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政府，破坏安定团结，破坏民主法制，诋毁改革开放。这些人的言行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违背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意志的。通告重申:未经批准的一切游行示威活动都是非法的，绝不容许少数人利用任何借口进行违法活动。讲话和通告广播后，聚集在三角地的同学逐渐散去。此后，又经多方工作，事件逐渐平息。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15日和16日，北大学生宿舍区贴出一二百份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诗、大小字报，其中有少数以悼念为名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16日，校学生会、研究生会贴出公告，联合设立悼念胡耀邦的灵堂，并以两会的名义代表同学向胡耀邦敬献挽联。许多同学到灵堂进行了悼念。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大幅照片，报道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花圈和群众献花圈、悼念的场面。是日，北大100多名学生和教师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并在纪念碑下举行悼念仪式。校内三角地出现鼓动学生上街游行的大字报。

4月18日，北大、人大的一些学生先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后移至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请愿。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等在纪念碑前演讲，提出7条要求，其中有“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取消关于游行示威的10条规定”等。学校派车将北大学生接回，但有20多人坚决不回校。晚上11点左右，北京高校一些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并冲击新华门，内有少数北大学生。19日晚上又有一些高校学生到新华门前静坐并冲击新华门，其中也有少数北大学生。

4月20日，一些学生成立非法组织“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简称“筹委会”)。“筹委会”决定在北大发起罢课，并宣布届时将在各路口阻拦去上课的学生和教师。学校发出通知，指出罢课是错误的，更不允许任何人阻拦教师和学生上课，要求各系各单位做好教师和学生的工作。4月21日，“筹委会”宣布自是日上午8时起开始罢课。有人在各路口拦阻去上课的同学。学校派人制止这种行动。

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会。

21日晚，北大2000多名学生去北师大与其他高校学生汇合，共两万多人于当晚近10时游行到天安门，并于22日凌晨3时左右，事先强行占据天安门广场，要求为在广场的学生播放追悼会的实况，后又要求递交请愿书，但当工作人员出来接请愿书时，他们又不交，提出要李鹏总理亲自出来接。午后，各校学生陆续撤出广场。北大学生经长安街、三里河、紫竹院回校，沿途有人呼喊通电全国、统一罢课和攻击党和政府的口号。23日，“筹委会”在五四操场召开“学生大会”，参加和围观的学生约3000人。会上宣布非法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接着，“筹委会”贴出公告，宣布正式参加非法的“首都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简称“高自联”)。24日，“筹委会”在28楼学生宿舍设非法广播站“北大之声”，开始播放稿件。

4月25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将于26日发表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指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机会制造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肃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筹委会”反对社论，鼓动继续罢课，并于晚上11点多，根据“高自联”的决定，通知于27日上午8点出发去天安门游行。

4月26日上午，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和市委意见，动员党员、教师、干部到学生中旗帜鲜明地做工作，向他们讲清道理，要他们不要去游行。是日下午和晚上，校广播台连续多次广播《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和《北大通告》，通告指出，一些人仍在鼓动同学游行，这是对广大同学极不负责任的，是十分错误的;号召广大同学不要去游行，要勇敢地走进教室，维护自己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27日，有1900多名学生和几名青年教师，不听劝阻，参加游行。

4月30日，“筹委会”的几个人到党委办公室，要求党委承认“筹委会”，承认“筹委会”成员中的研究生代表代行“研究生会临时主席团的职务和工作”。当时在党委办公室的党委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代表党委表示:“筹委会”不是通过正常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不能承认。

5月上旬，尽管学校反复做工作，反复劝阻，“筹委会”人员还是继续组织一些学生游行。5月4日，他们组织600多人参加“高自联”发起的游行;5月9日，组织400多人骑车去“记者协会”声援一些记者的请愿活动;5月10日，组织1000多人进行骑车游行。

5月13日，在“高自联”和王丹等人的煽动下，北大有260名学生同人大、清华、北师大等10余所院校的学生共2000多人到天安门进行绝食。5月17日，一位自称是“筹委会”负责联络的生物系学生又出面组织“北大绝食团第二梯队”。5月18日，一些党员教师组织“北大党员教工绝食团”，有23人于19日赴天安门参加绝食。在此期间，一些教师成立了非法组织“北京大学教工后援团”，并于17日组织一千多名教工和学生参加“市民声援游行”。

在一些学生绝食期间，从关心和爱护同学出发，尽量不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损伤，校领导、各系各单位干部、教师、校医院医生轮流去天安门广场看望他们，做劝说工作，同时给他们送去消毒牛奶、生理盐水、药品、遮阳伞和晚上御寒的衣被等，对病弱同学则派车接回治疗。校医院病房不够用，学校专门腾出第二体育馆，配备医疗设施，作为接回来的学生的治疗场所。到5月19日广场同学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止，共接回学生278名。

是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李鹏总理和杨尚昆主席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讲话。而“筹委会”和“教工后援团”则通过28楼广播站鼓动学生和教工抵制戒严令，走出校门去堵军车。在戒严令发布以前，曾由校长办公室出面找有关学生谈话，指出“筹委会”的广播严重干扰学校正常秩序，有些内容是极其错误的，要求其停止广播。他们表示理解，但不肯停止广播。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以后，学校又于20日下午找28楼广播站的人谈话，要他们遵守戒严令，停止广播，他们仍表示理解而不肯停止广播。5月23日下午，1000多名学生和教工参加反对戒严的游行。5月28日上午有数百名学生和教工参加反对戒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

6月3日夜至6月4日凌晨，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奉命平息了暴乱，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停留在广场的我校200多名学生回到学校。学校派干部到有关医院、有关地点了解师生伤亡情况，需要接回的立即接回，同时要求各系各单位清点本单位人员。

6月5日，党委召开干部会，要求各单位做好思想工作，为了本人和学校的安全，要遵守北京市和戒严部队的命令。尽快查明师生伤亡情况(经调查核实，我校死亡3人:化学系1988级学生1人、概率统计系1987级学生1人、化学系青年教师1人)，做好善后工作。教职工要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保证学校的正常秩序。要做好学校的治安保卫工作。

6月8日，28楼广播站停止广播。

6月9日，学校发布《北京大学关于自即日起停课，学生离校回家的通知》(实际上即提前放暑假)。同时召开全校部处长和各单位负责人会议，部署执行该通知的工作，要求在学生离校回家后，教职工要坚持上班，坚守岗位，附中、附小、幼儿园坚持上课。为了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学校成立了安全小组。同日，学校拆除了28楼广播站线路和喇叭，清除了“三角地”和其他地区的标语和大小字报。

6月12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21名“高自联”的头头和骨干，其中有北大6名:王丹、杨涛、封从德、王有才、张伯笠、熊炎。

6月16日，学校召开干部会传达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十年最大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传达后，组织了讨论学习。大家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平息1989年这场政治风波的深刻总结。暑假后，学校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和上级部署，深入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防止和平演变的学习教育，进行了必要的清查工作，加强了党的建设工作。

(六)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加速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大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提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为了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该纲要提出:“在新的形势下，教育工作的任务是:遵循党的十四大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该纲要提出，高等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培养的专门人才适应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基本上立足于国内，教育质量、科学技术水平和办学效益有明显提高。北大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于1994年7月，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奋斗目标，制定了《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加快了教育教学的改革、建设和发展的步伐。

1.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

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本着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把德育放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把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德育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的理念，学校加强和改进了德育工作。第一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和调整。如中国革命史，一直存在着与中学同类课程内容重复，学生感到收获不大的问题。1992年，将这门课程从原来的通史讲授模式改为专题讲授，精选教学内容，突出中国革命思想路线的理论分析;突出国情教育，着重讲述两个历史转变的必然性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突出爱国主义教育;突出邓小平理论。在教学方法上，采用课堂讲授为主，结合读原著、课堂讨论、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等。这些改革，受到学生的欢迎。又如哲学课，试行以学习原著带原理的教学方法，将教学过程分为自学、边讲授边讨论、撰写小论文和考核四个阶段，突出从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角度，讲清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等。1997年，还组织12位教授分专题为本科生开设了“邓小平理论专题”课。这些也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在改革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同时，学校还为学生开设了“当代人生理论与实践”等思想品德修养课，并加强了课程的建设。第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三育人”。本着“确保稳定、立足改革、着眼建设、创造特色”的原则，结合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学生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国情教育，加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传统及中国传统美德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同时大力提倡和推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教育”，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各个领域中去。第三是大力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学校即把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让学生联系实际、了解国情和对他们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向人民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教育的重要举措来做。除了要求做好教学计划规定的实习、考察和社会调查等各项实践活动以外，还利用假期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每年暑期，学校都成立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或副校长牵头的学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组织40个左右的团队，到各地去开展各项活动。除这些有组织的团队以外，还组织更多的同学以回乡挂职锻炼、进行某些社会调查等方式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两项相加，参加的人数每年不下4000人，他们在各地进行社会调查、专业咨询、社会服务、科技文化传播等活动，既受到当地的欢迎，也使自己得到了教育和锻炼。

2.加强学科建设，实施北京大学“211工程”“九五”期间建设计划

1990年7月，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深化高等理科教育的意见》，决定从全国重点综合大学和少数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中，选择一批基础学科专业点，从本科入手重点加强研究生教育，逐步将这些专业点建设成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基地。1991年6月进行“基地”试点工作，经学校申报、专家组论证，国家教委批准15所重点大学的15个专业点作为“基地”第一批试点专业，其中有北大的物理学专业。1993年6月，国家教委进行“第二批专业点”的审批工作，北大又有7个专业被批准。1995年1月，国家教委仿照理科，进行建立“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工作，北大有3个专业被批准。这样，北大共有理科和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1个。它们是:数学、物理学(含核物理学)、力学、大气科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学校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加大这些学科建设的力度，包括增加投入、改善教学设备、提高招生质量、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等。

在大力加强基础学科建设的同时，学校还根据原定的重视基础学科，发展和加强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边缘学科的原则，从1993年至1997年，继续增设了一批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和技术科学方面的专业，如旅游开发和管理、广告学、房地产经营管理、超导电性物理、生物技术、植物基因工程、蛋白质化学及基因工程、新功能体系分子工程、蛋白质及药物分子设计、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分析、会计学、保险学、市场营销、国际经济法、环境学、应用心理学、国际贸易、材料化学、环境规划与管理、货币银行学、知识产权、国防经济学、外事理论与外事管理、科技法等。1995年11月，北大还同北京医科大学商定，联合举办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该专业于1995年开始招生，学生先在北大学习一年，再到北京医科大学学习，毕业文凭由北医大和北大联合颁发，学位证书由北医颁发。是年12月，经两校商定，在北医大成立“北京大学医学中心”。

1993年7月，国家教委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布《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这项建设计划被命名为“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1994年5月，国家教委开始对申请进入“211工程”的高校组织专家进行预审。1994年10月，北大通过了预审，1995年9月获得批准。同年12月，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召开的专家审核会议通过了北京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北大的建设项目被正式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九五”计划。北京大学“211工程”“九五”期间建设项目，国家总投资53194万元，从1996年开始实施。建设项目包括以下三部分。

(1)学科与学科群(以重点综合课题为纽带，形成以科学研究为主来发展的横向联系的学科群体)建设。包括①理科重点建设的学科与学科群有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学科群、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学科群、新功能材料与器件及分子工程学学科群。②文科重点建设的学科与学科群有中国传统文化学科群、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科群。③基础教学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改善普通教室、功能教室、语音专用教室的条件满足全校学生教学的需要，改造与建设4间现代化设备的多功能电化教室;装备计算技术教育服务体系，建设计算中心第二机房，补充更新计算中心第一机房;结合面向21世纪的课程对物理基础实验室、化学中级仪器实验室、生物基础实验、多媒体教学实验室进行建设、补充或更新。

(2)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理科教学楼1号楼、2号楼建设;图书馆新馆建设;水、电、暖基础设施建设。

(3)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建设文理综合文献信息中心，增加文献收藏和改善服务手段。

3.进一步改革招生制度

继1985年将全部按国家计划招生的体制改为国家任务计划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即在国家任务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招收委托培养生和自费生)的体制以后，1994年，国家教委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对高校招生制度进一步改革提出了要求。其要点是:①建立非义务教育的大学教育收费制度，所有大学生都要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②建立与收费制度和人才培养计划相配套的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根据国家需要确定由国家设立的专项奖学金的比例和专业范围。通过收费制度和奖、贷学金制度的实施来体现招生计划中的国家任务和调节性两种形式。③在招生的录取办法上，取消对自费生可以低于规定的录取分数线降低分数录取的办法。④高等学校内设立专项奖学金。包括:国家设立的保证重点需要专门人才的定向奖学金;企事业或社会团体等在学校设立的用人单位奖学金;学校奖励品学兼优学生的优秀奖学金;国家设立的贷学金等。⑤改革试点逐步推开。试点学校已入学的学生仍实行原来的办法。北京大学作为试点单位，于1994年开始对新入学本科生实行收费制度，当年每人每年交学费1000元(包括住宿费)。1995年，学校又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实行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的办法。

4.深化教学改革

为使培养的学生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特别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学校继续本着“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原则，推进教学改革进一步深入。第一，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课的教学。低年级按相近专业或系进行宽口径的基础教育;进一步组织供全校学生选修的公共课，建立全校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继续选择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副教授主持基础课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选择约480门本科主干基础课，着力加强建设，力争使其成为国内同类课程中的精品课程。第二，要让学生，主要是高年级学生，有较宽的选课自由度。允许他们跨专业，跨系选修课程，鼓励文、理科之间相互选课;努力探索应用学科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加强各类学生计算机与外语能力训练，以有利于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增强学生对人才市场需要的适应性。第三，努力办好理科和文科综合试验班。学校于1993年7月和11月，先后举办理学试验班和文史哲综合试验班，采用选课制，制定单独的教学计划，探索怎样培养质量更高、更适应新时期需要的人才。

5.继续扩大和改进研究生教育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基本立足于国内的要求，学校继续扩大研究生培养的规模。1993年至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大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0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4个。至此，北大共有博士点101个，硕士点148个，博士生指导教师从1992年的292名增加到1997年底的528名。在校研究生人数从1992年的2922人(博士生532人，硕士生2390人)，增加到1997年的5415名(博士生1429人，硕士生3986人)。

在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改进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提高培养质量。从1993年开始，在实行培养三年制博士生的同时，在5个系试行硕士、博士连续培养的办法。从1994年开始，在5个系试行选拨优秀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办法。拓宽研究生培养的专业基础、跟踪科学前沿、加强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性教育环节。注重培养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逐步推行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学校还在一部分系、所、中心试行“因需设岗，择优聘用，分类付酬”的研究生兼任助教、助研、助管制度。

6.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成人教育

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调整与发展成人教育的专业结构。1992年，学校提出了“发扬我校基础学科的传统优势，进一步有选择地发展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巩固和加强现有应用学科、适当发展一些新的应用学科和新型工程技术学科”的调整与发展成人教育专业结构的指导思想。据此，陆续增设了金融与贸易、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财务会计、市场营销、现代会计、经济法、知识产权法、涉外管理与涉外秘书、文化艺术管理、广告学、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实用技术、环境工程、建筑(结构)工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等二十多个专业。这些新专业有的是在学校全日制教育原有学科专业的基础上嫁接、衍生而成，有的是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生长点上诞生，有的则是北大文理或工程技术学科的新专业。

修订成人教育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为成人教育学生构筑适应未来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理论课与应用性课程的关系。坚持理论课以够用为度的原则，加强实务性、技术性课程，减少“史”、“论”类课程。二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既要保证成人教育学生有较扎实的基础功底，又要使他们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三是立足当前与面向长远的关系。要考虑到21世纪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需要，把反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课程纳入教育计划。四是专科与专科起点本科课程结构的关系。专科阶段要加强实际操作性、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本科阶段则要加强专业理论性课程。

试行学分制。从1994年开始，在有条件的函授站和北京地区试行学分制。把同一专业的全日制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相同课程打通，允许成人教育学生选修全日制教育(包括成人脱产班)的课程;把低年级和高年级课程打通，允许学生在不颠倒先修课、后修课的情况下选修高年级课程;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多选课程，获得规定的学分可以提前毕业。

发挥学校优势，发展高层次的继续教育。从1994年开始，学校发挥北大重点学科实验室多、仪器设备好、师资力量雄厚、科学信息和图书资料丰富等优势，大力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举办各种高级研讨班、硕士学位进修班，如马克思人学、文化人类学、可持续发展战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介观物理、现代地质学基础理论、低维拓扑等高级研讨班和保险公司经理研讨班、现代日本问题研究班、硕士学位课程教师进修班等，推动成人教育的重点逐步向大学后继续教育转移。学校还于1994年成立继续教育学院(与成人教育学院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以加强对大学后继续教育的组织、领导和管理。

成立“北京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和”北京大学海淀应用技术学院“，建设圆明园校区。

1993年7月，学校成立“北京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自负盈亏性质)，举办成人教育专科。1995年7月，北大与海淀区政府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决定共同举办“北京大学海淀应用技术学院”，为北京市培养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类应用专业人才。由海淀区在海淀农民科技学校划出20亩地给北大有偿使用，由北大投资建设圆明园校区成人教育办学基地，园区所建用房，产权属海淀区，由北大无偿使用50年，期满后无偿归还海淀区。1995年10月，学校发布《关于北京大学圆明园校区的建设方案》，决定园区房屋由成人教育学院和应用文理学院共同使用。1996年9月，圆明园校区第一期工程7145平方米的各类用房竣工，交付使用。1997年9月第二期工程5350平方米用房亦竣工交付使用。从此，成人教育有了自己的专用校舍、教学用房。

7.积极开展科技研究，继续发展科技产业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有关规定的精神，学校提出，理科科研要保持和发扬我校基础研究的传统和优势，选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前沿课题，积极承担国家“九五”期间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坚持长期攻关，力争取得较大成果;要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进一步加强应用研究，力争更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863项目及各产业部门和企业的重大项目，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协调发展，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新格局。文科科研要把国家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二是继续重视文史哲等基础研究，发挥北大学科齐全、基础雄厚的优势，开展综合性研究;三是加强文科应用性研究，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立法和其他方面的法制建设，承担国家和有关部门的政策咨询和调查研究课题，发挥我校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四是加强国际和区域问题的比较研究。文理科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都得到了发展，如文科“八五”期间共承担科研项目381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5项(内重点项目30项)，国家教委、北京市及其他部委项目162项，国际合作项目21项，其他横向课题103项，比“七五”规划时期上了一个台阶。 “九五”期间，仅1996年和1997年两年就获科研项目215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9项(内重点27项)，国家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69项，北京市级项目12项。理科1993年有科研项目783项，获科研经费5261.6万元;1997年科研项目增至876项，科研经费增至13789.4万元。

1993-1997年，北大的科技产业，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龙头，以效益为根本，以产学研相结合为模式，以建立效益规模型企业为重点，以增强办学实力为目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八五”期间，全校科技产业的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人民币，上交学校财政累计1.3亿多元。1997年，北大校办科技产业技工贸总收入达60.6亿元，比上年增长50%，实现利润3亿多元，预计“九五”期间上交学校财政的金额会比“八五”期间有较大的增加。

1992年8月统计，全校有校办产业48个，其中学校自办28个，国内合资6个，中外合资6个。校系办工厂8个，经调整和新建，到1997年有校办企业40个，其中校级公司13个，系级公司22个，校系办工厂5个。这些企业中，支柱企业有6个，其中1992年以前和1992年举办的有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和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1993年和1994年创办的有北大资源集团公司、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它以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和其他兄弟院校、科研机构为主要技术依托和合作伙伴)。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经营了十几年，已成为一家产业多元化的国际性公司，成为“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一，也是“百家大型新技术企业”之一。它所属方正技术研究院设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它控股的方正(香港)有限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它还拥有构成全国销售网络的40余家全资和参股企业，同时在日本、马来西亚、加拿大和美国都设有分支机构。

8.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20世纪90年代是北大教师队伍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据测算，一半以上的学术骨干将在新世纪到来以前离开教学、科研工作的第一线。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已成为学校发展中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学校努力通过各种渠道选拔、招聘和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首先是从本校选拔、培养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使他们能脱颖而出;其次是从校内外毕业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中选留一批真正优秀的出类拔萃的人才;第三是从国内相应的学科中选聘社会公认的学科带头人;第四是从国外招聘具有真才实学和发展前途的出国留学人员来校工作。与此同时，学校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投入专款兴建青年教师流动公寓、设立中青年教师生活津贴、在公派出国留学进修方面向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倾斜等措施，对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予以重点扶持。经过多方努力，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有了明显的改善。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重，1990年为43.5%，1997年达到54%;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从1990年的135人，增加到1997年的650人，占教师总数的比重从5.5%增加到26%。

在此期间，学校还陆续制定《北京大学各类人员调入的工作程序》《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工作管理办法》《北京大学教师职务评审条件》《北京大学关于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退(离)休问题的规定》等规章制度，规范和完善教师队伍管理机制。

9.陆续成立学院，逐步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

20世纪80年代，学校曾提出在校系之间逐步设立学院一级，改校、系两级管理为校、院、系三级管理的意见。但当时因各种原因未能得到实施，只成立了一个下设经济学、经济管理、国际经济3个系的经济学院。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校的发展，系科专业不断增加，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学校再次决定按学科专业特点，设立若干学院，改现行的校、系两级管理为校、院、系三级管理。校级主要抓宏观管理和方针政策的制定，校级职能部门按职能分类，设置相应的处室;学院拥有相应的办学自主权，成为自行运转的办学实体，下设相应的科室;系级摆脱日常行政事务，集中精力抓教学、科研，系级只设一两名秘书。考虑到实行这样的改革有一定难度，决定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先虚后实，稳步进行，逐步完成。1993年至1997年，除已设的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外，先后成立了生命科学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北大与光华教育基金会联合建立)、数学科学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

10.加强教学用房和住宅的建设，进行住房制度改革

1989年开工建设的共3.2万平方米的地学楼和法学楼(即逸夫一楼、逸夫二楼)于1993年4月落成。同年5月，于1986年破土奠基的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竣工开馆。11月，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北大共同投资兴建的“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公寓”完工，投入使用。1996年12月，为引进人才兴建的72套二居室公寓专用房完工。1997年9月，11000多平方米的光华管理学院大楼竣工。1993年至1997年，燕北园先后有9栋教职工住宅楼落成。这些房舍的建成，对缓解北大教学用房和教职工住宅紧张的情况，起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正在建设的还有由意大利著名活动家瓦洛里筹资助建的国际政治学大楼、由李嘉诚捐资兴建的图书馆新馆和由学校自己筹资兴建的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其中，图书馆新馆和百周年纪念讲堂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竣工。1996年7月，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北京市和北大、清华开会商定，建设北大、清华蓝旗营教师住宅小区。

根据国家教委和北京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1995年，学校上报《北京大学1995年度出售公有住宅楼实施办法》(该办法所说的公有住宅楼房，不包括校园内的住宅和燕东园的住宅小楼)。同年11月，北京市政府房改办批复北大，同意该办法中关于以标准价、成本价向职工出售公有住宅楼的价格及房价计算办法、付款办法和有关政策规定;同意关于售后管理与维修服务的规定。学校按此办法分两批进行售房工作。第一批1996年12月结束，第二批定于1998年结束。第一批有2789户教职工购房，建筑面积共18.61万平方米。

1 “六厂一校”即北京针织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和清华大学，它们都是毛泽东为推进“斗、批、改”抓的点，后来又加上北京大学，称为“六厂二校”。

2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上册420、433、434页。新华月报社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