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末时期

一、京师大学堂的创办

近代以来，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为救亡图存，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把改科举、兴学校、培养新式人才作为维新变法的第一要务。1896年，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此前，顺天府尹胡燏芬曾于1895年奏《变法自强疏》，请裁书院，开设学堂。他说:“泰西各邦，人才辈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广设学堂。”“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而国富民强，为泰西所推服，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他建议“特旨通饬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他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毕业后“一如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他强调:“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中国之大，岂以此十余万为贫富哉。”他还主张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等。他认为如果采纳这一建议，则“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光绪很重视李端棻的奏折，即发上谕“著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在复奏中说:“至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官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把事情推给了官书局[官书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设立，选译书报，兼授西学]。光绪依总理衙门意见，命当时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筹划设立大学堂事宜。孙家鼐于1896年8月(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奏《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其中说“泰西各国，近今数十载，人才辈出，国势骤兴，学校遍于国中，威力行于海外，其都城之所设大学堂，规模闳敞，教法详明，教习以数百计，生徒以数万计”，“亟应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以切时用”。他在奏折中提出筹办京师大学堂之六条意见:一曰宗旨宜先定也;二曰学堂宜建造也;三曰学问宜分科也;四曰教习宜访求也;五曰生徒宜慎选也;六曰出身宜推广也。他强调大学堂宗旨“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提出大学堂分立天学(算学附焉)、地学(矿学附焉)、道学(各教源流附焉)、政学(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文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武学(水师附焉)、农学(种植水利附焉)、工学(制造格致各学附焉)、商学(轮舟铁路电报附焉)、医学(地产植物化学附焉)等10科，且大学堂的学生“年以二十五岁为度”。孙家鼐的六条意见，虽得到光绪的首肯，但顽固派官员却以经费困难等为由，主张“缓办”。这样，建立京师大学堂的事被搁置了起来。

然而，要求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呼声仍继续不断。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姚文栋在《京师学堂条议》提出:“东西洋各国都城，皆有大学堂，为人才总汇之所，每年用费至二三十万之多。盖以京师首善，四方之所则效，万国之所观瞻，故规模不可不宏，而教法不可不备。”“今中国一时未能遍设乡学，先设大学堂于京师，亦可树之风声。”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狄考文也著文请设京师大学堂。1898年1月25日，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其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变通科举，以育人才。”1898年2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鹏运也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在维新派强烈要求下，光绪在王鹏运奏请当日下谕旨:“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事属创始，筹划非易”，拖延不办。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光绪颁发上谕，世称《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指出，“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诏书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绚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在这种情况下，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不好再拖延不办，于是请康有为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康有为则转请梁启超代为起草。1898年7月2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奏复《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开办详细章程》。7月3日，光绪批准了这个章程，史称《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个办学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该章程共八章五十节，其中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等十门为普通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等十门为专门学科。普通学科各门为全体学生所必学，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外语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学生二十岁以下者，必须认习一门，二十一岁以上者准其免习。学生暂以500人为额，分头班、二班。入学后先编入二班学普通学，普通学学完后升为头班学专门学。另设师范斋，培养教习;附设中小学，循级而升。该章程规定设管学大臣一员，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员，总管教学。章程还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光绪在批准《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同时，委派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并令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接着，光绪批准京师大学堂开办经费为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为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户部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清政府出卖东清铁路主权于俄国，每年利息银三十五万两)，不足之数由户部补足。7月4日光绪又指派庆亲王奕劻和礼部尚书许应负责建设大学堂工程事务。因开学在即，新建校舍来不及，先拨地安门内马神庙地方一所空闲的府第(清乾隆女儿和嘉公主府)为暂时校舍，由总管内务府大臣量为修葺拨用并略加扩充，计修复原房三百四十余间，新建一百三十余间，11月22日移交给大学堂。

孙家鼐对《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不甚满意。他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后，于1898年8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向光绪奏报《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将筹办计划分列八条:(1)为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2)宜定学堂毕业生的出路。凡学堂肄业之人，其已经授职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请旨优奖;其作为进士之学生，亦由管学大臣严核品学，请旨录用。(3)变通中西学门类。原奏普通学凡十门，门类太多，中材以下断难兼顾，拟将理学并入经学为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专门学内取消兵学一门。(4)学成出身名器宜慎。原奏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毕业生，以文凭递升作为生员、举人、进士。为防冒滥情弊，应严额定数与认真考核办法。(5)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不得任意删节。(6)西学拟设总教习。拟聘丁韪良博士(美国传教士，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为西学总教习。(7)西学教习薪水宜从厚。(8)膏火宜酌量变通。拟仿西国学堂之例，不给膏火，但给奖赏，俟开学后详细斟酌办理。同日，光绪批准了孙家鼐所奏各事。

经孙家鼐推荐，清政府任命工部侍郎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黄绍箕为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

正当孙家鼐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时，慈禧太后于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由慈禧训政，镇压维新派。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103天的百日维新被扼杀。政变后，百日维新中所颁行的变法改革措施，多被废除，唯有关经济、教育和军事等方面仍保留一部分变法成果，京师大学堂得以由孙家鼐继续筹办，但办学规模和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均大受影响。1898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京师大学堂在旧公主府第开学。当时仅设仕学院，让进士、举人出身的京曹入院学习。同时因各省中小学未能遍立，按章程规定，在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就中分别班次，循级而升”。是时共有各类学生160人;次年五月增至218人，其住堂肄业者170人，不住堂肄业者48人1;到1900年2月，住堂肄业者增至238人，其中仕学院学生27人，中学生151人，小学生17人，附课学生43人2。京师大学堂刚开学时，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到1900年时“分设经史讲堂，曰求志，曰敦行，曰立本，曰守约计四处;专门讲堂，史学、政治、舆地计三处;算学讲堂三处，格致、化学讲堂各二处。另设英文讲堂三处，法文、德文、俄文、日本文讲堂各一处”，“委派教习八人，又洋教习八人，西文副教习十二人，分堂授业”。3

京师大学堂初建时还附设了一个医学堂。1898年9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折》说，“医学一门，所以保全生灵，关系至重。古者九流之学，医居其一。近来泰西各国，尤重医学，都城皆有医院”，建议“另设一学堂，考求中西医学，即归大学堂兼辖”。同日，上谕:“医学一门，关系至重，亟应另设一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1898年9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孙家鼐奏《拟办医学堂章程》，规定“医学堂设提调一人，总理堂中一切事务;派中医教习二人，一内科、一外科;聘西医教习二人，一西人、一华人;招考学生二十人，分为两班，俟将来经费扩充，再行添设额”，“堂中兼寓医院之制。每日施诊，中西并用，由各该教习分治”。经费由大学堂向户部咨领，后由大学堂内经费匀拨。当时，派翰林院编修朱启勋为医学堂提调，以已经裁撤的通政司之衙门作为开办之所。

1899年6月(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孙家鼐因不满慈禧太后欲谋废黜光绪帝，称病请假。7月17日(六月初六)，上谕:著吏部左侍郎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

1900年5月(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义和团进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视为洋学堂受到冲击，“住堂学生均告假四散”，华俄银行也被毁坏，大学堂无处支银，经费无着。许景澄于1900年7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奏请暂时裁撤大学堂。7月9日(六月十三日)，慈禧批准了许景澄的奏请。7月28日(七月初三)，许景澄因主剿义和团被处死。1900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先后被俄、德侵略军占住，校舍和图书、仪器、家具等大部分被毁，“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

1898年(戊戌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后来有人称其为“戊戌大学”。

二、京师大学堂的恢复与发展

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与美、英、德、法、俄、日、意、西、荷、比、奥十一国政府签订了《辛丑和约》，以国家主权和巨额赔款换取统治局面的暂时安定，而人民的怨愤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清朝官员“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缓和国内的不满情绪，慈禧太后于1901年1月29日颁发上谕，表示要“变法维新”，实行“新政”。而“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改革教育制度，兴学育才。1901年9月14日，颁布兴学诏书:“人才为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正式下诏恢复京师大学堂。诏谕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著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务，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翌日，又诏谕:“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务部，著即归并大学堂，一并责成张百熙管理。”

张百熙受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后，于1902年2月13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提出“办法宜预定”“讲舍宜添建”“译局宜附设”“书籍仪器宜广购”“经费宜宽筹”等五条办学的具体措施。他主张，因目前并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暂不设专门(本科)，先办预备科。预备科分为二科，“一曰政科，二曰艺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预备科学生三年毕业，考试及格者可升入专门。除预备科外，再设速成科，以收急效。速成科分为两门，“一曰仕学馆，一曰师范馆。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速成科三年毕业。关于校舍，他主张先在马神庙原校舍基础上修葺与扩建，将来再另行拨地建筑新校舍。他建议，大学堂经费仍从户部存放华俄道胜银行的五百万两银子的利息中支付。这项利息每年有二十一万二千两，全数拨给大学堂作为常年经费;另由各省协筹部分，大省每年筹款二万两，中省一万两，小省五千两。他要求就官书局之地开办译书局一所，在上海设一分局。张百熙的这个奏折，得到清廷的批准。张百熙还于同日上奏推荐直隶冀州知州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张鹤龄为副总教习，于式枚为总办，李家驹、赵以蕃为副总办，亦获清廷批准。吴汝纶任总教习后不久病逝，张百熙推举副总教习张鹤龄任总教习，辜鸿铭(辜汤生)任副总教习;辞退丁韪良等外国教习，另聘日本学者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法学博士岩谷孙藏等为教习;聘请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

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张百熙奏《筹拟学堂章程》。同日清政府钦准颁行。这套章程称《钦定学堂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和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养学堂的章程，共六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完整的学制。因为它是壬寅年颁布的，又称“壬寅学制”。其中《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大学堂的第二个章程，又称《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八章八十四节。其中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编者按:相当于大学研究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编者按:即大学本科)，三曰大学预备科。其附设名目:曰仕学馆，曰师范馆。”“前次学堂有医学一门，兼施学堂中之诊治，今请仍旧办理，照外国实业学堂之例附设一所，名曰医学实业馆。”大学堂专门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预备科分政、艺两科。习政科者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习艺科者卒业后升入农学、格致、工艺、医术分科。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以主持全学，统属各员;下设总办一员，副总办二员，以总理全学一切事宜;设总教习一员，主持一切教育事宜，副总教习二员佐总教习以行教法，并分别稽查中外各教习及各学生功课。章程还对课程安排、学生入学、学生出身、聘用教习、堂规、建置等作了详细规定。

1902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首先招考速成科学生。考试结果为仕学馆录取学生36名，师范馆录取学生56名。11月25日(大学堂)再次招生，仕学馆、师范馆共录取学生90名。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京师大学堂恢复开学。

1903年2月(光绪二十九年一月)，清廷在西城李阁老胡同设立进士馆，附属于大学堂。当年招收新科进士100名。次年颁布《进士馆章程》，规定办学宗旨:“设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今日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大要为成效。”学习期限三年。

1903年4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五日)，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开学授课，当时有学生30人，暂租地安门内太平街民房作为馆舍。按《奏定京师大学堂医学实验馆章程》规定，医学实验馆分医学和诊治两部分，习医之处曰习业所，诊治之处曰卫生所。学习期限三年。

1902年，大学堂于东安门内北河沿购宅一区，辟为译学馆，以之庚续同文馆，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馆。1903年11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译学馆开学，先录取学生七十余人，后添招二十余人，设英、俄、德、法、日五国文字，每人认习一种，五年毕业，培养翻译、外交人才。《大学堂译学馆章程》总纲中规定:“本馆以造就译才品端学裕为宗旨。务使具普通学识，而进于法律交涉之专门，通一国之语文，而周知环球万国之情势，体用兼备，本末交修。上有以应国家需才之殷，下有以广士林译书之益，兼编文典以资会通。”

京师大学堂恢复开学不久，清政府即以张百熙“喜用新进”，不够可靠，而于1903年2月8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增派满人刑部尚书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务，对张百熙进行监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剂之。”1903年6月27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日)，清政府又派重臣张之洞会商学务，并要求“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1904年1月12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报《遵旨重定学堂章程折》。修订后的各级各类学校章程共二十册，于第二天获清政府批准。这套重新修订的章程称《奏定大学堂章程》，因颁布之年为癸卯年，所以后来又称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一直实行到清亡。《奏定大学堂章程》是大学堂第三个章程，它和《钦定大学堂章程》的不同之点主要有:(一)大学分科除原有7科外，增设经学科，共8科46门，加重了经科的分量。(二)大学院改名通儒院，年限为五年。(三)大学预备科由政、艺二科改为三类:第一类预备升入经学、政法、文学、商学等分科大学;第二类为预备升入格致、工科、农科等分科大学;第三类为预备升入医科分科大学。(四)将“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以主持全学，统属各员”改为:大学堂设总监督，分科大学设监督。总监督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总管全堂各分科大学事务，统率全学人员。

1904年1月14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政府正式改管学大臣为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派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务。2月6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又任命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这样，京师大学堂就从既是高等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改为单纯的高等学府。

1904年5月，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归并进士馆。但仕学馆学生仍在原处学习，一切课程讲堂分别自成一馆，至1906年8月仕学馆34名学生毕业为止。

1904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同时开办预备科。同年8月(光绪三十年七月)，大学堂举行师范科和预备科招生考试，择优录取三百六十余名学生。其中年龄较长、汉文较优者，录为优级师范科，共计二百余名;西文夙有门径或年少易于练习者选入预科，共计一百五十余名。同年10月，预备科开始上课。

1905年12月6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清政府设立学部，任命荣庆为学部尚书。“学部管全国教育，京师大学堂直接归属学部。”

1905年4月4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学务大臣孙家鼐、张百熙奏请为医学实验馆建造堂舍，并与施医总局合并，以资扩充。此奏获准后，于前门外孙公园施医局东偏余地建筑新堂舍，并将合并后的医学实验馆称为医学馆。1907年1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医学馆第一批学生36人毕业，另有修业生3人。同年1月26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学部奏准医学馆改为直属学部的京师专门医学堂，大学堂医学馆遂停办(京师专门医学堂于1912年才正式成立)。

1907年7月(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大学堂开设博物实习科简易班，招收学生37人，学制二年，后又增加实习一年，分制造标本、模型及图画三类。1910年这班学生毕业后，博物实习科即停办。

1907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一期学生毕业。同年3月26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师范馆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学部大臣、总监督、全体教习和学生参加了典礼，学部大臣、总监督、教习代表和学生代表相继致词。这是京师大学堂举行的第一次学生毕业典礼。1908年6月，优级师范科改为优级师范学堂，独立于京师大学堂。

1909年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第一届预备科学生举行毕业考试，同年7月(宣统元年六月)毕业。1909年4月25日(宣统元年三月初六日)，学部奏准将京师大学堂预备科改称京师高等学堂，仍暂统于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恢复与发展，为开办分科大学准备了条件，特别是有了一批预备科的毕业生，成为升入分科大学的学生来源。1908年8月16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学部奏请设立分科大学。奏折说:“现在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生，本年冬间即当毕业，自应遵章筹办分科，以资深造。”奏折还对分科大学的开办经费、长年经费和建设用地等提出意见。这个奏折获得清政府的批准。1909年4月15日(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五日)，学部又奏准派柯劭忞(经科)、林棨(法政科)、孙雄(文科)、屈永秋(医科)、汪凤藻(格致科)、罗振玉(农科)、何燏时(工科)、权量(商科)等分任分科大学监督。1910年1月10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中说，按奏定章原设八科四十六门，现拟设七科十三门:经科设毛诗、周礼、春秋左传三门;文科设中国文、外国文两门(后来实际上未设外国文门，而设了中国史学门);法政科设政治、法律两门;商科设银行保险学一门;农科设农学一门;格致科设地质、化学两门;工科设土木、矿冶两门。1910年3月31日(宣统二年二十一日)，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共四百余人。除商科学制为三年外，其余各科学制均为四年。一所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1902年(农历壬寅年)恢复的京师大学堂，后来有人称其为“壬寅大学”。

1 孙家鼐1899年1月17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奏陈大学堂整顿情形折》。《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49页。

2 许景澄1900年2月18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奏复大学堂功效折》。《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87页。

3 许景澄《奏复大学堂功效折》。《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8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