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常审美“共通感”的恢复：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

导言 卡维尔思想的缘起：实证主义所引发的危机

作为哲学家的斯坦利·卡维尔的思想建树主要集中在日常语言哲学方面，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以及赖尔等人的论述和批评构成了他日常语言思想的主要部分，而这些思考可以说为他之后一切文学、戏剧以及政治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共同原则。卡维尔于1979年出版了5 0 0余页的奠基性著作《理性的申明》（ The Claim of Reason ），其中涉及了怀疑主义、悲剧及伦理学等多个内容。由于“维特根斯坦”是副标题中的第一个词，这部著作往往被视为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专门性研究。但实际上卡维尔对于日常语言的理解并不仅限于对某一人物的研究和批评，而是把日常语言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范畴，通过批评这一松散学派之中存在的误解和成见而形成一种更为恰当的日常语言观，使之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理论思维基础。

在卡维尔投入哲学研习的年代，由于分析哲学的影响力在美国持续扩大，尤其是经过“维也纳学派”的发展和强化，以逻辑学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在美国学界成为主流思想。在《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一文中，卡维尔回顾了这一时代令人窒息的逻辑实证主义氛围。此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发展为一种“意义证实理论”（Verifiability Theory of Meaning），在这种理论潮流下，所有自身不表现为纯粹逻辑形式的问题，都被要求提供可观察到的证据才能被判断真伪。如果不能，则就会被当作“伪问题”抛弃。如此一来，形而上学、伦理、美学以及宗教问题就都被视为“无意义”（meaningless）的。在卡维尔看来，如果说实证主义不能在这些不同的问题之间做出区分，那么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在未能被识别和分析的情况下就被剔除了，这种剔除可以说是为了使实证主义的规范标准得以普遍有效而施加的一种暴力。1

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暴力反过来也同时催生了“日常语言哲学”。卡维尔着重提到了摩尔和罗素对于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卡维尔认为摩尔是较早有意识地凸显哲学与日常信念对立性的思想家。摩尔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总是要“一问究竟”（on earth）。比如关于“时间是不真实的”这一论断，摩尔会回答：“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从来没有事情先行后续地发生，那你肯定错了。因为午饭后我散了步，然后洗了澡，然后又喝了茶。”哲学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设想人们能够确切决然地知晓一个问题的真伪，而日常信念则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达到如此的“哲学高度”。在这一张力中，哲学家总是将对于日常信念的哲学思辨看作哲学的优点。而摩尔则回应道，应该说以日常信念的角度来看，哲学往往是错误的，因为后者无法告诉我们它“究竟”要说什么。2 战后兴起的以吉尔伯特·赖尔和约翰·奥斯汀为代表的学派则更直接地投入到了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对抗当中。这一学派反对“哲学化”的理论，因此也反对一切对于语言的逻辑化转译，其中不仅包括实证主义对于非逻辑/科学话语的转化理论，甚至也包括像“摹状词”这样的转化方法。3

虽然当时“日常语言学派”敏锐地意识到了过度实证主义化给人类的日常理念及其他审美范畴带来的危机，但却没有着重将自己的问题聚焦于恢复日常及审美经验本身，而是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实证问题”本身，从而造成了“日常语言”自身的绝对化和极端化。与这种针锋相对的姿态相反，在对于这段历史的讲述中，卡维尔并不倾向于将“日常语言哲学”简单地树立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对立面，这样会使得相关哲学家们各自不同的细致分析沦为同一个标签（collapsed into a rubric）。4另一方面，卡维尔认为日常语言并不仅仅是对于以往哲学的拒斥，相反它会带来更为开阔的走向哲学的方式：“这并不是说哲学会变得简单而琐碎，而是说我们批评它们的方法也正是它赖以产生的途径。”5 由此，日常语言并非对抗传统哲学的武器，而是提供了哲学内在批评的可能性。无论是日常语言还是逻辑实证，作为一种分析，它们都要显示出自己是如何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起作用的，而不仅仅终结于彼此之间“语言观”或者“世界观”的对立。

实际上，由于受困于上述这种“实证/日常”的二元对立，“日常语言”始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思想面貌，而是趋于零散和琐碎。将“日常语言哲学”与“理想语言哲学”（ideal language philosophy）相区分，这是来自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n）的界定。他认为“语言学转向”的目的是透过语言更好地探索形而上学问题，不同的只在于研究者是以用于交流和表达的日常语言作为对象，还是以“前语言”的逻辑句法（syntax）作为研究对象。但在著名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哈克（P. S. M. Hacker）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语言哲学家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是否依然在处理“哲学问题”。因此，他指出我们之所以不能将弗雷格和罗素称为“日常语言哲学家”，是因为他们虽然也试图消除日常语言中的混淆和歧义，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哲学问题全部转化为“语言问题”，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开创意义所在。在这个标准下，他更赞同用“自然语言”取代“日常语言”而对立于早期的“分析哲学”（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6 另一位研究者汉森则从“批判”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叙事，他将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派称为“批判的”，而把奥斯汀一派称为“建设的”，而格赖斯则由于将语用学和语义学完全分离而造成了“日常语言哲学”的终结。7

然而，无论上述何种叙事都没有触及“实证主义”所带来的危机实质。问题在于，不是语言中语词层面的“意义”或者“用法”是否必须诉诸经验实证，而是语言自身对于我们人类的“经验”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如何在“语言”当中获得诸种“经验”的。“经验”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语言的，反之只有通过分析和研究日常语言，通过日常语言自身的转化才能够不断刷新和澄清我们的“经验”。“经验”反过来又奠基了日常语言，形成了我们对于说话者以及“经验主体”的相关觉知，从而形成我与他人、外部世界和外部事物所共有的“经验世界”。对于卡维尔来说，日常语言是对说话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澄明，而非局限于实证主义视角下关于有限“经验样本”的确证性问题。这也意味着，对于一个哲学观点的批判绝不仅仅是对其立场的批判，而是对于经验相关机制的恢复工程，它寓于有关“经验世界”恢复的整体性工程之中。

由此就牵涉到卡维尔所处时代的另一个智识背景，即对于包括早期维特根斯坦在内的早期分析哲学及“维也纳学派”的定位问题。实际上，虽然早期分析哲学呈现的是逻辑形式层面的方法论，但由于其毕竟起始于语言问题，这些技术层面的原初奠基涉及的诸多问题意识仍是十分日常的，并且触及了一些文学与艺术范畴中的基本问题。比如，被某种极端的日常语言观排斥的罗素的“摹状词”，虽然在逻辑学层面被公认为解决排中律失效等逻辑疑难的技术性方法，但往往被忽略的是，与摩尔的“常识”观一样，罗素自身也是以“亲知”的问题开启对于语言的思考的。

摩尔在其具有宣言性质的《什么是哲学？》一文中指出，哲学最为至关重要也是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给出一种对于整个大全（whole universal）的一般性描述（general description）”，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常识”（common sense）哲学。这并不是对于物质对象必然存在的论断，而是说我们要常识性地做这样一个假定，即在大全中有数不胜数的、这样或那样的“物质对象”（material object），这是我们开始这种描述的最好的起点。8 同时，摩尔也明确指出，优先思考关于“物质对象”存在的问题，方法就是通过“sense”（by means of the senses）,“去看、去听、去感受”。9 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是对于审美感官在进入逻辑思考之前的申明和保留。

摩尔对于哲学基本任务的这一看法同样也适用于罗素的理论。“摹状词”按照英文的字面翻译就是“描述理论”（Theory of Descriptions）。也就是说，“摹状词”理论并不仅仅是数理逻辑形式化的应用，它本身是一种以“常识”为依托的消除语言中困惑的一般性描述方法。在罗素一些不太被重视的文本中，他用“经验”（experience）和“亲知”（acquaintance）来表述与摩尔的“常识”相似的认识论范畴。罗素甚至解释了为什么他要在自己的语言中特意保留“experience”这样一个明显容易引起混乱的词语，而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保留。这意味着即使对于早期的语言分析哲学来说，其最初的信念也仍然在于恢复人类认识与审美感知的敏锐性，而不是通过技术概念的发明剥离掉人类的直接“经验”：

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更加精确的概念。但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新的技术性术语，那么它与日常思想的联系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而我们的日常思想的明晰性也会变得迟钝；如果我们赋予一个日常词汇以新的含义，可能又会和它的用法相抵触，我们也许会因为一些不相关的联系而扰乱读者的思想。想要确立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则似乎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可能引入一个全新的技术术语更好，而有时候更好的方法可能是我们不断地去明晰那些日常词汇，直到它能够适配于我们的技术性目的。而“经验”这个词就适合于后面这种情况。10

这条隐秘的通往“日常”的通路虽然在后来的批判中往往被忽略，但它却始终不曾断绝，甚至在通常被视为与“逻辑实证主义”同义的“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中也是如此。实际上，“维也纳学派”内部对于如何达到“确证性”的看法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这一对立产生的端倪甚至要早于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在比《逻辑哲学论》更早出版的《普通认识论》中，石里克延续了摩尔和罗素以“日常经验”为出发点的入题方式，并且更明确地提出了“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或ordinary life）这样的认识论范畴。但秉承“维也纳学派”的整体哲学态度，石里克将认识问题统摄在科学认识的范畴之下，因此他对于“日常经验”的考察是以一种“进程”（process）的方式来描述的。“知道”（know）这个词被描述为对象性认识的“确认”进程：一个经验能够被给予我，意味着我对这一对象进行了某种“再认”（re-cognized），它被再认为某种“已然”的事物；由此我们可以在新的情形下“再发现”（re-discovered）这种“已然”物；最终我们赋予这一对象以“名字”。11我们会在后面卡维尔批判早期奥斯汀思想的部分看到，石里克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早期奥斯汀思想的原型所在，而奥斯汀后期的“以言行事”思想，也是对“认识程序”决定论的修正。

与早期分析哲学不同的是，在这一认识论中，认识活动的展开即是“认识过程”的相关程序，一种适当的对于程序的语言描述保证了其中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是切实“被给予”的。石里克还明确指出，就这样一种“进程”保证的“确实性”而言，日常认识和科学以及哲学认识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那么不同之处也仅仅在于科学和哲学认识赋予了这样的“科学进程”以更高的地位。因此，实际上这种将描述的进程“规则”而非逻辑基础“法则”视为语言与认识确实性保障的思想在石里克处就已经存在了。而只有“所予”中的“可证实性”才能作为证实性的标准，这种思想与早期分析哲学“常识”和“亲知”的奠基意义，以及后来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规则”都有着思想上的连贯性。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这个称谓无法体现“经验所予”与“确证”的关系，石里克提出了“逻辑经验主义”以代替“逻辑实证主义”，这表明他的实证思想仍然不脱离于经验的“所予性”奠基。基于这一立场，石里克与卡尔纳普的思想实际上有着根本上的对立，而又由于受塔尔斯基的影响，卡尔纳普在后期也承认了语义分析的必要性。12 对这一哲学史事实的忽略往往造成了“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混用，从而切断了分析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的联系。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卡维尔在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质疑时使用了大量的句式转换方法，这实际上暗含了早期分析哲学方法论对他的影响。在卡维尔看来，这些方法论并不是指向实证的，而是向我们原初的道德或审美经验的“亲知”层面返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常语言往往在对于语言学习“原初场景”的分析中能够提炼出理性的萌芽，这一场景是“世界构建”的起始。日常语言所承担的就是建构这样一个“世界”的工程，在其中审美、道德以及政治等“经验”之所以能够恢复，并不在于它们作为孤立范畴的合法性重建，而在于恢复使其能够成为人类“亲知”与“经验”的“世界”本身。在这种视角下，卡维尔所理解的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其前期思想的对立，就在于是否通过日常语言突破“不可说”的限制，使得世界重新成为被整体感知和把握的“我们的世界”。

本章将阐释卡维尔如何通过日常语言思想从“实证”的危机中恢复审美“共同感”，同时也为理解卡维尔的电影本体论与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在卡维尔自己的文艺批评著作中，他也不断地回溯到自己的基础性著作《理性的申明》和文集《言必所指？》的相关章节。因此，只有理解了卡维尔是如何在日常语言中恢复我们认识、审美乃至伦理上的“共通感”，才能够理解其所选择的作品或者文本在何种层面上承担了这一恢复使命。

1 Stanley Cavell, Themes out of school: Effects and caus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p.209-210.

2 Stanley Cavell, Themes out of School: Effects and Causes, p.211.

3 Stanley Cavell, Themes out of School: Effects and Causes, p.212.

4 Stanley Cavell, Themes out of School: Effects and Causes, p.210.

5 Stanley Cavell, Themes out of School: Effects and Causes, p.213.

6 Michael Bean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926-934.

7 Nat Hansen, “Contemporary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Philosophy Compass 9.8 (2014):556-569.

8 George Moore, Some Main Problems of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4, p.2.

9 George Moore, Some Main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27.

10 Bertrand Russell, “On the Nature of Acquaintance.Ⅱ. Neutral Monism.” The Monist (1914): 3.

11 Moritz Schlick, General Theory of Knowledge, Springer-Verlag. 1974, pp.9-10.

12 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范岱年、梁存秀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5—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