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童子功
1935年，我出生于盘山县大荒乡后狐狸岗屯。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几年了，但是，由于这一带紧邻浩浩茫茫的芦苇荡，日本鬼子和伪军害怕遭到隐伏在青纱帐里的抗日武装的袭击，始终不敢露面，结果，此间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
这里，居住分散、户数不多，现代学校难以兴办。“魔怔”叔便凭着家中资财，开办了一所家塾，用来教管他的小名唤作“嘎子”的独生子，延聘了素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前来执教。这样，我便也借光就读了。其时为1941年春，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有两句“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可是个“硬头货”，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违”呀！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诵读一遍，连声夸赞：“绝妙好词。”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先生说，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初步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理会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束他。两个月过后，接下来，就给我们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两年间依次把《孟子》《大学》《中庸》等一一讲授下去。书都是线装、木版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个“圈”，其他则在下面加个“点”。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称为“离经”，意思是离析经理，使章句断开，也就是《三字经》里说的“明句读”。“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古人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但在诵读过程中，又必须体现出来，否则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有时，句读点错，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准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其实他饶有风趣，特别喜欢讲述一些笑话、故事，用来说明道理。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这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条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仅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次日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儿时的记忆力再强，背诵这一关也是不好过的。一年到头，朝朝如是。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我要背对着他站在地下，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没有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对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朗朗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这类诗章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拼力硬记。好在木版的《诗经》字体较大，每次背诵七八页，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逐渐增加到十页、十五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然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置。
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做记忆，而是先由老师逐字逐句地串讲一遍，扫除了读解障碍之后，学生就一遍遍地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这么做的道理在于，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是最发达的，趁着这个黄金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前人把这种强记的功能称为“童子功”。
刘老先生认为：“只读不作，终生郁塞。”他不同意晚清王筠《教童子法》中的观点，认为王筠讲的“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是“冬烘之言”。他说，作文就是表达情意，发抒思想，这都有赖于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书的。儿童如果一味地强记、硬背，而不注意训练表达、思考的能力，头脑里的古书，横堆竖放，越积越多，就会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像《孟子·尽心》篇所说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魔怔”叔对他的这种说法极表赞同。最后，两位共同商定，在“四书”、《诗经》之后，接着依次讲授《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
老先生很强调对句。他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作为辅助教材和工具书，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的诵读声。
他讲，对句，要分清虚字、实字。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会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窗外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此时花开得正旺，雄蕊花丝如缕，半白半红，形似马缨，因而合欢树又称为马缨花。老先生就从眼前景色入手，以“马缨花”为题，让我和嘎子哥找出一种植物来配对。我想了想，答说“狗尾草”；嘎子哥说“猪耳菜”。老先生满意地说：“对得很好，基本要求都达到了。”说着，他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新买的牛蒡茶，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说说看，用‘牛蒡茶’三个字来对‘马缨花’，行不行？‘蒡’，读音如棒。”
嘎子哥说：“可以。”
我说：“恐怕不行，因为上句的‘花’是平声，和它相对的应该是仄声，而‘茶’是平声字。”
老先生点了点头。
逐渐熟练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句的规律，老先生又从古诗中找出一些成句，让我们来对。大约是就学的第六个年头，这天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以答卷形式，对出上联。
我面对着窗前场景，构想了一会儿，便在卷纸上写下了“衰桐存败叶”五个字。
先生看了，用毛笔作批：“如把‘存’改成‘摇’，变成‘衰桐摇败叶’，就堪称恰对了，但亦未尽善也。”然后，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与“急雪舞回风”相对的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杜甫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风中回旋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
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一次，我和嘎子哥跟随老先生到十几里外的马场远足。站在号称“南北通衢”的驿路上，看着车马行人匆匆来往，先生随口出了一副上联：
叫我和嘎子哥对出下联。我们想了一会儿，各对出一副，老先生听过，一直在晃脑袋。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对出的那一句加以调整、改造，成为：
先生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都说“好”。
先生说，就平仄相协和词性对仗来要求，这个下联完全合乎规格。但是不妥之处也很明显：这里的“轮蹄”与上联的“车马”相互对仗而词义相同；而且，整个上下联的含义也大体一致，上联说的是出门远行，下联仍是重复或者延伸这个意思，这叫“一顺边”，也就是古人说的“合掌对”——人的两只手，长短、大小、形状全都一样，合在一起，没有区别。作诗、拟联出现这种现象，是个忌讳。至于《笠翁对韵》中的例句，那是着意于讲授对句的规矩、方法，并非作吟诗、对句的示范。如果实际拟联时，就这么“天对地、雨对风”地弄下去，那岂不成了三家村的“冬烘先生”！要设法从另一面去作文章，比如，讲归来重见就比较好了。于是，他把下联改为：
他解释说：两个分句，前者采自《滕王阁序》，后者暗用杜甫诗句“相对如梦寐”。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严格要求，这个下联也并不理想，因为“襜帷”二字，其实也还是说的“车马”，乘坐车马的，遮挡前面的叫“襜”，围罩旁边的叫“帷”，转了一圈也没有避开。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记得那天正值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得远处响起了锣鼓声，料想高跷队（俗称“高脚子”）快要进村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转身走进卧室，他正与“魔怔”叔躺在炕上，面对面，共枕着一个三尺长的枕头，中间摆放着一套烟具，崭亮的铜烟盘里，放着一个小巧的烟灯，闪动着青幽幽的火苗。“魔怔”叔拿着一根银签子，从精致的银盒里，挑出一块鸦片烟膏，在烟灯上烧得嗞嗞作响，立刻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散发出来。他把烟泡用银签子递送到老先生的烟枪上，然后又给自己如法炮制一个。这样，两人便先后凑在烟灯底下，畅快地吸食着。由于博役（私塾佣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茶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了一句：“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
寒风吹打着外面的窗纸，沙沙作响；我站在窗下，早已憋出满头热汗，正愁着找不出恰当的对句，忽见“魔怔”叔用银签子拨动一下烟灯，又把头部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不知他是偶然动作，还是有意提示，反正促使我灵窍顿开，对出了下句：
“魔怔”叔与塾师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临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日后从事诗词创作，获益颇深。
除了对句，老先生还结合日常生活实际，让我们对所见所闻以诗文形式记录下来，以培养、训练我们的写作能力。
这年除夕之夜，按照老先生的要求，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和一首纪事诗。文章是《灯笼太守记》：
纪事诗是一首七绝，用的是“七阳”韵：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先生看过文章，在题目旁边，写下了“描摹实事，清通可读”的评语；对这首七绝，好像也说了点什么，记不清楚了。
印象深的还有一次春游，是在结业那年，恰值梨花开得正闹时节。先生带领我们来到闾山东麓一处丘陵地带，整个向阳的一面坡，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叠叠层层，到处泛滥着、奔涌着浩荡的花潮，浮荡起连天的雪浪。我们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穿行于花树丛中，像是闯进了茫无际涯的香雪海，又好似粉白翠绿的万顷花云呼啦啦地浮荡在头顶上。远处的山峦罩着烟岚晴雾，仿佛蒸腾着热气，青松翠柏间欹侧着一些奇形怪状的岩石，充满了泼辣的生意。
归来后，先生让我和嘎子哥以这次郊游为素材，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既要纪实，把眼中的所见写出来，又要把心中所想也呈现在纸上。他说，高明的画师总要在图像之外给人留下一些可供思索的东西。驱遣文字来描形拟态，状写事物的发展经过，我并不打怵；可是，一听到“思索”二字，就有些犯愁了。尽管老先生多次强调，读书中要注意疏通思路，多加思索；但我自认这种能力是比较弱的。那时候主要精力是放在记诵上，拿起笔来，充其量也就是表情达意，而不善于分析、思辨。
当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总算完成一篇构想：我把郊游中看到的梨花景观，同我外祖父家的梨园做了比较。我讲，外祖父家的梨园是在平地上，我进入里面，感觉像是穿越花海；而郊游中看到的梨园，却是在一个丘陵坡地上，站在下面往上一望，仿佛是一片花的云霞浮在头上。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花云”，写了大约有五六百字。卷子交上去后，我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看了一遍，便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春饼。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原来，塾师批改作文，都用墨笔勾勒，一般句子每句一圈，较好的每句双圈，更好的全句连圈。对欠妥的句子，去掉或者改写，凡文理不通、文不对题的都用墨笔抹去。所以，卷子发还，只要看圈圈多少和有无涂抹，就知道作文成绩如何了。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融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