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天地
私塾是在1948年底停办的，当时叫做“封馆”。
那天，我早早地过去，向恩师辞行，施了最后一次鞠躬礼。忆起八年前：也是在这间屋子，也是清晨，行的也是鞠躬礼，般般景象恍如昨日，可是，一聚一散，一合一分，真是人生多故，世事无常！
这天，恩师换上了一袭藏青色的棉袍，戴上那顶外出时常戴的黑色礼帽，看上去很整齐、洒脱；面色虽然依旧是黑黑的，但显得比较慈祥、柔和。上车之前，对我进行了最后一次诲导。
他说，《礼记》中的《学记》，你是读过的，能够记得这些话：“古之教者，家有塾”；“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你读了八年，临近“大成”不远了，今后继续努力，好自为之。
繁杂的课业，早已钝化了我的情感，每天除了诵读、背书，其他似乎什么都不关注。母亲常说：“孩子念书，念傻了。”可是，恩师的这番话，还是深深地触动了我。一时间，青灯黄卷、早起迟眠的八年岁月，全部凝集成一幅画面、一个情结，蓦地兜头涌来。尽管年少轻离别，此刻尚未洞悉惜别的苦楚，但是，我的眼眶中已经滚动着泪花，眼前一片模糊……
渐渐地，恩师的背影模糊了；渐渐地，整个牛车也踪影全无了。当时绝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同老先生的最后一面。
关于这段读书经历的得失，后来我曾多次做过总结与反思，特别是进入沈阳师范学院后，在教育学原理、教育发展史、教育方法研究等多种课程中都屡屡涉及，那时对于传统私塾、蒙馆，都持否定态度，指责这种教学方式束缚儿童思想，知识覆盖面过窄（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教材千古不变，知识老化，等等。今天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来分析，上述缺陷确实存在，这是社会、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不过，同时也应看到，作为传统文化，有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参考、借鉴，甚至应予肯定的。比如，所授课业内容，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与国学的精华，姑无论“四书”“五经”、《左传》《庄子》《楚辞》《史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经典，即便是那些童蒙读物：“三百千千”、《弟子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也都有一定的价值。再看授课的方法，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扎实推进，强调背诵；苦练“童子功”，最大限度地开发儿童智力，特别是记忆功能，为日后做学问打下坚实基础；学习写作诗文、研习书法，都讲求千百年来传承下来、行之有效的严格范式和套路。最突出的一点，是在蒙养教育阶段，就十分注重德育，注重人格、人品与道德自觉，强调从蒙童开始就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大至立志、做人、为国尽忠、齐家行孝，小至行为礼节，连着衣、言语、行路、视听等都有些具体规定，成为我国教育的独特传统。
这些方面，我都是直接的受益者，从小就为后日的立身、成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举其荦荦大端，比如，由于从小就熟读、记牢了古代经典的训诫，终生养成了“省身”的习惯，经常省察自己的言行、得失，发觉有轻狂、“失范”之处，随时加以矫正；在孔子“仁者，人也”（《中庸》）、仁为立身之本这一规范引领下，终生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信修睦”“屈己待人”“克己奉公”的准则，提倡“不能忘记老朋友，常想平生未报恩”。其实，也不止于古代经典，即便是一些通俗读物，最精彩的名言，记住了同样是终生受用。
朱光潜先生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回想七十年前，业师临别时说的那番话，实际上讲的就是，八年苦读奠定下了日后前进的基点，当然也是对他个人八年辛勤教课的成果的总结。
说到这里，有的文友会问：流光似水，七十年过去了，你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晰？应该说，八年童子功的强化训练，使我养成了超强记忆的能力；但只靠这个还不行，我的诀窍，也可说是笨招儿，就是随时记笔记，回家后立即把这些话写在本子上。
重视笔记，这是古代学者的共识。宋人张载曾说：“心中苟有所闻，即命名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清人章学诚也说：“读书如不及时作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当然，除了保存记忆，有助于搜索、积累资料；更主要的是，做笔记还能激发自己勤于思考，训练综合分析能力。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或抒己见，或订俗讹，或述见闻，或综古义，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唐代大文豪韩愈在《进学解》里讲，“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鲁迅先生更明确提出，“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手到”就是动笔，记笔记。它本身就是做学问，因而历代出现了大量笔记类传世精品。
这段读书生涯就这样终结了，以后开始迈进了新的天地——
次岁上半年，我到八里外的高升镇高级小学就读，补习功课；7月考入盘山中学。考试只有语文、算术、时事政治三科。语文满分，政治及格，算术二十分——我带个算盘，加减乘除四则题，答案都对；但不会列方程式，因此，只得了五分之一的分数。幸亏口试、面试时成绩优秀，终被录取。
口试中，主考老师是王志甫先生，像唠家常一样，他首先让我介绍一下家庭状况和个人的学习经历，我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
王老师说：“怪不得，你没有读过正规小学呀！不过，你的语文基础相当不错。那么，你读高小这半年，最喜欢的是什么课程？”我说，喜欢地理。又问：“为什么？”我说，我志在为文，长大了以后，要学徐霞客，撰写游记。
1949年7月王充闾考入盘山中学，新天地开始了。因为文笔好，粉笔字写得也工整，他在中学时期是校刊的主编。图为他（后排中）与编辑部同学在一起。
“那好，我就考问你这方面的问题。”王老师略加思索，便说，“你注意听着，试题是这样的：我想从这里（指盘山县城）到广州——你知道广州吧——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要怎么走才能经济、省时，而且方便？要求有三条：一要尽量减少经费，二要尽最大限度节约时间，三要汽车、火车、江轮、海轮都能坐着。”
我说，可以从盘山县城坐汽车到锦州，然后换乘京沈铁路的列车前往北京，再转乘京沪线的火车抵达南京，从南京登上长江客轮到达上海，再从上海乘海上轮船前往广州。
“你再考虑另外一种方案。”王老师说，“我的出行计划有些改变，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我的妹妹在陕西宝鸡读高中，放暑假了，她也要一同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这要怎么走？我怎样同她会合？”
我说，那就事先通知她，登上陇海铁路的东行列车，赶到江苏的徐州，彼此约定好车次和到达的时间。老师还是从这里坐汽车到锦州，再坐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津浦铁路的列车，在徐州车站接妹妹上车，依旧是到南京下车，然后换乘江轮到达上海，再转乘海轮前往广州。
“好！”王老师高兴地说，“给你打一百分。”
这样，尽管我笔试的成绩并不理想，但还是以第十九名的靠前位置，被录取为初中一年级插班生。
那时是春季始业，为了补充生员，实行暑期扩招，我所在的初中一年甲班和另外的乙、丙、丁三个班，都加进去一些插班生。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口试时的王志甫老师，他教数学；还有几位科任老师，也都一起同新生见了面。为了帮我接上数学这条“短腿”，王老师利用星期天和几个晚上，集中给我补课，使我较快地跟了上来，而且，培养了我钻研数学的兴趣。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看得出来，爱好、兴趣对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至关重要，所以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说法。
出乎意料的是，在语文方面，我竟遇到了一道难关。开学一个星期之后，教授语文的石老师发现我的作文用的竟是文言，便在作文簿上郑重地写了一条批语：“我们是新社会、新时代，要用新的文体写作。今后必须写语体文。”课后，又把我叫到教研室，说：“文言词语简练，你这个‘洎乎现世，四海承平’，确实比‘到了今天，国内社会环境和谐、安定’节省一些字，可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新时代的写作，要面向工农兵大众，对象不是少数精神贵族。你左一个‘洎乎’，右一个‘与夫’，又有几个能懂的！”
这番话，对我来说，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为此，我痛下决心，要改弦更张，从头做起。除了认真理解、背诵课本里的现代范文，我还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
不久，石老师因为咯血，住进医院养病；语文课由富老师暂代。一次上语文课，富老师拿了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她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代表作，也堪称是“爱的经典”，同学们可以传着看一看。说着，就递给了我（当时我是语文科代表），让我先看。我用午后自习和晚上时间，突击看了一遍，然后提议：大家传看，每人不要超过两天；鉴于全书共二十九篇书简，可以选出二十九名同学，或者自告奋勇，每人抄写一篇，随看随抄。富老师同意我这个建议，当即从前向后，依次指定二十九位同学，按照编号顺序，每人看后，分别抄写一篇。这样，三个月之后，这本手抄的《寄小读者》，便装订成册，成为全班的公共财产了。而对于我，这本散文集更起到了学习语体文的示范作用。
王充闾考入盘山中学后，王志甫先生为班主任。图为五十年后师生在一起。
翌年春初，我们升入了二年级。石老师病情稳定，重新给我们上课。看了我的作文，他感到满意，还在班上当众读了一遍。
石老师的讲课水平，全校公认是一流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讲授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当谈到诗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为反抗封建礼教，分别“举身赴清池”与“自挂东南枝”，以死殉情时，他在黑板上板书“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说是出自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有关殉情的词。虽然他没有多加阐释，可是，却给我们这班初涉世事的中学生，留下了一道终生都在叩问、求索的课题。是呀，情是何物？竟有如此巨大的震撼力量！
那天，石老师还说，堪与这首被明人称之为“长诗之圣”的经典作品比美的，在西方还有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时的中学生与今天的不同，眼界十分闭塞，读书范围很窄，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的名字。先生便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剧情，讲了年轻、勇敢、纯洁、善良的一对恋人，终因两个家族的世仇而双双赴死的人间悲剧。最后，以嘶哑的声音朗诵着罗密欧自杀前的那段话：
先生教课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仍然豪情似火，充满了诗人气质。平素感情容易激动，有时一件细微的物事，也会激起他奋袖低昂，情见乎辞，脸上经常浮现着红艳艳的华彩。据校医说，这和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有直接关系。这天，他又是带着两颊潮红，像是醉酒一般，讲了一大篇，然后，匆匆地离开了教室。
几年过后，“反右”开始了，石老师被错划为右派。听说，批斗中，他连续咯血不止，终致惨死在会场上。除了“历史问题”，他被指控的主要罪状，是在课堂上恣意宣扬“封、资、修”的爱情观，包括殉情等“极不健康”的内容，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稚嫩心灵。可是，我们这些已经走进高等学府的当年受教者，听到这种指责后，却私下里议论：石老师以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富于魅力的解说，在教育系统，独迈群伦。他不是一般的授业、解惑，同时，还能交给学生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
我读初中时，“偏科”现象十分严重。喜欢语文、地理、历史、数学，对于俄语、物理，却缺乏兴趣，每逢上这两门课时，我就在下面偷偷地阅读小说。期末考试时，靠着“临阵磨枪”，耍小聪明，勉强维持到三分以上（当时是“五级分”制）。一次，教授物理课的王达老师突然走到我的桌前，说：“我已经发现多次了，你不认真听课。本想给你留点面子，等待你自觉纠正，无奈……”当即指令我：下课后，要把书桌里的所有小说，给他送过去，由他代为保存。
走进新的学堂，有两件事令我大开眼界：
一件是参加富老师的文明婚礼。过去我在农村看到的结婚仪式，繁文缛节，笔难尽述，什么相门户、议彩礼、串小门、备嫁妆；下请帖、请鼓乐、搭喜棚、安炉灶；娶亲、送亲、谢媒；上轿、下轿、拜天地、揭盖头、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闹洞房——总之，结婚简直就是遭罪。富老师的婚礼，只有三项议程：一是，介绍人讲话；二是，新娘和新郎（校内另一位老师）谈恋爱经过，并互赠礼物：新娘送给新郎一只派克笔，并亲自插在对方中山装的上兜里，由于紧张和激动，富老师的手竟然有些颤抖，新郎回赠的是一方漂亮的围巾，也是当众围在新娘脖子上；三是，新人为主婚人、介绍人和来宾送糖、敬烟。然后，就欢欢喜喜入了洞房。
再就是锦州之行，见了世面。因为我的文笔比较好，粉笔字又写得工整，入校第二学期，便被学生会聘为壁报、黑板报《盘中青少年》的主编。这期间，赶上了1950年5月召开的辽西省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盘山中学有二十八名选手，我被安排为随团报道员。大会在省会锦州举行。我们提前一天，起个大早，在教体育的由老师带领下，每人背上一件简单行囊，步行三十公里，到沟帮子乘坐火车前往。当晚8点，在大剧场举行预备会，全部与会人员到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豪华的建筑，显得庄严、壮观、气派，心灵立刻就被震撼了。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场内灯光比较幽暗，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座位。这时，由老师过来了，低声问着：“环境好不好？舒服吗？”我说：“太好了。”略一迟疑，我又悄悄地问：“老师，椅子怎么硌屁股呢？”他俯身看了看，原来我是坐在木板楞上。他扑哧地笑了，告诉我，要把椅座放平。说着，他又四下看了看，像我这样坐的，竟有好几个。——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没有进过剧场和礼堂，不知道里面的木板座椅，平时为了进出方便总是立起来，落座前需要把它放平，结果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出了洋相。
赛程空隙，《辽西文艺》编辑高柏苍先生来到我校代表队住地，看望他的海城老乡由老师，还带来了几期刊物。由老师翻了翻，顺手交给了我，并向客人做了引荐。高先生随之介绍：刊物是面向工农大众的，作品以曲艺为主，也刊载一些连环画，当即给我留下通信地址，说欢迎多多投稿。高先生热情、诚恳，谈吐文雅，风度翩翩，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专业作家。因为从小受到子弟书的熏陶，对这种文艺形式十分熟悉，回校后我连续写了几篇，内容都是歌颂学校新生活的，居然被采用了。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于是，博得了“校园小作家”的赞誉。
那时，校园文艺生活十分活跃。每逢周末，学生会都要组织文艺晚会，节目全部是在老师指导下，学生自编自演的。记得我们初二（甲）班曾经演出过一个三幕小话剧：《老头三年生》。剧情梗概是：小学生金彤终日嬉游耍闹，不肯用功读书，结果课业荒疏，屡屡降级。这天，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恍惚间，自己已经头秃齿豁，垂垂老矣，却仍和八九岁的儿童一起读小学三年级。建校六十周年庆典到了，同学们的祖父母——金彤当年的同学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这里有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教授，也有工厂经理、劳动模范、军队将领。听说当年的老同学金彤仍然在校，有几位便捎过话来约他叙旧。这个“老头三年生”闻讯，登时愧怍流汗，悚然惊觉。从此，他刻苦自励，加倍用功，矢志成才。
演出很成功，在全校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还参加过全省校园演出大赛，得了三等奖。其实，小戏情节简单，主题也没有脱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俗套。但在当时，对我们这些思想单纯、可塑性强的少年儿童，还是起到了有力的鞭策作用。
记得，我们班还在全校文艺演出会上，集体朗诵过石方禹的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颇有影响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人以奔放的热情、昂扬的声调，歌颂了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庄严的主题。有些诗句至今我还能背诵下来：
在周末晚会上，我还朗诵过一首《到远方去》的短诗：忘记是哪位诗人写的：
那时的中学生，可说是豪情激越，壮志盈怀，充满了前进的热望和必胜的信念。在大家的心目中，事事无不可为，一切理想都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