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体制汉赋风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黄筌与徐熙，同为五代时期花鸟画的名家，各自开宗立派。

黄筌开出“富贵”官家一路，徐熙趋于“野逸”名士一途。

黄筌“富贵”，来历非凡。他从17岁为待诏，直到62岁去世，任宫廷画师，居华宫丽苑，达45年之久；所见奇花怪石、珍禽瑞鸟，皆花中之秀、鸟中之冠，耳濡都是宫玩，目染皆为皇藏。更何况，王衍、孟昶是深谙艺术的君王，其品位成就了“黄家花园”的“富贵”气象。

花鸟画，似乎最能反映天堂的光芒，因为万物之中，没有何物，比花叶更能借那太阳的光，比花期更能展现诗意的无常；而鸟，离天最近，是天气、天时、天命的代表。

论富贵之于物，没有比金银更俗，没有比花鸟更雅的了；论富贵之于历代王朝，有哪一朝的富贵气象能胜过汉唐？论富贵之于传统文体，诗瘦赋肥，还有哪一种文体比赋更富贵？尤其汉赋，乃赋中之大赋，而花鸟画的发祥地，就在汉赋故里，黄筌设色花鸟的富贵气象，是从唐诗风华中回到汉赋排比去了。

前蜀、后蜀都浸淫在汉赋传统里，尤其是后蜀“富贵如汉悲也赋”。孟昶之富贵，那是对文学、对艺术以及对生活的精致求索，一如汉赋之文体，集骚体赋、大赋、小赋之华丽于一身；孟昶与黄氏一门，共创宫廷花鸟画的富贵范式。即便过一个春节，他嫌桃符不风雅，便自己在木板上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就这样诞生了中国第一副春联。赵匡胤蔑视其溺器都饰以黄金珠宝，岂不亡哉！亡就亡吧，反正孟昶不想打仗，他舍不得打仗，生怕他的花鸟江山毁于血流漂杵。

这种传统，同样感染了后蜀皇家画院以及蜀地画风。黄筌的花鸟“富贵”是从这传统中长出来的，再加以他的铺陈，黄家的“写生花鸟”，可称之为花鸟里的大赋了。

文学史里，蜀人司马相如一落脚，便是开疆拓土般为汉赋打下大片领地。同样，写生花鸟的天地，是黄筌一手开启，以至于一提起花鸟画，从画法技艺到艺术范式，都从“黄家富贵”开始。

工笔花鸟，又叫勾勒花鸟，勾勒是用线条画出轮廓后着色，是在白描上赋色；用笔，又分为单钩与双钩。黄氏画法，讲究轻勾浓色，勾勒精细，设色浓丽，紧要在不露墨痕线渍。沈括概括得非常到位：“诸黄画花，妙在赋色。”这便是黄筌独标的“黄格”，浓色铺陈如汉赋排比，成就“黄家富贵”。

公元965年，孟昶投降北宋，押送汴京，被封为秦国公，第七天便蹊跷死亡。黄筌父子随主归宋，与孟昶不同，黄筌受到隆重礼遇，赏赐颇丰，被封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但黄筌并不开心，据《圣朝名画评》记载，黄筌在降宋后“以亡国之余，动成哀戚”，病卒于“乾德辛丑九月”。按宋太祖乾德年号查询，并无辛丑年，只有乙丑年，时间正合公元965年。那一年，黄筌62岁。到达汴京不久，便因亡国亡君的抑郁，舟车劳顿的消耗，他的精神之火终于燃尽熄灭了。

黄筌之弟黄唯亮以及黄筌的三个儿子居实、居宝、居寀，皆擅花鸟。三子黄居寀，随君、父入北宋，形成“宋院体”的“黄家体制”，米芾《画史》说，“今院中作屏画用筌格”。

五代十国时代过去了，留下来的，除了花鸟画的“黄家体制”，还有一首《述国亡诗》。写这首诗的花蕊夫人，究竟是前蜀花蕊夫人徐妃，还是后蜀花蕊夫人费妃，颇有争议。但是，不管前蜀亡还是后蜀灭，这首诗都呈现了蜀人奔放的美学气质，即使亡国也要亡得如汉赋一样壮丽，悲怆犹如铺天盖地的排比，压迫到深宫里。花蕊夫人冲口而出：“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她惋惜的不是亡国，而是惋惜蜀中无男儿，没有像汉赋那样全力铺陈一下抗争的场面，国家就亡了。

历史即将结束自由纷争的小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