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田中角荣与细井宗一
“守法斗争”
事情需要回溯至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5月。
那时，我（笔者）是《日本经济新闻》（简称《日经新闻》）(1)社会部的一名记者，刚刚由已常驻两年的都厅(2)记者俱乐部调到国铁记者俱乐部（Tokiwa俱乐部）。
在我负责都厅报道时期，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4月15日，东京都举行知事(3)选举，结果由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推荐参选的美浓部亮吉(4)当选。在首都东京诞生了首位革新系(5)知事，这被舆论称为“东京燃烧”，并且迅速成为全国性的话题。随后，我与这个美浓部革新都政打了一年的交道。
在参选知事之前，作为“坊间经济专家”，美浓部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并对经济高度增长的弊病提出批评。因其潇洒俊朗的脸庞总是洋溢着被称为“美浓部式微笑”的柔和笑容，美浓部深受家庭主妇们的追捧，并由此击败了由自民党和民社党支持的立教大学(6)校长松下正寿。在离开都厅俱乐部时，我回顾“过去一年的美浓部都政”，在“采访笔记”专栏（5月22日早报）中如此写道：
“诚然，这一年来公众对东京都政务举措的关注度显著提高，从三多摩(7)到伊豆七岛(8)，美浓部知事所到之处都有近乎狂热的都民围观捧场。对于现场反映上来的投诉和要求，知事常常当场训斥主管局长：‘我作为都民代表也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局长大人，你打算如何处理呢？’这样，都民无疑会为其鼓掌喝彩：‘真不愧是美浓部知事啊！’然而，其下属职员却反驳说‘他这是不考虑行政的实际情况，仅仅根据原则论来处理问题而已’，而且评价认为‘这一年来，知事自始至终都在制造声势，从行政角度来讲则乏善可陈’。”
22日早晨，即这篇文章见报当日，当我去俱乐部上班时，东京都的宣传部长已坐在我座位上等待良久。他说：“知事找你呢。”于是，我便由宣传部长带着前往知事办公室。
“小牧啊，你在报上说我的坏话，《日经》的销量会下降哦。”
令他不满的报道大概不止这一篇。尽管美浓部式微笑还挂在嘴角，但他的眼里已没有笑意。知事如此教训一名年轻记者，足见在那个时代革新都政深得东京都民的狂热支持。
继东京之后，包括大阪府知事黑田了一、神奈川县知事长洲一二在内，受社会党及日本共产党支持的革新派地方首领相继亮相，这极大地动摇了自民党在地方的主导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浓部都知事一方面利用其所仇视的高度经济增长带来的丰裕财政，大搞“四处撒钱”的福利政策，另一方面，对于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毫不犹豫地下令叫停。
对经济高增长下的保守政治及大企业等权力集团举起反旗者，不只是美浓部都政。在各地的大学校园里，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在东京大学，学生们占领和封锁安田讲堂的事件也发生在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大学当局被拽出来与学生进行“大众集体交涉”，学生们一齐围攻教授，高喊“大学解体”。越南战争因美国的介入而陷入泥潭，随着其战斗日趋激烈，年轻人反对战争扩大化的反战游行在各地蔓延。在10月21日的“国际反战日”(9)，日本爆发了“新宿站骚乱”事件。当天夜里，约4500名学生聚集新宿，并与近2万名群众会合。之后，其中一部分人闯入铁道线路，他们捣毁电车、车站建筑物及信号机等设施，并实施纵火行为。警视厅以“骚乱罪”为名逮捕了745人。学生们与警察机动队的冲突持续了数日，整个日本处于骚乱不安的氛围之中。当时便是这样一个时代。
* *
而我的下一个常驻地点——国铁也正迎来一个大的拐点。
当时的国铁总裁是三井物产出身的石田礼助，其前任是“新干线之父”十河信二。副总裁是在国铁土生土长的铁路官僚矶崎叡。此时，“日本铁路建设公团”（简称“铁建公团”）正在对国铁因资金不足而未能开工建设的地方线路逐个进行预算编制。铁建公团是专门负责铁路建设的组织，在政治家田中角荣的主导下于4年前成立。此时的国铁，已完全丧失了决定新线路的当事者能力。
田中后来虽然登上了首相宝座，却被指责玩弄金权政治，并因“洛克希德贿赂案”(10)被判刑。不过，如同他亲自撰写的畅销书《日本列岛改造论》所述，他主张在全国铺设新干线网络，堪称国铁的“超级应援团”。虽然田中为国铁构筑了巨大的利权关系网，但是由铁建公团相继建成的那些新线路，连同其建设债务一并被转让给国铁后，国铁财政状况逐年恶化。国铁的最后一次盈利决算是昭和三十八年度（1963财年），此时尚余1595亿日元的结转利润，然而，到昭和四十二年度（1967财年）国铁即陷入坐吃山空的状态，沦落为“财政状况最为糟糕的公共企业体”。
在这种情况下，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3月，国铁提出了一个“5万人合理化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实施“EL（电气机车）、DL（柴油机内燃机车）单人乘务”制度(11)，即准备对牵引客货车组的动力车的乘务员（即火车司机）进行合理化裁员。围绕此方案，国铁当局与“国铁劳动工会”（即国劳）及主要由机车乘务员组成的“国铁动力车劳动工会”（即动劳）展开了正面对决。在我出任国铁常驻记者时，劳资双方激战正酣。在之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目睹了这场号称国铁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劳资之间的“殊死搏斗”。
当时，工会所采用的战术被称为“守法斗争”，今天，这个词已被淘汰，不再使用。
国劳和动劳所开展的斗争，使得包括国电（指国铁在东京及大阪等大城市周边运行的电车线路，例如山手线、中央线等）在内各条线路的列车连续数日相继出现大幅晚点及停运。每天清晨，我赶到记者俱乐部上班，然后采访写稿，最后再把稿件发给晚报。那些稿件写的都是因运行时刻表混乱而造成乘客恐慌之类的事情。乘客的愤怒不断爆发，暴乱事件频频发生。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日本刚刚战败的时候。
昭和二十年（1945年）10月11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币原喜重郎首相实施有关民主化的五大改革，其中之一就是鼓励成立劳动工会。根据这项政策，在“官公厅”(12)及私营公司相继成立了劳动工会。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各工会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提出加薪等要求，在国铁、煤矿、电气产业、报纸等行业掀起了激烈的劳动争议。工会运动对产业经济及国民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成为“战后日本”的一股重大势力。
继前一年12月17日召开由50万人参加的“确保生活权暨打倒吉田内阁国民大会”之后，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1月，“全官公厅劳动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简称“全官公厅共斗”）在皇居前广场召集了4万人大会，号召打倒内阁及成立人民政府，宣称“将在2月1日实施总罢工”，并成立了“全国劳动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简称“全斗”）。“总罢工”是指由全国所有产业工人一齐实施的全体大罢工。伊井弥四郎当选主席，他是刚刚成立的国铁劳动工会总联合会（国劳的前身）的中央执行委员。伊井是大正十五年（1926年）入职的一名“老国铁”，曾担任新桥站及东京站的站长助理，也是国劳的创始人之一。
当时，自由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互为对立的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美国打算将占领下的日本作为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为此正在考虑实施民主化政策转型。麦克阿瑟总司令把全斗主席伊井叫到跟前，对他说：“眼下的日本国力还很衰弱，总罢工有悖于公共福利，因此不允许举行。”下令停止总罢工。伊井被GHQ强行带走。他对着NHK广播(13)的麦克风，声泪俱下地发表总罢工中止声明：“很遗憾，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后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工人农民万岁！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日本国宪法》公布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并于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它承认公务员与民间企业同样拥有“劳动三权”，即团结权(14)、集体谈判权(15)和争议权(16)（罢工权）。由此，国铁等单位的劳动工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担心日本出现“共产化”的麦克阿瑟总司令遂致函芦田均内阁，指示必须禁止公务员的争议权。遵照该函件指示，政府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7月31日公布并施行了“政令第201号”。根据该政令，国铁及专卖(17)员工的争议权和集体谈判权被剥夺。
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公共企业体“日本国有铁路”成立，后来尽管在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通过《公共企业体等劳动关系法》（简称《公劳法》，该法将国铁、电电(18)及邮政等“五现业”(19)一并作为规制对象）恢复了集体谈判权，但争议权仍然被否认。为弥补被剥夺的争议权，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对劳动问题进行调停的机构——“公共企业体等劳动委员会”(20)（简称“公劳委”）。由此，倘若工会实施罢工等争议行为，则将被视作违法行为并受到处罚。
是老老实实坚持合法斗争还是豁出去搞违法斗争？（即是否实施罢工）从这时起，国铁工会时常面临这个二选一的问题。进而，“国铁等公共企业体工会本应拥有的罢工权（争议权）应当得到保障”“不，不应当被认可”——围绕这个争议焦点，国铁当局与工会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如果开展违法罢工，就是违反《公劳法》，在罢工之后将有大批会员遭到解雇等处分。于是，为了解决长期性的纷争问题，工会研究出了一种名为“守法斗争”的战术，即通过严格遵守或过度解释相关业务法规而使业务效率降低的斗争措施。
顾名思义，“守法斗争”就是“慢慢吞吞、按部就班、不折不扣地执行规定的运行步骤”。例如，在列车经过弯道或车站等需要减速的区间时，将速度降到规定值以下从而造成列车晚点；或者以“在线路上发现障碍物”或“感觉有危险”为由实施临时停车等。这种行为积少成多后，便使得密集运行的国电等晚点延误越攒越多，列车运行时刻表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
若是因工人罢工造成电车停运，很多乘客就会干脆放弃去上班或上学，然而，在守法斗争的情况下，虽然出现部分晚点或停运但电车仍然在运行，因此乘客还没法放弃去上班或上学。于是，大家不得不在车站排成长队，电车到站后，乘客只能被硬生生地塞入严重超员的车厢。动劳还想出了一个名为“安全检查斗争”的新战术，即只要新引进的“ATS（自动列车停止装置）”发出警报就必须停车，这使得运行混乱雪上加霜。这种战术属于“打擦边球”的做法，虽然它实质上是违法的消极怠工，但当局很难将其认定为争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