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四大文明古国点燃了人类的文明之火，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石，各有优劣，难分高下。四大文明古国里，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相继断层，唯有中华文明的传承亘古未断，五千年间，虽经内战纷扰、外族入侵，而始终延续，传承至今，历久弥新。其生命力之顽强，世所仅有。而中华文明的源头为《易经》。传说中，夏商周三代皆有易，夏代名为《连山》，商代名为《归藏》，周代名为《周易》，合称“三易”。夏之《连山》，商之《归藏》自魏晋之后皆湮没于历史长河1993年在湖北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394枚约4000字易占简书，是为秦简《归藏》，引起学界热议，有学者认为乃殷之《归藏》，廖名春先生更断其为《归藏》中的《郑母经》，但亦有学者认为乃战国作品，甚至为秦人伪造。，唯有《周易》流传至今。

儒家尊《周易》为群经之首，道家尊《周易》为“三玄”之一，与《老子》和《庄子》并列。《周易》乃是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源头活水，其内容包罗万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有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易经》和《易传》之中，还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与具体的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

本书以《易经》为本，兼考《易传》，并参考先秦其他相关典籍，对《周易》之中所涉及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进行归纳总结、甄别评定，以期较为系统地对西周前后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进行初步梳理。最终，以《周易》为骨架，以其他先秦典籍为辅助，勾勒出先秦，尤其是西周时期的基本法律体系。

本书撰写过程中，借用《说文解字》等工具，采用训诂之法解析卦爻辞；若经传相悖，则舍传取经，以真实反映西周之时的法律图景；在论证过程中，兼采其他先秦典籍，以史为证，相互印证；在解析卦爻辞之准确含义时，兼采历朝各家之言，但以《易经》原意为先，并作倾向于法理含义之解读；保持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但分而述之。

除序与结语外，本书共分为七章。前三章为《周易》中的法律思想，包括辩证的息讼思想、明罚敕法与慎罚轻刑，后四章为《周易》中的法律制度，包括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与神明裁判制度。

第一章“讼卦与息讼”。讼卦具有明显的息讼思想，但是息讼并不意味着一味避讼，而是一种辩证的息讼观。具体而言，《周易》主张息讼，但并不要求无讼；强调在诉讼过程中以诚信为本，占理有信，有德司契；提倡明辨，反对缠讼；主张补偿性赔偿，反对惩罚性赔偿；反对以下讼上，以民告官。基于对官员居中公正司法的渴望，开启了中国人绵延至今的清官情结，《周易》的“利见大人”正是这一情结的具体体现。

第二章“明罚敕法”。明罚敕法之精神见之于师卦之“师出以律”与噬嗑卦之“利用狱”中，其基本内涵为法律必须公之于众，使民众清晰知晓何为罪，何为非罪，避免不告而诛，罚当其罪，不得出入人罪。明罚敕法之司法践行见之于蛊卦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与巽卦之“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中，要求在新律颁布之前与颁布之后都必须进行广泛宣传，使得新律之内容深入人心，而不要急于按新律惩戒民众。孔子反对晋铸刑鼎，其根源在于反对“夷蒐之法”的内容，而非反对公布成文法，反对明罚敕法，更无通过反对成文法的公布来阻止社会变革之目的。孔子赞同制法、颁法、执法的公开性和稳定性与他的“仁义”思想所蕴含的公平性、主体性和生活伦理性是相统一的。

第三章“慎罚轻刑”。天命观是夏商周统治者巩固统治的手段，而其在法律思想上的体现就是“天罚”的理念。商纣暴虐，失德不仁，故周武取而代之，为了解释西周代商的合法性基础，周朝统治者提出“惟命不于常”的新天命观，慎罚轻刑的法律思想随之诞生。《周易》之中，慎罚轻刑思想散见于蒙卦之“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贲卦之“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解卦之“君子以赦过宥罪”、丰卦之“君子以折狱致刑”、旅卦之“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与中孚卦之“君子以议狱缓死”。其中，“发蒙刑人”“明政折狱”“折狱致刑”“明慎用刑”体现了“慎罚”理念，而“赦过宥罪”和“议狱缓死”则强调了“轻刑”思想。

第四章“民事法律制度”。《周易》中的民事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民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两种典型的债的产生方式——契约行为与侵权行为，以及拾得遗失物行为这四个方面。《周易》对于诚信原则之要求主要体现在“孚”字上，不仅中孚卦以“孚”为名，其余涉及“孚”字的卦爻辞亦比比皆是，此外，损卦益卦的损益之道亦包含着信守承诺的内涵。《周易》中的“来（往）”与“复”、“得”与“丧”、“损”与“益”这三对词汇都看似契约行为，其实不然，且《周易》之中所涉契约行为并未理论化，大多为个案记载。小畜卦、谦卦、泰卦之“富以其邻”与大壮卦、旅卦之“丧羊（牛）于易”，虽然看起来与侵权行为相关，但实际上前者与侵权行为全然无关，后者仅仅描述了古代某件侵权行为，却并未对侵权行为的内容进行具体规定。而《周易》中涉及最多的侵权行为则是拾得遗失物的归还。

第五章“刑事法律制度”。《周易》中的刑事法律制度以噬嗑卦的描述为主，可分为罪名、刑罚措施与诉讼制度三个方面。由于西周之时罪名制度尚不发达，故《周易》所涉及的罪名仅有盗窃罪、抢劫罪、谋杀罪与渎神罪。由于以刑统罪的缘故，《周易》中的刑罚措施较为丰富，大致可分为自由刑、肉刑、罚金刑与侮辱刑。其中，自由刑分为拘系与监禁，肉刑包括杖刑、笞刑、墨刑（黥刑或剠刑）、灭趾、劓刑、刵刑、刖刑与剭刑。此外，《周易》中出现的刑具有绳索、校、囚车、杖等。

第六章“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周易》中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可以从恋爱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其中，恋爱关系的描写主要见之于咸卦，婚姻关系的描写主要见之于屯卦与贲卦，家庭关系的描写主要见之于大过卦、恒卦、渐卦与归妹卦。西周之时，虽然父权制早已建立，但是母权制的观念仍有残留，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男尊女卑的观念已经开始流行，但和后世女性完全是男性的附庸关系不同，当时女性仍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

第七章“神明裁判制度”。西周之时，神明裁判已经不如夏商之时那般占据司法中的主要地位，司法领域更倾向于由有德居中的法官裁断是非，但是当遇到无法决断的疑难案件时，仍会借助神明的力量进行判断。《周易》中的神明裁判制度主要见之于大壮卦的神羊裁判。

总之，从《周易》中提炼出的法律思想具有极强的辩证性，无论是息讼观、明罚敕法还是慎罚轻刑尽皆如此。《周易》中蕴含的法律制度内容具有针对性、个别性，而无普遍性、抽象性。《易经》的法律思想较《易传》的法律思想更为文明、仁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