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们”：大脑中存在着多个角色
我参加的那次TED大会，探讨的是“大问题”。
在开幕环节，我们作为演讲者被要求回答：“我们是谁？”对于这个问题，我选择的讨论对象是我们大脑中的那个“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左脑和右脑。
那次大会的演讲者名单上不乏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比如加拿大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和《国家地理》杂志古生物学家路易丝·利基。而我，只是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毕业于哈佛大学、从一次严重中风中幸存并康复过来的女孩。不用说，我是那次演讲阵容中最默默无闻的那个演讲人。
我们能够随时选择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哪个角色、如何成为这个角色。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我在台上为TED工作人员做了一次预讲。当时他们都在检查音响和灯光，解决后勤问题，因为我带来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人类大脑，因而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那次预讲，我刚讲了六分钟就停顿下来，打算停止演讲，但TED策划人克里斯·安德森鼓励我继续。他的母亲曾中风，所以他对我的演讲主题特别感兴趣。
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带领观众重温了那段经历，再现我中风那个早晨大脑逐步崩溃的场景。我分享了自己在左右脑意识之间摇摆的那种感觉。那是一场戏剧性的“表演”：我的左脑拼命组织救援，我的右脑却在对抗并产生极致的愉悦感。
我描述自己如何挣扎着与我左脑仅剩的功能保持联系，设法打电话求助，即使我说的话无人能懂。当我发现自己如胎儿般蜷缩在救护车里时，我感觉自己的精神投降了，我确信自己正处于弥留之际。演讲到这里，我吃惊地发现，演讲大厅里变得异常寂静，我意识到工作人员都停下手头的事情聆听起来。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醒来了，震惊地发现自己还活着。我感觉我在自己精神投降的那个时刻已经对生活说了再见。后来，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并且找到了极乐世界。如果我能活着找到极乐世界，那所有人都能活着找到极乐世界。在我看到的那个世界里，人人都美好、内心和平、富有同情心和爱心，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进入右脑意识，获得内心和平。接着，我意识到这是多么伟大的馈赠，是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深刻的顿悟。这成了我大脑康复的动力源泉。”
演讲大厅里不再寂静。讲完后，我听到了抽噎甚至是哭泣声。克里斯立即调整了安排，把我的演讲挪到了下午的最后一场。我只是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默默无闻的女孩，但他知道我的演讲很特别，现场听众肯定会被深深打动。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多亏了那天现场工作人员的积极反应，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醒来后精神焕发，然后就登上了TED中心舞台。结束演讲时，我用下面这段话回答了两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