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盘绕在树上的圣诞灯一闪一闪，让人注意不到树上没有任何装饰。礼物很少：几本填色簿、一套火车玩具、文身贴纸，还有给每个女孩各一个娃娃。
2012年12月24日，孩子们聚集在香奈儿65岁的教母谢丽·亨伯特（Sherry Humbert）的排屋里。这所位于布鲁克林最东边的房子对达萨尼来说最像真正的家。
地毡开裂的台阶通往谢丽家餐厅的桌子，桌上铺着雏菊印花桌布，散落着待付的账单。包着塑料布的沙发上方挂着带有罗马数字的钟，指针永远停在2点47分。银行威胁要收回谢丽的房子。房子的供电被关停了，但圣诞树上的灯仍然亮着，房间也仍然能够取暖，因为谢丽从邻居家的电线那里非法接过来一根线。
无上站在炉子前往蜜汁烤鸡翅上面抹酱，甘蓝菜也蒸上了。这是他们家最安宁的时候——父亲在做饭，母亲在编头发，孩子们在玩新玩具。
夜里，他们睡在折叠床上。楼下原来是谢丽办的托儿中心，现在已经空了，只剩褪色的小鹿斑比贴纸，还有达萨尼两个舅舅留下的空酒瓶。两个舅舅一个是22岁的乔希（Josh），一个是39岁的拉蒙特（Lamont）。两人都没有工作，住在谢丽的地下室里。
圣诞节几天后的夜里，孩子们被一声巨响惊醒。
乔希舅舅一拳打碎了一扇窗子，威胁说要杀了拉蒙特舅舅。1乔希掏出一把刀子冲向拉蒙特。两人扭打着摔在地上，香奈儿拼力把他们分开。在楼上，达萨尼命令大家不要乱：“谁也不许动！让大人去管！”
警笛声响起。警察到了。孩子们从窗户里看着乔希舅舅被逮捕，被戴上手铐带走。一辆救护车把一只眼睛被打得乌青的拉蒙特送去了医院。
他们打架是为了争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1月，好日子要来了。
这是“税季”的开始，香奈儿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赶着报税，好得到“退款”——给低收入家庭的特殊减税。最大的一笔是“工作收入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像达萨尼家这样的家庭能得到数千美元的现金补贴。2这个项目由国税局管理，是美国最大的扶贫项目，受惠家庭超过2 700万。
香奈儿好几年没有申请报税退款了，因为她主要做黑市生意，不过奥本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今年想出了一个新办法。
收容所分发的传单上写着，报税时间到了：去拿退款吧。香奈儿和无上必须与奥本收容所签一份“10日合同”，同意在此期间报税，并出示报税的证据。他们若是违反这份合同，就可能被赶走。按照纽约州的法律，他们要想在收容所住下去，就必须达到收容所的要求，包括在外面寻找公寓和积攒足够的钱以便搬走。这些规定的目的是鼓励收容所的住客找到永久性住房，因为市收容所原本是“临时”住所（“临时”这个词在纽约州关于入住收容所资格的3页长的细则中出现了34次）。3
达萨尼一家要想离开奥本收容所去租公寓住，至少需要4 800美元才够支付经纪人的佣金、押金，4还有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租金（三卧公寓租金的中位价在2013年年初是1 000美元）。这还不包括搬家费和买家具的钱，另外还要说服房主相信他们会继续付租金。
香奈儿计划去找做穷人生意的临街会计所，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退款。1月7日，全家人乘坐Q线地铁经过横跨东河的大桥疾驰进入曼哈顿。
城市闪烁的灯光令香奈儿生出梦想。他们的退税款也许够付一套公寓的押金，甚至能在宾夕法尼亚州起伏的丘陵地带租一处房子。香奈儿告诉孩子们，他们要开始找地方安家了。
达萨尼说：“我想去安静的地方。”
“我想去有树的地方，”香奈儿说，“我想看到好多树和草。”
“爸爸说他要买一所房子，有一大片草地，”达萨尼说，“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一块地，在那块地上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无上坐得远远的，头上戴着耳机。莉莉宝宝在大声哭叫。
突然，香奈儿看到了中国城（唐人街）。孩子们尖叫起来。达萨尼提到她看过一本关于中国长城的书。
香奈儿说：“那不是这个中国城。”
达萨尼说：“可它是一堵大墙。”
“那是真正的中国城，”香奈儿说，“这是纽约的中国城，大力水手炸鸡店里有中国人。”
达萨尼把额头紧紧贴在车窗上。她用手围在眼睛周围，好像要把外面的景色全留给自己。
给一个城市画地图有许多方法。地理学家靠的是指示东南西北的标准罗盘。
达萨尼给她的城市画地图另有办法。她的地图是另一种地图，只有某些人看得到。纽约市的每个区都由某个密码代表。布朗克斯区是DHS（无家可归者服务局，Department of Homeless Services）。皇后区是HRA（人力资源管理局，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布鲁克林区是ACS（儿童服务管理局，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s Services）。
这三个机构组成了达萨尼生活中的“三巨头”。它们是穷人再熟悉不过的庞大社会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达萨尼还在学拼写的时候，这些机构的缩写就进入了她的语汇。她说到ACS（儿童保护）或DHS（无家可归者服务）时就像一个移民孩子说到ICE（移民执法）时一样熟悉。
每个机构都代表着一个权力支柱，有自己的办事处、工作人员和迷宫般的路线，还有自己特有的日光灯色调。但对达萨尼的母亲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它们是一个叫作“政府”的庞然大物的肢体。香奈儿说，这个体系靠穷人赚钱，却又因为穷人穷而惩罚穷人。这个体系也是国家最慷慨的体系之一。5这是因为在大萧条时代，纽约州宪法加上了一条修正案，宣布“对穷人的帮助、照顾和支持是公共问题，应由州政府提供”。
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个体系都十分庞大。
它最大的机构是人力资源管理局，通常称为“福利”，负责给穷人提供公共援助。6人力资源管理局的年度预算高达94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的拨款。它提供的援助从现金、食品券到政府给穷人的医疗保险计划Medicaid，不一而足。2012年秋天，纽约有300多万人（约占纽约市总人口的38%7）享受Medicaid，8180万人领取食品券，35.7万人接受现金福利9。
然后是住房。纽约市有334个公房区，包括奥本收容所旁边的惠特曼和英格索尔公房区。超过50万纽约人住在公房区，或者用联邦补贴金租住私人公寓。廉价住房远远供不应求。2012年，8万多学童在某段时间中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这个数字到2016年超过了10万）。10很多孩子寄居在亲戚家。其他的和达萨尼一样，住在收容所里。
无家可归者服务局——达萨尼只知道它叫DHS——每年的预算接近10亿美元，管理着包括奥本收容所在内的9家市立收容所，还有200多个非营利收容所。这些收容所每天夜里一共给4.3万名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还有数千人睡在街上，或住在接收家暴受害者、无家可归青年和其他群体的收容所里。
最后是儿童保护，通称ACS。这是达萨尼生活中最重要的机构。它负责调查虐待或忽视儿童的报案，每年约5.5万起。11仅2012年一年，ACS就把4 072个孩子从家里带走，交由照顾着1.3万名儿童的寄养系统照护。被寄养的儿童绝大多数是非裔或拉美裔。12近一半纽约市居民（和四分之一的儿童）是白人，13纽约市的寄养儿童却几乎全部是有色人种。
达萨尼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要变成统计数字。从麦金尼的老师到街头布道的传教士，大家都这么说。可是不管是变成还是不变成标志着她生活的统计数字，都由不得达萨尼决定。她是她的学校里达到吃免费午餐标准的83%的学生中的一员。她也是全国在贫困状态中长大的1 600万儿童14和领取食品券的4 700万美国人15中的一员。
达萨尼不需要抽象的研究成果作为证据。她能亲眼看到这些数字会把她带向何方。“我想有一份工作，不像别人那样待在街上。‘能给点零钱吗？’我不懂他们为什么那样。那样的话我就会喝醉，被抓起来送进监狱，在那儿待上一年等着保释。我才不肯。”达萨尼边说边摇头。
达萨尼和其他穷孩子一样，知道家里食品券到账的精确日期：每月9号。她外祖母乔安妮刚开始领食品券的时候，食品券还是票证的形式。今天，香奈儿有一张电子福利卡，使用原理和借记卡一样。香奈儿可以用这张卡在大部分杂货店里买食品杂货（但不能买香烟、酒、热食或尿布，虽然收银员经常破例）。
她家享受的非现金福利包括Medicaid医疗保险、无上用的预付费手机和在奥本收容所的免费餐食。在联邦政府的免费校餐计划下，16达萨尼和弟弟妹妹们在学校吃饭免费，暑期也有免费餐食。
如果家里能得到补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会领到更多的钱。这是一种残障人士福利，称为SSI。香奈儿家里有两个孩子有学习障碍的症状。17很多人领取SSI支票，但香奈儿拒绝申请这项福利，有她的记录为证。
一个经常偷东西的女人这样做似乎不合常理，但香奈儿的道德指南神秘而复杂。香奈儿相信，孩子一旦被打上“特殊需要”的标签，就会真正变成那类人，在学校的表现会“决定他们的一生”。她以奥本收容所的另一家人为例，说那家的孩子们能拿到“4张支票，他们都笨得让人着急”。
香奈儿宁肯出去做非法生意。
达萨尼乘地铁经过中国城那次旅行的几周后，赫斯特小姐打开了ACS的一封信函。
她沉默地读着信，信是关于她的一个学生的。
“好，没事，”赫斯特小姐看完信后对我说，并未告诉我信的内容，“有时他们做得过火，去盯不该盯的人。但这次不是……意思是：‘注意观察。此人值得注意。注意观察。’”
自从2004年起，儿童保护工作者就时断时续地观察着达萨尼一家。18那年他们接到了一份匿名举报，说无上和香奈儿打孩子。ACS调查后没有发现孩子们身上有任何淤青或伤痕。
虐待儿童分两类：虐待和忽视。按照纽约州的法律，当一个家长对孩子造成或允许对孩子造成严重的“身体损伤”时，就是虐待。19最极端的案例会成为头条新闻，令公众义愤填膺，导致儿童服务管理局做出调整。2006年，ACS开始观察达萨尼家的两年后，住在Bed-Stuy[1]的7岁女孩尼克斯玛丽·布朗（Nixzmary Brown）被继父活活打死。20此后，关于虐待儿童的举报骤然激增，政府通过了一项以尼克斯玛丽的名字命名的新法律。21
然而，ACS的调查只有7%发现存在虐待。22对包括达萨尼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家庭提出的指控都是“忽视”。“忽视”其实是一种缺失。法律规定，如果孩子的家长未能提供“最起码的照顾”——例如没有给孩子提供食物、衣服、教育、监管或住所——那么就构成了忽视。不出意料，这样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穷人。23很多家长酗酒或吸毒，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缺失：他们的酒瘾或毒瘾令他们失去对自己“行动”的“自我控制”。
过去10年间——从2004年5月到2013年1月——ACS对达萨尼的父母开展了16次调查，其中6次调查结束后宣布指控“查无实据”。剩下的10次涉及吸毒、缺乏监管或忽视教育。只有在2011年的一次调查后，香奈儿因为把孩子们留在奥本收容所没人管而暂时失去了监护权。与受ACS监督的其他家庭一样，达萨尼、她的弟弟妹妹和她的父母要定期与负责监督他们的社工会面。有时，那位社工会不打招呼突然来访，和孩子们一个一个地单独谈话，还会检查他们的身体，看有没有被虐待的痕迹。
达萨尼的班主任赫斯特小姐认识很多被ACS监督的家庭。她也知道观察不等于帮助。对达萨尼这样的孩子可以观察好几年，坐视她的贫困不断加深，她的前途越来越窄。达萨尼11岁了，马上要进入青春发育期。她现在就需要帮助。
然而，麦金尼的辅导老师根本忙不过来。学校的心理医生要在3所学校之间穿梭往返。他们从一个危机跳转到另一个危机，如同给患者分类的急诊室医生，先处理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问题。
预防是件奢侈的事，只有拥有多名辅导员的学校才做得到。没有辅导员，赫斯特小姐只有一个选择：一个名叫“与儿童成为伙伴”（Partnership with Children，简称“伙伴”）的非营利组织。这个组织给纽约市各地的穷孩子提供辅导。最近，“伙伴”的预算遭到削减，这导致它在麦金尼的办公室少了两名社工，只能用实习生来填补空缺。
就这样，达萨尼坐到了罗克珊（Roxanne）对面。这个金发姑娘是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社会服务研究生院的学生。达萨尼过去从未有过辅导员，但她本能地知道这一安排的规则——罗克珊是“有任务的报告员”，有法律义务向当局报告虐待或忽视的情况。罗克珊脸上和煦的微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光是听她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就足以令达萨尼保持沉默。
只需一个电话，就能使一个孩子进入儿童保护系统。这样的电话谁都能打，罗克珊这样的专业人员可以，一个被甩的情人也可以，而且不必披露自己的姓名。只需拨一个免费号码，接通纽约州虐待儿童热线的接线员即可。打来的电话经过甄别，如果认为可信，调查就开始了。
达萨尼非常紧张。她在收容所的公用电脑上用谷歌搜索了“ACS常问的问题”。“就是想知道他们会问什么和我该怎么回答。”
一旦说错了话，就会大难临头。达萨尼说：“他们可以在法庭上用你说的话来指控家长。”达萨尼听无上讲过，无上自己小时候没有事先警告就被强行与弟弟们分开。达萨尼想，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她自己能活下来，但最小的妹妹莉莉却不行。只有达萨尼听得懂宝宝的话，知道她什么样的哭声表示要换尿布了。莉莉在陌生人手中会怎么样？达萨尼说：“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照顾婴儿。”社工问她问题的时候，她马上就会想到这些。
“我很好。”达萨尼对罗克珊说。
辅导员对详细情况了解得不多。根据她手中的登记表，达萨尼是因为“在教室表现出侵略性，扰乱秩序”而被转给“伙伴”的。
罗克珊拿出了一套播棋（Mancala）。在这个游戏中，玩家需要在木头棋盘上移动玻璃球，谁得的玻璃球最多，谁就赢了。达萨尼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游戏，急切地想打败辅导员。“学生沉默寡言。”罗克珊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她还提到达萨尼“举止自信”。
达萨尼从未遇见过像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罗克珊这样的人。罗克珊每说完一句话都会说“宝贝儿”，笑起来头往后仰，声音像银铃一般。如果不是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和磨损的靴子，她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罗克珊的衣装似乎没有一套是搭配的，显示出一种达萨尼熟悉的混乱。达萨尼知道遍寻一只袜子而不得的那种感觉。
但罗克珊的衣服上没有污渍，这说明她能使用洗衣机。和罗克珊接触了几周后，达萨尼断定辅导员衣服不搭配是有意为之。她一定住在郊区一座干净的房子里，就像电视剧《犯罪心理》里面侦探搜查线索的那种房子。电视剧里让达萨尼最感兴趣的不是谋杀案，而是犯罪现场那井井有条的衣帽间——那种衣帽间大得可以住人。
“头几次会面后，学生打开了心扉，”罗克珊写道，“她在玩游戏的时候会释放感情上的所有压力。”24
关于辅导课是否有用，赫斯特小姐心存怀疑。罗克珊对工作全心投入，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她的经验。照赫斯特小姐看来，这些实习生谁都没受过足够的训练，应付不了承载着几代人创痛的孩子构成的挑战。罗克珊待人友好，如今达萨尼在走廊里看见罗克珊时就会跑过去拥抱她，但这些并不重要。罗克珊讨人喜欢这一点无可否认。
“我不需要‘讨人喜欢’，”赫斯特小姐说，“我需要博士生。”
在香奈儿这边，她觉得达萨尼不需要帮助。
香奈儿一听到“辅导”这个词就觉得反感。她受够了外人的指手画脚，他们谁也不用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带大8个孩子。让孩子听话的唯一办法就是严格。
香奈儿认为，偶尔抽孩子一皮带或者让孩子站墙角是一种管教。她认识的每个人都是“被皮带抽大的”，因为“那能救孩子的命”。恰当的管教是一种形式的控制。难以管教的孩子长大后会加入帮派或被抓进监狱，那是去受别人的控制。香奈儿说：“我丈夫告诉我，如果不趁他们还小给他们灌输对上帝的敬畏，等他们长到某个年龄，你就无能为力了。”
香奈儿1月17日去学校的时候主意已定。她要把达萨尼撤出辅导课。香奈儿走进“伙伴”的办公室，发现那里除了罗克珊，还有罗克珊的上司，孩子们叫她莫亚（Moya）小姐。莫亚小姐颀长优雅，是香奈儿认为浑身散发着居高临下气息的那种黑人女性。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的工作，”莫亚小姐直视着香奈儿的眼睛说，“我们是社工，被派驻在学校里帮助孩子们。”
香奈儿最大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她问：“这么说你们是社工？”
“是的，我们是社工。”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莫亚小姐和香奈儿小心地交锋，前者必须兼顾学生的需要和家长的担忧，后者是儿童保护系统中身经百战的老兵。
“那么，这种见面中说的一切——她说的一切——会上报到哪里去？”香奈儿问。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她对什么事不满意，会上报到哪里去？是留在学校里吗？还是说如果你们听到让你们警觉的东西，你们必须告诉别人？”
罗克珊一言不发。
“那么你是指ACS了。”莫亚小姐说，点出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
“不，其实不是ACS，”香奈儿说，语调难以令人相信，“就算你们不给ACS打电话，可是你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学校的辅导老师——”
“是这样，有3种情况我们必须报告，因为这是我们的任务。”莫亚小姐说。
“我就是想说这个——”
“有3种情况——”
香奈儿又要插嘴。
“听着！”莫亚小姐说，“我是在让你不要害怕。”
“我没有害怕，”香奈儿反驳，“你说。”
莫亚小姐停了一刻。
“如果她计划伤害她自己，我必须报告，”莫亚小姐说，“如果别人伤害她，我必须报告。再就是如果她计划伤害别人，我也必须报告。”
香奈儿听后提出了一个假想性的问题：如果她女儿说，“哦，我妈妈打我屁股，因为我做错了事”，那怎么办？
莫亚小姐解释说，她的工作是“评判”每一种情况。毕竟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体罚。“如果她对我说这种话，”莫亚小姐说，“那么就需要一个评估过程。我要对她说明，我在她身上没看到淤青，我没看到她的嘴唇被打破，我没看到她的头被打出了大窟窿。”
香奈儿不信。莫亚小姐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怀疑，决定冒险一试。
“我也打我的孩子，”莫亚小姐说，“我不在乎说出来。我不虐待我的孩子，但——”
“对呀！”香奈儿说，“你不虐待他们，但——”
“但我要管教我的孩子，”莫亚小姐接着说，“这是不同的。”
香奈儿紧咬的牙关放松了。
“我看得出一个孩子是被虐待了还是没有被虐待，”莫亚小姐说，“你明白吗？两者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光是怀疑就打电话举报，你必须确定才行。”
“人们每天都这么做。”香奈儿指的是打匿名电话的人。
“人们每天都这么做，”莫亚小姐说，“我同意。人们每天都这么做。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要有相关的过程。”
这位社工的办法看来奏效了。香奈儿做出了让步，同意让达萨尼继续接受辅导。“我不会不让她来这儿，”香奈儿爽朗地说，“因为我不想让她感觉自己受了限制。我想让她觉得任何机会、任何大门都向她敞开。如果她愿意，如果她应付得了，知道吗？”
香奈儿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罗克珊和莫亚小姐交换了一个释然的眼神。
“我没意见，”香奈儿边说边走向门口，“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给我，知道吗？和男人谈之前先和我谈，因为男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1]贝德福德—斯代文森的简称，下文的“the Stuy”也是如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