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是伦理学家。这绝对无可避免。记者就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每天，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视着它，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得以再度审视——这世界，这世界里的事件。从事这项工作就必须对所看到的东西做出判断。不可能不做。换句话说，所谓客观的信息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谎言。从来没有客观的新闻写作，没有客观的记者。我已经摆脱了许多加之于记者的偏见，而这一点，我认为是最严重的：相信可以理清一桩事件的客观联系。

为报纸写作意味着即时写作。不等待。所以，这样的写作应当让人感觉到这份焦灼，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点点的不假思索。是的，不假思索，我不讨厌这个词。

您瞧，有时我自己就会给报纸写点儿文章。时不时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窜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或者我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有时的确会这样。

因此，我为报纸写文章的理由很多。第一点无疑就是让自己走出房间。如果我写书，每天都要写上八个小时。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缩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

还有别的理由，比如说我没钱了。所有应景之作都很来钱。要不就是我答应了人家的，例如我答应过《法兰西观察家》为它写定期专栏，于是我就不得不定期交稿，比如说在1980年，我为《解放报》写专栏。

我之所以写作，在报纸上写文章，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为各种运动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的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以及反选举运动；或者，和你们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想要揭露某一阶层、某一群人或某一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论是什么范围内的不公正；而如果一个人疯了，丧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会因为心生爱怜而写；我还关注犯罪，关注不名誉的事，卑劣的事，特别是司法无能、社会允许之时，我会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种自然的评判，就像人们评判暴风雨和火灾。这里，我想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很愿意把它放在篇头——《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我也想起了《奥朗什的纳迪娜》，想起了《“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想起了公共救济事业局的那些孩子，还有在1958年，十八岁就掉了脑袋的人；而我与乔治·费贡的所有谈话亦属此列，他是我的朋友，坐了十四年牢才出来；我还想到了施瓦西——勒洛瓦的西蒙娜·德尚。

文章有的是为外界所动，我乐于写的。也有的是为了糊口不得不写的，比如我为《星座》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签上了姑妈的名字，苔蕾丝·勒格朗，这些文章早就找不到了。还有的是在战争期间，我们为年轻人写的连载文章，当时只是为了挣钱买黑市上的黄油、香烟和咖啡，而今也不见踪影了。

有不少文章都丢了，其中有一篇是写卡拉斯[1]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她的歌剧，但正是这篇文章养活了我一年的时间，我别无选择。

我忘记了不少自己写的文章。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书是从来不会忘的。我忘记了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除了我的童年，还有那些我认为是超越日常生活规则之外的事。对于每日流逝的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我的孩子。

剩下来的，便是与我的生活同时展开的许多事件。写作的动机无非是上述那些，或者还有别的。每每有所不同，就像所有的相遇、友情、爱情或悲情故事的演绎都不尽相同。

当然，不是我自己想起来要出版这些文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这要归功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名流丛书”的负责人让——吕克·海尼，是他动了念头要把它们辑在一起。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一下子竟有些害羞呢？如果我们只把今天写的东西拿出来，可能这世界上一个作家也没有，而如果我们只喜欢今天写的东西，不喜欢昨天写的，那么现在剩下的可能只是贫瘠，是的，现在，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一点注意事项。我上过不少回当。我声明这本书的版权归我自己。

对这些文字，我没有做出过评价，我甚至没有再回头去读一遍。扬·安德烈亚替我做了这一切。我全权交给他去处理。这一切与我再无任何关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

1980年11月6日

[1]Maria Callas（1923—1977），著名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本书脚注如无说明，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