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超级不确定性：超大城市运行的根本特征

无论上海、北京，还是伦敦、巴黎，所有的超大城市都正在面临“超级不确定性”。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提示我们：在超大城市的运行中，超级不确定性是一个根本特征。超大城市的规模、速度、密度、复杂性和交互性，共同造就了自身的超级不确定性。

不过，从情感上讲，在超大城市中生活的人并不欢迎超级不确定性。相反，人类更加偏爱确定性。

什么是确定性？它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事物，其状态、过程、范围、结构、功能和规律在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存在唯一性的指向和描述。人类显然希望对自然界的上述情况加以掌握，特别是其中的因果规律。

相比不确定性，人类更热衷于获得确定性。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曾经这样称赞人们对于确定性因果规律的追寻：“只要找到一个事情的原因，就胜过当上波斯人的国王。”[1]

法国物理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也是坚定的确定性因果规律的追寻者，他被认为是明确提出“机械决定论”的先驱。拉普拉斯认为，如果给定宇宙在某一个时刻的状态与条件，且如果人类实现了对宇宙定律（因果规律）完备集合的了解，那么宇宙的过去和未来也能够完全被确定下来。

简言之，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希望确定性是可以被追寻的，期待过去能够完全解释现在，现在的努力又能完全决定未来。人类的这种逻辑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期一直延续到笛卡尔、爱因斯坦时期乃至今日。

长久以来，人类偏向于相信自然原理是基于“必然性”而存在的，这也构成了人类对确定性的“崇拜”。[2]

然而，随着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客观世界中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日渐显露。

不确定性是人类对自然事物某些状态、过程、范围、结构、功能和规律无法掌握的状况。如果说确定性是事物状态、结构与规律的唯一性指向和描述，那么不确定性就否定了这种唯一性，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人们逐渐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存在比确定性的存在更为基本，甚至存在于这个世界最为基础和根源性的物质结构之中。[3]

我们都知道，世间的物质都是由分子组成的，而分子又都是由质子和电子构成的。20世纪人类物理学最震撼人心的发现之一，就是证明了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以不确定性的方式发生着运动。

1926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被人们描述为“将骰子扔进了物理学的大厦”。玻恩指出，像电子这样的微观粒子，人类尽管可以预言它落在某一个地点上的概率（例如，落在这一片区域的概率是80%，而落到另一片区域的概率只有20%），但究竟它会落在哪里，人类是无法确定的。[4]

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则在1927年发表了著名论文《量子理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即同时测准粒子的速度与位置是不可能的。

当然，还有那只最为知名的、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描述的猫：只要不打开藏着那只猫的箱子，猫的生死就可以处在一个不确定的叠加态之上。

无论是玻恩、海森堡还是薛定谔，他们复杂且高深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给了人们一个简单且直白的重要提示：完全的“决定论”“宿命论”已然破产，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性质。[5]

于是，当人类意识到不确定性是存在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只猫乃至一个微观基本粒子之上的世界底层逻辑时，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超大城市为何必然会面临超级不确定性的来袭。

在超大城市这个动态生命体之中，由亿万微观粒子构成的个人、组织、自然与社会事物汇聚在一起，并时刻发生互动，其结果就不是仅仅将众多微小不确定性加总，而是将不确定性指数级放大，最终形成超级巨大的不确定性。

超大城市面对的超级巨大的不确定性，既存在于人、存在于物，也存在于超大城市所处的环境。

超大城市诞生的那一天，超级不确定性就已然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