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超大城市中人的超级不确定性

超大城市面临的超级不确定性，首先源于人。

人是城市化的原因，也是超大城市的基本组成部件，更是让城市成为有机体的关键因素。个人行为产生的结果与其所在城市的运转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追溯超大城市的超级不确定性的源头时，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来源就是人。

源于人的第一个超级不确定性，是人的意识支配下的行为选择。

我国清代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文章《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贡献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人心莫测。尽管这个成语往往带有贬义，但事实上它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作为拥有独立意识和自主行动选择能力的个体，人的意识以及意识所指挥的行为选择，无法被外界全盘规划与完全了解，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

剔除其负面含义，“人心莫测”指向的客观规律，至今一直存在。很多人也曾经期待，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城市人的意识流向与行为选择将更具有确定性与规律性。

事实却相反。虽然超大城市的诞生帮助人们吸收了海量信息（尤其是科学技术信息），消除了一部分人理解世界时产生的困惑，也消解了人们对世界的部分未知，然而，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变幻莫测的现实社会。甚至，在信息过载、信息鸿沟现象发生之时，这些现象加剧了部分人对于城市的误解，并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不确定性。[6]

因此，超大城市的治理，就是要坦然接纳人的不确定性。

具体而言，超大城市不能仅仅为应对人的常见行为选择而做准备，而是要充分预料到，每个个体都有可能在不确定的时间点上做出不确定的、超出常见行为框架的行动。

在这方面，城市的轨道交通安全维护就是一个典型场景。

2021年12月，江苏省淮安市的高铁站内，一名正在等候高铁列车进站的男子突然越过黄色安全线向铁轨内吐痰。为了避免这名男子被高铁列车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气压差卷入轨道从而发生危险，正在进站阶段的高铁列车不得不采取紧急制动措施。

虽然该突发情况最终没有酿成严重的事故，我们也无法得知这名男子在高铁列车进站时突然越过黄色安全线的行为动机，但从结果看，这名旅客的举动还是造成了列车晚点。[7]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超大城市的地铁运行中。例如，在站台等车的乘客可能失足跌入轨道，或者乘客携带的物品不经意间掉入轨道等。特别是，有些地铁月台和轨道之间是开放式的，除了月台上一条起警示作用的黄色标识线外，没有实体阻拦物。那么，在地铁运营过程中，月台上的旅客很有可能因为种种难以被城市管理者预判到的原因（例如，出于猎奇心态或者单纯地没有注意到警示线）而靠近铁轨，进而带来潜在风险，甚至酿成重大事故。

2004年，为了避免这种潜在危险的发生，广州地铁1号线成为中国首条安装屏蔽门系统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8]随后，全国各地的地铁线路都开始加装实体屏蔽门，将月台和轨道分隔，以防止危险的发生。屏蔽门的安装，正是认识到人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预先将乘客和轨道从物理层面分隔，从而减少个人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给地铁运行带来的危险。

源自人的第二个超级不确定性，是人的行为可能带来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结果。

2021年11月25日，上海市卫健委发布消息，通报上海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调查发现，这3名确诊病例是朋友关系，在11月19日至21日共同到苏州游玩，经判断，3名病例间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

这一事件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上海市内。在上海通报新增确诊病例后，为了防止疫情外溢，与这3名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的苏州、徐州、杭州等地也陆续发布通告，进行相关排查和检测工作。

此外，由于这3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涉及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所以这两所高校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校园封闭管理，并对可能存在风险的相关师生集中隔离并开展核酸检测。两所高校师生凌晨排队参加核酸检测的照片，成为当时网络的热门话题。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行为结果不确定的例子：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存在潜伏期，这3名游客无法预知自己会感染病毒，其出游的行为也是合理的，但其后续影响是未知的。

这个例子体现的是人的行为后果给超大城市治理带来的超级不确定性。人的很多行为看上去是没有危害甚至是安全的，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可能是正常的。然而，这些行为依然有可能引发意外后果。

就像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的正常流动行为可以使人作为病毒的载体，将病毒携带到外地，使原本正常的行为带来不确定的后果。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Norton Lorenz）提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蝴蝶效应”。他说：“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然扇动了几下翅膀，却可能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9]把小巧的蝴蝶换成一个身形更为庞大、行为选择更加多样的城市人，那么其任何举动，都有可能预示着超级不确定性的来袭。

毫无疑问，人就是超大城市中超级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