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新序
《意大利与中国》一书，是1996年白佐良教授与我合写的一本向意大利读者介绍意大利与中国交往史的著作。从20世纪40年代在南京工作起，白佐良教授一生都在从事关于意大利跟他第二个祖国中国的交往史的研究。他在远东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由于有深厚的汉语功底以及他对欧洲历史和语言的深刻了解，收集并掌握了大量有关意大利和中国交往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用中文写就的有关意大利的中国古代文献，也有用古希腊文、拉丁文、早期意大利文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在40多年中，他写了一系列有关意中关系史方面的文章，发表在西方的学术杂志上；直到他人生的晚年，才有机会把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综合汇编成《意大利与中国》一书，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中译本面世就在2001年逝世了。这个中译本也就成了他奉献给中国读者的遗赠，证明了他终生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所做出的努力。
当初，意大利出版社要求作者写到清初，由于本人对19世纪的中西交往有些了解，故增加了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的这段历史。本书第一至第四章以及第九章，是白佐良教授所写，第五至第八章为本人所写。
意大利与中国的往来，在20世纪必须面对众多的新挑战。19世纪末，梁启超对意大利统一运动历史的研究，再次唤醒了彼此相互了解的兴趣。早在1897年冬，戊戌变法失败前，年仅24岁的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幼弟康广仁 （1867—1898）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同译书局，希望也在中国传播那已在邻国日本取得最佳成果的西方知识。书局最初出版的作品之一，是一本题为《义大利与国侠士传》的小册子。这向来是在东亚进行文化传播的杰出范例。其实，这本小册子是1895年用日语出版的 《伊太利独立战史》的压缩版，后者则是摘自威廉·亨特（William Hunt）的《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New York，1874）。这些摘要由流亡日本的朝鲜爱国主义者俞吉濬（1856—1914）从英语译成日语，他是1883年在美国的第一个朝鲜国留学生。出版的小册子作为美国、朝鲜、日本和中国共同努力的果实，是梁启超借此谈及意大利的第一本书，也是继耶稣会士们的辉煌时代后，意大利首次有机会作为正面的典范呈现在中国文化界而重新享有威望。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激起了梁启超的爱国精神，为他指明了拯救国家的可行之路。
1898年12月，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在日本避难。他刚一抵达，就创办了《清议报》，在上面发表文章，纪念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运动和青年为国家复兴所能起到的作用。在对当时同是受西方强权压迫的两大文明，也就是意大利和中国，做了初次对比后，他又赞扬了对意大利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加富尔、加里波第和马志尼。
1902年初，仍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从这一年的6月到12月，连载了长篇丛书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根据平田久1892年出版的日文作品 《伊太利建国三杰》改写），后来也登载了民间戏剧 《新罗马》（原本打算出40幕，但实际上只完成了前6幕）。意大利统一的神话，在日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并对重振意大利在东亚的形象贡献巨大。1943年，朱光潜记述了他在读完丛书后受到的感动。在50年代，郭沫若（1892—1978）这么评价此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令人心醉。”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两个意大利人在意中两国的文化关系史上留下了踪迹。他们是帮助意大利了解中国，同时又帮助中国了解意大利的两位外交官：威达雷（Guido Amedeo Vitale，1872—1918） 和佛弼 执 礼 （Eugenio Felice Zanoni Volpicelli，1856—1936）。两人都是那不勒斯皇家东方学院的学生，都在那里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功底，以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在中国特别受到称赞。
威达雷最先在上海的意大利领事馆供职，因其“超强的语言能力”，得到一位公使的赏识。这位名叫华蕾（Daniele Varè）的公使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据他所写，甚至慈禧太后（1835—1908）都称威达雷“是在北京唯一把中国话说得极好的外国人”。1896年，担任意大利使馆中文秘书的威达雷男爵首次收集和编辑了170首中国民间歌谣，并附上了注解和翻译，由北京北堂印书馆出版，书名为Chinese Folklore，Pekinese rhymes（周作人曾将此书名译作《北京儿歌》），为学习口语提供了一种工具。他在序言中写道，从这些歌谣中将会诞生与民众情愫紧密相关的新的文学语言。将近30年后，1922年胡适（1891—1962）在他所写的《北京的平民文学》中指出，鉴于白话文的兴起和对文言文的摒弃，为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性，他的主要灵感之一就取自这部作品。1901年，威达雷仍以重视民间传统为目标，在北京北堂印书馆出版了A first reading book for students of colloquial ChineseChinese Merry Tales一书（中文译成《汉语口语初级读本：北京儿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这是一本面向儿童的童话故事集，至今仍被学者们视为方言文学的宝贵资源。
佛弼执礼于1882年抵达中国，比威达雷早了十几年，在帝国海关任职员，直到1899年成为驻香港的意大利领事为止。他写了许多意大利文和英文著作，有政治题材的，如The China-Japan warcompiled from Japanese，Chinese and foreign sources，London 1896（中文译作 《甲午战争：一个意大利人的记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也有专业题材的，如Chinese phonologyan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nds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to recover the lost rhymes of China（《汉语音韵学：一个发现古代语言的声音和找回丢失韵律的尝试》，1896年由中国公报办公室出版于上海），这部作品受到了中国杰出语言学家罗常培的关注 （《罗常培文集》第六卷第451—46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佛弼执礼也把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的第十六章《酷刑逼供论》翻译成中文 （1766年版）；这本书包括佛弼执礼写的简短序言，出版日期为1905年1月，其中介绍了贝卡里亚作品的重要性及其在欧洲广为传播的历史，如此便有了这位意大利著名法学家的第一本中文版书籍。佛弼执礼在中国逗留了较长时间，其间曾见到胡适、佛教僧侣太虚（1890—1947）和孙中山。
中华民国于1911年成立，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似乎也已铺平：最初几年，在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片极为活跃的景象；许多在日本避难的知识分子返回中国，他们也随身带回大量已经翻译成日文的西方作品，在那数十年间蓬勃发展的众多文学杂志中找到了发挥的空间，其中以 《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为主。然而，从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中，只有两部意大利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而英文文学作品则几乎达到300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始，我们两国的关系彼此接近，因为在最初，两国都是中立国，后来才卷入战事。战争结束时，我们两国的处境也相似。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意大利代表团要求把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卑斯山弧地带归属意大利；中国代表团则为归还山东省而抗争，这片土地当时曾在德国的控制下，战后则被日本占据。
20世纪的最初数十年，中国的文化气息十分活跃。在日本的撮合下，也凭借后来创办上海开明书店的章锡深（1889—1969）的一篇文章，未来主义进入了中国。后来，正是这股推崇机器进步的微风，让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神魂颠倒，他们似乎再次看到，在落后的意大利与中国之间可能存在相似之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渴望置身于现代化技术之中。于是，未来派的戏剧和诗文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徐志摩（1897—1931）的诗作。意大利未来主义的诗篇和魅力都是围绕着机器、能量和运转，很适合20世纪20年代呈现出的激情，这也是激发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个关键点。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北京举行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抗议把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没有让战胜国中国收回。这场运动也促使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发生了转变，一些最初赞赏未来主义活跃精神但不乏误解的左翼作家，如郭沫若（1892—1978）和茅盾 （1896—1981），后来都远离了这种思潮并对其进行严厉批判。
茅盾则对邓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情有独钟，认为他是现代意大利首屈一指的作家，因他在意大利文学领域起到的作用而能与但丁媲美。左翼作家茅盾似乎有意忽略邓南遮的唯美主义，而被他的爱国情怀所吸引并从中受到启发。他在邓南遮的民族主义中看到了救国的典范，而且力求通过行动、诗篇和文学的表达来实现。上面提到的诗人徐志摩也对邓南遮的一些作品表现出由衷的喜爱，尤其是《死城》（La cittmorta），他于1927年出版的诗集 《翡冷翠的一夜》，就以佛罗伦萨城为这部作品的名称。
通过致力于意大利语言和文学工作的中国学者文铮的研究，我们知道在随后的数十年，即1919—1949年，意大利作品的翻译大约有上百部，比起数以千计的英法文作品也许很少，不过如饥似渴的中国读者在那些年里能读到诗篇（但丁，其《地狱》篇的前三曲于1921年出版）、戏剧 （皮兰德娄和未来派作品）、叙事文学（薄伽丘、科洛迪、德·亚米契斯和黛莱达），乃至散文（莱奥帕尔迪、帕皮尼和克罗齐）。
除但丁外，在这么多作家中，我们冒昧地说，有两位作家在中国得到了比在祖国更热情的读者和更持久的名声，他们就是著有《木偶奇遇记》的科洛迪和 《心》的作者德·亚米契斯。
《木偶奇遇记》是阅读量最多的意大利小说之一，在我们文化交往的整个历史中得到翻译和转译、评论和解说、改写并以连环画形式出版。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自1927年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后，以连载形式出现在 《小说月报》上，因其道德和教育性内涵而成就斐然，完全没有政治或社会上的牵连，甚至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受到欣赏。这本书于1928年首次出版成册，到了1949年已有15次再版，1980年又按照意大利文原版推出了一个版本。《木偶奇遇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现象，乃至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再知道它是一部意大利文学作品。
另一部在中国极出名的作品是《心》。这个《寻母三千里》（Dagli Appennini alle Ande）的月刊故事，早在1903年就有了第一个中文版本。按照当时的惯例，这本从日文版翻译过来的书，随后也发布了作品的完整版本，也是按照日文版本翻译的，1910年以《馨儿就学记》为书名，由著名作家包天笑 （1876—1973）负责出版。1926年，一个新版本问世了。新版本仍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书名定为《爱的教育》，且一直保留下来。因其道德内容，又能够传递爱战胜恶的教育价值观，《心》最近被列入100部对现代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翻译作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著作并列。《心》几乎成了中国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必读物，它在中国表现出的非凡活力甚至超过今日在意大利受到的关注。
在意大利与中国文学交往史上还有另一件难忘的往事，那就是巴金对两位意大利人表现出来的兴趣。巴金的真实名字是李尧棠（1904—2005），20世纪20年代他在巴黎留学时选择了巴金这个笔名，据说是从巴枯宁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两人的中文译名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信仰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明证。继日本之后，法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挑选的另一个居住国。巴金那时被两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可 （Bartolomeo Sacco）和方齐迪（Nicola Vanzetti）的事件所触动，他们于1917年8月因自己的政治信念在美国被判死刑。这个典型的政治审判案件令巴金感触颇深，在与他们短时间的通信之后，他写了两篇描述他们事件的短篇小说，并在他们被处死后写了以两人为题材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灭亡》，也因此在自己的祖国赢得了非凡的声誉。他于1928年返回中国。
20世纪上半叶，时事变迁拉近了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1930年，加莱阿佐·齐亚诺 （Galeazzo Ciano）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Edda Mussolini）完婚不久，就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而与新婚妻子来到上海，这令中国有机会更加接近意大利，也促进了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在航空领域以及文化上的交往。在那些年里，人数可观的意大利专家访问了中国，在农业和水利发展计划以及法律学传播领域进行合作。人们甚至说，30年代上半叶是意大利与中国交往的“黄金年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Istituto Luce）与新生的中国电影工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前者于1924年在罗马创立，是以教学为目的在世界上进行电影传播的最早机构之一，后者将其中心设在上海。这期间，也有众多中国政治人物和学者造访意大利。
20世纪30年代末，意中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阶段。在中国和意大利发生的政治事件，尤其是与日本的关系，以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使我们彼此疏远。1941年7月1日，在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得到承认，我国的大使也随着到了那里，这种情况持续到1943年9月18日意大利停战。在沉默了一段时期后，中国于1944年底承认了意大利共和国新政府，而意大利共和国首位驻华大使芬诺提（Sergio Fenoaltea）也终于在1946年4月1日出发前往中国。在从塔兰托（Taranto）启程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号巡洋舰上，白佐良也在人群之中，他的身份是使馆“承担口译任务的一等职员”。本书的这位作者留在中国的时间虽然只有5年，但对中国和意大利而言，这是一段关键的时期。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意大利则在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爆发后，决定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年轻的白佐良离开了意大利在南京的大使馆，返回意大利。
1950—1970年，在这整整20年的时间内，意中两国没有政治和外交往来，但文化性质的关系仍旧保持。在意大利方面，这得力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同时也有曾在1945年担任过意大利总理的费鲁奇奥·帕里（Ferruccio Parri）于1953年创建的“增进同中国经济和文化关系研究所”的促进与推动。该研究所通过组织中意双方人员的交往和活动来推动两国之间的往来，并出版杂志介绍新中国的进步。1955年秋天，意大利社会党书记南尼 （Pietro Nenni）访问中国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意大利各报记者也可在中国旅行，带回新中国的消息并将它们登载在意大利各大报纸上。在同一个时间，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家彼耶罗·卡拉曼德雷伊 （Piero Calamandrei）率领一个极重要的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他的儿子弗朗科（Franco Calamandrei）是意大利《团结报》驻北京的记者。参加代表团的都是那个时代意大利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有作家、记者、医生和科学家。时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作家的郭沫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们，周恩来总理则于晚上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并邀请他们参加了1955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典礼。在9月24日至10月24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北京之外，他们还访问了鞍山钢铁厂、华中的农业合作社以及杭州、广州、香港。此行的报告在杂志《桥》（Il Ponte）上发表，这个消息也出现在 《人民日报》上。1956年4月6日，中国政府也派出了一个高层级的文化代表团回访意大利，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担任团长，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担任副团长，团员有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译作家李霁野、作家何家槐、画家王雪涛、歌唱家郎毓秀等。1956年4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文化代表团的访意之行。
在这次重要的访问之后，渴望了解新中国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也进行了许多其他的访问。他们当中，包括作家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和1967年到访的阿尔贝托·摩拉维亚（Alberto Moravia）。首批意大利学生也前往中国，他们以自己的学业对当时两国的相互了解做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也接待了一些以文化性质为主的代表团；首批中国学生也来到意大利深造，他们为在中国传播意大利语言和文学，以及随后的邦交关系的发展贡献良多，这也得力于未来的中国外交官在意大利接受的培育。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4年正式建交，以及意大利与中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促成双方在北京和罗马开设贸易办事处。
在先前访问过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南尼的努力下，意大利与中国终于在巴黎开启相互承认的谈判；白佐良是意大利代表团的成员，在此期间他进入了意大利外交部门，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再次贡献己力。1970年11月6日，两国正式建交，翻开了双方数千年交往史的新篇章。
中国和意大利建交后的最初数十年，拉近两国关系的当属电影艺术。
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和意大利第一次发现并“看到”了中国。当时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年轻的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因其在纪实题材方面的才华，被选中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向世界展示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的真实面貌。这个包括记者安德里亚·巴巴托 （Andrea Barbato）在内的小小代表团于1972年5月18日抵达北京，在中国停留了5个星期。回国后，一部长达近4个小时的纪录片剪辑完成，于1973年初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Rai）分三集播出。借助这位意大利最伟大的导演的镜头，意大利和欧洲数十年来首次“看到”中国革命的真实面貌。事实上，这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因其画面轻松和内容深邃，如今仍保持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70年代是开放的年代：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周恩来总理于此前不久也撒手人寰；1978年12月，邓小平开启经济改革和向世界开放的新进程。到了70年代末期，中国踏上开放的旅途，这也许是整个数千年历史中持续最久的一段时期：不仅欧洲人可以开始在中国旅行，来到我们大学的中国学子也日益增多。《中国是近邻》（La Cina è vicina），正如作家恩里科·埃马努埃利 （Enrico Emanuelli）1957年为他的游记选定的书名那样，导演马可·贝罗奇奥（Marco Bellocchio）1967年将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时，为他那幸运的影片取了同样的标题。
1979年，中国国家主席华国锋访问意大利；1980年9月也终于有首位欧洲国家的总统访问中国：他就是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Sandro Pertini）。这位社会党人、前游击队员能完成这项使命绝非偶然。正是他，这个直白和坦率的人物能够征服中国媒体，使得当时僵硬的中国外交礼节有所松动，乃至改变了某些原有的行程计划，同时他也向中国报刊表示了“我爱中国”的情感。
回顾辉煌的过去，这些贯穿欧洲、意大利和中国的脉络又在80年代重新串联起来。没有什么能像电视剧《马可·波罗》那样，对意大利和欧洲的公众舆论产生如此积极的巨大影响，这部由朱利亚诺·蒙塔尔多（Giuliano Montaldo）执导的电视剧，是意大利、美国、法国和英国于1982年共同制作的成果，分8集在全世界近50个国家播出，而且也得到中国国家电视台的合作。此后，1987年由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执导的大片 《末代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完成拍摄。《马可·波罗》和 《末代皇帝》（英若诚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扮演了角色，在1986年，他成为文化部副部长）所带来的互动，比任何外交或战略行动都更能使中国接近欧洲。回首过往，谨记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各个历史时刻，这两个世界正走向一个非同寻常的合作前景。此外，那些年的频繁互动也促成了时任部长会议主席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对中国的访问。
在20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以中文出版的意大利文学作品剧增。除了此前数十年闻名遐迩的意大利文学经典作品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十足的文学现象，例如，受欢迎的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作品取得了非凡成就，尤其是他的 《玫瑰的名字》，以及亚历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的作品受到的关注。
90年代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年代，也是与欧洲世界合作的开放时期。中国的GDP增长得如此之快，自从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很久都未曾有过。中国加强了双边政策，并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中国向世界靠拢的主要阶段。
2008年夏季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荣誉凯旋。中国展示了自己能够担当重任和组织的能力，她的效率尤其令人惊叹，这是数千年来调动大量人员、引导他们朝向共同和集体目标的能力。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中国商品进入了许多国家，人们感觉到中国的增长能够而且确实为发展做出了具体的贡献。西方的生产商特别是奢侈品生产商，从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中看到了可能创造的市场，而此前则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中国游客，我们的家里有许多以前买不到的商品。由于“中国制造”，电子产品和服装都发生了变化，许多产品在西方国家能够进入家家户户，这是数十年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写这篇序言所使用的电脑，以及打印这些页面的墨盒，都是中国制造的。
另一个现象就是语言。直到20世纪末，中文汉字似乎注定是一个小语种，神秘、遥远、用奇怪的符号写成，只供在中国的中国人或海外的中国侨民学习。基于拉丁字母的信息技术似乎与汉字没有缘分，那数千个各不相同却都相似的书写符号，在我们的眼中似乎很多，但又全都看上去一模一样。然而，正是信息技术救了中文汉字。我们的计算机系统能够管理和处理其他类型的符号，如声音，尤其是图像，或以表情符号的形式呈现，这为汉字敞开了大门，如今汉字在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的任何一种操作系统中都能安家落户。如此一来，今天，特别是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世代，他们熟悉图像并通过图标或声音进行交流，这使得他们较容易学习且“熟悉”像中文这样的非字母语言。中文曾经属于小语种的研究领域，只在最重要的大学里教授（罗马智慧大学从19世纪末开始教授中文），现在已逐渐地、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上需求和研究较多的外语之一，仅次于英语和西班牙语。美国和欧洲所有的大学都提供中文课程。在21世纪头十年，汉语也在意大利的高中教育系统中成为学生培养方案中的一门课程。2016年，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 （MIUR）颁布了《高中汉语教学统一大纲》（Il Sillabo della lingua cinese），为高中的汉语教学提供统一的框架，同时为高中汉语教师设立了等级考试，汉语也进入意大利“高考”科目。
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意大利的历史性访问，受到意大利政界和公众舆论的好评并标记了新的开端。“一带一路”的历史性协议重振了两国的贸易和政治关系，而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恰好在罗马落脚，因此意义尤为深远。
令我们感到十分自豪的是，习近平主席在那次访问意大利时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提到 《意大利与中国》这本书。这篇文章在2019年3月20日的《晚邮报》头版上发表，内容如下：
“中意友谊传承于密切的文化交流之中。中意两国人民对研习对方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中国一位教授在古稀之年开始翻译但丁的《神曲》，几易其稿，历时18载，在临终病榻上最终完成。意大利汉学家层出不穷，为中欧交往架起桥梁。从编写西方第一部中文语法书的卫匡国，到撰写 《意大利与中国》的白佐良和马西尼，助力亚平宁半岛上的‘汉学热’长盛不衰。”
基于这种精神，这本书只收集了一些文学上的事件、文化交流的经历，以及理想相遇的插曲，它们记载了我们两国之间的交往，展示了这两个在空间距离上如此遥远，但在感情、追求及渴望上有时又似乎如此接近的国家，彼此间所建构的完美的纽带并将千古流芳。
本书主要通过两国的历史文献资料来介绍中意双方的相互看法和感受，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双方都有相互崇拜和相互不敬的情形。往事过去了20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才了解到崇拜和不敬都无益于相互了解和尊重，但愿本书能够对加强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这本书在2002年之能够跟中国读者见面，应该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定平教授的推荐以及意大利外交部的支持。翻译这本内容如此丰富且包含有大量中西历史文献引文的书，也多亏了白玉崑教授和萧晓玲女士的渊博学问和良好的意大利文修养。对他们诸位所做的努力，我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20年后的今天，《意大利与中国》中译本即将再版，作为作者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张刚峰和韩琦两位教授。在再版的整个准备和校订过程中，张教授仔细阅读了原文和译文，指出了翻译上的一些疏漏，并诚恳地对原文和译文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更正和补充建议，使得著作内容更加完整、准确。张教授学术态度严谨、考虑问题十分周密，这在我们的合作中有充分的体现，令我非常敬佩。本书的审校工作还得到了浙江大学教授韩琦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本人自25年前与韩琦教授在意大利初遇，至今一直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他在中西科技交流领域的研究可谓颇有建树，屡有大作问世。对于韩琦教授，我以为，可用“文江学海”来评价，故他能在百忙中为再版的 《意大利与中国》中译本进行审读，让我实感荣幸万分。
马西尼
2022年4月7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