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未曾谋面的罗马人和中国人
1．“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
古罗马人有一句谚语：“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Major ex longinquo reverentia）用它来说明民族间的关系最适合不过了。历史告诉我们，地理上的接近很难使民族之间产生友情。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互相认识了解，也可能互相敌视；正因为离得近，互相冒犯的机会也就更多。如果在空间上或者时间上相距遥远，反而会容易形成美丽的神话和传说，人们往往将自己对黄金时代的思念和对乌托邦幸福的渴望，寄托在遥远的民族身上。
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实例。两个帝国无论在疆域的扩展方面还是在时间的延续上，都是上古世界中的强国。它们在时间上几乎是同起同落。汉朝兴起于公元前206年，它曾试图越出中国传统上的边界，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中亚。罗马则在公元前201年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征服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使帝国未来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亚平宁半岛。两个帝国也几乎同时开始衰落：汉朝于公元220年灭亡，先后由三国鼎立和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取代，直到589年隋朝再次统一了中国。罗马帝国于公元286年在走出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危机之后，分为东西两部分，从此再也没有统一过。
两个帝国在其全盛时期，都竭力推行扩张政策，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在想象中它们是相会在望了，但因相距十分遥远，中间又被敌对势力如安息帝国和中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所阻隔，它们始终未能相遇。但不管怎样，通过传说，通过占据中间广大地区的诸多民族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它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至少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位中国人到过罗马帝国，而少数可能到过中国的罗马人中，也没有一位给我们留下有关他们的经历和所见所闻的文字记载。双方都曾为进行直接和官方的接触做过努力，却成效甚微。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罗马人在公元166年派出使节，取道日南抵达中国1。可是，没有一篇用拉丁语写的文献记载此事。当时安敦尼王朝统治着罗马帝国，在位皇帝是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o Aurelio Antonino），但使节们所带的礼物与这位杰出君主的身份极不相称。所谓礼物，不过是些象牙、犀牛角和乌龟壳，并非遥远罗马帝国的特产，价值不高（没有宝石），那是冒充使节的人从印度支那半岛的某个码头上买来的。实际上，他们可能是些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狡猾商人冒充的，以期为他们的生意打开方便之门。中国文献还记载2，公元280—289年间又有使节抵达中国，很可能也属非官方性质。这十年间，罗马相继在位的皇帝有许多位：普罗布斯（Probo），卡鲁斯（Caro），卡利奴斯（Carino），努美利阿努斯（Numeriano），直到284年，戴克里先称帝。除他之外，其他各位都忙于保住王位和性命而无暇顾及派遣使节去中国之事。几乎是出于回报，据一份罗马史料3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1)，一个来自 “丝绸之国” （中国）的使团在历经四年的长途跋涉后抵达罗马，他们敬献的礼物是珍珠、宝石和大象。不过，没有其他的拉丁文作者证实这一消息，中国的史料也未提及此事。
公元97年，中国人派使者远赴罗马帝国，这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这位使者名叫甘英，是位军事官员。当时朝廷派出名将班超 （32—102）经营西域，即在中亚地区扩展帝国的势力。甘英受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帝国。甘英到达波斯湾，正准备登船，也许是要环阿拉伯半岛航行前往红海，直抵今日的苏伊士河，却被人劝阻而返。劝阻他的人就是那里的安息人，他们对古代世界两大强国间的直接接触实在毫无兴趣。
船人谓英曰： “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4
甘英大概没有探险家的毅力，听到这些话便放弃前行，折回祖国，结果，他就令人非常惋惜地失去了本可先于马可·波罗的那次壮举好几百年的唯一机会。
正因为两个帝国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它们的人民彼此间了解甚少，只能想象和猜测对方的体形面貌和道德状况。可以认为，这段时间是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羡慕的时代。种种神话和传说在民间流传得很久，直到16世纪西方和中国两大文明真正相遇为止。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称呼罗马帝国的。当时，中国人在使用着“大秦”这个名词，它是由与两个帝国都有往来的中亚民族创造的。对他们来说，中国（中国人这样称自己的国家）就是Qin（秦国），这个名称既是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国的国号，也是统一后中国朝代的名称，以后便流传下来。Cina就源于Qin（秦），指中国。而在中亚民族的心目中，罗马帝国是一个疆域比秦国更为辽阔、国力更为强大的国家，故称其为“大秦”国5。这个名词中国人采用了，用以称呼罗马帝国，含有敬意，而这种敬意中国人从未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自发地流露过。对此，那些一向感到自豪的人们也不免惊讶。另外，还有一个名词 “犁鞬”或“黎轩”，也用来指称罗马帝国，但词源不明，用得也不多；有人认为它源自古代大商业都市亚历山大城 （Alessandria）的名字，这恐怕是杜撰，不足为据。
中国人对想象中的大秦国居民的形体和品德也自然地流露出敬意，称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6， “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在通往大秦的路上没有匪徒，行人每走十里就有一亭，每三十里就有一客栈。不过，他们要结队而行并带上武器，以防备老虎和狮子。外国来的使者从抵达边境时起，一直到都城，都有人陪着，还会得到一定数量的金币作为生活费用。当然，最多的称颂是留给大秦国君主的：
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7
在这段文字里，凭着善意和丰富的想象可以看到，作为最高执法官的皇帝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罗马担任国家高级职务的侍从官的形象。事实是，在罗马任职，如执政官是有期限的，那些被授予职权的人在他们的任命到期时能够自动地让位。这种情形大概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因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一旦取得政权，就再不放弃，除非死亡或被罢黜。文中所指皇帝任命三十六位元老商讨国事，可以看出这里是指元老院。数字“三十六”并无特别意义，在汉语中是个象征性的数字，表示可列举出离奇的事物：三十六天，三十六洞天，三十六计，等等。
所有这些消息可以在《后汉书》中读到，而且在汉朝之后的各朝代史书上也或多或少地作了引述。我们已经提过，汉朝是在公元220年结束的。有史书记载，罗马商人经常到扶南、交趾和日南，却很少北上进入中国8。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 （Tolomeo）的著作证实了上述记载。文中介绍了推罗的马利诺 （Marino di Tiro）(2)提供的为从陆路和海路抵达丝绸之国所作的说明。文中谈到一位名叫玛艾斯·蒂蒂安诺斯 （Maes Titianus）的马其顿人与中国经商，他从未亲自到过中国，只派遣几位手下雇员去9。从中国史料中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个商人的名字，他历经千山万水，抵达中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10
这位商人的名字很有可能是莱奥·罗马（“大秦”的 “论”）。他如许多其他人一样来到交趾，此地在今天的越南，离河内不远。他到访中国时正值汉朝灭亡后三国鼎立时代孙权在吴国称帝时期（229—252）。很遗憾，我们未能看到这位商人的访问报告，但根据同一篇史料，我们知道这位商人在一位中国官员和20名皮肤黝黑的男女侏儒的陪同下返回祖国。这位官员在途中死去，侏儒是中国皇帝（指孙权——译者）送给罗马皇帝的礼物，因为秦论曾说在他的国家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侏儒。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侏儒是否抵达了目的地，他们要是到了那里，就是中国派到欧洲的首批“文化艺术代表团”了。
罗马人对中国人（古罗马人称中国人为“塞里斯人”）也怀有好感。一般而论，中国人如同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居民一样为人所熟悉，然而中国因特产丝绸而与众不同，被称为“丝绸之国”。中国的另一个名称是Sinae，由秦朝的名号而来。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中国人非常高大，普林尼 （Plinio）写道：“高于中等人。”11不过，他显然将中国人与其他民族混在了一起，以致弄错，说中国人是“红头发，蓝眼睛”12。总之，中国人和希腊—罗马人都着实固执地相信，“别人”与自己相似，只是高大一些。至于中国人的性情，我们的祖先似乎了解得很清楚，对他们的恭维可不少。他们认为中国人：
1．性情温和，爱平静及守秩序。普林尼又写道： “中国人温和。”13索利诺（Solino）补充说：“他们之间极为平和。”14阿米亚诺斯 （Ammiano）也说：“他们过着极度平静的生活。”15中国人性情平和这种神话几乎流传到今天，他们不侵略别国，不觊觎他人的领土。我记得在中印、中越短期冲突时期，中国人攻入邻国领土后，从报章上经常读到他们要撤出的声明，说他们无意占领他人的土地。他们说了，也这样做了。
2．为人公道诚实，具有优良的道德规范，但宗教意识薄弱。梅拉 （Pomponio Mela）坚称中国人 “充满正义感”16。公元2世纪末，他在一篇文献中写道：“居住在地球一端的中国人所奉行的法律禁止他们杀人、通奸、卖淫、盗窃和敬拜神像，因此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看不到庙宇、神像、妓女、通奸者；没有盗贼被审判，也没有某人被谋杀的记录。”17这真是一幅田园诗般的图画，在这个国度里没有盗贼，没有杀人犯（中国人在描述通往罗马的路上的情形时也说过同样的话），也没有通奸犯和妓女。这里也许是对秦朝（前221—前206）的严刑峻法或儒家道德思想作出的两种暗示。秦朝法律极为严厉，六亲不认，即使罪行轻微也会被处以死刑，并且往往要株连九族。显然，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呈现的当然是“井然有序”的景象，这是对上述情况可能传入西方后的一个反响。不过，我们的拉丁文作者谈到中国没有偶像和庙宇的时候，却未能猜中。由于有民间宗教，即道教，神像和庙宇在中国从未断过，甚至一向是庙宇林立。在上述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一种对儒家思想的暗示，它不是宗教，而是一种道德观，一种生活规范；它是理性的，只信物质现实而不信鬼神和来世，不关心身后问题和超自然问题，它素来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所奉行的学说。奥力振（Origene）(3)引证切尔索（Celso）(4)的话时提及儒家思想，写道“中国人不知道天主”，并且进一步说：“切尔索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18
3．长寿。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作里，经常谈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人的长寿问题，这一定是关于道教的信仰传入西方的结果。这归功于道家在卫生、性生活、饮食、健身、呼吸和炼丹术方面遵行特定的习惯，可以延年益寿。道教不向信徒许诺生命是永恒的，但可以是长寿的。普林尼19认为中国人能活到140岁，克泰西亚（Ctesia）20和斯特拉波（Strabone）21认为是 200岁，卢恰诺（Luciano）22甚至说300岁。其他作者，如阿米亚诺斯23也赞同卢恰诺的意见，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长寿有多种原因：或归因于空气，或归因于地利，也许还和饮食有关系。他解释说，“据说全体国民除水之外不喝别的”，显然这指的是中国人喝茶。奇妙的是，中国人也说罗马帝国的居民长寿。一篇出自公元7世纪，但称取自公元3世纪的道家文献，说“大秦”的居民 “温睦皆多寿”24，不过，这里所讲的理由并不是他们只喝水，而是除了享受不冷不热的气候外，他们也受到了道家学说的影响。因为，道教徒认为，老子年迈时离开中国，去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