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电视事业

中国的电视事业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一） 初创期 （1958—1965）

自1954年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就先后发出指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电视台，并将提议纳入文教发展的五年计划中。这个决策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和多方面的因素。

中国最初的一批电视技术骨干是留学捷克的章之俭等人。他们仿照捷克式样设计了中国最早的电视发射机等核心设备。1957 年，香港丽的公司开办了黑白有线电视。

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由后来的北京电视台正副台长罗东、孟启予等人组成的中国电视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德国。回国后，他们基本上按照苏联、东欧的模式塑造了中国电视节目的面貌。天津712 厂仿照苏联的 “旗帜牌” 电视机试制了中国最早的一批 “北京牌” 电视机。1958年，中国从苏联进口了一批 “红宝石牌” 和 “纪录牌” 黑白电视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投放市场。

1958年5月1 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的前身） 开始试验播出。19时整在当时北京市内仅有的30 多台电视机的屏幕上出现了以广播大厦为背景图案、上书 “北京电视台” 字样的电视画面。这一天是中国电视的诞生日。9月2日，该台宣告正式播出。

在1958年5月1日当天播出的节目有：直播 《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农业合作社主任庆祝 “五一节” 座谈会》；新闻纪录片 《到农村去》；诗朗诵 《工厂里来了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舞蹈 《四个小天鹅》、《牧童与村姑》 和 《春江花月夜》；苏联科教影片 《电视》。

1958年10月1日，第二家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试播；同年12 月20 日，哈尔滨电视台 （黑龙江电视台的前身） 试播。

当时北京电视台的条件非常简陋，演播室是由广播大楼四层的一个转角过厅改装的，只有40平方米，发射机功率为1 000瓦。工作人员包括从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调来的6 名摄影师，从中央广播电台调来的播音员和技术人员等，总共50多人。电视播出 “采用直播方式——技术员放影片，播音员对着画面解说，录音员同时放送事先准备好的音乐，节目直接播放出去”[5]。这种播出方式一直持续到1965 年。而 “一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是中国电视最早的固定观众。据资料记载，毛泽东每天都看电视，若错过新闻节目，有关方面会通知电视台再播放一遍”[6]。其他领导人也如此，如1959年7月8日，邓子恢副总理办公室曾打电话点播 《电力牵引犁》，电视台于当晚和第三天进行了重播。

电视甚至成了首映电影的内部电影院，一直享受着影片优先供应的特权。戏剧界对电视也格外慷慨，一场演出的拍摄或直播只需付少许成本费，有时只是摄像机占用的几个剧场座位的票价 （一般还要付剧场的电费）。据北京电视台统计，在开办初期，电影占播出时间的75%，转播剧院的演出占15%，自办节目仅占10%。到了1959年底，故事片占50%，剧场转播占30%，其余20%主要是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和小型文艺节目等。

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由胡旭 （北京电视台第一任负责文艺工作的副台长） 导演的 《一口菜饼子》。由于当时的电视剧是直播，不宜表现变化很大的场景、人物。比如 《新的一代》 剧中一个女演员的前一个镜头是在夏天的校园里，后一个则是在冬天的教室里。那么，她在表演时，就要迅速地从这个场景跑到那一个场景，且一边跑一边穿棉袄，尽管上气不接下气，还得若无其事地演下去。因此，有人将当时的电视剧概括为：一条主线，两三个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60分钟，200个镜头。

1960年，北京电视台在广播大楼院内建成了新的电视中心、演播室，并常常将文艺团体请进门来，在600、150、50平方米的演播室内表演。北京市内的电视机已增加到5 000多台；到1961年，北京的电视机已达10 000台。据有人回忆，1961年第26届世乒锦标赛时，她家仅17 平方米的房间里叠罗汉般地挤进了90多人；而在公共场所，一台电视机前往往可以站200多人。

（二） 停滞期 （1966—1976）

1966年5月中旬，北京电视台作出了 “关于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的一些安排，并在少儿节目里组织少年学生批判邓拓、吴晗。下旬，又提出 “文革” 前制作的节目一律不播。7 月6 日，新闻部给台领导写报告，建议 “取消电视新闻片上记者的名字”，说这是 “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是窃取大家成果为己有的做法”。22 日，广播局党委决定：取消记者署名，取消广播文工团在演播中报作者、导演、演员、指挥等的名字。

1967年1月，该台又播放了一个通知：除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节目仍将转播和播出外，将暂时停止一般性的电视播出，并停播近一个月。自2 月恢复播出起，电视屏幕上就出现了 “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的标语。

在 “文革” 的10年间，仅播出三部电视剧：《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播出的故事片也屈指可数：《奇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海霞》、《创业》 等。

而经常播出的节目主要是：电影三战 （《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三支歌 （《国际歌》、《东方红》、《歌唱祖国》）；八个样板戏 （京剧 《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 《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 《沙家浜》）。1971 年10 月，又推出三部新的样板戏 《龙江颂》、《沂蒙颂》、《杜鹃山》。可以说，在 “文革” 期间，电视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技术的进步上：一是1966年1月，北京电视台首次采用电视录像设备；二是微波网扩大，到1975 年已扩大到26 个省市自治区；三是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彩色电视的试播，1974 年10 月1 日该台宣布对外正式播出彩色电视。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门向外刚刚开启，各国摄影记者、电视制片人便争先恐后而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其随行的电视采访团及设备让中国的同行大吃一惊，艳羡不已。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电视台摄影队以科隆博为领队、安东尼奥尼为导演，专程来中国采访拍片，回国后制成了大型纪录片 《中国》。该片被美国广播公司购买并在电视上播映，还被评为1973年在美国上映的 “十佳纪录片” 之一，据说尼克松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观看了两次[7]，这些事情随后都被当时的中国人当作了安氏受美帝雇用的证据。

1974年，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中方有关人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在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然而威尼斯双年展的官员们却以维护信息和艺术表达权利的名义进行抵抗。影片最终还是放映了。曾亲历此过程的意大利电影理论家和作家温贝尔托·艾柯这样来描述安氏当时的心境：“焦虑不安的安东尼奥尼再次忍受着他非常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事件带给他的痛苦——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雇用的以及引起八亿人民憎恨的法西斯主义反动艺术家。”

当时国人对安东尼奥尼影片的批判中曾有言：“这部影片没有正面描写社会主义新中国。如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在影片中只是一掠而过，既看不到 ‘人造天河’ 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山河重整之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等。” 关于这个问题，艾柯用这样一句话予以概括：安东尼奥尼作为 “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 “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

那时中国人批判安氏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那一年究竟发表了多少篇批判文章现在已难以统计，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为一本200 页的书——《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 〈中国〉 文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此书辑录文章43篇，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其中很多都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地方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今天看来，当年国人对影片 《中国》 的批判可以说超越了影片本身，明显具有扩大化的倾向。

其实，这一切都是 “四人帮” 的阴谋。他们认为是周恩来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这部影片的，而批判周恩来的活动又是从批判郭沫若开始的：“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 ‘批林批孔’ 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江青在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 《中国》 问题上大做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 ‘卖国主义’ 的罪名。在会上，他们借题发挥，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当着周恩来的面，江青恶毒地指责郭沫若 ‘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8]

1972年8月18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制片人露西·贾维斯夫人一行8人来中国拍片，拍摄了 《故宫》 （又名 《紫禁城》），是1948 年以来反映新中国的第一部美国电视纪录片，并成为她号称 “三宫” （《卢浮宫》、《克里姆林宫》、《故宫》） 的代表作之一。

这一时期由于 “四人帮” 的混淆是非，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人们越是这样小心翼翼越容易出现纰漏。如1974年3月8日，北京电视台转播北京评剧团的评剧 《向阳商店》，当女主角唱到 “坏人面前横眉冷对” 时，电视屏幕上却突然出现毛泽东的画像约4 秒钟。于是，电视台将其列为 “严重的政治事故”。

1974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9 月30 日周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片。那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当他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时，以为他病体痊愈的中外人士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他简短的祝辞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这种场面表达了人民对总理的热爱和祝福之情。

然而，1976年1 月还是成了人们记忆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周总理去世了。可 “四人帮” 却下命令：不准群众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从1月8日到15日，《人民日报》 只刊登了两条新华社消息；北京电视台除了8日播出一遍讣告之外，几天之内竟毫无反应，甚至照常播映配有快乐乐曲的影片；各样板戏团照样演戏；对 “向周恩来同志遗体告别” 的电视片，姚文元也大砍大删，命令 “把哭得厉害的镜头剪掉”，“最好用不哭的”。

但是，电视片还是传达出了许多无言的信息，眼睛雪亮的群众还是看穿了“四人帮” 的虚情假意。如 “在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姚文元以90 度的深鞠躬表演自己的虔诚，他挤了三下眼睛，最终也没挤出一滴眼泪；张春桥更是扭捏作态，拉着邓颖超的手长时间地说话，俨然树立 ‘总理接班人’ 的形象；江青头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既不鞠躬，也不默哀，略一站定转身便走。许多电视观众已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愤怒地大喊 ‘江青脱帽！江青脱帽！’”[9]

周总理的逝世，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国外友好要求通过卫星传送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姚文元又以此属外事，无权处理为由，加以拒绝。后来，经邓小平批示同意，才使这一重大事件首次通过卫星传送出去。

8个月后，毛泽东同志去世。从9 月9 日到22 日，在将近两周的时间内，北京电视台停止播出一切文艺节目，以最大规模、最隆重的形式集中报道毛泽东的逝世及治丧活动，并再次通过卫星传送到世界各地。

1976年10月，“四人帮” 被粉碎了，举国欢腾，又一次通过卫星使海外的观众看到了中国的巨大事变。一个时代结束了，今后的社会生活必将为电视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三） 复苏期 （1977—1978）

这一时期不仅恢复了 “文革” 中停办的栏目，而且又创办了一些新栏目，如 《文化生活》、《世界各地》、《外国文艺》、《祖国各地》、《体育之窗》 等。

1978年1月1日，“文革” 中消失了的播音员图像又出现在屏幕上，并在这一天正式挂出 “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 的招牌，简称 “新闻联播”。它标志着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电视广播网的初步形成。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 “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为CCTV，对外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从12月起，中央电视台开始使用ENG电子采访设备，节目制作过程大大简化。

此外，电视台也安排播出了一些外国的影视剧。如南斯拉夫的故事片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 及电视剧 《巧入敌后》；英国电视连续剧 《安娜·卡列尼娜》；日本故事片 《望乡》、《追捕》 等。

（四） 发展期 （1979年至今）

自1979年起，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断然停止向电视台供应新故事片。播放影片的收费已从过去的旧片60 元、新片90 元，增加到了旧片120 元、新片180元。不少剧团也对电视录制新戏提高了收费标准，如舞剧 《文成公主》 收费达3 000元，芭蕾舞转播收费更高。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台不得不另谋生路。

1979年1月28日 （农历正月初一） 下午17点5分，上海电视台在屏幕上映出了 “上海电视台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 的灯片。随即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条商业广告——1分30秒的 《参桂补酒》，先后播出8次。

同年3月15日晚18时51分，又播出第一条外商广告——瑞士雷达表，长1分钟，共播出11次。

1980年3月10日，中央电视台也开始在8 频道播放每日一次的15 秒的日本西铁成手表广告。日本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费用是80万元人民币。此后，“西铁成手表领导钟表新潮流”、“石英技术誉满全球” 的吹嘘之词便妇孺皆知。

再如1987年，湖北沙市日化总厂负责人说：“过去提起沙市很多人不知道，但现在无人不知 ‘活力二八，沙市日化’。” 江苏盐城无线电厂每年的广告费是100万元，可建三四幢宿舍楼，但厂长却说：“没这100万，能有3 000万吗？”

至1995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标王是孔府家酒，费用是3 000 万元；1996年是秦池酒厂的广告，6 666 万元；1997 年也是秦池酒厂，高达3.2亿元；1998年是爱多VCD，以2.1亿元中标。

而中央电视台以每集80万元收购电视剧 《水浒传》 播映权，但它有约4分钟的跟片广告，每秒1万元，即每集就可获得240万元的广告收入。

1979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与日本广播协会合拍了17 集纪录片 《丝绸之路》。1983年又推出了25 集大型电视系列节目 《话说长江》，主持人是陈铎、虹云，类似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结构，前有开场，后有结束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话说体”。伊文思指出该片 “抓住了中国的主动脉”。1985年，中日又合拍了 《黄河》。1986年 《话说运河》 问世。

之后，许多著名的纪录片也纷纷推出，如 《蜀道》、《万里海疆》、《大唐西域记》、《壁画后面的故事》、《唐蕃古道》、《望长城》、《泰山》、《开发大西南》、《俺爹俺娘》、《沙与海》、《藏北人家》、《西藏的诱惑》、《家在问海》、《姐妹溪》、《远离的愿望》、《大三峡》、《撼天记》、《最后的山神》、《十五岁的中学生》、《德兴坊》、《远在北京的家》、《深山船家》、《少年启示录》、《中华之剑》、《龙脊》、《文化巨人——孔子》 等。换言之，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从吴文光的 《流浪北京》 开始，尤其是 《望长城》 的出现，“纪实主义”的精神把中国电视人创作的激情和电视观众观赏的热情带到了空前的高度，正是从这一刻起中国电视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纪录片。

1982年，广播电视部成立。

1982年1月，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成立。金山曾说：“我们把电视剧的特点归纳为几个字，即多 （观众多）、快 （制作周期短）、省 （制作经费少），而如果能够把思想与艺术质量提高，那就可以加上个好字，那就是 ‘多快好省’ 四个字都有了。”[10]

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提出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并逐渐形成 “中央—各省级—市 （地） 级—部分县级电视台” 这样的一个树形网络结构。到1990年底，全国的各级电视台已增加到500多座。

1983年3月，广播电视部委托 《电视文艺》、《中国广播电视》、《电视周报》 联合主办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电视剧评选，其所设奖项从此次开始被命名为“飞天奖”，成为电视剧的权威奖。

同年，浙江电视台创办的杂志 《大众电视》 设立 “大众电视金鹰奖”，是群众投票的奖项。换言之，从1980年开始，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艺术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此外，还必须提及的一个人就是美籍华人靳羽西。她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看东方》 节目的制片人，她对架设东西方文化交流之桥作出了贡献。她被誉为 “中国的水仙花公主”。当年 《看东方》 在美国48 个州518 家电视台播放后，被评为1985年全美最受欢迎的20 个电视节目之一。她因此获得 “杰出妇女奖”、“友好大使奖”，还被评为全美华人1985 年度风云人物。1986 年2 月，她与中央电视台签订合同，制作一套 “看世界” 节目，向中国介绍世界许多国家，她将其取名为 “OneWorld”，后纳入 《世界各地》 专栏。

1985年8月，中央电视台开始形成天上卫星、地上微波、地下电缆相互结合的立体传播网络。

1988年3 月15 日，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正式启用。至此，“电视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媒介，首屈一指的大众娱乐工具，最广泛的信息服务源”[11]。

2000年，全国广电系统预计用三年时间完成体制改革。广电总局局长田聪明在全国广电厅局长会议上说，这次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四项——除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外，地市及以下各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逐步转为主要转播中央和省台节目；变四级办广电为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体制，地县以下实行省垂直管理；以省级为单位组建广电传输覆盖专用网络公司，地市可以成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省成立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内部实行新闻宣传、节目制作、节目播出、技术管理、网络传输、财务核算、物业管理、人事管理等专业化分工、成本核算。

同年，中央电视台又提出三大改革措施——以频道为运作单位，实行 “频道专业化”，以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为依据，实施栏目末位淘汰制；推进除新闻性节目、大型文艺活动、重要直播活动等以外的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改革，年内将在第五、八套节目试点；争取赢利来源多样化，摆脱以广告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局面，并将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和全员聘任制。

2003年初，中央电视台出台新的改革措施：除了保留新闻频道，其他频道将逐步成为商业经营的专业频道，全部采用市场核算，以广告收入决定节目生存，即实现电视频道的商业化管理，并先以10个栏目为试点，彻底实施制播分离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