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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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陷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上海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旧上海就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完整的上海被分割成英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三大块,海关由英、美、法三国政府控制,鸦片和军火得以自由入境,关税全部归帝国主义国家所有。

上海的许多马路都起了个洋名,有些路名译成很长一串中文,说起来非常拗口,中国人很难记得住,如文极司脱路、白来尼蒙浪路、迈尔西爱路、刚达哈尔路、麦克利克路、麦高包禄路、麦特赫斯脱路、麦赛尔蒂罗路、陶斯菲尔路、巨泼来斯路……洋路名太多,在我家周围就有戈登路、劳勃生路、康脑脱路、赫德路、麦根路等,洋路名中有一些是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名字来命名的。如戈登路,戈登就是一名侵略中国的英国军官,曾参与抢掠和焚毁圆明园,攻打太平军和侵占江浙各地。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通车,起点是海格路(今华山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路口,终点在南京路底的外滩附近。这本来是一条直线,只因途中要经过英籍犹太人富商哈同的花园住宅,电车一出站就离开静安寺路,绕着哈同私宅背后一大圈后才能再驶回静安寺路。

更离谱的是在我家附近有条24路无轨电车,起点是处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交界的一座大自鸣钟旁,终点是老西门,24路电车分别由英商和法商经营,中间以东西走向的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为界。我从大自鸣钟站上车去老西门,到了福熙路口时,必须下车过马路继续乘从老西门开过来的同样是编号为24路的无轨电车,重新买票,由原来英商经营换成法商经营。我们刚下车的那辆无轨电车由售票员拉下两根连接电线的辫子,将车折回路对面停下,迎接同样从老西门开过来到福熙路下车的24路乘客。后来24路做了改进,从大自鸣钟去老西门时,到了福熙路就不用下车了,只是换了售票员和司机,英商的售票员和司机与法商的进行交接,乘客不用下车,但票还得重新买。

在上海坐车的车位分等级,在无轨电车车厢中间用门隔开,前半部分面积较小,票价略高,后半部分面积较大,票价略低,有轨电车有两节,前节票价略贵,后节票价略低。

日寇侵占上海后,实行法西斯统治,上海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时,以谢晋元为团长的四百多名孤军坚守新垃圾桥北堍的四行仓库,最终被俘,被囚禁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和胶州路口的孤军营内,由日本宪兵在大门口把守,上海市民不断带一些慰问品前去探望,我也随家里人去过一两次。1941年4月24日晨,谢晋元被日本收买的叛兵行刺身亡,其战马也拒食而死,这一事件震动了上海各界,市民都为爱国将领不幸身亡感到悲痛。

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主要桥梁均由日本兵把守,行人走过都要向他行礼,公交车经过时车要停下,由售票员站在门边用日语向日本兵致敬,我们听不懂说的是什么,背后大家都说是“我来了你要死”,以此解恨。有一次,我父亲去郊区购米,就遇到了险情,过桥时日本兵突然将我父亲喊住,然后转身去打电话,父亲知道大事不妙,跨上自行车迅速逃离,躲过一劫。

最为严重的是1942年3月5日,有三个日本兵在我家附近的澳门路被人暗杀,日军立即采取大范围的封锁行动进行搜查,由此导致交通断绝,商店关门,居民困守家中,断粮断菜,度日如年。幸运的是弄堂内一户姓唐的有钱人家,煮粥救济近邻。我父亲是邮递员(当年称邮差),尚可通过封锁线,带些食物回家。最惨的是药水弄的居民,家无存粮,截至3月20日解除封锁,饿死与病死的共有二百多人,尸体成堆,这是日本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

日本军队对内也实行野蛮统治,小时候我在北火车站对面向西行走,忽见路对面两个日本兵被站岗的日本宪兵叫住,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向这两个日本兵打去,打得他俩东倒西歪,但他们马上又挺身立正,继续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