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走出困境的选择（代序）
黄芝晓
杨雨丹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充实，终于出版了。
说 “终于”，其实不只是指这本书，还包括这本书的前身——她的博士论文，以及她经历过的一番艰难的研究、写作过程。
博士论文难的是选题。雨丹的论文选题，最早是关于南都时评的，开题不甚理想。为此，她烦恼过，郁闷过。后来，我们商量换成都市报的时评研究，从更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中探讨都市报时评兴盛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雨丹翻阅了大量的报纸，调整了自己的思维，从公平性角度着手研究。这么做，比起修改先前那个选题难度要大多了，却更有意义——无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实践的角度。这期间，她孕育了小宝宝。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客观上加大了她写作的困难——分时分心，有段时间几乎陷入困境。然而，雨丹选择坚持，在孕育新生命的同时，不断增添理论的营养，孕育着学术的新生命。终于，她走出了困境，在迎来家庭新生命的同时，也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新阶段——论文博得了答辩老师的高度评价。
其实，这种坚持走出困境的选择，不只是她写作的过程，更是她研究的重心所在，这本书的主题所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极大地解放了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能量与业务能量，20 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新闻界迎来了思想大解放、业务大解放、报业大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必然伴随着竞争，面对各地市晚报的兴起，各级党报尤其是省报越来越感受到党报 “一枝独放” 时从未经受过的压力，有的开始进入读者明显减少的困境。唯有改革，才有出路。从1990 年代中期开始，都市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出现，成为当时中国报业园地的一朵奇葩。针对文化大革命新闻遗风的 “假、大、空”，不少都市报提出 “新闻立报”的口号，标明只提供新闻事实，至于如何看待新闻事实，悉听读者 “尊便”。在媒体片面、简单强调观念 “引导” 的当时，这种想法与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收到了相应的效果。
但是，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平面反复运动，正是各种矛盾运动不断地推动着变革，呈现螺旋式的上升。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现象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读者不但想知道 “是什么”，更想探求 “为什么”——事物或事件发展的深层原因。一般的事实报道已不能满足读者对深层信息的需求，各级党报开始以深度报道及观念信息的传递，打响 “收复失地” 之战。进入21世纪，数字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出现，“人人都有麦克风”，手机微博和微信快速普及，这使得时效——媒体竞争的 “第一落点”，不再成为平面媒体的优势和竞争的重点。
敢问路在何方？都市报未及成年就遇到了新挑战。
我们看几个时间节点的相关数字：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 年，我国人均GDP381 美元；中国都市报盛行前的1992 年才419 美元。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社会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到了雨丹对四家都市报时评抽样的起始年——2004 年，我国人均 GDP已增至1 490美元，抽样中的其余年份分别是：2006 年2 052 美元，2008年3 381美元，2010年4 868美元。经济如此快速发展，必然形成人们利益增加不均、权利配置不公的状况，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如何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仅有新闻事实的报道远不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网络媒体出现后，信息碎片化传播状态在有效扩大事实信息传播力度的同时，也加大了读者探求 “碎片” 背后观念信息的需求。不少读者甚至表示，如果仅仅为了解事实信息，他们完全可以不订报纸。都市报时评的出现，正是顺应了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
然而，仅仅把都市报开设时评看成是走出困境的选择，那就低估了这一报纸现象的社会学意义和新闻传播学意义。雨丹的研究没有止步于此，她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以公共性为视域，来审视和评判都市报及其时评表现”，“力图呈现媒体公共性在中国具体的表现形态和实践策略，分析媒体公共性建构的制约因素，并探讨媒体公共性建构可能的方向与路径”。这就提升了研究都市报时评的学术意义。都市报时评的公共性不但体现为在社会问题上坚持面向市民、服务市民，还应体现在时评的作者来自市民，让时评成为市民直接议论时政、推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平台。
于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认识和评价都市报时评因公共性而带来的社会作用？无论在学术研究层面、业务实践层面还是社会反映层面，可谓是 “英雄所见大不同”。雨丹在本书提出了一个评判标准：“不仅要看媒体评论在多大程度上评论公共事件，关注公共利益，诉诸公共话语，更要看媒体评论的公众参与性以及讨论过程是否促进了共识的达成。” 这是很有创意的提法。让市民通过自己的话语系统达成对共同关心的社会现象或问题的共识，既符合党一贯倡导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处理新的历史复杂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这，远远超越了都市报时评 “走出困境” 的意义。
2014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65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