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南方谈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驶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中。经济大发展、经济结构大调整使得社会急剧变革、转型，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一些新的阶层产生，一些原有社会阶层继续分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区隔和利益差别日益明显，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现代化的发展态势。[1]但是，与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比，社会结构的调整落后，社会体制改革缓慢，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急剧转型导致社会结构断裂，这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丛生。

社会变革同样推动或影响了媒体改革与发展的不同层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市场化为最显著特征的都市报诞生了。十多年间，都市报不仅创造了中国传媒的市场奇迹，推动了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也因为单向倚重市场，都市报的媒体表现随着社会变动而起起伏伏。都市报在本质上是大众化报纸，市场化是都市报的机制特点和创新武器。在早期的发展历程中，都市报在内容上用贴近生活、趣味、轰动的新闻报道和新闻策划来吸引市民，在广告和发行上走企业经营之路。比较彻底的市场化使得各地都市报在短短三四年间全面崛起，迅速成为市场霸主，迎来了全面而短暂的繁荣。然而，繁荣伊始，危机已现。在利益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报纸效仿都市报，纷纷进行内容及经营机制的改革，中国报业改革开始向着市场化的方向普遍推进。都市报的机制特点和创新武器不再独有，都市报的成功容易被复制和超越，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都市报陷入了同质化、低俗化的泥沼中。20世纪末21世纪初，面对自身的发展困境，一些都市报开始酝酿改革，谋求发展，“迈向主流媒体”开始成为一些都市报的策略选择和口号宣称。在这一分化、转型的过程中，时评在都市报的兴盛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时评在都市报的出现，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业界人士认为，从1998 年开始，中国兴起了近代报业发展以来的第三次“时评热”。[2]至2002年3月，《南方都市报》 首创时评版，众多都市报竞相仿效，都市报时评兴起，这被认为是全面引爆了中国第三次时评热潮。[3]很多研究者注意到，时评的兴盛与社会转型、多元利益表达需求之间有着深层关联。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加上都市报发展的变革需求，时评成为都市报 “第二次创业” 一个新的着力点，都市报也因此赢得了丰厚的社会、经济、政治收益。

正是因为都市报时评的兴盛有着复杂和多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都市报时评的兴起、分化、转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媒体平台的参与、竞争和选择，所以，作为研究对象，都市报时评既可以在历史维度上动态地呈现媒体、民意、政治变迁的过程，又可以在结构维度上立体地展现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都市报时评的发展，既涌现了太多鲜活的事件、人物、媒体与经验，也蕴含了宏大的政治、民意和媒体改革问题。如何在经验事实和宏大理论之间建立起真实的、逻辑的联系，这需要运用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联系在一起。

在都市报时评的发展历程中，这种“个人困扰”不仅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也成为困扰着众多都市报时评生产者、阅读者、研究者的共同问题。为什么时评会在都市报中突然兴盛？为什么都市报没有真正实现“公民表达”？为什么有些都市报转向了“精英表达”？为什么都市报时评多次面临困境，遭遇了作者“写手化”、评论“同质化”、繁荣“泡沫化”等危机？

如果将这些 “个人困扰” 与 “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 加以联系，我们会发现，都市报时评的问题不能从媒体及其实践本身得到完全解答，而要从中国的社会转型、利益分化、政治参与方式、媒体功能角色的线索中寻求答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就媒体层面而言，中国媒体功能角色的规范与实践成为诸多现实问题的核心。人们对都市报时评所给予的诸多关注、热情赞誉和严厉批评，其本质是人们对媒体言论自由及其作用怀有期待。媒体面向公众进行公开传播，这使媒体评论有了公共性的基础，人们进而希望媒体评论能够反映公众舆论，能够理性、公正地讨论公共事务，利益表达和协商的结果能够进一步影响政治决策。但是，回到客观现实当中，都市报时评是否能够担负起 “社会公器” 的责任？时评话语是否体现了公共性的实践原则？都市报评论话语实践是否能够推进媒体与社会的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和理论阐释。

本研究力图从经验事实出发，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都市报时评是否体现了媒体公共性？如果是，体现了怎样的媒体公共性？在媒体公共性建构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至关重要？媒体公共性建构的方向与路径是什么？

为了在经验事实和理论阐释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本研究采用一个中观的研究视角，主要研究都市报的言论差异，把都市报时评放到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框架中进行考察，通过历史性、结构性的对比分析，将都市报时评与媒体公共性的建构逻辑地勾连在一起。选择这样的研究视角，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第一，在事实层面，报纸言论差异客观存在，并可能成为都市报时评成熟、理性与否的评判指标。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都市报之间存在着言论差异，差异越大，说明言论生态越多元，媒体言论越成熟和理性。提出这一假设是因为都市报的言论生产有着不同于其他媒体及新闻生产的特殊性。都市报是高度市场化、地域化的媒体，对本地读者需求的迎合是其媒体操作的重要原则。相对于新闻生产而言，言论的生产比较开放，言论也带有较强的个体和主观色彩，因此言论会更加具有个性特征。正是由于媒体的市场化、地域化和言论的个人化、主观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都市报的时评必然存在着差别。由于言论反映的是一种价值判断，都市报之间理念、定位和方向上的不同，可以通过言论差异充分地显现出来。都市报的言论差异显示出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市场份额下不同都市报的自我选择。这样的一种差异既可以反映出都市报的成熟与理性，也对建构多元、开放的舆论生态有着积极意义。

第二，在历史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上，言论差异研究可以动态、立体地反映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态势和影响因素。

从时间上看，都市报经历了兴起、转折、分化、发展的过程，都市报之间彼此竞争、模仿、分化、趋同。发展到今天，中国的都市报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整齐划一的群体，其内部已经发生了变革与分流。都市报的差异以及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都映射到了都市报时评的发展变化之中。从结构上看，无论产生还是发展，都市报始终置身于一个多方力量作用的媒介场，媒介场中宣传控制、市场驱动、专业主义、社会力量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将都市报的言论差异放到这一背景下来考察，试图揭示出不同力量对都市报时评的影响，从而深入分析媒体言论差异的原因与意义。

第三，理论层面上，中观视角有助于与经验研究、系统理论上下勾连，并有助于对媒体公共性及其建构路径达成新的理解。

C.赖特·米尔斯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三个总体方向：一是历史理论，二是系统性理论，三是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4]在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这三种方向都很重要，但是如何让三者有机结合，这需要想象力和灵活性。本研究以言论差异为视角，可以在经验层面具体考察不同都市报的时评表现，进而在社会结构中分析言论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最后在媒体公共性建构的理论层面揭示言论差异的意义与功能。

本研究以都市报时评为研究对象，以言论差异为研究视角，以媒体公共性的建构为理论目标，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本研究的意义随之呈现。

一是在实践层面，通过考察都市报时评的发展，分析都市报言论差异的原因，我们能够深入理解都市报评论实践及其作用，能够在现实层面推进都市报评论以及新闻体制的改革。都市报时评的发展是对社会转型、都市报转型的一种实践呼应，立足于这一背景下，对都市报时评的经验研究，首先能为我们提供一幅“具有明确历史场景和主体活动内涵”的描述性画卷，进而能够在操作层面为都市报时评的良性发展提供思考与建议，然后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有助于我们探讨都市报以及中国媒体的改革问题。

二是在理论层面，以公共性理论为视角，我们可以探讨政治民主在中国媒体的表现形态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媒体评论既从侧面记录了历史，又集中反映了人的认知与观念，甚至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或先声。媒体评论需要以公共性为实践理性，也是公共性原则在媒体领域的集中体现。诚如陶东风所言：“所谓媒体责任就体现在公共性原则中，而在体现公共性的所有文体中，我又会选择时政评论文。”[5]时评无疑是体现媒体公共性最重要的文体，以公共性为视角，具体考察都市报的言论实践，本研究力图将经验研究与宏观理论相勾连，通过客观呈现都市报的言论差异及其在媒体公共性建构中的意义，力图从一个路径达成对公共性的理解，并对媒体公共性的建构作出具体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