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关于都市报时评、媒体公共性的研究很多，本研究希望通过简要地梳理它们各自的研究脉络，着重观照那些揭示都市报时评与媒体公共性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

1.都市报研究

都市报是中国独特的报纸品类，都市报的兴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一个独特现象。从都市报横空出世，再到其兴盛、转型，都市报的发展一直激发着业界的创新热情，也引发了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对都市报的研究，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分析都市报现象及其成功经验，探讨都市报的定义及其与晚报的关系的。作为一种不同于机关报、晚报的新报种，都市报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围绕这一现象，早期的研究展开了对其产生背景、独特定位的探讨，进而分析都市报与晚报等其他报纸类型之间的差别，归纳都市报的成功经验。代表性的著作有尹韵公主编的《聚焦华西都市报》，曹建、陈明的《都市报魂》，中国记协国内部和华西都市报主编的《都市报现象研究》，席文举的《报纸策划艺术》、《敲门发行学》，肖云的《席文举新闻策划》，吴信训主编的《都市新闻传播学》，邱沛篁主编的《都市报创新论》等。此外，吴定勇在博士论文《接受美学视野中的都市报新闻传播策略——兼论城市化与都市报四个市场形成》中，分别从都市报合乎接受美学原理的新闻传播策略、都市报四个市场形成这两个层面出发，较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都市报迅速崛起的内外部原因。

第二类是从业务角度出发，具体分析都市报在新闻报道、评论、版面结构等方面的特征与创新特色的。这类研究数量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邱沛篁教授等主编的《都市报创新论》，论文有费力的《都市报副刊的策划艺术》，李明文的《〈楚天都市报〉新闻标题的语言特色》，张巨霖、刘桂梅的《报纸版面创新中的版式策划》，付君清的《现代报纸版式的形与色》，苑书文的《透视报纸版面革新》，欧阳霞的《解读“简约”——引领潮流的报纸版式》，甘险峰的《聚焦“瘦报”现象》等。

第三类是从报纸产业发展与经营管理的角度，展开对都市报运作模式和发展战略的探讨的。著作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席文举的《敲门发行学》，东方源的《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顾涧清的《报业的变局与方略——中国报业集团化产业化研究》，黄升民的《中国传媒市场大变局》，周伟的《媒体前沿报告》，刘海贵的《中国报业发展战略》，喻国明的《传媒变革力——传媒转型的行动路线图》、《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拐点中的传媒抉择》、《传媒新视界：中国传媒发展前沿探索》，邵培仁的《媒介战略管理》，陆小华的《激活传媒：传媒竞争力发掘与执行策略》，章玉兴的《报刊发行学》，谭军波的《发行中国》，宋建武的《媒体遭遇战》，金陪的《报业经济学》，唐绪军的《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等。研究论文则数量众多，不胜枚举。

第四类是从都市报的现状和问题出发，进而探讨都市报的发展趋势的。这类研究分析了都市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杂志化、低俗化、同质化、娱乐化等问题，在报业发展面临拐点和寒冬的时候，业界和学界共同探寻都市报的变革转型之路，提出以“主流化”、“数字化”、“品牌化”等方式来走出困境，实现全媒体战略转型。

以上四类都市报研究，涉及理论与实践、内容与形式、采编与经营、继承与创新、现状与发展等方方面面，可谓著述累累，成果丰硕。但是，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数研究聚焦的是报纸的市场分析、竞争手段、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等，主要属于应用性、技术性、对策性研究，很多研究停留在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的层面上，理论导向性的研究仍然非常缺乏。应用性研究确实具有指导实践的应用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理论导向，缺乏广阔的理论视野，缺少个案研究与系统研究的整合，我们的研究就难以将经验和理论完美地结合起来。一项好的研究应该既有深厚的理论支撑，又有细致入微的具体考察，其研究是在宏大理论和具体考察中上下穿梭的。在这方面，孙玮对都市报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之间细密编织，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她的专著《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以社会转型为背景，以都市报与现代性、公共性、生活政治、消费文化之关系为框架，对都市报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考察，是都市报研究中比较罕见的理论深厚、分析细腻的系统性研究。该研究对都市报公共性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辩证地探讨了都市报的政治作为。本研究在研究旨趣上以此为摹本，意欲在都市报时评与媒体公共性这一话题上作进一步探索，在都市报分化、转型和受到网络冲击的背景下，具体考察都市报时评与媒体公共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2.时评研究

时评的相关研究很多，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时评的定义与特点，包括与杂文、新闻评论之间的比较。对于时评的定义，目前尚未统一，主要是在 “时” 之所指上存在差异。例如，甘惜分认为，“最初的时评专指时事短评这一文体，其主要是针对时事进行评论”[6]。李良荣强调时评短小的特点，他指出：“‘时评’ 大致相当于现在报纸上的 ‘短评’ 或‘编后’，是言论中的轻骑兵。”[7]鄢烈山认为，“时评” 是 “时事评论” 与 “时政评论” 的略称。[8]刘洪波认为，时评是指由事引发的评论，“快” 是其最大优势。[9]马少华指出，“早期的时评已具有这样的形式特征：叙事简洁，有消息来源，有的还注明消息来源的时间，虽 ‘一事一议’，却不限于具体事实的判断，有的推论很远，大胆，且见微知著”[10]。储瑞耕指出，“新闻评论和时评很接近，是同胞兄弟；而杂文和时评则不然，它们所属的大门类不同，时评属于新闻范畴，杂文则属于文学范畴，但二者有着共同的 ‘四要素’：情感、哲理、文采和形象，可以算作是 ‘表兄弟’”[11]。毕建模对杂文与时评进行了文体辨析。

二是时评的历史性研究，包括研究时评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及某一时期的报纸时评研究。这类研究较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少华的《早期的“时评”——论我国近代新闻评论发展的形式规律》、宋祖华的《时评的源流与规范发展》、陈旭鑫的《报刊时评：中兴与规范之路》、张淑华的《历史观照下的时评现状研究》、陈栋的《在推进公共领域建构中前行——1996年至2006年中国新时评发展研究》，以及胡文龙对王韬与《循环日报》政论、张季鸾与《大公报》社评、徐铸成与《文汇报》社评的报人及其政论研究。

三是时评的操作性研究，主要包括研究报纸报人时评特点、写作手法、操作理念等。在当下的中国，《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 等的时评栏目是报纸时评中的重要代表，学界和业界都有不少对这些报纸的时评版面、栏目的运作情况及时评特点进行专门分析的文章。例如，冯雪梅的《时评的理性与建设性——兼谈 〈青年话题〉 的编辑思想》，林嘉、梁伟的 《从 〈冰点时评〉 看时评写作特色》，张天蔚的《“打量时代的参照”——〈北京青年报〉 “今日社评” 的运作体会》，李文凯的 《重要的是形成风格——〈南方都市报〉 时评的理念与操作》，丁玲华和唐天啸的 《“短、快、平”——时评版的制胜之道——以 〈南方都市报〉 时评版为例》，李天伦的 《时评本土化漫谈——〈南方都市报〉 社评的启迪》，丰帆、董天策的《建构新型的公民言论空间——〈南方都市报〉 来论版的意义》 等。

四是时评的问题、现象、发展态势研究，针对时评热、时评同质化、时评泡沫化等现象发表相关看法。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于2003年、2005年、2007年先后主办了三届“新世纪新闻评论高层论坛”，业界和学界齐聚一堂，共同对时评的发展现状、特性、问题作了深入研讨。随着时评在报刊上的兴起，大量研究时评现状与问题的文章纷纷涌现，有些文章还引起了人们对时评问题的广泛关注与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丑陋的中国时评圈》，《时评的十大“时髦病”》，王立纲的《时评的是与不是》，宋志标的《时评何以成“时骚”？》，张金岭的《时评往哪里走》，叶匡政的《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迟国维的《新闻停滞不前时，时评则迂回进攻》，甘逊的《都市报评论的特点、不足及发展趋势》，赵勋的《新时期都市报时评繁荣的背景与特征》，毕诗成的《娱乐化将吞噬新闻评论的生命——兼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误区》，严功军的《都市报新闻评论的缺位与对策》，彭军辉的《近十年我国报纸新闻时评专栏（版）发展的特征》，唐定的《论新世纪报纸时评的发展与创新》，白贵、张杰的《时评应然功能及当代时评症结——兼论三次“时评热”的社会背景》等。

总体来说，时评研究多停留在业务层面，视角比较微观。但是，已经有部分研究者开始从宏观的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时评，开始从公共性（主要以公共领域为理论资源）的层面探讨时评在社会民主进程和公共领域构建方面的作用。具体研究有陈隽凌的《新闻时评与公共领域构建》，张强的《时评的复兴和公共领域的建构》，曾丽红的《当代时评的勃兴与公共领域的建构》，周萃、董天策的《社会转型与时评勃兴》，于囡囡的《当前时评的公共性特征》，陈栋的博士论文《在推进公共领域建构中前行——1996年至2006年中国新时评发展研究》，苏蕾的博士论文《从强公共性到弱公共性——我国媒体评论公共性话语建构》，徐桂权等人的《关系视角下的媒介、言论与权力网络——对时评作者的社会观察之观察》、《社会生产、媒介呈现与言论表达：当前中国大陆公共议题建构的一种考察路径》、《时评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传播社会学的考察》等。

3.都市报时评研究

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都市报时评的微观研究，包括研究具体报纸、栏目、版面的优劣、特色等；二是对都市报时评的整体研究，包括研究都市报时评的兴盛原因、发展历程、问题弊端、社会功能以及发展趋势等。

已经有部分研究力图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在经验考察和理论阐释之间进行了较好的连接。例如，郑忠明对四份都市报的评论作者、评论议题、评论观点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有针对性地指出都市报时评在意见领袖选择、议程设置、意见的自由表达上的现状与问题；朱文慧对广州四家报纸时评的特色和创新之处进行了具体研究，并从“公共空间”等理论角度，探讨了都市报时评存在的不足及其发展趋势。

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很多研究都选择以《南方都市报》为案例，探讨其时评的功能与表现，探讨都市报时评的公共性问题等。例如，高丽莎通过对都市报时评专版的具体考察和对《南方都市报》时评专版的个案研究，从话语平台、话语体系层面指出时评版在舆论空间建构上的特点与不足；伍宝以《南方都市报》为案例，探讨了都市报时评与公民社会建构的关系；丰帆、董天策分析了《南方都市报》的来论版，认为该版面建构了新型的公民言论空间；王思维认为《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具有坚持平民方向、构建公共空间的特色；刘劲松以《南方都市报》时评版为例，剖析都市类报纸时评版如何构建报纸的公共角色；曾文芳通过对《南方都市报》时评进行内容分析，对媒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指出大众传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既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共生关系，又是一种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关系，并在转型时期呈现出博弈的关系；陈瑜分析了2002—2006年的《南方都市报》评论，认为该报扮演了社会发展的思考者、科学决策的谏言者、时代历史的记录者三种角色，其刊载的评论在我国政治民主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方婷以《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时评在提高公民意识、建构公民社会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和具体表现；张志安对《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进行了个案研究，其博士论文中有一章专门研究了《南方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轨迹，着重叙述其从“公民写作”向“精英写作”、从公众表达向思想启蒙的转变过程，并分析其功能与意义。此外，对《南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还有李天伦的《时评本土化漫谈——〈南方都市报〉社评的启迪》，颜廷昆的《为公众说话，让公众说话——浅析〈南方都市报〉时评之公众平台》，曹丽红的《浅析新闻评论的平民化趋势——以南方都市报“时评”版为例》，夏长征、牛静的《以思想启蒙的公众诉求促进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向——以〈南方都市报〉时评专栏为例》，王朝丽的《论新闻评论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南方都市报〉时评版为例》，庄森的《时代的热言——论〈南方都市报〉的新闻评论》，胡青的《热言兴盛下的时评中兴——〈南方都市报〉时评研究》，曾俊的《都市报社论的大众化特色——以〈南方都市报〉社论为例》等。

以上这些研究，在案例的选择上集中研究的是《南方都市报》，仅有少数研究将公共性的研究拓展到了其他都市报时评上。例如，杜奕奕以公共性为视角，对《江南晚报》的评论版进行了个案研究；彭军辉等研究了《东方早报》的新闻评论特色；吴玉兰分析了《楚天都市报》评论版的栏目特色，提出评论要坚持地域特色、努力打造品牌栏目，加强“立言”意识，才能寻得个性发展和主流化。

4.公共性研究

媒体公共性研究可以说是公共性研究在媒体领域的深化。20世纪末，公共性研究在中国逐渐升温，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哲学、新闻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出发，都开始关注公共性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公共性思想在西方由来已久，经由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穆勒、托克维尔等思想家，公共性思想不断丰富、变化、发展。在西方思想家中，汉娜·阿伦特、尤尔根·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理论有着重要贡献，他们对以公共性为本质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各自系统、独特的研究，公共领域理论现已成为世界研究热点和公共性理论的重要成果。公共领域理论被引入中国后，引发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其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西方公共领域的基本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在理论引入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曹卫东等人翻译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邓正来等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汪晖、陈燕谷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曹卫东的《关键词：交往》、《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其他》、《哈贝马斯：步入公共领域》、《走进公共领域》，以及《哈贝马斯在汉语世界的历史效果——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例》等。

其二，是关于中国近代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在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问题上，大致可分为存在说、不存在说和第三域说。根据赵红全在《公共领域研究综述》一文中的梳理，持存在说的学者有美国学者萧邦齐、史大卫、罗威廉、兰金，中国学者邓正来、景跃进、王笛、李长莉；持不存在说的学者有美国学者孔复礼、魏裴德、王德斌，中国学者马敏、朱英等；持第三领域学说的是美籍学者黄宗智。

其三，是对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和对如何建构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公共领域在中国有了生长和拓展的空间，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建构我国的公共领域，具体研究有赵红全的《论我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罗贵榕的《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等。

这些研究多数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展开。

5.媒体公共性研究

由于大众媒体在公共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学科以及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开始关注与思考媒体公共性问题。关注媒体公共性问题的学者不一定使用“媒体公共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是诉诸理论还是着眼实践，他们的核心关注都是媒体是否构成了开放、理性的公众舆论平台，是否参与民主协商使公共利益得以实现。

总体而言，媒体公共性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公共性的理论探讨。

在理论上，媒体公共性问题作为一个规范性、观念性的命题，学者们在媒体公共性的概念、内涵、类型、结构等方面对其展开了研究。其中，尤以对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的公共性理论、公共领域概念的引介、辨析等的相关研究为最多，由于这一类研究重要且众多，本研究将在后面对其进行单独梳理。

对于媒体公共性的概念，至今仍无一定之见。潘忠党认为，传媒的公共性，指的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简单地说，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传媒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公众；第二，传媒作为公众的平台必须开放，其话语必须公开；第三，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12]方延明认为，媒介公共性是媒介传播的最本质属性之一，而媒介文本的公共性集中体现为信息性和公开性；媒介通过媒介舆论能实现公共领域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媒介舆论不等同于公众舆论，媒介既可能是公众的代言人，也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13]汪晖认为，新闻媒体公共性不仅强调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一般特征，更强调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即外部力量对媒介的权力控制 （争取政治资本），以及媒介自我的权力控制 （积累经济资本）。[14]此外，有研究尝试理论建构，用其他概念将媒体公共性具象化，选用市场、新闻专业主义、媒介的功能和媒体近用权四个一级指标对媒体公共性进行测评。[15]这些不同的研究或从实践，或从性质，或从结构上揭示了媒体公共性产生的根源以及它应该具有的规定性，这些研究提示我们：首先，媒体公共性包含了规范性、理想性，媒体公共性内含的精神理念能够指导实践、反抗权力、批判现实；其次，媒体公共性并非一种脱离实践的抽象观念，它源于历史实践，动态地体现了权力结构及其对媒体实践的影响。

在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上，黄月琴指出，媒体的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二者都以公众舆论、公共利益、民主政治为核心观照。具有公共性的大众传媒既是现代公共领域建制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公共领域存亡与否的重要现实表征。[16]陶东风进一步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在传统公共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本质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强调的是面对面的口语交流。但是，大众传媒的发展已经创造了新的公共性类型，那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性的中介化的公共性，公共性现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它已经解空间化（despatialized）、非对话性（non-dialogioal），而且越来越与由传媒（尤其是电视）所生产并通过传媒而获得的独特的可见性（visibility）类型紧密相关。[17]

针对媒体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媒体在公共性的表现上存在着不足、缺位甚至是转型危机。有学者指出，传媒公共性的缺失与公共性传媒的缺位，是世界范围的传媒危机，传媒公共性的缺失是政治和经济双重逻辑制约的结果，而中国传媒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的双重属性使传媒功能结构中的公共性表达处于实际的缺失状态，因此，设立公共性传媒，使传媒结构在国家传媒、公共性传媒、商业传媒三者的共存博弈中趋于合理，或可解决传媒公共性缺失的危机。[18]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中国传媒在公共性的表现上与理想状态存在差距，究其原因，除受到政治权力和市场利益的双重掣肘之外，媒体自身的独立性和公共意识的缺乏也是一个因素。[19]但是学者们所给出的解决办法 （公共性的实现路径） 仍然以理想化的呼吁为主，实践操作性不足。例如，有研究者提出从六个方面提升媒体公共性：①媒体挑选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从业人员；②推进传媒改革的民主化进程，强化社会与传媒的相互监督；③媒体以群众利益和社会公益为行为目标；④坚持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⑤由公众参与评价传媒绩效；⑥改变传媒行为的纯商业化、市场化倾向。[20]以上六个方面措施的实施主体应该是传媒，但是在国家和市场的夹击下，这一主体的独立自主仍是个问题，那么公共性的实现仅仅寄望于媒体独立自主基础上的自觉提升，目标恐怕就难以达到了。虽然已经有研究意识到话语多样性是实现媒体公共性的必要途径，[21]但是研究没有真正分析和比较媒体的话语多样性究竟如何，以及如何通过多样化的媒体话语建构媒体公共性。

（2）对媒体实践及不同类型媒体的公共性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关注具体的媒体实践，关注不同媒体在公共性实践方面的具体表现。

孙玮在其论文和专著中分别考察了 《上海都市报》、《中国都市报》 的公共性，她认为都市报通过确定 “私人” 概念、描绘生活方式、营造归属感、倡导共同参与，在较低层次上具有公共性。[22]有研究者结合时代背景和时评特点，指出时评在观点、功能上具有公共性，在作者队伍上具有公民性，时评繁荣的实质是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公共话语空间的浮现，体现了媒介公共属性的回归。[23]苏蕾以公共性为视角，以报纸评论和网络评论为分析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媒体评论的公共性进行了梳理和建构，分析了评论话语公共性的实践要素，对四种话语类型的评论 （文人论政、党报评论、都市报评论、网络评论） 进行了公共性的分析。[24]总体而言，这类置于具体历史场景下的系统的经验研究，仍然非常缺乏。[25]

在广播电视方面，研究涉及电视公共性、公共频道、公共广播电视、电视节目的公共性等方面。卢迎安以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为例，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发展、呈现与演变。通过对两个典型个案在公共性呈现上的深入分析，研究者指出，西方电视公共性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而中国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发展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是政府、市场、新闻工作者、公众等不同力量从自身立场出发合力建构而成的。[26]此研究立足于媒体的具体实践，通过对两种体制下媒体实践的深入考察，从体制和实践两个层面展现并辨析了具体的媒体公共性。李升科、叶凤英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对农电视传播的公共性特征，认为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公共性的理论忽视和实践缺失。[27]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电视公共频道在内涵上具有模糊性，这一概念是中国电视体制和频道设置过程中的产物，其内涵与国外公共频道概念不同，因此，中国的公共频道概念丧失了标示和辨认的功能。[28]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改革，很多学者认为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理念与模式对中国有借鉴意义，不少研究引介了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制度与经验，呼吁中国电视改革要以公共性为指向。郭镇之介绍了公共电视的发展变化及其传统理念，认为公共电视虽然受到了商业电视的强大冲击，其 “公共服务” 的理念仍是世界广播电视的宝贵财富，中国电视应该学习和秉承这一理念。[29]邓忻忻认为中国需要引进公共服务广播，因为公共服务广播对于构建均衡的广播体制和体系非常必要。[30]针对我国的具体实际，有学者提出，我国公共电视的发展模式可采用空间切割模式和时间切割模式，前者是指在同一个市场空间中分别建立国营、公共、商业电视体系，后者是指以立法或政策的形式规定电视台的时间分配情况和节目播出类型。[31]

此外，公共新闻兴起也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媒体公共性的观照。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公共新闻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由西方波及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或运动。公共新闻倡导记者、公众对新闻的积极参与，抵制过度商业化，致力于推动健康积极的公共生活，可以说是从另一种形式上起到了建构媒体公共性的作用。

在传统媒体之外，学者们关注得最多的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公共性方面的表现。针对网络的技术特征、具体应用及其导致的传播变化，很多研究者对网络寄予了厚望，认为网络提升了公共性，或者说 “使公共领域获得新生”。但是，也有学者谨慎指出，网络交往并非都是平等的，网络舆论也并非都是理性的、建设性的，网络甚至 “也能够肢解现有的公共领域，因而使富有意义的联系化为乌有”。究竟该如何看待网络公共性？我们认为，媒体公共性是在实践中呈现并发展的，网络实践建构了新的公共性，但是与传统媒体一样，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同样受制于主体观念与社会现实，公共性的原则和理想并不能单凭技术变化本身得以实现。陶东风提出了新公共性的概念，用它来描述网络引起的民主生活变化。他认为，无论是哈贝马斯对大众传播的批判，还是汤普森对哈贝马斯的质疑及其进一步提出的修正后的新的公共性，他们在论述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关系时，基本上都没有考虑网络这个最新的大众媒体，“这一点决定了哈贝马斯和汤普森的大众传播与公共性理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都显示了自己的局限性”。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网络因其多元性、互动性、虚拟性、匿名性，建构了一种新的公共交往空间，极大提升了网络交往的公共性与民主性，由此可以说，网络建构了一种不同于哈贝马斯和汤普森理论的新公共性。值得注意的是，陶东风对网络保持了理性的乐观，他还指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危机和缺点。[32]我们认为，媒体公共性是通过具体实践得以实现的，而媒体实践受制于实践主体、政治权力、市场利益等多种控制性要素。因此，媒体公共性既是发展的、建构中的，也是受制于社会现实结构的，传统媒体如此，网络媒体亦然。

（3）以公共领域为核心的媒体公共性研究。

受到公共领域理论的启发，近来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情境下媒体公共领域的研究渐成热点。

公共领域是否适合分析中国媒体问题？李金铨指出，在中国，国有媒体角色中 “公” （public） 的意义，更接近于该词的德语用法，即 “公开”，而非古典和理想化的英美意义上的 “公共”。“公共” 意味着公民参与理性讨论，因而，在中国情境中使用公共领域显得不够可靠。[33]麦康勉是对中国的媒介公共领域分析持较积极态度的研究者。产生于欧洲的公共领域有其特殊性，但麦康勉反对以此为由而放弃将这一概念用于分析中国问题，他认为，以公共领域概念研究中国，可能会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促进人们思考和努力实现某些重要的社会价值。他还认为，商业化所带来的传媒体制与内容的多元化、传播技术更新与全球化发展，为开放和理性的公共领域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与商业化之前由国家所垄断的传媒相比，中国传媒在复杂的变化中，有希望发展出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理性的公共领域。[34]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对中国传媒公共领域发展现状的判断，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中国媒介还未能成为公共领域有效的对话平台，而现有制度环境也不具备公共领域的生成条件，甚至对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如杨伯溆、龚浩群、张志安、翟本瑞、齐立强等；另一种认为中国社会虽有以媒介为重要平台的公共领域，但这一公共领域是不均衡和不健全的，这种不均衡和不健全主要体现于媒介本身的功能障碍，这种功能障碍主要源于经济与政治的制度环境，如倪看、许英、何盈、马昌豹、颜纯钧等，这一群体中的乐观者则看好互联网的巨大潜力和特殊技术条件，认为它将发展成为中国公共领域最活跃的组成部分。[35]

展江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建构中国的公共领域和发挥传媒的社会公器功能有相应的学术和实践意义。[36]张纯晖、李红伟在 《现代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中认为，公共领域是民主实现的重要形式，媒体在其中应该只是一个公共讨论和提供信息的平台，它将私人个体组织成公共个体来促成公众舆论的形成。许剑在 《新闻媒体与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构建》 中将传媒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具体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意见整合的平台、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民主进程的加速器以及传播本义的复归。其他研究还有石义彬、张卓者的 《中国传媒公共领域角色的重建》，张泓、罗序文的 《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共领域模式》 等。这类研究将公共领域置于我国媒体发展变革的现实环境中加以探讨论证，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突破，但大多为定性分析，缺乏经验材料作为支撑。

在借鉴哈氏理论的同时，有学者也对其部分观点提出了批评、修正。如陈丽平在《“公共领域”在传媒时代存在的可能性》一文中指出，哈贝马斯低估了受众使用传媒时的批判能力，从而一味把受众看成是媒介产品的被动的、消极的消费者，她认为在面对媒体暴力时，“受众已经具有了警觉或相当的免疫力”。刘晓红在《重新理解哈贝马斯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中指出，哈贝马斯简单否定大众传媒商业化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其实大众传媒商业化的产生在新闻史上是一个进步。哈贝马斯认为是大众传媒商业化使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这显然夸大了传媒的作用。在舆论监督的性质上，陈力丹在《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当下我国的“舆论监督”通常是“媒介监督”，而这种媒介监督常常徘徊在公共领域和利益领域之间，在缺少有效监管和惩处的条件下，媒介监督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

在公共领域的具体发育形态上，网络公共领域备受研究者关注，而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杂志、广播公共领域的研究则较少。具体研究有陈隽凌的 《新闻时评与公共领域构建》，张强的《时评的复兴和公共领域的建构》，曾丽红的 《当代时评的勃兴与公共领域的建构》，邵春霞的 《局部性传媒公共领域的呈现——以报纸的批评性报道为分析对象》，黄钦的 《解读新记 〈大公报〉之传媒公共领域建构》，吴燕的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刘斌的 《公共领域与1895—1910 年报业》，许静的 《中国时政类期刊对公共领域的建构》，石长顺、向培凤的 《公共电视与公共领域建构》，韩鸿的 《影像社区、公共领域与民主参与》，路畅等的 《时评对公共领域的微观建构》。展江指出，相对于报纸、广播和电视，时事性杂志最具 “公共论坛” 职能，它们对受众和社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相对于报纸、广播和电视而言，中国内地的时事性杂志尚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上，不但种类少，而且很少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37]石长顺、向培凤认为，“公共电视是现代传媒条件下建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想选择”，公共电视和公共领域在外延上是重合的，都是普通大众的话语空间，但在内涵上来说，公共领域的 “公共” 侧重的是其批判属性，公共电视的 “公共” 侧重的是其服务属性。公共领域是公共电视服务的对象，公共电视从体制和机制上能够较为有效地避免其自身受到权力和市场的伤害，是建构公共领域的有效载体。

在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上，研究者主要讨论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发生动力、运行机制、特征、作用、前景等。[38]例如，有学者从哈贝马斯的分析中看到，理想状态的公共领域的特征是机会均等、平等参与和自由讨论，而网络传播的出现无疑是为公众舆论提供了新的拓展平台。因为网络中的参与讨论者是 “公众” 而不是大众，网络具有匿名性、自主性、参与性的特征，从客观上来说，网络具备公共领域最核心的因素——公共性。[39]有的学者认为BBS具有平等、开放、理性批判、服务的特点，是信息时代最有前景的公共领域。[40]有学者从运行机制入手，认为网络创造出了全新的人际交往空间和人际关系模式，对现实的公共领域具有解构作用，能构建新的虚拟公共领域。[41]还有的学者指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键区别是 “信源的扩张”，即 “参与主体” 扩大，“参与程度” 深化，网络的特点使得其受众能大规模地深入参与到传播之中。[42]这些研究涉及博客、BBS 等网络形态与公共领域建构的关系，也有研究分析了网络在具体的社会公共事件中所体现出的公共领域特征。但总的来看，我国学者对当下公共领域的发展形态的研究仍然匮乏，“总体上仍处于初生态”[43]。虽然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比较热，但是对其他媒体形态和媒体运作中所呈现出的公共领域特点观照不足。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公共性、媒体公共性理论在各种类型的媒体实践研究中得到了运用与推进。相比而言，在都市报，尤其是都市报时评的研究中，这一理论的运用和推进成果较少，而且有些只是从宏观层面上比较泛泛地谈到都市报时评的公共性、时评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或缺乏经验材料的支撑，或在经验事实与理论建构上存在明显的断裂。对当下中国都市报时评的研究而言，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仍比较少，那种置于具体历史场景下的系统的经验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有鉴于此，本研究力图通过实证、经验的研究，对都市报时评的公共性作历史的、具体的考察，以此深化理论认识，进而探索媒体改革与公共性实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