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学的律动:《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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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山》(1956—1961)

一、《天山》的创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个阶段性任务的完成。新疆的和平解放,掀开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局面。同全国一样,从解放的第一天开始,新疆的党委和政府就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话题摆在了议事日程上。

1949年7月2日,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简称 “第一次文代会”),不仅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并且向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要求,会议要求:“一切前进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时代思想水平上,具体地说,就是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独立观察、分析与综合各种生活现象的能力,也就是艺术上的概括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反映生活与宣传政策两者结合起来,不至于为了宣传个别具体政策而歪曲了生活中的基本事实,或者为了局部的生活真实而模糊了基本的政策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表现积极人物,表现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克服过去写积极人物总不如写消极人物好的缺点。”[1]在这次会议上,更重要的是成立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简称 “中国文联”),成立了中国文联所属的文学、戏剧、音乐等文艺团体,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全面领导。会议结束时,郭沫若代表中央明确指出:“今后的文艺工作,需要有集中而统一的领导,需要有组织有计划的 (地) 来进行……如果文艺工作中只是作家和创作,而没有组织文艺工作的干部,那就会使得文艺工作涣散无力,得不到应有的成就。因之,文艺工作的组织者是很重要的。这些组织家,往往是文艺工作的思想与政策的掌握者、领导者。因为组织者、编辑和作家一样重要,他们应受到同样的尊敬和奖励。”[2]在这里,文学刊物编辑工作的重要性跟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一样被特别地提出来了,这表明了执政党对文学刊物的高度重视。而由各地文联所主办的刊物不仅是党的文艺宣传窗口,更是对思想进行有效管理的手段。由于新中国政府对文学期刊的重视,在1949 年就创办了全国性的刊物 《人民文学》 和 《文艺报》。到1956年,由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直接主持的刊物,除了上述两种外,还有 《新观察》、《文艺学习》 和 《译文》。同时,从1949年开始,各省市陆续开始创办刊物,如 《吉林文艺》、《河北文艺》、《山西文学》、《山东文艺》、《甘肃文学》、《黑龙江文艺》、《湖南文艺》、《内蒙古文艺》、《北京文艺》、《广东文艺》、《安徽文艺》 等。到1956年,全国的文学期刊有七十余种。[3]

但是,约占全国面积1/6的新疆,当时没有一份固定的汉语文学刊物。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 《新疆日报》 副刊零星地发表文学作品外,新疆的汉语文学刊物少得可怜,[4]汉语文学的创作和读者队伍都十分有限。[5]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 年12 月17 日,新疆迪化市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简称 “新疆文联”) 成立,1950年8月18 日,新疆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成立,原迪化市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的在编人员直接转为新疆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的在编工作人员。新成立的新疆文联开始筹办自己的文学刊物,从1951 年5 月开始,先是在 《新疆日报》 上办副刊 《新疆文艺》,后又在1951年6月24日通过筹委会开会,决定编辑《新疆文艺》 维、汉文版文学月刊,并组成了以孜亚·赛买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刘萧无[6]、林朋等25人为主要成员的编辑委员会。当时规定刊物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疆文艺》 创刊号的汉文版上刊登了王震为创刊的题词:“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人民底 (的) 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底 (的) 发展而服务。”[7]时任西北文联主席的柯仲平发来了贺信,信中说:“新疆文艺的总方针,主要就是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内,新疆各民族人民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建设人民新疆,开展各族人民文艺运动而奋斗!”[8]

可是,这个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刊物《新疆文艺》(汉文版)[9]和《新疆部队文艺》[10]很快就停刊了。当时新疆作家的文学作品都只能发表在《新疆日报》、《新疆解放军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新观察》、《西北文艺》、《延河》等内地刊物上。所以,创办自己的文学刊物是当时的新疆汉语作家创作队伍和广大知识分子读者的迫切需求。

新疆刚解放时,主要的文学创作队伍是一批来自部队的文学工作者。1951年1月,新疆军区成立创作委员会,由原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的马寒冰担任主任。这一年,军区文化部的伊萍 (王毓春) 创作的剧本 《草木皆兵》 和小说 《永远前进》 先后在 《西北部队文艺》 发表,小说 《永远前进》 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创业、屯垦戍边的斗争生活,是军区较早创作的小说,后来由 《新疆部队文艺》 转载。权宽浮的 《老英雄下山》载于 《解放军文艺》。就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来看,高三星创作的短篇小说 《忆》 在1953 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受到了茅盾的好评;另外,陈牧的 《不要蛮干》、王野萍的 《虚惊》、齐震霞的 《天山风雪》、季麦林的 《篓拉姑娘》 等是这一时期短篇小说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作品。作者队伍中,像刘萧无、王玉胡、权宽浮、洋雨、孟丁山、雷霆等都是在新疆解放前参加解放军并随军进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后来,还有一些陆续进疆的文学工作者,如季麦林、朱定、邓普、沈凯、李魂、欧琳、吴连增等,他们当中有由于多种原因从部队下来的知识分子,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及支边来疆的文艺青年。在笔者看来,正是当时这些来自部队和内地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直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想影响并形成了 《天山》 期刊出场的社会性文化背景。因为这些人既是文学作家,也是当时新疆解放后党和政府文化事业部门的第一任管理者、决策人。他们既在进行文艺国家化运动的文学创作实践,同时又在进行着文艺国家化运动的建设,他们在贯穿性地表达着文艺国家化运动在新疆的话语权力影响和权威力量,所以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奠基者。

1953年4月22日,新疆军区党委决定将《新疆解放军》分为《新疆解放军》和《生产战线》两种报纸。同年5月22日,《生产战线》报第一期出版,当时王恩茂为该报书写了报头。1954年10月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生产战线》与《新疆解放军》报社脱离,划归为兵团党委机关报,并在同一年开辟了综合文艺专版《文艺生活》,为兵团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发表文艺作品的一小块园地。为反映新疆军垦生产建设这场伟大革命实践中涌现的先进人物事迹,创作出更多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兵团政治部文化部于1955年2月创办了兵团内部刊物《生产文艺》,不定期出刊5期后于同年12月停刊。[11]

新疆解放初期,文学期刊相对的不完整或者说地方性的汉语文学期刊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期新疆当代文学的正常发展。从解放初期新疆汉语文学的创作发表情况的文献数据看,解放几年后,新疆实际上也开始形成了一支人数不少的文学队伍。据 《文艺报》 的记者郑文光说,他在1957年5月采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代表大会的汉族代表时,听到过王玉胡有关解放初期新疆汉族文学作者的统计,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倒的确是吃了一惊的”。王玉胡认为在 《天山》 创刊前,新疆 “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者就不下二百人。可是就没有一个园地”[12]。显然,这里的“二百人” 主要指的是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者。可当时的状况是,大家苦于 “没有一个园地”。郑文光在当时采访汉族作家代表的小组会[13]讨论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记录描述:“军区有很多青年作者,可是仅有的一个文学刊物 《绿洲》 又停掉了。《新疆日报》 有一个文艺副刊,可是到会代表都反映他们宗派主义得厉害,清规戒律又很多,只管发表几个人写的东西,要求园地的呼声在小组会上叫得很高。”[14]创建作为发表文学作品园地的文学刊物在当时确实是诸多新疆汉语作家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新疆解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生活的巨大变化,新疆各民族文学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为了反映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一大批来自各个行业的青年作者从不同方向汇集到了文学的队伍中。有了作家队伍,就必须有刊物。虽然1956年10月 《天山》 已经创刊,但是在半年后的作家会议上,用汉语写作的新疆作家们仍然表现出了强烈的要建设新疆自己的汉语文学刊物的要求。

新疆即将解放时,新疆本土的知识分子就积极主动地在进行着思想上的自我改造,力求把自己改造成新人,他们告诫自己 “必须认真加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彻底改造旧的思想,接受新的思想,不怀疑,不退后,彻底觉悟,成为新人”[15]。这是因为他们不愿因为言论的表达而失去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在当代新疆,落后和孤独都是非常不幸的。所以,从文学接受主体的角度看,他们也迫切需要通过使用自己母语的文学刊物来学习新的政策理论;需要通过文学刊物中的文学形象来认识社会新人;需要通过文学人物来强化自己敏感的神经,并改造、充实自己脆弱的情感。《天山》 正式创刊前,新中国文化国家化运动的开展已实施了一段时间,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运动的效果带来了刚成立没几年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他们不知道未来的运动趋向,只是在积极主动地争取进步,谨小慎微地自我改造,努力使自己与执政党保持一致。在新疆,执政党更加重视思想舆论正确的唯一性,尽力避免多元思想的存在。如在1951 年8 月就开展了针对 《新疆部队文艺》 第1、2 期[16]上刊登的一些作品的批评,邓力群认为,“这是我们新疆文艺工作中批评的起点,今后我们要把批评坚持下去”,“我们的作家当处理每一件作品时,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要告诉人民,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以非常敏锐的感觉向人民报喜。要考虑自己的作品是给我们的人民创作一个怎样的英雄,要我们的人民向这个英雄学习什么东西。每个作品出来都要使它成为培养我们人民高贵性格的营养,改变他们的精神和面貌,鼓舞他们,把我们的人民和军队引导向一个正确方向,在他们面前摆开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17]。一方面要加强对知识分子作家的教育;另一方面,对于执政党来说,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懂技术、懂专业的知识分子,要消除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的疑惑和不安,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抚慰和鼓励,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表现自己专业知识水平的平台,通过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事业。这对远在边疆区域、想要筹办汉语文学期刊 《天山》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1955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说道:“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式要求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力量。”[18]但是已经展开的对《武训传》、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尤其是对胡风的批判,使知识分子的自信心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为了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党中央做了两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是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认为我国的知识界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经过过去六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思想、行动上与国家保持着一致,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布: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指出:“不能否认,我们某些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低估了知识分子的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还有一些缺点。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应该改善知识分子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知识分子给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放手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于自己的业务。”[19]周恩来的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得到了积极的呼应,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党、国家给予自己的信任感到非常欣慰和振奋。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 “双百方针”。这篇报告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题,于1956 年6 月13 日在 《人民日报》 正式发表。“我们所主张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中央现在着重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20]显然,中央提出的 “双百方针” 有非常明确的内容和方向,而且是十分急迫的。

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1956年9月7日召开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使之繁荣文学艺术事业。[21]会议认为,为适应新疆当代文学发展的需求,首先必须有一个发表汉语文学作品的载体,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汉语文学期刊,1951年12月停刊的《新疆文艺》汉文版必须尽快复刊,并重新命名。可以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和推动下,《天山》诞生了。“《天山》作为一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学刊物,它要接受这样光荣艰巨的任务:配合新疆当前的各项经济建设活动,反映运动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把全疆业余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组织起来,给祖国培养出更多的文学后备军;以最大的努力来繁荣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创作事业,让璀璨的文学之花开遍全国。”[22]可以说,《天山》在一定程度上是“双百方针”在新疆的产物,是政治政策性、制度性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国家化运动的文学场持续性扩张,影响边疆区域文化、文学进程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标志着新疆当代文学开始与主导性的国家文学思潮更加融为一体了。

既然担负着这样一个伟大而又重要的政治、文化任务,从1951年作为新疆解放后第一个正式出版的汉语文学刊物诞生后,《新疆文艺》 就成为在多民族的边疆地区联系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窗口,它必然会受到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国家领导人各方面的重视。就 《天山》 刊物的刊名题字一事,据陈柏中回忆,“1956 年 《天山》 创刊时,刊名用的是美术字。1958年,朱德副主席来新疆视察,当时任 《天山》 主编的王玉胡随同采访。朱老总在吐鲁番下榻时,王玉胡同志征得王恩茂书记的同意,请朱老总为新疆主要文学刊物题写刊名。朱老总欣然提笔,写下苍劲、挺拔、隽秀的行书 ‘天山’ 二字。作为刊名,从1958年用到1961年底”[23]

为什么当时要采用“天山”的名称给新疆解放后的第一个汉语文学刊物命名?[24]因笔者找不到当时的原始依据,故无法阐释其中的决定性原因,从当时的新疆社会状况以及全国对新疆的认识度看,笔者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能“天山”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名称,在新疆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着“天山”的称呼,新疆解放后,许多企业工厂、农村等单位或个人都以“天山”命名。[25]天山峻峭、延绵而博大,是新疆自然地理区域的特征,也是新疆人所喜爱的标志性符号,可说是新疆的一个代名词。所以,现在看来,以“天山”命名新疆解放后第一个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汉语文学期刊也在情理之中。从执政党的角度看,采用这个在新疆和内地都熟悉的象征符号“天山”,比较容易集中新疆各民族群众及内地人民的注意力,通过这种非常地域化、大众化的文学刊物命名,可以比较方便地“藉以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26]

1956年前的这段时间,新疆文学艺术界的状况如何呢?在 《天山》 创刊号上,我们可以看到朱旭整理的一则消息 《繁荣文艺事业的先声——自治区文联举行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座谈会》。

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九月七日(1956年)这一天,邀请了在乌鲁木齐市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和业余文学青年小组理论组的同志共二十余人举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座谈会。讨论关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使之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

座谈会开始讨论了,一位邮电企业的业余文学写作者发表了意见。他说:“为了追求真理,我们党才倡导百家争鸣,主张自由讨论。在我们文艺领域里,就是要使我们在文艺理论认识上取得一致。”

接着有几位话剧艺术工作者相继发言:因为他们过去受着“教条主义”理论的羁绊,在创造角色形象时,总是顾此失彼。尤其是创造正面人物形象——党委书记啦,英雄模范啦,就不敢涉及人物的私生活;在创作剧本时,也不敢触动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如今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帮助我们在文艺大路上摇摇摆摆走道的小脚女人放脚!他们言下之意,对于教条主义理论的羁绊莫不十分感慨。

戏曲改革方面的同志也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自治区戏曲界演出的节目都曾经得到群众的好评,可是却没有得到理论界的支持,群众有了不同的看法,也不能引起争论。我们自治区的报刊,对于戏曲评论还是作(做)得很少,很差。因之,不能指教演员改进艺术创造,不能引导观众进入艺术意境。

新疆军区生产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们的意见着重指出:关于百家争鸣必须多读书籍,多多独立思考,并须以马列主义为争鸣的理论原则,这样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关于百花齐放就首先要通过自由讨论使文艺理论逐步取得认识上的一致,然后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作品,才能使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欣欣向荣。[27]

在创刊号的这则消息中,通过来自不同行业的文艺工作者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当时 《天山》 创刊前新疆文艺界的生产状况和读者观众的阅读接受情况,也可以了解到当时新疆文艺工作者们的基本艺术思想和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认识理解。新疆文艺界中的一部分人是在独立地认真思考问题的,这表明 《天山》 创刊前的新疆文艺界在整体政治水平和时代意识上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这些情况作为当时新疆当代文学事实的存在,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新疆当代文学的具体走向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