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疆当代文学生成前的社会结构性背景

美国东方学家、区域研究学者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在1934年8月号的Asia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WhereThreeEmpireMeet” 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拉铁摩尔对新疆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阐释。他认为，从经济上看，新疆 “是中国领土最大的一个单位。域中大部分是荒芜之区，而那些膏腴的区域，却是特别的富庶。由于地理上的形势和物品生产关系，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贸易单位。许多世纪以来，人民都是彼此互市于境域之内；外方的贸易多是一种副品，并不是绝对需要的。这是它得以保持平静孤立状态的最大因素。”[5]拉铁摩尔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新疆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地域经济前提条件下，其政治、文化状况必然相对落后，就汉文化的发展而言，与内地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是因为在新疆，“汉族之散居于这一省的，或许不及二十万，因为内战和交通不便之故，他们和本部隔绝，假如我们想象英国人在印度与母国隔绝的状态时，其情形正同。此外，这种隔绝，亦使二十年来中国流行的革命思想和政治经济各方的改革，对本省只有最低限度的影响。”[6]拉铁摩尔的这段话与新疆的实际可能不尽相符，但是拉铁摩尔同样也认为，新疆的相对封闭并不会使其成为一个与现代化进程无缘的区域。显然，在20世纪新疆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边疆区域”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影响，“边疆区域” 的特殊性决定了新疆在20 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呈现着多元丰富的色彩。

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以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城市的生成、培育和发展为基础，并随着中心城市的形成、扩张而诞生的。“中国新文学的形成过程是和大批知识分子从边缘区域、乡村以及海外向北京、上海、南京等都市流动和聚集的过程相伴随的。由于大学、报刊和部分国家机构为根据地，逐渐地形成文学和知识群体。”[7]显然，新疆新文学的形成与此是有差异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现代中国的边疆或少数民族区域与内地新文学的中心、热点话题却始终若即若离，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政治、民族、交通、教育、宗教等一系列的因素，中原内地的文化与新疆这一区域的交流不够，内地的人口向新疆流动极少，在新疆人口的民族构成中，汉族人口不占优势，与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这里的汉文化在规模上是处于弱势的。这一切都使边疆区域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往往呈现出与内地主流文学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更多的是迟滞和落后。就新疆而言，在1919年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时，由于新疆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育欠缺，新疆的社会文化生活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时代，在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影响下，新疆的文化事业极其落后。对此，民国时期研究新疆问题的学人说：“在科学昌明的今日，整个中国文化已经是落后，所以求使中国文化现代化，乃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新疆因为远处西北，交通不便，其文化层实又远比中国本部为落后。这个话并不是说新疆人民是一个不开化的野蛮民族。反之，他们很早就发达了高度的文化，但是因为地理的、宗教的种种关系，他们的文化却又早已停滞而僵化了。加以近几十年来，新疆的政府当局采取一贯的愚民政策，他们用尽种种方法以杜绝各种新知识的输入，不用说全省的教育机关不健全，就是连外面的报章杂志也不许自由输入，因为政府当局只有把新疆弄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大陆，他们才能任意地宰割群众，而不致引起人民合理的反抗。”[8]在这里，傅筑夫认为当时的新疆是一个生产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在他看来，“老实说，新疆人民现在所需要的是知识的充实与团结能力的发展，而不是夸大的独立”[9]。在20 世纪，对新疆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多民族区域来说，有人认为只要抓住交通和教育这两件大事就可以使新疆长治久安。就新疆的教育而言，因为 “教育的功效，不但能启发人类的智慧和提高社会的文化，并且能沟通、融洽各种民族间的情愫和隔阂，新疆本有人种博览会的称谓，欲求各民族间的感情如鱼水一般，除励行教育外，别无他法。民族间的感情，如能达到融合无间的地步，则一切政治上的措施，自不难收事半功倍的成效。因此，我以为新疆政治永久健全的基点，不在武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外交手腕的灵活，而在国民教育的普遍发展。新疆过去教育，既甚幼稚，人民相互间的感情，自易受外来的诱惑而恶化”[10]。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可能有点一厢情愿，但维持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是现代文化的认同，而现代文化的认同基础就是现代教育的进步。虽然当时关注新疆问题的国内知识分子们是如此忧虑、殚精竭虑地看高现代文化教育问题，但是新疆现代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却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截至1919年，在杨增新的愚民政策的统治下，全疆只有通俗图书馆四处，藏书仅1 200多册，全年的图书经费不过800 元，文化事业极其落后。”[11]而当时新疆的教育，除数量极少的汉文官办学校外，北疆各地还保留着一些前清的私塾，由于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教学的内容依然是孔孟经典文本，在当时，新疆的汉语白话还没有得到普及和推行。除汉文学校之外，少数民族的子弟大都是在经文学校就读，课程主要是 《古兰经》的教规、教义等，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对于近现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科学文化体系都几乎没有接触。例如，据1923年的统计显示，新疆全省 “有国民学校、高等小学以及其他学校一百一十三所，初级中学和师范学校一所，学生三千九百五十五人，师范学校四十九人，教师一百四十四人”[12]。到1934年时，“新疆全省高等教育仍只有一法政学院，中等教育有师范中学各一校，初等教育虽称全省五十余县已普遍设立学校，然最好县份只有三五校，其下焉者，则仅有一校；统计新疆全省学校之数量，恐与内地一大县相若，全省学生人数，则不及内地较大学校之一校，女子教育原仅有迪化县立女子学校，现改为省立”[13]。1934 年，作为教育部特派员的黄文弼在几次来疆考察后谈新疆教育的概况时说，新疆的学校本身极少，“而且这些学校差不多以汉人求学最多，维回等虽也有上学的，但为数很少，多数是只求念念可兰经便成。新疆全省每年教育费用合华币3 万元，教职员的待遇可怜极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共五六十人，由北平俄文学院毕业的学生为教员，也有很少的俄人当教员……新疆省有一个最大的困难，便是不但教职员参考书缺乏，就是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少得很，学生程度低下，这也是一个原因”[14]。作为一个边疆区域文化、文学之根的教育基础是如此状况，要进行现代新文学意义上变革的主客观资源条件如此匮乏，那么边疆区域文化和文学上的落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情况，更是与近现代教育内容相距甚远。现代社会所谓的基础教育即读写算能力的教育和公民教育在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中是微乎其微的。[15]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非常落后，政府不允许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办学，却允许宗教学校随意地存在。显然，政府是在封闭具有近现代教育内容的学校。对于当时的少数民族学校状况，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吾民本身所办之学校，具有高级初级两种：（一） 初级回文学校 （Mactob） 墨克托部：此类学校大多为阿訇所办，纯为宗教性质，其课程计有七种：（1） 回教仪式研究，祈祷文之背诵与论释，（2） 教阿拉伯字母，（3） 可兰经 （最后数节），（4） 可兰经 （全部），（5） 苏巴阿喇亚尔[16]（宗教诗），（6） 那哇夷[17]（宗教诗），（7） 和甲哈皮斯[18]（宗教诗），以上七种皆为必修课程，学生须全部修竣后，始可毕业，惟学生之毕业期限无定，常视其智力之高下，以决其毕业之先后。上列七种功课中，前四项为阿拉伯文，五六两项为土耳其文，第七项为波斯文。教员教授法极恶劣，只合学生死记背诵，食而不化，不讲解其中精义，亦不教令习字，故实际上于吾人智识方面实无多补益。此类学校办理成绩异常腐败，教员资格不限，任何穷极无聊之宗教士，皆可随时租屋一间，自行设立，无须向政府立案，政府亦不加干涉，任其自行增加，故各县中此类学校几已满坑满谷，惟新省一班有识青年，多不以此为然，盖其数目愈增，将愈阻碍吾民之进步。（二） 高等学校 （Mederasa）：此类学校，各地均有，大都为富商所捐设，规模宏大，设备较周，附有寄宿舍，可收外地学生。每年教员俸给及学校经常一切开支，皆为富者所捐赠。其中课程内容亦绝为宗教性质，除穆圣历史及阿文波斯文外，别无其他科学智识，教授法亦甚死板，不令学生习字，故甚至毕业后，即一普通函件尚不能作。学生毕业年限无定，有在该校习读至廿三十年以上者，结果，养求一班极富顽固性之宗教士，与全民智识之进步，亦无任何补益。”[19]这样的少数民族教育状况显然是无法适应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所以当时有人疾呼：“开发西北之基本的并且最触目的需要即促进回民教育……实用科学教育尤为重要。”[20]

民国这段时期新疆的普通教育尚且如此，其他具有近现代性内容的社会教育、大众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在这样的状况下，欲使人民不浑浑噩噩、愚昧无知都不可能。“在绝无仅有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一切设备无不因陋就简，有时因师资缺乏，科目被取消者亦正不少，如此敷衍，无怪高等学校毕业生只能及内地中等学校的程度，而中等学校毕业生只能及内地高小程度了。该高等学校的毕业学生，颇被人重视，就是中等学校毕业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很高呢。此外新疆仅有一图书馆及博达书馆，而图书馆的藏书又古老不堪，博达书馆虽以介绍文化为目的，亦因交通不便，颇难发展。杂志报章更少见到，所以一到新疆好像闭起了眼睛，于世独立了，听不了国际事变的扰攘、国内政治的纠纷，但实际帝国主义都在新疆制造着方兴未艾的战机。现在新疆一般文人还只知做歌功颂德的臭文、断烂朝报式的诗章，据说白话文传到新疆还是近几年的事。”[21]所以，1933年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罗文干到新疆后曾经说道：“新疆无文化，只有武化。报馆并无一处，亦无一人敢不要性命去办报纸。”[22]教育的落后表现为新疆社会文化观念的普遍陈旧，现代意义的媒体企业在新疆无法建立，因为“边疆民众智识极低，大都无读报能力，故如不从教育方面着手，徒然提倡新闻事业亦属无用”[23]。同时，个人办报馆就要伸张社会舆论的公正而不顾及自身，这在当时的新疆专制政治统治之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政治愚昧黑暗及统治者极力清除异端思想的新疆，当时新疆社会的知识阶层，特别是汉族的知识分子、资本经营者，很少考虑创办现代媒体，而没有众多的现代媒体出现就没有新疆现代文化的诞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教育、文化的落后都延滞了新疆现代意义上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但是，对新疆而言，无论处于如何封闭、落后、孤立、隔绝的状态，都无法拒绝外来新兴势力的影响，这个新兴势力就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化是一个以空间层次推进的过程，空间作为一个自然区域而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域，还会更多地受到这种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冲击。这时，理解新疆的社会历史或问题，需要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层次上去把握，而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主权在京的边疆行政区域，因为它首先是作为一个自然区域而被我们打量、认识的，作为自然区域的新疆在20世纪必然面对着来自各方新兴势力的挑战。“现代历史中，中国或其他国家不再由于大陆或海洋的阻隔而孤立。新兴势力就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它的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各地的地理、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24]历史的进程确实如此。如20世纪以后，“新疆固有成为苏联囊中之物之势，然尚有南疆与接界之英印，鹰瞵虎视，欲排斥苏联而代之。英之抱有野心，已非一日，其 ‘大西藏主义’ 实包括新疆在内。至于日本，亦有其所谓 ‘满蒙王国’ 之大计划，其辖境非止于满洲及内外蒙古，如新疆、西藏以至山西、四川、甘肃亦皆包括在内”[25]。当时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道：“新疆土广人稀，资源丰富，惜国际环境，强邻环伺，东西邻邦侵逼日急，大好河山，将成为东北第二，地图为之变色，加以苏联势力，根深蒂固，英国自印北上，日人由东西进，三强竞逐，愈形尖锐化，外来压力，日趋严重。”[26]但是，由于20 世纪的世界史是一段全球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历史，也是现代性不断进步的历史，所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区域和角落都无法避开本土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由于各自本土的差异万千，对现代化影响接受的程度各有不同，但都在全球现代化的撞击下或多或少地发生着改变。20世纪50年代前的新疆社会历史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内地和周边国家的多种现代性意识和 “介入性力量” 的影响渗透下，新疆也在开始着自己的现代化启蒙进程，这一进程给新疆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转变。

当新疆进入到盛世才执政时期（1933—1942）时，从中原内地来到新疆的汉族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前，这既有抗日民族战争带来的人口向西部流动的特殊契机，也与盛世才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实际执政效果有关，当时新疆的社会政治生活已到处充斥着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抗日民族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氛围。1939年4月9日，《新疆日报》曾有这样的报道：“在今天，新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新疆了，这就在文化前途方面说来也是如此。为要使新疆文化更加发展，为要使新疆在文化上也成为抗战的重要后方，在督办主席领导下，昨天新疆成立了文化协会，以沈雁冰先生为委员长，这个协会在督办主席正确领导下，在全国文化界前辈沈先生的指导下，无疑的，将大大地提高新疆各族民众的文化水平。”[27]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新疆的新文化运动确实是蓬蓬勃勃地开始了，新疆人在戏剧、文学、文艺批评等领域有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快速发展和跃进。

同时，由于受紧邻苏联的特殊地域性及跨境民族关系的影响，新疆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苏联社会主义，对苏联而言，它时刻不忘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莫斯科当局在新省增加他己身的利益，其主要目的，为抗衡英日对新之阴谋”[28]。苏联人一方面要通过新疆抗衡英国和日本势力的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要通过新疆搜刮更多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实现自己的强国计划。当时 “新疆所生产的原料，是以苏俄为其最重要的顾客，而新疆所需要的日用品，亦是以苏俄为其最大的供给国。伊犁一带的森林，亦多为苏联人所采伐。其所采掘的金矿，亦均为苏俄所吸收；新疆的经济权可以说完全操在苏俄之手。1930年4月，土西铁路[29]业已完成，1932年，苏俄的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着手实行，苏俄向新疆垄断的形势，愈见巩固。中国如不急求对策，最近实将来，新疆在经济上、政治上均将为苏俄的藩属了”[30]。“新疆是显著的苏维埃化，大部分地方简直可称为苏俄之一部分……苏联与新疆，结有诸种条约，几乎已成苏维埃化，所以号为贸易，反不妨称之曰国内商业。苏联在新疆握有贸易上的种种特权，故新疆贸易，简直是苏联的独占。”[31]经济上的制约必然会带来其他方面的直接影响，所以新疆在这个时期甚至可以说比内地更多地接受了来自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播，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新疆人而言已并不陌生。如成立于1939 年11 月5 日的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就是传播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生活的窗口。它下设组织部、文化联络部、研究部三个部，由王宝乾任会长，一年后在塔城、伊犁和阿山三区成立了三个分会，会员有300 余人。该会经常收到苏联赠送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文化、艺术、音乐、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和报纸杂志。苏联文化团体还向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赠送反映集体农庄的影片和照片400 多种。[32]当时，迪化、伊犁、塔城等影院中的主要电影是苏联影片[33]；《新疆日报》 文艺副刊上主要介绍的是苏联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的译作、文章。如在1949年底，新疆解放前夕，还有大篇幅介绍苏联文学艺术成就的译文。[34]

就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而言，通过20世纪以来共和民主思想的启蒙和苏联各种文学作品及刊物的传播影响，新疆的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对此，多年后，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说道：“十月革命后，新疆开始出现了苏联的书籍。有一天，我找到一本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阿尔希普爷爷和连卡》 的塔塔尔文单行译本。当时，我完全被这本小书吸引住了，一连读了好几遍。深深的 （地） 打动了我年青的心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本书，本来已经破烂的 （得） 不像样了，但我仍小心翼翼的 （地） 保存了很久。后来就把它译成我们本民族的文字。”[35]另一位作家孜亚说道：“我们谈到苏联文学对我们的帮助时，我们不禁要特别谈到对和我们同民族的哈萨克、乌孜别克、苏维埃维吾尔文学的感激之情。我们通过这些文学，不光和苏维埃时代的最优秀的文学珍品，而且也有幸和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部分杰出美好的典型见了面。也就是因为通过这些文学，我们认识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尼克拉索夫、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并且，二十多年以来，就一直把他们当作老师。尤其是《新生活》 和 《东方真理》 两刊物，在这方面做了特别优异的工作。”[36]

所以，1943年国民党大批进驻新疆后首先开展的就是控制重要的舆论媒体，大力宣传三民主义，介绍中国内地新文化的成果，努力清除苏联在新疆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当然，从盛世才执政开始到1943年后的一切政权更替都给新疆20世纪的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现代性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缓慢但开始影响到了新疆，中国现代性意义的新文学会在新疆出现，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程的必然趋势。20世纪50年代前，新疆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是：现代文学在新疆经历过一系列社会动荡、战乱的前提下展开、发展、蹒跚前行着。

要注意的是，虽然盛世才执政新疆时期的 “六大政策” 以及内地诸多不同政治身份的文化人士在这一时期来疆进行新文学运动的传播和实践给几乎一穷二白的新疆现代文化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历史性影响，但是新文学运动由于在新疆开展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暂，所以并没有真正地完成。[37]在笔者看来，新疆现代文学发展的特征与中原内地城市现代文学的产生、推进有不同之处，内地的新文学运动是由知识分子发起并通过文化知识界和现代媒体传播影响的，是一次相对纯粹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运动，它有更多的社会文化基础资源的主体能动性积极参与；而新疆的现代文学运动主要是执政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允许和督导下被组织完成和被传播、被接受的，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性社会历史运动，它缺乏一群追求现代性的文化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传播，它在文化意义上的临时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地让全社会的文化资源得到充分的滋养和补充，因而不具有可持续的文化创造力。显然，新疆现代文学要发展和深入，首先在于普及现代文化教育，如果各民族大众没有受到良好的现代文化教育，就没有合适的不同民族的读者群体和作者群体，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新疆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成功。所以，面对新疆95%以上的文盲率，茅盾曾经说道：“我们希望在青年群中，产生千百的优秀的作家，但我们尤其重视的是扫除千万的文盲，如果只有少数优秀的作家，而大多数仍是文盲，仍与文化生活无缘，那就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胜利。”[38]新疆解放前，教育事业的滞后一直是影响新疆现代文学发展的最大制约性要素。虽然新疆现代文学运动也曾经红火一时，但新疆的文化教育现状决定了新疆本土作家还比较缺乏文学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现代文学的虚构叙事、叙述、语言修辞等表现技巧。同样，新疆的读者也缺乏相应的文化素质修养，对文学的鉴赏、理解和评价还停留在对现代文学的初级认识阶段。同时，在广袤的新疆，由于地理交通因素，本土作家和读者对内地新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也受到信息传递空间距离的限制，往往比较缓慢，表现出一定的落差。

例如，到20世纪40年代初，新疆现代文学已发展了多年，虽然 “这八年中，我们有了许多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建设了新新疆报告文学，技巧进步，内容充实，获得了新新疆新文艺的健壮的成绩。可是，进一步我们还不能忽视还存在的缺点——作品的形象性和艺术性还不够，‘主题’选择的缺点等问题”[39]。又如，在1949 年7 月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后，中原内地已开始进入主要以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文艺运动时，新疆的文化界却还在讨论 “对于本省新文化运动的检讨”[40]的话题；还在表明 “我们对当前文化工作的态度”和呼吁 “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还在 “征稿条例” 中提出来稿 “一、内容以能充分阐扬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为最高的原则。二、文字以通俗化大众化为标准……”[41]这里，由于新疆特殊的政治经济变迁的原因，从三大政策到三民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虽然新疆现代文学也都经历了与内地文学相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新疆的文学界人士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时候，已与内地解放区文学相差了十多年的距离。所以，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中所体现出的个人主体性、民主、科学、社会性、市场性、现代审美性等方面在新疆现代文学中的表达仍然与内地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文学上的相对落后与急迫的政治要求趋同使得新疆解放前的新疆文学既有区域本土的社会事实经验，又有中国社会中心政治变革影响的多种流动性因素的叠加。这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影响边疆区域的结果，也是边疆区域接受时代影响后的一种自我调适状态，而正是这些构成了新疆当代文学生产创作的基础。这时，时间维度把南京、北京、中原内地、东部沿海、边疆区域之间多种关系的重叠性、模糊性、流动性、稳定性等都并置在历史思考的中心。

从社会文化语境看，对新疆现代文学产生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新疆现代文化的结构是有其特殊之处的。对于20世纪上半叶新疆文化深层结构的阐释，从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看，有其同于内地或不同于内地的一些鲜明特征。对此，笔者十分认同以下的特征区分。一是受中国大传统的制约。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的社会心理是：追求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注重群体与社会关系、重义轻利、重德轻才。二是受各民族小传统的制约。一方面，各民族的小传统与中华民族的大传统有趋同一致性，小传统有归向大传统的统一性、统一性大于差异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因生产方式、地域环境、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追求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同时，各个民族对各自小传统的笃信和社会规范的维护方面也明显有多样性和个体特征。三是随着社会变迁的制衡，新疆的社会心理发生适应现代化的嬗变，在历史的进程中新疆各民族的传统价值取向、社会心理，既有量的层进式累积，也有突变性的质的飞跃。[42]事实确实如此。在新文化的冲击下，新疆的各民族知识分子虽然求新知、崇尚新文化，但在仰慕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时又喜新不厌旧，并形成了一种稳中求变的审美情趣。比如，这个时期“在新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起兴等手法，以物拟人，以人比物，显示对自然美的领悟能力。因象征思维具有情感性特征，所以，人们常利用象征物或象征行为来表达主观意念和情绪，民间文学中借物寓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都是通过象征物引起情感激荡的结果。但是象征思维并非只是停留在民族文学层面，而是在社会生活中泛化。虽然它促进了人们的意念、体悟能力，但妨碍了人们思维向高度思维方向发展，束缚了抽象思维能力”[43]。显然，在笔者看来，新疆20世纪上半叶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不仅体现在民族文学层面上，在新疆汉文学中也是如此。新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新疆本土文化中既有激进的个人个体自我意识，同时又有强烈的民族个体自我意识，这两者的交织很容易形成人本主义文学的文化氛围，而这种氛围在20世纪下半叶也体现得十分明显，我们不得不面对。

作为产生新疆当代文学刊物背景性的环境，新疆刚解放时的新疆文学艺术界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则档案和文艺简讯中略见一斑。

1950年10月10日，新疆招聘团在内地招聘的从事美术、音乐、戏剧、演员的文艺工作者162人到达迪化。[44]

省文化处为了把维吾尔民间非常丰富的十二套乐曲“麦卡木”用曲谱记录下来，已经从莎车区请来吐达洪、乌思尔阿洪和伊犁区的肉孜弹波尔、阿不都瓦里·嘉那约夫等四位民间音乐家，到迪化后和省文工团万桐书同志研究好了如何进行记谱工作之后，已于6月25日（1951年）开始记谱工作。对于维吾尔音乐将是一次极有意义的贡献。

中央音乐学院新疆慰问演出队一行32人在优秀的人民舞蹈家戴爱莲队长率领下，于7月27日（1951年）抵达迪化，将在新疆各地演出，对于新疆各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经过这次具体的帮助与交流，一定会有显著的进步和提高。[45]

五〇年度全疆文艺作品评奖工作决定在省文化处自9月20至30日（1951年）举行，将参加评奖的各民族文艺作品分三组进行评选，第一组是诗歌，第二组是小说剧本，第三组是绘画雕塑。

在列宁格勒出版的《星》杂志的五月号上有彼得洛夫的《近代中国的新歌》，又系统的（地）介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和革命诗人及他们的作品。该文已译载维文版《新疆文艺》第二期。

省文工团为慰劳朝鲜前线的中朝人民战士，将选派一批团员准备精彩节目，到前线演出。

在介绍内地优秀作品工作中，已译成维文或已发表的有剧本《白毛女》、《思想问题》，小说《福贵》、《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地板》、《无敌三勇士》、《四斤半》，报告《谁是最可爱的人》，理论有《〈实践论〉与文艺创作》、《〈实践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

喀什军区文工团纪念“七一”节，在回城演出《为和平而战》一剧，加深了战士们永远是一支战斗队的信念。现为准备参加热火朝天的减租反霸运动，正赶排《白毛女》，卫生部医训队在八一演出了《捉特务》、《生产建设》等短剧。喀什俱乐部舞台近亦修建完竣，将更利于各项演出。

新疆全军各级文工团、队已于8月底（1951年）全部出发各地，参加到减租反霸的火热斗争中去，这支强大的文艺大军，除了排演《白毛女》、《赤叶河》、《穷人恨》、《血泪仇》、《天山脚下》等富有阶级教育意义的剧作，并将化整为零，参加实际工作，搜集材料，进行创作，完成一篇运动（文章）。出发前军区马寒冰部长以“深入到各地实际中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题，从思想上到业务的准备上作了系统的布置。

迪化市第一区人民业余剧团为配合减租反霸，于10月初（1951年）公演三幕话剧《不拿枪的敌人》。

省文联筹委会配合总工会文教部，为培养工人文艺写作，组织了“工人文艺创作座谈会”，10月14日（1951年）举行了第一次座谈会，到会的各厂能写作的工人同志有25人，会上讨论了在写作上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组织学习的计划，并由分局宣传部林朋科长做了有关工人写作的报告。[46]

另外，在一个有关南疆各地文艺团体的调查报告中，有介绍当时业余剧团的组织机构、活动情况的内容，如库尔勒 “新盟业余剧团正式成立于今年三月，但过去就有一个组织，也经常演出，去年为了配合减租减息及征粮宣传，曾由阿不都哈的尔·加马莱与阿不拉哈沙艾特合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人民最痛恨，过去欺压剥削人民最厉害的四个有名的地主恶霸做主角，编写了一个剧本，暴露他们平日的罪恶。第一次写成时是十一幕，正式上演又删改成七幕。剧中角色多，故事也长，全剧演完要两个晚上。他们将这个长戏拿到离库尔勒十几公里的三区四区乡村上演过两次，观众看完后都一致高兴的 （地） 说：‘这都是演的咱们的事，从前咱们挨打受气都不敢说，今天给咱们在台上演出来了！’ 今年元月底，剧团同志们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曾连续演了两天的三幕话剧 《浪潮》。这是写农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剥削下组织起来英勇反抗的事迹，观众数量打破了历来纪录。三月间剧团又演出了《战斗的女儿》，剧本是阿不都哈的尔根据麦特里甫的遗作，改编为在朝鲜战斗中在美帝侵略军的疯狂烧杀之下，出现在乡村的四个女英雄的战斗故事。演出的效果很好，四月间又演出一次。除以上比较正式的公演以外，还经常配合各种节日演出歌舞，内容都是旧的，如 《和平舞》 是写多亏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才能好好学习好好生产。《伟大的祖国》 是歌颂祖国及英勇的儿女们的建设事业。再有 《新中国》、《向毛主席致敬》、《跳进了自己的园子》等都充分表现了积极的意义。几个问题：1.虽然剧团同志们利用业余时间经常演出，但是本身的工作都很多，有时就影响了剧团的工作，因为不能集中，很难进步。2.没有经费，各种工作的设备如乐器、服装、道具等都感到缺乏，布景幕布有时就用借来的毡子花大布等代替。3.新的剧本少，感到宣传材料缺乏，自己的创作力也不高。4.领导上没有强有力的专人，在政治及业务学习上不能提高”[47]。

通过这些消息和调查，当时新疆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部分情况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虽然这只是简讯式的信息，但是我们多少可以从中了解到新疆解放初期社会文化的生态：新疆当代文学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环境与内地当代文学的起步状况大同小异。在新疆党委的文化政策的引导下，当时新疆文艺期刊的编辑们认为办一个新疆的文学刊物应该有两大目标：一是介绍描写新疆各民族的现在及过去的比较有意义的作品，表现各族人民的生活；二是给工农群众提供文娱材料，开展文化普及工作。因为他们看到了，“最近内地的文艺刊物调整后，各省的姊妹刊所作的通俗化，面向工农兵是有成绩的，值得我们学习。不过我们在多民族地区，还需要各族文艺工作者通过生活与创作实践来逐步的（地）求得普及与通俗化。就已出的几期看，我们距离目标还很远，尤其和当前各族人民的政治任务还没有紧密的（地）结合起来”[48]。普及文化是为了通过通俗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形式及时地反映新疆各民族人民正在面临和即将面临的热火朝天的社会政治生活，在新疆必须突出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影响作用。新疆解放以后，新疆的作家身上“存在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清高思想，这是文艺界中一种中间路线思想的表现。在文艺作品中不敢或不屑于强调党的作用，存在这种思想的作家是很危险的，有的人借口反对党八股，反对公式化来反对文艺作品中的党性，丧失对党的歌颂热情，这也是极端错误的”[49]。在这一点上，绝不能有半点的含糊，而新疆20世纪以来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使得部分新疆本土作家及部分刚从内地来的作家和部队作家还不能很快适应。在多民族地区如何写作才能符合党和政府的要求？答案就是，必须加快进行政治学习教育。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多种元素影响下形成的新疆现代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的自身特征会发生什么变化？它们又是怎样在新的文学刊物中被发表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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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41.

[2] 程光炜.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

[3] 洪子诚.《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程光炜.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2.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当代文学是由多个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但由于本书所研究的《天山》是汉语文学期刊，为了叙述方便，本书所指的新疆当代文学主要是指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当然，《天山》并非仅仅是汉语文学期刊，在《天山》上刊发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非常多，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研究新疆当代文学必定离不开《天山》。

[5] ［美］拉铁摩尔.新疆问题的观察.郭家英译.天山，1934，1（2）：23.

[6] ［美］拉铁摩尔.新疆问题的观察.郭家英译.天山，1934，1（2）：24.

[7]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500.

[8] 傅筑夫.新疆的民族问题.天山，1934，1（3）：4.

[9] 傅筑夫.新疆的民族问题.天山，1934，1（3）：7.

[10] 夏赞益.新疆建省的总检视.边铎，1934，2（1）：22～23.

[11]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58.

[12]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54.

[13] 紫庄.新疆问题的重要性.西北春秋，1934（9）：3.

[14] 教育部特派员黄文弼氏谈新疆教育概况.开发西北，1934，2（5）：32.

[15] 在新疆的阿图什地方志中，记载着当地的维吾尔族先贤在19世纪末开始自发地进行民间现代新型教育的启蒙。

[16] 苏巴阿喇亚尔，即苏皮·阿拉亚尔，17～18世纪中亚著名苏菲主义诗人。

[17] 那哇夷，即纳瓦依，15～16世纪维吾尔族著名诗人。

[18] 和甲哈皮斯，即霍加·哈菲兹，14世纪伊朗著名诗人。

[19] 艾沙.新疆教育之回顾与瞻望.矫如述译.边铎，1934，1（3）：22～23.

[20] 宋子明.促进回民教育与开发西北.之随译.晨熹，1936，2（4）：25.

[21] 紫庄.新疆问题的重要性.西北春秋，1934（9）：3.

[22] 郝公玉.西北的青年.西北春秋，1934（1）：9.

[23] 何名忠.发展边疆新闻事业刍议.边疆，1936，1（6）：9.

[24]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

[25] 赖微.俄英日争逐下之新疆.边疆，1936，1（1）：5.

[26] 何璟.苏联势力控制下的苏新关系之剖析（下）.边疆，1936，1（9）：16.

[27] 短评：新疆文化协会成立了.新疆日报，1939-04-09.

[28] ［美］巴敦.美国人眼中之新疆.吴伟英译.边疆，1936，1（4）：7.

[29] 土西铁路北起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诺西比利斯克，南至当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全长2 519公里。该铁路平行环绕中国新疆边境700多公里。

[30] ［日］侯厚吉氏.新疆与苏俄之贸易.张觉人译.天山，1934，1（1）：47.

[31] ［日］国松久弥.日人眼中之新疆.陈一中译.边疆，1936，1（1）：6～9.

[32]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282.

[33] 李富.银幕春秋.新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5辑）.乌鲁木齐：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48.

[34] 参见1941—1942年《新疆日报》第4版。实际上，苏联文化对新疆的影响并没有因为1943年国民党军队的大量进驻而淡化消失，其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性的，这也形成了新疆本土文化的稳定性特征。新疆解放前夕，《新疆日报》上仍然有大量介绍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

[35] 祖农·哈迪尔.高尔基作品读后感.忠录译.天山，1958（3）：42.

[36] 孜亚·赛麦迪.苏联文学是我们的榜样——在庆祝十月革命文艺晚会上的讲话.李雍译.天山，1957（12）：35～36.

[37] 当然，如果把新文学运动看作一个阶段性过程的话，20世纪中国内地的现代新文学运动由于战争、救亡等因素，也没有真正完成。

[38] 茅盾.六大政策下的新文化.反帝战线，1940，4（1）：16.

[39] 余明.谈小说中的对话.新疆日报，1941-02-16.

[40] 见新疆日报，1949-11-03.

[41] 见《新疆日报》1949年10月8日第4版刊登的几篇文章：《我们对当前文化工作的态度》（一锋）、《给本省文化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杨洪）、《征稿条例》（编辑部）。

[42] 仲高.20世纪上半叶新疆文化深层结构阐释.西域研究，1999（3）：89.

[43] 仲高.20世纪上半叶新疆文化深层结构阐释.西域研究，1999（3）：98.

[44] 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技术人员招聘团赴新人员清单（1950年9月18日），存于新疆军区档案馆。

[45] 铁衣甫江.维吾尔的“麦卡木”正记谱中.新疆文艺，1951（创刊号）：23.

[46] 文艺简讯.新疆文艺，1951（2，3）：42.

[47] 萃真·库尔勒的业余剧团——南疆各地文艺团体调查之一.新疆文艺，1951（创刊号）：22.

[48] 编者的话.新疆文艺，1951（2，3）：42.

[49] 邓力群.在军区政治部创作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新疆文艺，195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