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典时期女性知识的起源

中国的知识和思想，起源于对自然的认识，先民凭借一些感性得来的经验，把人整合到天地的知识系统之中。我们可以把《周易》看作是一部中国知识和思想的奠基作。在那里，我们知道了先民是按照观察天地及自然现象得来的二元相对模式进行思维的，这思维以抽象知识表达出来便是阴阳，意思是天上地下，天先地后。这极可能与光源在天有关，光化育万物，自然界方能生生不息。其实，二分法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但于二分中硬要区分出高下强弱，就明显带有了农业社会男性体力强势的偏见。“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1]阳与天配，且统率万物，人们发现了解释世界的有效途径。既然天有普照万物的本领，地也就只能“后得主而有常”[2]了，坤道顺乾道，必不能有更改的余地。物如此，人也应当如此，人生于天地之间，怎能不依循天地的秩序？于是，人的自然性别被赋予阴阳的含义，阳为男为刚，阴为女为柔，“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3]。由天尊地卑而男尊女卑，开启了古典伦理的运行机关。这种知识的构造方式，也使以后的知识、思想呈现出一边倒的景观。

群体的人构成社会，社会群体依照各自的方式交往。最基本的交往在家庭中，只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方体现出“天地之大义”[4]。社会分工决定于自然和生理，本身不包含性别偏见，但当人们按照观察天地得来的知识建构社会秩序时，却把生理的弱势上升为社会的弱势了。有意思的是，为了确保秩序严明，人们在尊卑贵贱的交往图式中，又特别勾画单性之间的交通，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交往格局，实质上反映了秩序策划者的心理恐惧及其潜意识里对血统纯洁的警惕。结果，妻子作为家中唯一的外来者，女儿作为将来的离去者，不但享受不到财产的继承权，而且也不许拥有家庭事务的决策权，更有甚者，女性只要稍稍表露出强势的迹象，便不会受到他者的迎娶，[5]怕日后阴胜阳冲决人伦极限。检索卦象，又发现有“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的说法，《易传》的解释是：“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6]此卦象指女性应以柔顺为本，男子如果取女道则有凶险，而进一步释义，柔和顺就与夫妻关系产生了瓜葛，推导出从一而终的大道理。既是男子从妇凶，自然就不能对女子表示忠、顺，我以为媵的形成及妾制长盛不衰，实得益于这种理论的宽容。

在古人心目中，天是推理事物的源头。人们把天作为生命的起始点，不自觉地埋下了由先生后生到尊卑贵贱思想的种子。依据起源的先后，生命秩序顺排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以后事情复杂了，自然秩序逐渐向社会秩序转移，“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7]。家庭伦理成为国家伦理的基石，夫妇之道恒久，国家才会恒久。夫妇之道该是如何呢：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8]

夫妇之道原来是天地之道的家庭呈现，天、乾、男、尊，地、坤、女、卑，天动地静，以动制静，那时，人们肯定对这种高深奥妙的道理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作社会评判的话语依据。这一段话，我特别注意“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我判断这是中国同性情义和同性恋产生的哲学背景。中国男性同性恋在古典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形成一种风气已众所周知，女性同性情爱因为发生于弱势群体中，古典文学理所当然不予重视。但是，不予重视并不表示男性压制女性情感的单性联络。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礼教社会，不予重视反而会形成默认，使其拥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

世界一有人就组成了社会，人与人如何交往成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准，涉及交往的自由度问题，或者说社会规范对人的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管理，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精神，二是身体，最终落脚到生命的物质存在方式上。《周易》时代，人们已把女性与国家兴亡、社会机体的健康与否联系在一起。幽王点烽火，只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一个朝代的沉沦，罪魁祸首竟然是惑政的女子，[9]可见她们分明是男性的大敌，要想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就得防微杜渐，“妇无公事，休其蚕织”[10]。“干政”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象征，对女性群体参政权的褫夺，直接导致女性社会地位的沉落。不仅如此，在唯一能说话的家中，女人也不允许擅自发号施令，《尚书·牧誓》就引述古人之言，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斥责纣王宠幸妲己，忘记祭礼，周武王因此获得了征伐的口实，使天变了颜色。这一用母鸡报晓喻示家族败落的古语，武王拿它形容商朝，显然对话语所指进行了填充，事实上，古人家国并称，也往往以此制约女性在家庭中的言行。

无论如何危言耸听，那时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要幽闭自己，“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11]。追求情爱发自人的本性，置社会礼俗于不顾的情形时有发生。《氓》叙述女子宁可不要媒人牵线，不做妻只做妾，与氓私奔。很显然，这些举动，与女性被动、贞静的要求相抵牾，后人看得偏激，便把《诗》中关涉情爱的诗篇统统解释成淫奔的反面教材。其中也有正面颂扬的，《关雎》即表“后妃之德”，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12]。“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女性只有德、色兼备，男性才会有意于她。这首诗与前两首不同的是，把追求的主动权让给了男子，只有男子为意中人辗转反侧才合乎情理。所以我们在《蝃蝀》中看到对女性自行其是的谴责：“朝隮于西，崇朝有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我们很容易看到男性对女性的心理恐惧，大概因为女性的美色，男性无法抵御，认为女性的情欲过于旺盛，是冲撞人伦大端的祸根。按照心理学的说法，恐惧感天然地与防范意识相伴随，而防范意识恰恰与安全感处在两个不同的极端。因此，限制女性的情欲，使其安于柔顺，就等于在心里筑起一道防波堤，潮来潮往，打不到界外的男性身上。整个古典时期，男性都在谆谆教导自己，去从事“礼”的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