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两汉儒学与史书的“旁逸斜出”

孔子有一句话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13]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这种理论预设当然有意识形态目的，策略的可行性以性别贬抑为基础。大约孔子出世不正，自感丧失言说女性容止的权利，所以《论语》中几乎处处回避两性关系。孟子就不同，他特别突出日常生活伦理：框定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4]重视家室，“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15]颂扬妇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16]集中勾勒出一幅男性视野中“秩序井然、温煦祥和”的生活画图。不过，孟子并不走极端：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7]

这种非常时期的变通，从侧面反映了日常生活中自然情感的张力。孟子对生命的重视，使我想到承载生命的身体，因为“身体总是由社会形成并由社会定位的”。[18]中国古典伦理的身体话语，总被包含在礼的叙述中。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对人的欲望的调适，好使其不泛滥。荀子虽正视人的自然欲望但是又惧怕欲望肆虐，其理论出发点在人性恶，性情不可妄长，必须用礼仪来统御，来调节。[19]葛兆光分析礼的来源，认为人的自然性情的表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20]只有使欲望适度，身体才能安静。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的载体是身体，因此，养欲的具体办法当在养体，重视身体的舒适度，使眼、耳、口、鼻、身各得其所，不挑起精神的焦虑，“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21]荀子的自然人性论综合男、女两性的身体要求，认为所养在身，并不在性别。世人爱把韩非与荀子看作同路人，但韩非的人性论带有明显的男性偏见，就身体而言，他认为女性“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22]亲近她会造成身体的衰竭，必须远离后方可使身体安静。试想，如果是皮肤堆叠、齿松发落的老妪，于情自然不能悦，也不会牵动男性的身体了。

董仲舒与韩非同样具有仇女心态。董仲舒的学说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他的道是天道的人化，“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3]。故“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也”[24]。董仲舒对阴阳尊卑的解释确实煞费苦心，万物莫不随阳，所以“贵阳而贱阴”[25]，因此，“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26]，女性显然没有了自己的主体性。

董仲舒不只让人知晓天地大义、尊卑之礼，还深刻观察到身体对秩序的骚扰，在他眼里，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更危险，如放肆肯定会冲散阳气，天地不正，人伦失序。《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有一段话说：

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於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是以阴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厌于日光，乍全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犹天也。

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无性的对比的禁身体之情欲，二是有性的隐喻的禁女性之情欲，后一层由阴阳引申而来。天禁阴势，阴喻人之贪喻女，女性当时之情欲就尤其要禁。或许董仲舒的道学味太浓，其广布程度不如当时正声名鹊起的《礼记》。《礼记》把董仲舒玄奥的义理还原成日常行为规范，把身体郑重地纳入社会—家庭之中。

《礼记》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讲述身体，而且更改了荀子的中和思想？因为女子长大为妇，男子长大为夫，“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27]。意义重大，女性作为外来人，身体的贞顺不可等闲视之。因而，隔离女性言行，灌输为妇之道，就成为控制女性身体的最佳手段。女子不得言外，古人说得很多，已成自明之理。关于行动，曰：“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28]“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29]这种日常生活空间的分隔，于男性尚无大碍，他们占据广大的社会空间，而且与女性共同分享家庭空间，男子甚至得以自由穿越内室，只要“不啸不指”即可。在空间的享用上，女性只拥有家庭的一半，而实际上只有自己的寝室活动才稍稍有些自由。社会空间对她们并不开放，“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30]试想遮面而出，眼不见外物，怎能交往？礼还规定，男女行走时不同路途，要互传声音也是断断续续，再加上日用杂物的同性分派，尤其见出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所有这些规定，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防止女性淫乱。人“在世”的方式，精神一，身体二，贞顺要求本在身体，而身体归精神指挥，男女各据其位，各行其道，内外不混言，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两性交通。不过，身体眼可见，精神却无形，身体的冲动容易扼杀，情欲的萌生无法芟除，所以，异性的间离虽取得性别的陌生化效果，但也不期然地促成了同性间的亲密交往。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班固对《汉书》的编撰，在班固整纲纪的目的统率下，女性同性情爱得以进入男性意识形态视野，虽是充当反面教材，但毕竟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存在。《外戚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武帝时，陈皇后因为“无子”失宠，于是“挟妇人媚道”。元光五年，皇帝查问此事，认为女巫扮男子与皇后通寝，[31]犹如妖蛊一般，罢黜皇后于长门宫。此事因有女巫参与，同性恋被看作妖蛊，查究其事，乃起于宠衰，不得已而为之。设若陈皇后的同性恋对象不是女巫，只是一个宫女，如果不着男服，不那么看重形式，量皇帝不会大怒，以致诛三百余人。司马相如曾为陈皇后作《长门赋》，虽大肆叙写后宫冷遇，但读此文者必定会探悉罢黜的缘由，况且长门之怨后来已成为失意文人的绝好隐喻，因此，我认为“蛊惑宫闱”与金屋藏娇、罢黜长门一样刻印在古代文人的想象里，而这一点尤其见出陈皇后的女性魅力。

《外戚传》中另有一事，讲述一则宫廷秘闻，我想揣测班固记这件事时的心理。哀帝初立时，司隶解光上奏一事：听说许美人及死去的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曹宫）有子，但不知去向。臣派人找知情者狱丞籍武，官婢曹晓、道房、张弃等人问讯，都说曹宫是晓的女儿，以前属于中宫，“因多识而授皇后”，道房与曹宫“对食”。元延元年，曹宫对道房说：“陛下幸宫。”数月后，母亲晓进殿，见宫腹大，宫曰：“御幸有身。”……此段文字出现了“对食”[32]一词，班固在注释中引应劭的说法，“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今《词源》释为：“宫人相约为夫妇。指同性恋爱。”在这个故事中，同性恋不是导致主人公后来可悲下场的原因，她的错误是不该与陛下有染，且生子（指按照当时的情形）。那么，班固为何要记述曹宫与道房互相恋爱的事情呢？我不认为班固在此自夸多识或是旁逸斜出，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曹宫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惩处，我不妨大胆设想一下，这很可能是招来成帝“御幸”的一个特别之处，这样解释，这则同性恋在史书中出现才较为合理。书中竟以“对食”作指称，亦反映出其当时已成为专有名词，必定是因为宫中多怨女，此类事情极易发生的缘故。民间女性虽不见经传其感情生活，但内宅与后宫情形相似，妻、妾、婢、姑嫂、姊妹之间自然也容易发生同性情爱。

女性向同性寻求情爱是男性伦理反弹的结果，我们从标志着“女学”兴起的刘向所编撰的《列女传》中抽取一例略作说明。刘向所列举的模范女性个个贤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皆从一而终。“贤明传”有一则“宋鲍女宗”的故事，讲鲍苏到卫国谋职，娶了外室，女宗闻知，并未停止赡养父母，反而对他们愈加恭敬，并托人向丈夫问好，赠送外室厚礼。女宗的姐姐说，是你离开的时候了，人家已另有新欢。女宗说，妇人结婚以后就不得改嫁，如果丈夫死了只能终身守寡。妇人的职责本是“执中馈”、“休蚕织”、事奉丈夫和公婆，以贞顺处世，不以专宠为善。按礼天子当有女人十二，诸侯有九，卿大夫有三，士有二。我夫为士，理应有两个女人。并且，妇人还身背“七出”的律条，其中嫉妒列第一，我怎能去做这违礼去义的事情呢？

古典时期的家庭伦理，只强调妇事夫，夫御妇，之间无情爱之说，那为人称道的举案齐眉的孟光，送饭时也要遮住眼睛，不敢正视梁鸿，更不消说日常情感的交流了。女宗的无妒，也不能说明夫妇情感的好合，丈夫娶外室，很可能是对女宗只知执守妇道的反动，而女宗之所以以德报怨，是想化解被遗弃的心理恐惧。夫妇，人伦之首；男女居室，人伦之始。在日常生活中，其功用是合二姓、事宗庙、继后世，背负的全是社会人生的责任，并且，桩桩件件无不排斥涉嫌淫乱的情爱，因此，说古典伦理扬人生抑情爱并不为过。非但如此，仅就抑情爱而言，男女两性承受的压力也有天壤之别。男性只要维系好与妻的礼宾关系，即被称作有德之士，在妻面前受阻的情爱，像鲍苏，可以从妾身上得到（这还是唐以前男性情爱的扩展方式，及至唐代妓业兴起，社会通道敞开，男性不仅可以在家中拥有三妻四妾，而且还可以在外面“游仙窟”，真可谓如鱼得水）。与社会对男性外紧内松相照应，女性情爱却受到严格管束，事实上要想使社会拥有秩序性，也只剩下管理女性这一途。所以男性特别提倡女性专贞，“一醮不改”，限制女性情爱外溢。但是，夫妇之间又无须情爱，这样，必得使女性情爱焦虑分散或转移，事亲、抚子、“养绩”、“执炊”，沉潜于日常事务，男性想当然地认为给女性们找到了情爱危机的合理解决途径。但女性执行妇道，却免不了与男性交往，交往往往是情爱发生的前提，因此，又要讲男女有别，才能有效防止违礼的情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还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照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33]“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向于同性方面去发展。”[34]

刘向之后，范晔把“女传”载入史册，开史传列女的先河。《列女传》所记班昭及《女诫》，对后世影响至深。以前论妇道，皆为男性，自曹大家（对班昭的尊称），始倡女性自诫，其后闺训层出不穷，均从班昭所言。男性劝导女性，往往事倍功半，盖男性自身行为不足以服女性；而女性自诫，且以男性标准为准，则事半功倍，盖出于男女二性共谋，使妇女绝无异端思想。班昭告诉女子，你们生下来就是卑弱的，出嫁以后，要“忍辱含垢”，“晚寝早作，勿惮夙夜”。女子瘦弱是美，修身以敬顺为好，“清静自守，无好戏笑”。班昭还教女子四行（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说自古男子可以再娶，女子不能二适。班昭处处讲求自我克制，女子不必聪慧灵异，能言善辩，颜色美丽，不必“工巧过人”，说到底，女子必须收束天然性情，不使外露，自我封锁、幽闭，方可赢得社会的赞许。但是，幽闭极易导致自我耽迷，所以女性诗词中多有自我哀怜的声音。